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有少将团长吗?,国民党少将连长

2022-10-04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天择杂谈由原国防大学教员天择创办，欢迎关注~战神粟裕的背后（65）上一节我们讲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结果有很多反馈，在这里给那些喜欢喷又喷不到点子上的人普及一下那段历史知识。在民国时期，中日两国的

天择杂谈由原国防大学教员天择创办，欢迎关注~

战神粟裕的背后（65）

上一节我们讲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结果有很多反馈，在这里给那些喜欢喷又喷不到点子上的人普及一下那段历史知识。在民国时期，中日两国的军队在上海发生过两次正面碰撞，都被称为上海事变，第一次是1932年，史称第一次上海事变，第二次是1937年，史称第二次上海事变。

后来为了区别这两次战役，将1932年的称为淞沪抗战，将1937年的称为淞沪会战。这样区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规模方面考虑的，1937年的淞沪会战比1932年的淞沪抗战规模大得多，1932年的淞沪抗战，日军总兵力约10万人，中国军队总兵力约6万人，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20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约80万人。

另外我们还讲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其口号及其制度保障。其实口号对一个组织特别重要，口号通常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有制度做支撑的口号，比如武士道的“为天皇尽忠”，日本从家属待遇、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给予保障，如一个日本军人在战场上死了，当其他人经过他家门口时，都得鞠躬敬礼，所以在战场上日本军人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像昨天讲的空闲升只是非常少数的情况。

第二种是没有制度支撑的口号，比如国民党的征兵口号：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国为民。这几句话很顺口，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制度保障，战死也就战死了，甚至连个名分都没有，所以国民党军征兵只能靠抓壮丁。而我党的参军口号非常简单，却非常管用：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虽是大白话，但一下子把结果讲清楚了。

第三种是没有具体制度却有愿景的口号，比如“建设一个新中国，人人有饭吃！”，因为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还没有建立，但是人人对这个口号都坚定不移，并且成为一个人人都相信的愿景，很多人为了不让父母挨饿，自愿参加解放军、英勇杀敌。

迄今为止，笔者感觉最好的口号就是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简单易懂，愿景可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红军每到一处，往往不需要做调查，就会有当地的贫苦百姓将土豪名单送给红军，以便红军去打土豪，然后分得财物和土地。这一口号极大地调动了普通百姓的革命热情。

前面我们讲了蒋介石在第3次围剿失败后为什么没有立即进行第4次围剿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中日矛盾加剧，淞沪抗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思想不统一，令蒋介石焦头烂额。当时蒋介石面临3种力量：

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蒋介石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一旦正面对抗必然失败，所以他采取“四不”策略，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知道这一鸵鸟政策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于是他拉上汪精卫为其垫背。他专程飞往杭州与汪精卫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的协议，由汪精卫负责内政外交，与日本进行妥协政策。汪精卫欣然答应，后来的事态发展恰好证明了蒋介石是颇具战略眼光的，让汪精卫背了锅，他自己成了抗日领袖。

二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政权及其领导的红军武装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政权，也就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三是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包括李宗仁、陈济棠、蔡廷锴等人。

对于这三种力量，蒋介石认为日本的力量暂时还没有把自己逼到非打不可的份上，国民党内的力量可以利用，并借机削弱，而利用红军的力量进行削弱是最好的办法。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和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平衡内部的反对声音后，便立即发起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组织发动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赣粤边区“剿共”总司令，先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清剿”，鄂豫皖和湘鄂西“围剿”得手后，再转兵江西，发动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大规模“围剿”基本结束后，立即由这些地区抽调部队至江西，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苏区，收买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加紧镇压部队中有不满情绪和倾向于革命的士兵群众。

到1932年12月下旬，蒋介石认为准备差不多了，命令何应钦开始进行进攻，何应钦采取“三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

何应钦将进剿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其中中路军是进剿军的主力，共有12个师70个团约16万人，由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

陈诚将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1纵队由第11、52、59师组成，由第5军军长罗卓英为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2纵队，以第10、第14、第27师和第90师组成，由第4军军长吴奇伟任纵队长；第3纵队，以第5、第6、第9、第79师组成，由第8军军长赵观涛为纵队长。第3纵队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2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第43师为预备队，要求3个纵队统一于1933年1月6日以前集中完毕，不过实际上并未能按时集中。

如果说之前的3次围剿，蒋介石关心不上心的话，那对于第4次围剿，蒋介石可是非常上心了。这从参战力量就可以看出来，陈诚的第18军是蒋介石的绝对主力，也是蒋介石的看家本钱，陈诚也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

国民党军大兵压境，中央苏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央苏区也今非昔比了，因为中央红军利用第3次反围剿与第4次反围剿之间的较长间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央红军已经发展到约7万人，军队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装备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秦邦宪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此后，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秦邦宪等实际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秦邦宪很多人不熟悉，他还有另外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诺夫，简称博古。

中共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加紧推进军事冒险主义，给红军反“围剿”准备和反“围剿”作战增加了许多困难。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是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又主要以苏联10月革命的军事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

苏联10月革命的经验有很多，其中的主要军事经验是城市中心论，也就是革命发展道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和平时期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在城市中举行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也就是“夺取城市，一击而中”的形式。这也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

这一军事战略的出发点是以工人队伍为中心，而工人又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工业化又哪来的工人阶级。中国当时的工业化刚起步，工人队伍的力量非常弱小，而农民数量庞大，所以主席提出以农村为中心，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也就在1933年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调整编制序列，撤销第4军番号，部队缩编为两个师，直属第一军团指挥，以第10军和第11军第31师合编为新的第11军。1933年2月，粟裕调任第11军参谋长。

当时主席已经离开军事领导岗位，但是其军事思想被周恩来、朱德等人所认可并继承，当临时中共中央下令进攻敌人的重兵集团和实施城市攻坚时，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然而遭到临时中央的批评，周恩来、朱德等人只好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实施城市攻坚，也就是渡过抚河，攻击南丰。

抚河是江西省第二大河流，位于江西省东部，是鄱阳湖水系主要河流之一，而南丰县，隶属于江西省抚州市，位于江西省东部，南丰县的东部就是抚江，抚江是南丰城东部的屏障。

因为南丰扼守广昌通往抚州大道的咽喉，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所以国民党军在南丰筑有非常坚固的工事，南丰的守军为第8师，该师共2个旅6个团，师长为陶峙岳，少将军衔。

陶峙岳是一位传奇人物，他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市仙凤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毕业，毕业后在湘军谭延闿部就职，1926年陶峙岳参加北伐战争，因功晋级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第3旅少将团长，后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参加对红军作战，1946年他应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之请，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春，陶峙岳曾采取拖延战术，避免了驻疆部队被调入关内参加内战，并与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人秘密进行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同年9月25日排除阻力，率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陶峙岳1955年因贡献突出被授予上将军衔。

也就是说，他1926年获得国民党军少将军衔，29年后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83年后，也就是2009年，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和平将军陶峙岳》并播放，2019年9月25日，为庆祝新疆和平解放70周年，央视电影频道黄金强档重播电影《和平将军陶峙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