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途汽车上的,长途班车上

五代石像

朱温是被妖魔化很严重的人物，他的所谓禽兽之行，大多数来自传闻，存在很大的疑窦。要知道，朱温当时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次年就死了，且百战多病，不太可能发生如此之事。这里可以细细质疑。朱温的禽兽之行主要是两条，一是“幸张全义私第”，二是骨肉聚麀（乱伦）。

“幸张全义私第”

先看第一条罪行，最初记载于《旧五代史》所引用的一本《五代史阙文》。由于五代战乱非常残酷，许多事情是没有准确记载的。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就引用了晚辈王禹偁的著作。他为什么引用呢？这是因为薛居正本人是沙陀人集团的文臣，历经后晋、后汉、后周，政治组织上属于桑维瀚系统，对朱温一直抱有质疑和鄙视的态度。但他毕竟是大人物，留有口德，明确说了这只是“世传”之事。说明朱温强奸张全义一家女眷的事情，大概在五代都有传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沙陀集团的谣言。而王禹偁是宋初人，成年时已经是太宗时期，并不会比薛居正知道更多历史掌故。

后梁武士浮雕

《旧五代史·张全义传》：…然全义少长军中，立性朴滞，凡百姓有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阙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义私第。甲辰，归大内。梁史称：「上不豫，厌秋暑，幸宗奭私第数日，宰臣视事于仁政亭，崇政诸司并止于河南府廨署。」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剚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

按照著史的惯例，这种事是不能采信的。作者应该秉承客观态度，审慎看待传言。要知道，当时的朱温已经六十多岁，在所谓的“幸张全义私第”事件后不久就死了。他之所以去张宅，是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压力山大，且前途渺茫，早已心力交瘁。按照一般常理，这种状态下的老人是没有能力对数十名妇女实施强奸行为的。但欧阳修、司马光都采信无疑，不容置评地把传言当成了真实。

《新五代史·张全义传》：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资治通鉴·后梁纪》：辛丑，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

五代陵墓石雕（后蜀）

骨肉聚麀

朱温乱伦的事情就更离谱了，出自一本文人笔记，即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梁祖张夫人”条。孙光宪是四川人，在五代初期，也就是朱温和沙陀李对峙的时期，他曾北上汉中进入秦陇游历，但一年后就回到南方，在南平国任职了。他去的时候只是小文人，道听途说了关于朱温乱伦的事情，于是写下“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文人在笔记上记载些新奇猎艳之事很平常， 但史家就不能这样干了。

《北梦琐言·梁祖张夫人》：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自张皇后崩，无继室，诸子在镇，皆邀其妇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宠之。太祖病久，王氏与友珪妻张氏，常专房侍疾。

五代铜镜

而欧阳修《新五代史》竟然言之凿凿，连《旧五代史》都没提的事情，欧阳修竟然写入了正史。应该说，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旧五代史的薛居正怎么说也是五代人，且做官很大，总比生于宋朝的欧阳修知道的要多吧？这就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只要是自己不赞同的历史人物，就不断地搜集黑材料来妖魔化，给后世留下非常糟糕的案例。

欧阳修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因为宋初人都以李克用家族为正统，以朱温为篡逆，政治立场先行，就听风是雨了。朱温的问题很大，主要是他篡唐和残暴。所谓“梁有大恶”，即指篡唐。

五代浮雕

真实情况

实际上，朱温在开平三年（909年）就已经大病了（寝疾），乾化二年（912年）已经“疾甚”，当年发生了宫廷暗杀，时年六十岁。即便其子朱友珪不杀，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一般帝王本纪说到“病笃”、“疾甚”、“大渐”的时候，基本上等于病危了。朱温的身体就是从公元909年开始垮掉的，当年他迁都洛阳，诸般不适，病好之后甚至开始吃素念佛。而传说中的禽兽之行，发生在三年后的乾化元年七月（911年），这时他兵败回洛阳，“道病”，倍感心力交瘁、前途无望，加上三年前的大病和吃素念佛，他还有可能干下禽兽之行吗？

至于骨肉聚麀，《新五代史·梁家人传》说的过于离谱了，不值一提。政变原因很明显是出自朱友珪的恐惧。他看到朱温已经病危，又因为自己生母只是一个军妓，连带自己也被鄙视，不可能得到大位，再加上诏书将他外放，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旧五代史》引《通鉴》：（开平三年七月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己丑夕，寝殿栋折。诘旦，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帝惨然曰：「几与卿等不相见。」君臣对泣久之。遂诏有司释放禁人，从八月朔日后减膳，进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弃郡西奔，本州将吏以都牙校李玫权知州事。
《旧五代史》引《通鉴》：闰月壬戌，帝疾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兒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帝虽未以友文为太子，意常属之。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命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珪益恐。

五代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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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石像

朱温是被妖魔化很严重的人物，他的所谓禽兽之行，大多数来自传闻，存在很大的疑窦。要知道，朱温当时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次年就死了，且百战多病，不太可能发生如此之事。这里可以细细质疑。朱温的禽兽之行主要是两条，一是“幸张全义私第”，二是骨肉聚麀（乱伦）。

“幸张全义私第”

先看第一条罪行，最初记载于《旧五代史》所引用的一本《五代史阙文》。由于五代战乱非常残酷，许多事情是没有准确记载的。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就引用了晚辈王禹偁的著作。他为什么引用呢？这是因为薛居正本人是沙陀人集团的文臣，历经后晋、后汉、后周，政治组织上属于桑维瀚系统，对朱温一直抱有质疑和鄙视的态度。但他毕竟是大人物，留有口德，明确说了这只是“世传”之事。说明朱温强奸张全义一家女眷的事情，大概在五代都有传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沙陀集团的谣言。而王禹偁是宋初人，成年时已经是太宗时期，并不会比薛居正知道更多历史掌故。

后梁武士浮雕

《旧五代史·张全义传》：…然全义少长军中，立性朴滞，凡百姓有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阙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义私第。甲辰，归大内。梁史称：「上不豫，厌秋暑，幸宗奭私第数日，宰臣视事于仁政亭，崇政诸司并止于河南府廨署。」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剚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

按照著史的惯例，这种事是不能采信的。作者应该秉承客观态度，审慎看待传言。要知道，当时的朱温已经六十多岁，在所谓的“幸张全义私第”事件后不久就死了。他之所以去张宅，是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压力山大，且前途渺茫，早已心力交瘁。按照一般常理，这种状态下的老人是没有能力对数十名妇女实施强奸行为的。但欧阳修、司马光都采信无疑，不容置评地把传言当成了真实。

《新五代史·张全义传》：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资治通鉴·后梁纪》：辛丑，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

五代陵墓石雕（后蜀）

骨肉聚麀

朱温乱伦的事情就更离谱了，出自一本文人笔记，即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梁祖张夫人”条。孙光宪是四川人，在五代初期，也就是朱温和沙陀李对峙的时期，他曾北上汉中进入秦陇游历，但一年后就回到南方，在南平国任职了。他去的时候只是小文人，道听途说了关于朱温乱伦的事情，于是写下“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文人在笔记上记载些新奇猎艳之事很平常， 但史家就不能这样干了。

《北梦琐言·梁祖张夫人》：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自张皇后崩，无继室，诸子在镇，皆邀其妇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宠之。太祖病久，王氏与友珪妻张氏，常专房侍疾。

五代铜镜

而欧阳修《新五代史》竟然言之凿凿，连《旧五代史》都没提的事情，欧阳修竟然写入了正史。应该说，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旧五代史的薛居正怎么说也是五代人，且做官很大，总比生于宋朝的欧阳修知道的要多吧？这就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只要是自己不赞同的历史人物，就不断地搜集黑材料来妖魔化，给后世留下非常糟糕的案例。

欧阳修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因为宋初人都以李克用家族为正统，以朱温为篡逆，政治立场先行，就听风是雨了。朱温的问题很大，主要是他篡唐和残暴。所谓“梁有大恶”，即指篡唐。

五代浮雕

真实情况

实际上，朱温在开平三年（909年）就已经大病了（寝疾），乾化二年（912年）已经“疾甚”，当年发生了宫廷暗杀，时年六十岁。即便其子朱友珪不杀，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一般帝王本纪说到“病笃”、“疾甚”、“大渐”的时候，基本上等于病危了。朱温的身体就是从公元909年开始垮掉的，当年他迁都洛阳，诸般不适，病好之后甚至开始吃素念佛。而传说中的禽兽之行，发生在三年后的乾化元年七月（911年），这时他兵败回洛阳，“道病”，倍感心力交瘁、前途无望，加上三年前的大病和吃素念佛，他还有可能干下禽兽之行吗？

至于骨肉聚麀，《新五代史·梁家人传》说的过于离谱了，不值一提。政变原因很明显是出自朱友珪的恐惧。他看到朱温已经病危，又因为自己生母只是一个军妓，连带自己也被鄙视，不可能得到大位，再加上诏书将他外放，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旧五代史》引《通鉴》：（开平三年七月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己丑夕，寝殿栋折。诘旦，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帝惨然曰：「几与卿等不相见。」君臣对泣久之。遂诏有司释放禁人，从八月朔日后减膳，进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弃郡西奔，本州将吏以都牙校李玫权知州事。
《旧五代史》引《通鉴》：闰月壬戌，帝疾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兒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帝虽未以友文为太子，意常属之。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命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珪益恐。

五代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