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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开国将帅中，不乏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比较著名的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老总和开国大将陈赓，祖辈是晚清的武将，从小就生在“武术世家”，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徐海东、耿飚、贺炳炎、孙继先、许世友、钱钧等人，少年时的习武经历对以后的革命生涯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贺老总学的是武当功夫，贺炳炎练的是武当剑，而许世友和钱钧则师出少林。

有很多记录表明，许世友虽然在少林寺习武8年，但并没有出家，不算正式的少林弟子。而比他年长8个月的“师弟”钱钧，也是少林寺的一名“杂役”。

钱钧认为，许世友是“俗家弟子”，但“师兄”许世友认为，自己也是一名“杂役”。

开国中将钱钧

钱钧，原名钱运彬，1905年5月出生于河南光山土楼乡钱家湾村。

由于家贫无力读书，钱钧6岁就给地主家放牛求一口饭吃，可地主动辄打骂，让小钱钧不堪忍受。8岁的时候，钱钧跑到湖北宣化店跟一位漆匠学手艺，可是师傅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

钱钧一气之下，独自跑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当了一名杂役，是给寺庙做苦力的。钱钧进了少林寺第一天就大开眼界，见识了烧火的“师兄”手掌劈柴的功夫，也常常跟着练功。

此时，来自河南新县的少年许世友，已在少林寺呆了3年，干的是和钱钧差不多的杂役活。但与钱钧主要跟班练习“朱砂掌”不同，许世友样样都去学，轻功硬功都练过。

时光飞逝，一晃5年过去了。钱钧决心回到家乡找机会干事业，不辞而别回到故里。钱钧的“师兄”许世友，也在这一年离开了少林。师父见他去意已决，就将他的名字“永祥”改为“释友”，后来他嫌“释”写起来麻烦，就改成了简单一点的“仕”。

红军时期的许世友

18岁的钱钧，回在家里挑起家庭重担，在山里烧炭、还学过骟马。

1925年，20岁的钱钧经人介绍，跑到汉口一家铸铁厂当翻砂工，在社会底层结识了一些进步工友，也慢慢接触到进步思想。劳动之余，钱钧非常低调，很少显露功夫。只是有一次，为了让穷弟兄们找点乐子，才露了一手。

在工友们的怂恿下，钱钧脱下满是汗渍的上衣，往地上一躺，让三个大汉站在肚子上。然后大喝一声，三个大汉像碰到弹簧一样弹了下来。工友们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欢呼声响成一片。

1927年2月，在董必武的介绍下，钱钧光荣加入组织。不久被派往光山县殷区任乡农协主席、自卫队大队长，积极准备起义。1929年4月，钱钧任游击队中队长，后任鄂豫皖边手枪队队长。

1930年3月，钱钧发现敌军一架飞机迫降在河滩，率手枪队打退几路敌军的进攻，随后将飞机拆成零件运到鄂豫皖苏区，被鄂豫皖总部命名为“列宁号”。

在鄂豫皖，钱钧作战勇敢一路升迁，也多次在战斗中负伤。

在四川、甘肃交界的一次战斗中，已是团政委的钱钧腹部中弹，失血过多，昏迷了一天一夜。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就装进一口棺材放在牛棚里准备下葬。钱钧醒过来时，听见有人说话。

原来团长正在问一位战士钱政委哪儿去了，战士回答装进棺材就要下葬。就听团长说：打开棺材，我再看一眼。于是，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团长往棺材里探身一看，钱钧正在里面眨巴眼睛。

几天以后，钱钧的伤势控制住了，团长坐在钱钧病床前，不无庆幸地说道：“老伙计，你的命可真大啊。”钱钧望望搭档，不无幽默地回答：“阎罗王不要咱，我有什么办法啊。”

1937年4月，在一次批判红四方面军南下的会上，张主席与鄂豫皖的老部下“面对面”，钱钧激动之下，到台上脱下布鞋打了张几下，张大声抗议，台下数百位干部一片惊呼。

会后，毛主席亲找张道歉，狠狠地批评了钱钧。钱钧曾任红四方面军的师参谋长、骑兵团团长，是一位中层干部。1937年9月，他被组织安排进入抗大学习。

抗大

钱钧的“师兄”许世友，态度则完全相反：他认为批判张没有错，但不能把红四的将士和张氏混为一谈。结果引发台下一片讨伐。许世友想不开，准备联络一些老部下走人。

许世友曾任红4军军长、骑兵师师长，是红四的高级干部，30多位师、团、营级干部愿意追随，想去大别山去找张才千打游击。最后时刻，许世友在红4军老搭档王建安幡然醒悟，报告了抗大保卫部。

抗大校长林彪立即带人抓捕许世友，许世友一跃上了房顶，众人拿他没办法。最后还是副校长刘伯承赶到，好说歹说把他从屋顶劝了下来。

主席胸怀宽广，不但允许许世友带枪来见，还掏心掏肺地交谈，让准备当梁山好汉的许世友心悦诚服，从此一生追随。主席对许世友循循善诱，将“许仕友”改名为“许世友”。

“仕”者，仕途也，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世”者，救济大众也。

在延安这段时期，钱钧认识了“师兄”许世友。钱钧问起许世友的经历，原来离开少林寺后，许世友被家里安排结了婚，生下儿子许光。第二次北伐时期，许世友参加了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独1师1团，当上了连长。1927年离队回乡，参加了11月王树声等人发动的“黄麻起义”，任红11军31师的排长。

老乡见老乡，许世友和钱钧意气相投，一见如故。

五井镇战斗旧址

1938年5月，钱钧率先离开延安，挺进山东根据地，任鲁中抗军独1师3团副团长，山东纵队4支队2团团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开辟和巩固了泰山、鲁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钱钧面对日军对鲁中的大扫荡，在临朐县五井镇以弱胜强，歼灭日军130多人。战后，钱钧将日军尸体清洗裹上白布、放上宣传品，通知驻临朐日军前来收尸。

几天后，数百日军收走尸体，还留下一封感谢信，对八路军的人道深表钦佩。

不久，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许世友也到了胶东。

两位“少林弟子”为了驱逐日军共同战斗，一起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解放战争，许世友任华野9纵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主席称赞许世友是“了不起的战将，打红了胶东半边天”。

而“师弟”钱钧任鲁中9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也参加了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一系列战役，被主席誉为“不当和尚当将军”。

1955年9月，钱钧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师兄”许世友战功卓著被授予上将。

1965年，钱钧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与许世友搭档，直到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两人晚年一直是好友，只是听力不济，都有些耳背，为难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因为两个老人当面聊得热火朝天，等转身走人以后，常常问身边的人：刚才许（钱）司令都说了些什么？

每当此时，工作人员都笑得前仰后合，老人不明就里，也跟着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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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开国将帅中，不乏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比较著名的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老总和开国大将陈赓，祖辈是晚清的武将，从小就生在“武术世家”，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徐海东、耿飚、贺炳炎、孙继先、许世友、钱钧等人，少年时的习武经历对以后的革命生涯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贺老总学的是武当功夫，贺炳炎练的是武当剑，而许世友和钱钧则师出少林。

有很多记录表明，许世友虽然在少林寺习武8年，但并没有出家，不算正式的少林弟子。而比他年长8个月的“师弟”钱钧，也是少林寺的一名“杂役”。

钱钧认为，许世友是“俗家弟子”，但“师兄”许世友认为，自己也是一名“杂役”。

开国中将钱钧

钱钧，原名钱运彬，1905年5月出生于河南光山土楼乡钱家湾村。

由于家贫无力读书，钱钧6岁就给地主家放牛求一口饭吃，可地主动辄打骂，让小钱钧不堪忍受。8岁的时候，钱钧跑到湖北宣化店跟一位漆匠学手艺，可是师傅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

钱钧一气之下，独自跑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当了一名杂役，是给寺庙做苦力的。钱钧进了少林寺第一天就大开眼界，见识了烧火的“师兄”手掌劈柴的功夫，也常常跟着练功。

此时，来自河南新县的少年许世友，已在少林寺呆了3年，干的是和钱钧差不多的杂役活。但与钱钧主要跟班练习“朱砂掌”不同，许世友样样都去学，轻功硬功都练过。

时光飞逝，一晃5年过去了。钱钧决心回到家乡找机会干事业，不辞而别回到故里。钱钧的“师兄”许世友，也在这一年离开了少林。师父见他去意已决，就将他的名字“永祥”改为“释友”，后来他嫌“释”写起来麻烦，就改成了简单一点的“仕”。

红军时期的许世友

18岁的钱钧，回在家里挑起家庭重担，在山里烧炭、还学过骟马。

1925年，20岁的钱钧经人介绍，跑到汉口一家铸铁厂当翻砂工，在社会底层结识了一些进步工友，也慢慢接触到进步思想。劳动之余，钱钧非常低调，很少显露功夫。只是有一次，为了让穷弟兄们找点乐子，才露了一手。

在工友们的怂恿下，钱钧脱下满是汗渍的上衣，往地上一躺，让三个大汉站在肚子上。然后大喝一声，三个大汉像碰到弹簧一样弹了下来。工友们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欢呼声响成一片。

1927年2月，在董必武的介绍下，钱钧光荣加入组织。不久被派往光山县殷区任乡农协主席、自卫队大队长，积极准备起义。1929年4月，钱钧任游击队中队长，后任鄂豫皖边手枪队队长。

1930年3月，钱钧发现敌军一架飞机迫降在河滩，率手枪队打退几路敌军的进攻，随后将飞机拆成零件运到鄂豫皖苏区，被鄂豫皖总部命名为“列宁号”。

在鄂豫皖，钱钧作战勇敢一路升迁，也多次在战斗中负伤。

在四川、甘肃交界的一次战斗中，已是团政委的钱钧腹部中弹，失血过多，昏迷了一天一夜。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就装进一口棺材放在牛棚里准备下葬。钱钧醒过来时，听见有人说话。

原来团长正在问一位战士钱政委哪儿去了，战士回答装进棺材就要下葬。就听团长说：打开棺材，我再看一眼。于是，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团长往棺材里探身一看，钱钧正在里面眨巴眼睛。

几天以后，钱钧的伤势控制住了，团长坐在钱钧病床前，不无庆幸地说道：“老伙计，你的命可真大啊。”钱钧望望搭档，不无幽默地回答：“阎罗王不要咱，我有什么办法啊。”

1937年4月，在一次批判红四方面军南下的会上，张主席与鄂豫皖的老部下“面对面”，钱钧激动之下，到台上脱下布鞋打了张几下，张大声抗议，台下数百位干部一片惊呼。

会后，毛主席亲找张道歉，狠狠地批评了钱钧。钱钧曾任红四方面军的师参谋长、骑兵团团长，是一位中层干部。1937年9月，他被组织安排进入抗大学习。

抗大

钱钧的“师兄”许世友，态度则完全相反：他认为批判张没有错，但不能把红四的将士和张氏混为一谈。结果引发台下一片讨伐。许世友想不开，准备联络一些老部下走人。

许世友曾任红4军军长、骑兵师师长，是红四的高级干部，30多位师、团、营级干部愿意追随，想去大别山去找张才千打游击。最后时刻，许世友在红4军老搭档王建安幡然醒悟，报告了抗大保卫部。

抗大校长林彪立即带人抓捕许世友，许世友一跃上了房顶，众人拿他没办法。最后还是副校长刘伯承赶到，好说歹说把他从屋顶劝了下来。

主席胸怀宽广，不但允许许世友带枪来见，还掏心掏肺地交谈，让准备当梁山好汉的许世友心悦诚服，从此一生追随。主席对许世友循循善诱，将“许仕友”改名为“许世友”。

“仕”者，仕途也，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世”者，救济大众也。

在延安这段时期，钱钧认识了“师兄”许世友。钱钧问起许世友的经历，原来离开少林寺后，许世友被家里安排结了婚，生下儿子许光。第二次北伐时期，许世友参加了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独1师1团，当上了连长。1927年离队回乡，参加了11月王树声等人发动的“黄麻起义”，任红11军31师的排长。

老乡见老乡，许世友和钱钧意气相投，一见如故。

五井镇战斗旧址

1938年5月，钱钧率先离开延安，挺进山东根据地，任鲁中抗军独1师3团副团长，山东纵队4支队2团团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开辟和巩固了泰山、鲁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钱钧面对日军对鲁中的大扫荡，在临朐县五井镇以弱胜强，歼灭日军130多人。战后，钱钧将日军尸体清洗裹上白布、放上宣传品，通知驻临朐日军前来收尸。

几天后，数百日军收走尸体，还留下一封感谢信，对八路军的人道深表钦佩。

不久，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许世友也到了胶东。

两位“少林弟子”为了驱逐日军共同战斗，一起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解放战争，许世友任华野9纵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主席称赞许世友是“了不起的战将，打红了胶东半边天”。

而“师弟”钱钧任鲁中9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也参加了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一系列战役，被主席誉为“不当和尚当将军”。

1955年9月，钱钧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师兄”许世友战功卓著被授予上将。

1965年，钱钧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与许世友搭档，直到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两人晚年一直是好友，只是听力不济，都有些耳背，为难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因为两个老人当面聊得热火朝天，等转身走人以后，常常问身边的人：刚才许（钱）司令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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