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见证税收历史,岁月为证——从税收老物件看百年奋斗路

商鞅方升。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

兴镇税务所保存的1972年自行车完税证（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洛河沿岸的蒲城县，是陕西产粮第一大县，号称“关中粮仓”。晚清时期，蒲城出土了国宝级文物商鞅方升。方升所刻铭文“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中的“重泉”即蒲城。

商鞅方升是我国古代征税纳税的重要物证之一。作为迄今为止商鞅变法的唯一一件实物遗存，商鞅方升为当时田亩丈量、赋税征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摆脱了纳税之困，撑起了“虎狼之师”兼并天下诸侯的历史进程。

洛水流千载，“税”月常留痕。2018年7月，在国税、地税改革推进之际，蒲城县兴镇税务所10万余份保存完好的“税事”老物件重见天日，并于今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从1949年的印花税票、1954年的税务登记证到1973年的农业税票、1994年的国税、地税公章，这些沉睡已久的珍贵史料，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新中国70余年的税事春秋、家国“印迹”。

筚路蓝缕征税 巩固人民政权

“（新华社西北廿十三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继二十日解放陕西中部煤炭区铜川后，又于二十一日收复铜川以南的耀县及以东的蒲城两座县城……在解放蒲城战斗中，解放军生俘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团第四旅旅长兼第十一专区专员赵国桢及保安团正副团长以下约一千人……”

这段新闻稿，刊发于1949年2月26日的《晋绥日报》，简要报道了当时解放军攻克蒲城的情况。对于当时久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猛于虎”折磨的蒲城劳动人民而言，胜利的消息就如同当地闻名遐迩的焰火一般——“飞红无限休和象，散作人间满地春。”

据当时留存下的《蒲城县1949年支前工作总结》，为了保卫新生政权，解放后的蒲城百姓踊跃支前，妇女缝军鞋达到四万六千双，群众共计向渭南车站运粮三万石，向华阴运粮两千石，还动员了民工驮骡队一百六十头，随军前往秦岭以南的四川成都，这些成为解放后蒲城税收事业的开端。

解放战争时期，保障革命供给的重要而稳定来源便是税收，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税和救国公粮；新中国成立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强国防、交通、农业、工业等各方面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此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财政压力沉重。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一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第一届税务会议上的讲话稿显示，当时“全国财政困难，西北地区更甚，全年预算有百分之七十的赤字”。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共和国第一代基层税务工作者风餐露宿，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为国聚财之路。在一些较早收复的解放区，由于还残存国民党特务、土匪等各种反动势力、反革命分子，税务工作者甚至要“一手拿税票，一手拿杆枪”，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征收税款。

1947年从事税务工作的史兰庭在其回忆文章《当年在敌人的扫荡下收税的故事》中写道，1948年春，国民党垂死挣扎，对山东部分解放区进行疯狂反扑。“由于敌情紧张”，他们将“所有账目、税款、票证藏在地道墙壁内”；4月中旬，“敌人开始拉网式扫荡”，“我们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天天跑到大洼麦地里度宿”；“我们5月22日遭敌人袭击，30多名同志在地道战中光荣牺牲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工商管理所的6名同志也拿起了枪，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就义。”

为了保证税款安全，当时还设有专门的税警团、税警队。据《1921—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记载，1950年6月，广西税警黄纪和在奉命押运税款途中，遭遇大量土匪伏击，战士们边打边撤，和县城武工队会合后就地布置工事，展开反击。面对土匪的疯狂反扑，当地税警战士战斗了七天七夜，联合地区武工队大部队，最终歼灭了土匪，保证了国家财产安全。

公文、票据、历年工作日志、各类生活物品……在10万余份老物件中，有一张签发于1963年12月5日的税务检查证，领证人是今年85岁的李进录。已经发黄的黑白证件照上，时年27岁的李进录风华正茂。

“我是1953年到兴镇税务所参加工作的，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所有同志同住一间房子，全所共用一辆自行车，是给所长上县里开会和会计到县上报账用的，其他人下乡基本都是步行。”李进录说。

来回几十里路，下乡征税时，大伙只能“风餐露宿”。农村没有旅馆，群众居住条件有限，很多税务员常常在各生产队用于看牲畜的茅草屋中“凑合过一夜”，伴着牛叫声、马粪味入眠。吃饭则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赶上饭点能饱一顿，错过饭点就只能饿着”。

“我们当时吃的是派饭，队里安排到谁家就到谁家。有的人家条件稍微好点，能吃个馍，吃碗面；遇到条件不好的，只能啃两个红薯充饥。”李进录回忆说，“不管吃得好不好，每顿饭我们都要留半斤粮票和1毛5分的菜金，不能白吃白喝。”

“一把算盘一本票，一路颠簸一路尘。”由于当时部分群众纳税意识不高，税务工作者只能“跑断腿，磨破嘴”。往往一个人跑十里八村，从天明走到天黑，挨家挨户上门征收，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几分几角的税款，要拉半天家常“绕着弯”要。晚上，还要点着油灯、打着算盘，一分一厘汇总每一张发票。

国家税收的逐年增加，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工作条件，但我们却习以为常，其乐融融。”一些老税务工作者回忆道。

“麻雀”小窗口 折射大变迁

“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起源于我国的算盘，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的柜台上，就画有一架串档算盘。在现代计算器出现以前，算盘曾在我国广泛使用。从“柴米油盐小黎庶”到“江山社稷大朝堂”，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不离算盘。

兴镇税务所的10万余件老物件中，算盘最能拨动一些老税务工作者的久远记忆。曾经，正是在这方寸之间，他们的手指挥飞舞动，枯燥冰冷的数字霎时间欢呼雀跃，最终“珠响铿锵账目清，收支两笔切合龙”。

“对于过去的税务工作者来说，能打一手好算盘，是基本功。”现已退休的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屈兆宏说，“不管上山还是下乡，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算盘，时时加减乘除，日日精打细算。”

令屈兆宏印象深刻的，还有用到“油尽灯枯”的铅笔头。“上世纪70年代末，条件还很差，物资也少，我们把铅笔从中间切成两段，一支笔当成两支笔用。”屈兆宏回忆，“用到握不住时，不能扔，怎么办呢？在笔尾绑上一根筷子细的小木棍，接着用，直到完全用秃了，才换新的。”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后，走出“蹉跎岁月”的国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干劲勇追潮头，中华大地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计算器、油印机、传真机、电脑办公、手机APP、网上办税……不到40年，税务办公已经迈入了电子化时代。如今的税务所里，预算员们用手指轻点鼠标，五彩液晶显示屏上，各类数据瞬间纷至沓来，分解、整合、叠加、合算，办公软件自动就将表格和数据，齐刷刷地排列出来。

粉坊42个、豆腐坊37个、纸坊19个、香坊11个、炮坊6个……1956年的一份“兴镇税务所农村副业作坊统计表”，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兴镇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后初步成型的“产业结构”。

兴镇，位于蒲城县西12公里处，古称旌仕坊，是古造纸术的发祥地之一。唐睿宗、唐玄宗父子去世后，均葬于蒲城。受历代祭祀文化熏染，兴镇逐步形成了以造纸业、香业、花炮业为主的手工产业链。明清以后，蒲城更是成为闻名全国的花炮之乡，民间流传“南有浏阳，北有蒲城”，处在枢纽地位的兴镇也成为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日用百货的大型小商品集散地。

在晚清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下，兴镇及所在的蒲城地区逐渐“一贫如洗、百业凋零”。据《蒲城县志》记载，1929年9月，人祸加上天灾致使蒲城“荞麦、糜谷枯干殆尽，灾民荡析流离，已饿死两万一千余人”。至当年11月，“人畜及树木鸟兽冻死无数，大部分农民外出逃荒，生活陷入绝境。”“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当时农民不断发起‘交农’，出现商人罢市”。

“根据我们整理的税收档案，解放前夕整个蒲城县只有3家羊肉馆。对于好吃水盆羊肉的蒲城人来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惨淡的社会经济状况。”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雷晓阳介绍。如今，同一个税收“窗口”，数据则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兴镇税务所税收总额达到1072.3万元，而蒲城全县的税收总额约为14亿元，登记在册的羊肉馆已超过300家。

放眼全国，1950年到1977年，我国税收规模从49亿元扩大到468亿元；1978年到2012年，这一数字从519亿元扩大到100614亿元；2020年全国税收规模达到154310亿元。

经济腾飞、时代巨变之下，一些历经千年的传统税种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蒲城“兴镇‘税’月展览室”存有1955年的临商税票、1960年的屠宰税票、1972年面向自行车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票和1973年的农业税票。这五个税种先后停征，已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农业税的全面取消。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老税种，自春秋时期鲁国实施“初税亩”起，农业税多以“田赋”形式存在。从唐朝“两税法”到明代“一条鞭法”再到清朝实施“摊丁入亩”，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到“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农业税一直牵动着民生苦楚，朝代兴衰。

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早在1998年9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就已成立；2003年10月，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年7月，国务院明确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农业税免征试点，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至2005年全国累计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伴随中国历史2600年的“皇粮国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惠及全国9亿农民。

当时，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通高99厘米、重达250多千克的“告别田赋鼎”，以此宣示中国农民的喜悦与期望。“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鼎身铭文如此写道。

至此，历史彻底跳出了“历代税赋越改革，农民负担越深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农民迎来了种粮不仅不纳税，还可领取粮食补助和农资综合补助的农业新时代。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2021年，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之于民 造福于民

1000多年前的唐天宝十三载（754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墙，颓毁殆尽”。住在都城长安的“诗圣”杜甫，因房屋倒塌，生活难以为继。得益于奉先（今蒲城，唐开元四年，葬睿宗于县城西北丰山，名桥陵，改蒲城县为奉先县)县令的周济，杜甫将家眷安置在如今的蒲城县杜家村。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从长安出发，过骊山，抵蒲城探亲，到家后方知幼子已被饿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前已颠沛流离多年、深感底层人民之苦的杜甫，激愤之下在蒲城的陋室中写下了诗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篇中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真实写照。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之后数千年的税史长卷中，底层人民积沙成塔，聚天下之财，但结果往往是百姓壶倒悬，庙堂犹歌舞，税收不仅未能造福普罗大众，反而成了统治者奢靡享乐之源。1930年，蒲城农村“大都十室九空，饥民数目成千累万”。为了让群众有饭吃，中共蒲城特支积极发动灾民，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取之于民”的税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让“人民有好日子过”，尤其在反哺农业上，税收支农惠农工作从未停止。

根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大量工作日志，解放后蒲城县各基层税务所都有固定的支农点，并将支农成绩作为每年工作总结的重要指标。以兴镇税务所为例，1965年该所“以党家大队为点，协助该大队搞多种经营和发展队办工、副业”，“年终帮助该大队实现工、副业产值八万元，六个小队实现工、副业产业七万元”。

助农任务分解上，当时也实行网格化管理，即每名税务员承包一个公社，并蹲点包村实施帮扶，协助社员发展生产，如“坡头公社专管员刘志明同志帮助联兴三队种植十亩烤烟，发展果园一个，并办好刷纸坊”“荆姚公社专管员王建忠同志帮助原王五队种植二十亩西瓜，十亩大葱，发展果园、粉坊、豆腐坊”等。

除了既定任务外，驻村的支农税务工作者堪称一块革命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有“帮生产队接生牛犊子”的，也有“给社员烧火、抱娃”的。“在宝家寨六队，六十开外的贫困代表病重想吃鸡蛋、饼干。专管员自掏腰包，买了两元的鸡蛋、饼干，送给这位贫穷老汉。”“马生义同志帮助联武大队规范开展多种经营门路，并亲自到富平购买桑树苗2400株。”

栽桑养蚕、发展养猪、建设化肥厂、完善水利设施……当时支农助农工作“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今年85岁的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背水润田”的往事。1959年入秋后，蒲城县党睦乡一带遭遇大旱，入冬后旱情尤甚。李进录和群众一道，凿开河道里的冰，一块块背到附近的田里，抢救干渴许久的庄稼。

“我们背的背，抬的抬，还帮社员深翻改土，积肥送肥。”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下乡时，除了带收税本，还会带一个拾粪笼，“下乡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拾粪，到了生产队先把粪交上去积肥，再去查账收税，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

“税”月大变迁，家国换新颜。半个多世纪后，蒲城县税务局干部樊磊跟他的前辈们一样，依旧奔波在税收惠农的田间地头，不过这次的战场是脱贫攻坚。夏收时，他得保证贫困户的小麦颗粒归仓；每逢年关，他得操心村里外出务工者是否足额领到工资。自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作为蒲城县税务局驻椿林镇平峨村第一书记，樊磊吃住都在村里。

脱贫攻坚胜利后，樊磊的一些同事，继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有力支持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规模不断扩大，红利不断释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总规模达7.6万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财政收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因时因势出台了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授时部所在地，每天标准的“北京时间”正是从蒲城出发，不舍昼夜地走进中华大地上的千家万户。在这座五谷丰登之城，时间正在“税”事的不断变迁中，既见证着蒲城“麦更香，仓更实”的一地之新貌，也正记录着“国更强，民更富”的大国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1921—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 （记者刘书云、孙正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