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7高致远扮演者

全球七强！在第38届国际公共演讲比赛（IPSC）中，经过与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英语演讲高手激烈角逐，上外学子熊子卿不负众望，进入全球七强。

熊子卿的外婆和母亲均毕业于上外英语专业，可以说，自出生之日起，熊子卿就与上外结下了不解之缘。6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上外校园。中学时代，他每天上下学都会雷打不动地穿过上外校园。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外婆和母亲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伴着他开心、用心地学习，培养他对英语的浓厚兴趣。爱上上外，对熊子卿来说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对上外的爱，熊子卿的感受就如同老舍先生《想北平》里的这段话一般。

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将个人理想抱负与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在英语舞台用英语介绍中国故事，这是熊子卿在新时代作为一名新青年的信念与目标，也是支撑熊子卿选择来到上外的核心力量。

在上外，熊子卿就读于英语学院，接受严谨的英语专业训练和系统扎实的英语人文教育，在进一步夯实语言技能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人文视野，健全人文知识结构，培养人文情怀和思辨能力。熊子卿也是上外卓越学院“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实验班”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接受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与政治学两大优势学科的跨学科交叉培养，具有跨学科分析的宽广视野，正在成长为一名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多语种+”的国别区域通才。

2017年暑假，熊子卿赴美国乔治城大学交流学习。在那里，他选修了英语演讲课程，从广场舞到共享单车，他在课堂上讲述着自己家乡的故事；他还参观了央视北美分台，聆听央视记者王冠讲述在美国介绍中国故事的经历与感悟。这一切都令他更加深入地体悟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要义。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熊子卿一直在思考与探索。2018年秋天，他作为志愿者接待了来自哈佛大学学生会的代表。作为陪同翻译，熊子卿与哈佛学子一同听课、游览、学习中国文化。其间，一位哈佛学生买来一本《论语》，熊子卿一边翻译，一边向他讲述孔子的智慧。哈佛学生惊喜地发现，《论语》中很多思想与自己崇尚的价值观是如此相似。孔子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国人，更是跨越2000多年的时空距离，在中美两国青年心中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有感于斯，在第23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总决赛中，当熊子卿被问及能否推荐一个“中国的哈利·波特”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孔子的名字：相比起咒语、化学物质、炼金术式的魔法，中国人更重视灵魂与思想的魔法，而孔子思想对先辈的传承与自身的创新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回答结束后，评委和观众的掌声与喝彩让熊子卿意识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挖掘每一个对中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利用超越自我、跨越国际的演讲能力把故事讲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故事，也许身处其中的我们觉得它们司空见惯，但在别人眼中这些故事往往独特而有趣，挖掘这些故事，讲好这些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这些故事传达值得分享的价值与观点。

从上外到上海，从全国到全球，熊子卿分享着自己一家三代上外人的故事，带着家人给予的情感温度、精神支持和上外培养的扎实功底、国际视野，一步一个脚印，迈着稳健的步伐自信地走上一个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青年演说者之路。

阿伊努拉 |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上外

阿伊努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是上外“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研究生。2019年是她来中国的第10个年头，也是她在上海度过的第5个春秋。

“看着成龙电影长大”的阿伊努拉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此外，曾参与当地孔院成立的校长母亲也影响了她。2009年，16岁的阿伊努拉迈出了去中国学习的第一步。初到北京的她汉语基础并不好，学业上遭受了不小打击，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通过课余时间努力学习，一天花三四个小时练习汉字书写。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在华深造的机会。

2014年夏末，阿伊努拉来到上海读研。“我喜欢上海的快速都市节奏，它能让我在一天之内做完很多事情。”

喜欢挑战的阿伊努拉选择跨学科到上海政法学院攻读刑法硕士学位。经过3年的学习，她顺利找到了自身所长——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法律现状。也是在研究生期间，阿伊努拉逐渐对外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2017年9月，阿伊努拉经过孔子学院总部“孔子新汉学计划”的选拔，来到上外继续攻读外交学博士学位。

“上外的多语种、多元化教学吸引了我，汪宁教授是坚定我选择上外的原因。”汪宁教授是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大国关系等方面。作为阿伊努拉的导师，汪宁教授支持她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和讲座，让她在互动中学到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2018年12月，阿伊努拉参加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合作、共赢与共享”研讨会，其撰写的论文《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双边关系的发展、合作现状及潜力》被收入研讨会论文集。

在上外读博的第二年，阿伊努拉在汪宁教授的启发下用俄语撰写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并发表在俄罗斯的学术期刊上。关于为什么用俄语写作，她解释道：“中亚很多国家的人会俄语，我想让更多人阅读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很多方面能很好地借鉴中国经验。”

阿伊努拉很感谢“孔子新汉学计划”提供的平台让她有机会到上外学习。作为“孔子新汉学计划”的组织者，孔子学院总部致力于为更多来华留学生提供深入观察、研究中国的机会。上外孔院工作处积极与多所大学展开合作，鼓励阿伊努拉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新汉学博士生切磋交流，并定期举行新汉学博士生座谈会，从生活到学习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国际关系研究所更是针对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及学术需求召开恳谈会，听取学生的感受和建议，致力于为他们创设更有利于学习和研究的课堂模式。

如今，阿伊努拉和她的丈夫已经在上海安家，在这座包容并蓄的城市中，一家人其乐融融。

“学习汉语让我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它真的改变了我。”阿伊努拉坦言，如果自己当初没有学习汉语并选择来中国，可能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电影里的功夫上。10年的中国之行，从北京到上海的城市体验，从语言到外交的学术拓展，让阿伊努拉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

2019年10月，在上外举办的第十届亚非研究国际联盟年会上，阿伊努拉作主题发言——“吉尔吉斯斯坦2018-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介绍吉尔吉斯斯坦到2040年的重要事项、目前经济状况和未来发展目标、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将如何加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等。吉尔吉斯斯坦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极大地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将“一带一路”和祖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探索其中的可行性和面临的挑战，是阿伊努拉未来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至于毕业后的打算，阿伊努拉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在中吉两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路上，一同见证丝路文明共同体的繁荣。

任川海 | “上外钟汉良”

在30年来的一线教学经验里，他有一套与学生相处的独特方式。在同学们眼里，他既是严厉的，又是慈爱的。既像精英偶像一样遥远，又像邻家大叔一样亲近。

他就是上外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的任川海老师。2018年，他荣获上外优秀教学奖。

自21岁从上外毕业留校至今，任川海已在上外任教33年。回忆起自己和日语的缘起，任川海感慨万千，“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际，我和很多青年一样，带着想象和兴趣，渴望了解中国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而外语是达到这一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自此，任川海的生活中便多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日语。

留学期间，日本大学的学术开放程度之高给任川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大学，论文答辩会叫作公听会，也就是说所有人，不论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来听，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术活动。”

任川海为人低调，但儒雅的外表和优美的发音让他在上外日院一直有着很高的人气，甚至有同学称呼他为“上外钟汉良”。互联网上也流传着对任老师的讨论，在知乎上的一篇题为《上任川海老师的课是怎样一种体验》的帖子里，同学们都对任老师的上课风格和为人处世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从刚刚留校任教时21岁的青年教师，到此时已是天命之年的资深教授，任川海不断优化着自己的日语课堂。33年来，任川海见证了日语教学的变化，提出要将传统教学与新科技结合，一方面仍坚持通过传统课堂教学培养同学们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另一方面运用网络平台等新型教学手段，将原本90分钟的课堂向外延伸，使同学们在课堂之外也能进行有效的学习。

“发问”是任川海日语课堂的一大特点——抛出一个问题，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想法，让原本以老师为主的课堂变成以学生为主。任川海说：“我不喜欢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单纯由老师讲授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困倦的心理，而对课堂重难点的提问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重难知识的记忆。”

在漫长的语言学习之路上，同学们会碰到许多难题，对此，任川海建议“多用多听”，只有反复使用语言，学起来才不会觉得吃力。“为什么我们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会说得那么流利，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其他的表达也是如此。”任川海解释道，“用的前提是需要创造环境，例如同学们可以约定日语日等活动，在这天大家都用日语交流，不用中文。”

“语言是承载文化的工具。”这是任川海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才是用之不尽的财富。正如任川海所期望的那样：“上外培养出的学生不应该是机械的翻译员，而是要立志做翻译家、外交官。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我们深入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才能让语言具有温度，才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的美与精髓。”

顾力行 |上外的 “美国夫子”

年少时，他从烟花包装纸上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青年时，他与同样来自异国他乡的妻子定情厦门大学；年过而立，他选择扎根上海，面向国际，用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让中国了解世界，向世界介绍中国。

他是上外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来自美国的顾力行（Steve J. Kulich）教授。

1981年夏，顾力行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并在上海停留了3日。顾力行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变化并不大，上海发展真正步入快车道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座座高楼和高架桥拔地而起，烧煤厂逐渐搬离市区，房地产开发方兴未艾

再次来到上海的顾力行看到了浦江之畔“一座曼哈顿的崛起”。1993年，顾力行带着他的德国妻子和两个女儿定居上海，一待就是20多年。“当时上海发展开始起步，我感觉我们也是这个变革的一分子，并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1993年开始，拥有跨文化交际硕士学位的顾力行在上外出国留学培训部任教，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者和从事跨国商务的企业员工提供培训。与此同时，他来中国工作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中国和世界跨文化研究学者之间搭建起一架连接彼此的桥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文献很少，也不够深入，在东西方文化比较方面，很多文献都是拿日本和美国进行对比分析。中国与世界对彼此的认知十分匮乏。让顾力行感到欣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一些高校先后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95年，中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术会议在哈工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1997年，顾力行前往北外参加第二届研讨会，从此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便成为他的“学术家园”。

2003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在顾力行看来，上海在跨文化交际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上海高校云集，与国际交流频繁，而且上海历来就是个国际化的都市。”除了每年的例行会议，上海分会还积极举办校际论文竞赛，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互动，为协作搭建平台。

中国虽然在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与西方国家有一定差距，但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跨文化教育和研究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可，从浅层教育走向深层发展，从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拓展到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越来越多的重点大学设立了跨文化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进入21世纪，国内出版社相继引进国外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权威经典著作，对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力行说：“我很幸运，能与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科一起成长。”

谈到自己的中文名，顾力行说，这个名字代表了他的人生目标：“顾，有顾问、照顾的含义；力行，意思是践行上帝赐予我内心的力量。”这也是他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写照。

在上外，顾力行首开跨文化交际学课程，2002年又创立跨文化交际研究方向，10余年间已培养了300名跨文化方向的研究生。2005年初，他和上外张红玲教授等人在共同发展跨文化教学研究时产生了一个共识，即建立一个能整合相关资源、加强该学科建设并更好地服务学校和学生的研究中心。在校方支持下，上外跨文化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成立。

担任中心执行主任的顾力行深感责任重大。钟爱教学的他坦言，自己更擅长鼓励他人做科研：“发展学科，旨在育人。这是我们中心的宗旨。从事跨文化教学、培训和研究，可以让人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对比、冲突再到适应的过程，得以获得成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文化能力、国际意识、世界公民。在这方面，我将为中心竭尽自己所能。”

顾力行很感激上外的教学生涯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1993年至2002年，他在出国留学培训部的教学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价值观有系统化和本土化的研究。“我做了很多问卷调查，收集了大量调查数据。每天在课堂上和学员交流，都让我有新的收获。”

“近水楼台先得月”，与中国这份独特的联系，让顾力行在参加各种国际性会议时，能够提出众多关于中国的新思想、新见解，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份工作为我从事价值观、身份认同、社会交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这位美国教授说，跨文化交际可以真正实现各国间的对话：“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也让世界通过第一手经验了解中国。”

身为一名人文学者，顾力行更关注人类内心的建设，也更相信人心相通的力量。他表示，如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在进出口、PPP（购买力平价）等诸多方面已经领先世界，“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通过‘一带一路’，真正实现给予、交流、合作，并将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顾力行于2007年和2011年分别获得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和荣誉奖；2011年，被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授予“特殊贡献奖”。

“高翻”师生| 2017的“热血”夏天

“看，我被易烊千玺捧在手心！”2019年4月10日，易烊千玺受邀参加联合国青年论坛，并获得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新闻和媒体司司长姜华的赠书。这本《联合国概况》（第42版）是联合国全球传播部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以下简称“上外高翻学院”）于2019年合作推出的联合国官方出版物。对上外高翻学院的师生来说，这本书除了被偶像捧在手心之外，背后还有更热血的故事。

临危受命：不同寻常的“巨无霸”工程

一份全英文的《联合国概况》，3个月的期限，29.6万字的英译中工作量，听起来像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2017年夏天，它却实实在在摆在了上外高翻学院的师生面前。

让很多上外人印象深刻并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2015年由上外高翻学院负责翻译的《联合国概况》（第41版）（这也是29年来该书的首部中文版）正式发布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上外高翻学院是完成这一翻译任务的“关键”，联合国官员称赞上外为联合国作出了“绝妙的、杰出的贡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曾将之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国家领导人。2017年，基于之前的顺利合作与丰硕成果，联合国再次邀请上外高翻学院师生团队翻译《联合国概况》（第42版）。

上外高翻学院与联合国素来有深度合作，成立于2015年9月的DPI（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师生翻译团队（现已更名为DGC团队：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就是双方的合作平台之一，由上外高翻学院黄协安老师担任团队审校，笔译专业3位学生骨干领衔，负责团队管理、翻译项目运作、翻译风格指南和术语库等团队资产的维护工作。

接下任务的时候，正是DPI团队一年一度的新老生交接过渡时期。考虑到2015级学子正处在求职和论文两项压力下，所有2016级同学临危受命，提前上岗，以保障翻译项目顺利完成。

对学生们来说是“头一遭”，然而具有丰富翻译经验、被学生戏称为“大仙”的指导教师黄协安，同样用“疯狂”两字来形容这次任务——毕竟，上一版本的翻译是全院七八十位师生参与，前后经历了9个月才得以完成的。这一次，一位老师带着5位老成员和15位新成员组建的团队，能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吗？

虽然是新生骨干，但得益于DPI团队的“老带新”和各种“陪跑”训练，大部分成员已经在实践中快速成长，达到项目所要求的基本素质。林殷颖、洪小彬、俞莹蕾，3位2016级英语笔译专业的学子担任项目经理，主要负责主导和协调文本分析、项目流程制定、任务分工、术语提取及整合、初译、互校、审校、通读和最终清稿交付的各个阶段，需要在译员、审校老师、联合国委托方三者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在团队的QQ群里，有一张非常详细的项目分工表，从前期的文本分析、估算每人工作量，到后面的初译、互校、审校、通读，成员们逐项解决一系列问题；高度紧绷的神经、极度疲倦的眼睛，都没有打消团队成员的高涨热情，QQ群里每天都有几百上千条讨论记录在更新，每位参与者都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全情投入的精神状态。

对黄协安老师来说，他还有更大的挑战——项目前半段，他正在加拿大访学，与团队成员有12小时时差，但同学们都感觉，他与大家是无缝交流的。回国后顾不上倒时差，黄老师就一股脑投入到审校工作中去。对他来说，半夜两三点伏案高效工作是最常规的生活画面。

对所有师生来说，这个项目的完成不仅是对翻译专业能力的挑战，更是团队协作和职业素养的一场巨大考验——为确保事实准确万无一失，每一位译者成为了“好侦探”，针对每个事实点，要查出多方来源“证据”，直到找到最权威的事实依据，文稿查证批注密密麻麻。在团队合作中，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所有同学和审校老师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给出依据。同时，环环相扣的流程设置也督促着所有参与者严格遵守所有时间节点，交出最高质量的译文和审校稿。

实际上，在2017年那个“疯狂的夏天”，团队在7月30日交出《联合国概况》定稿之后，8月1日就马不停蹄地启动了两期《联合国纪事》约13万字的翻译。这意味着在那个暑假，他们紧盯着电脑，不分日夜地完成了42万字的联合国译稿。

有始有终：联合国实习，再遇《联合国概况》

上外师生在2017年暑期递交了《联合国概况》（第42版）的中文版译文，而直到2019年年初，这本书才现身联合国纪念品店的书架上。中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去哪儿了？

事实上，联合国全球传播部在收到译文后便委派部门资深专家进行审校。审校完成后，再由团队成员进行中英文对照检查，检查中文是否存在增译、漏译、错别字、表述有误和数字错误等问题。

有意思的是，DPI团队的前任项目经理、2015级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刘金娟和徐梦娇在项目开始时，曾参与了项目成员招募和估算工作量等初步工作，随后，她们分别于2017年6月和2018年1月被选拔前往联合国总部实习。

在实习期间，她们惊喜地发现，《联合国概况》（第42版）在这里与他们再次相遇——刘金娟接到了修订和校对中文初译稿的任务，徐梦娇则对书稿进行排版。对于数月前在上外校园了解并开始接触这项翻译工作的两人而言，简直是实习中“最惊喜的安排”。

有“始”有“终”的还不止她们俩。2018年10月，洪小彬被推荐前往联合国全球传播部实习。在实习期间，她参与了《联合国概况》（第42版）的最终修订和排版工作。据她回忆，她还曾为了排版和同事起了小小的“争执”——是按照中文排版将每段中文的首行缩进两个字符，还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每两段中文段落间空一行？经过一番努力，洪小彬的想法获得了认可。现在想起来她仍感到兴奋：“中文段落的首行都缩进了两个字符，也算是里程碑式的一大进步呢！”

全方位合作：打通国际组织实习就业通道

《联合国概况》（第42版）的发布激起了上外师生的自豪与共鸣，然而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上外与联合国的合作远不止这些。

作为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亚太工作组所在地，上外拥有全亚洲首屈一指的高级翻译学院，已开设全部联合国6种官方语文语对组合，获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全球最高评级，是中国唯一位列世界15强的专业会议口译办学机构，英汉语对全球排名第一。

上外先后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内罗毕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和纽约总部等建立合作，每年向联合国各分支机构输送高质量的实习生，还有不少优秀毕业生通过层层考试，成为正式译员，担任相关口笔译工作。

近年来，上外致力于高层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通过多语种组合专业翻译高端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等方式为学子提供大量国际组织实习机会，而与国际组织稳定的伙伴关系也为上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搭建了桥梁。学生通过在国际组织实习，不仅牢固掌握相关理论及技能，还将对国际组织运转状况的了解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源源不断地带回国内，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深入推进做出有益探索与实践。

目前，上外正持续大力推动学生赴国际组织任职、实习项目，通过成立相关组织机构，举办系列讲座、沙龙、会议、展览等活动，提高学生们对于国际组织的认知，旨在为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学生搭建一个全方位的国际组织知识学习与思想交流的平台。

不论身在何方，上外人始终秉承着“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与上外一同成长，与世界一同创造卓越。（供稿|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钱俊妮 李磊 吴琼 郑倩 余笑言 郑佳莹 熊子卿 | IPSC全球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