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大本营游记,走进珠峰大本营美篇

总之，自我认知的渴望和对外部认知的模糊交织在一起，会产生独属于个人的问题。问题一旦提出，就必须得到回答。行走是回应疑惑、寻找答案的一种方式。一场长途行走并不一定能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但多少能重新认识点自己。

文/陈晓

1953年，珠穆朗玛峰脚下，夏尔巴人背负物资前行

一切都在抖动

树木、田地、房子在抖动。山在抖动，天空在抖动，身下的座椅、身旁的舷窗，都在抖动，我甚至能感觉飞机的零件正在窸窸窣窣裂开。

“这该死的小飞机！”我在心里狠狠骂了句。这种短距起降的小型通勤飞机专属于偏僻航线，在山地乱流中的稳定性很差，失事率也高。但我们现在身处的卢卡拉到加德满都的高空，只能选用它，这是喜马拉雅山区里能接受的最大型交通工具。

每当剧烈的抖动让恐惧从心底涌起时，我会不自觉地看向前面那块半遮的布帘。帘子后面是驾驶舱，掩映着驾驶员的侧脸。我盯着他，想从他的身姿和神情上观察出飞机是否失控。驾驶员也在抖动，蛤蟆镜腿、侧脸和半个肩膀，都随着机身上下颠簸着。但还好，他并不慌张，甚至有点气定神闲的懒散。

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离开了卢卡拉机场，安全升上天空。卢卡拉是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的大门，也是进出珠峰地区的入口。机场由第一位登上珠峰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捐资修建。如果没有它，到卢卡拉最快的方式是从加德满都出发，乘3天汽车，再徒步5到6天。机场将加德满都到这里的时间缩短为半个小时，不过代价是颠簸和危险。

卢卡拉机场

卢卡拉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据说大大小小的事故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绝大部分都发生在飞机起降时。机场只有一条跑道，460米长，不到国际标准跑道的十分之一，和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跑道长度相似。不同的是，如果在航母上降落失败，还可以拉起复飞，但卢卡拉群山环伺，只有一次降落机会，而且地面没有导航设备，只能靠飞行员的目测和经验。即便建造者给跑道加上了18.5度的坡度设计，增加飞机起飞的加速度和降落后的阻力，但前后逼仄的群山仍然是凶险的杀手。1975年，埃德蒙·希拉里的妻子和女儿就因为降落时飞机撞上山崖殒命。

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右）在登珠峰途中

只有亲眼看到这个机场，才明白人类是如何在方寸之地，将自己快速进入喜马拉雅中心的意志和严酷自然强行嫁接。倾斜的跑道一头连着断崖，另一头是山谷，对面就是巨石屏障模样的群山。一般下午三四点以后，机场就进入“关门时间”，大风和云雾随时可能灌满山谷，阻挡航道。赶上雨天，机场周围更是愁云惨淡，数天不散。每个对珠峰心怀幻想的外来者，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都得忍受群山喜怒无常的折磨。

我们从加德满都去卢卡拉时就被折磨了几回。早上6点多赶到机场，去卢卡拉的柜台前已是人头攒动，挤满了前几天延误航班的滞留客人。候机室里更是热闹，露胳膊露腿的欧美登山客们在候机厅里玩扔瓶子的游戏消磨时间。当他们的声浪几乎掀翻狭小候机厅的房顶时，当地人就在旁边安静地坐着。披挂传统纱丽的女人，拿公文包的黝黑皮肤男人，涂抹大红唇膏但眼神低垂的年轻女孩，都略有些木讷地沉默着，好像他们才是这里的客人。

预订机票的起飞时间毫无意义，我们在机场等了两天。加德满都4月末的阳光洒下来，照得整个停机坪明晃晃、白亮亮。我们隔着候机室的玻璃等，坐在跑道边的摆渡车里等，在狭小逼仄的机舱里等，呼吸着黏稠闷热的空气，从清晨到下午，等待着属于我们的那个可以起飞的幸运时刻。

要离开它也同样不容易。徒步结束后，我们又在卢卡拉待了两天。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评估今天雾气和阳光的比率，满足飞行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机场的围栏边，总坐着一群期待回到文明世界的徒步者，像鲁滨逊遥望大海另一头的大陆那样，眼巴巴地望着短短跑道后的浩瀚群山。

后排传来呕吐的声音。密集且强烈的抖动中，时时夹杂着猛地一沉，飞机好像在乱流中勉力维持着某种不可能达到的平衡。我闭上双眼，努力将抖动的群山、谷地、河流关闭在意识之外，将身子沉下来，融进飞机的抖动中。“不要抗拒它，跟它在一起。”我在心里劝慰自己。

在如机枪子弹一样密集的战栗间，群山从舷窗外哆哆嗦嗦掠过。洛子峰，卓奥友峰，马卡鲁峰……还有如金字塔顶般敦厚壮实的珠峰，像一朵朵跃出海面的白色浪花，自云层中隐约浮现。每年有3万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忍受这段颠簸危险的航程，就是为了看到它们。

乔治·马洛里和范妮·布洛克·沃克曼一起登珠峰

山的诱惑

这片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曾经是海底，属于特提斯海域。大约1800万年前，这片海域将印度板块从亚洲大陆分离。沙砾、珊瑚残渣和无数的海洋生物尸体层层沉积，堆砌在海底。

海底如何变成高山？简单地说，就是无限时间和巨大力量的结合。印度板块的北部边缘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向西藏板块的南部边缘移动。当两个边缘合拢时，大量积聚在海底的沉积物被挤压在一起，热量和压力使它们石化，几十亿吨新鲜岩石被板块撞击的力量强行推出海面，经年累月向上驱动，形成四个弧线山脊，这就是喜马拉雅。

走在喜马拉雅山间，就是走在特提斯海的海底，触目皆是千万年前那次板块撞击后的遗留物。随着云雾浓淡聚散，山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有时候像一张巨人的脸，悬在头顶上方的浓雾中，威严地微微颔首；有时候像一大面顶天立地、勃勃生长的生命体，看不到尽头；有时候云雾太重，只能看到脚下的黑色碎石，如海水漫无边际，好像走在某个阴暗荒凉的外星球。突然阳光破空而来，驱散浓雾，才发现咫尺间尽是高山，披冰挂雪，威风凛凛。

所有这些山之中，珠穆朗玛无疑最具传奇性。它的外形并不出众，体型过于矮胖宽大，线条也略显粗糙，远不及一些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秀美。但世界第一高度和至今仍在向上生长的生命力，让它成为最能激发人类想象力的一座山峰。

这块由闪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巨型石锥，是不同时代勇敢者的游戏。自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从南坡登顶以来，人类共开辟了19条不同的登顶线路，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向山峰冲击。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曾被认为“飞鸟都无法飞过”的北坡登顶。1963年，美国登山队横穿珠峰——从南面登顶，由西南山脊转北壁下撤。1980年，“登山皇帝”梅斯纳尔单人无氧登顶。2004年，“战斗民族”俄罗斯人“死磕”北壁，从中央直上登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珠峰的游戏已经延展到山脉之外。1990年，澳大利亚人斯内普（Tim Macartney-Snape）开始了一项名为“从海到山”的探险——他从海拔0米的孟加拉湾海边出发，历时3个月，徒步1200公里至珠峰脚下，再从南线单人无氧登顶。

这是世界第一高度激发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是人类精神对从黑暗海底崛起到喜马拉雅阳光下的自然力量的回应。早期对珠峰发起挑战的是英国人。从1921到1924年，在灵魂人物马洛里的带领下，英国人三次试图登顶珠峰。彼时正是工业革命之后，机器震撼并改变着人类社会，山是唯一可以与机器抗衡的自然物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弗朗西斯·荣赫鹏曾将马洛里和同伴们三次冲击珠峰的记述整理成《珠峰史诗》。他在书中这样描写珠峰的诱惑以及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登珠峰意指爬上去——用自己的腿爬上去，整个要点就在这儿。只有这样，人才能为自己的本事感到骄傲，而具有好本事又多么令灵魂感到满足。如果我们老是倚赖机器，而不锻炼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就这样失去生命中的许多喜悦——那种能淬炼我们的灵肉以臻完满境地的喜悦。

所以，回到起点吧！决定攀登珠峰是一种常见的冲动，就像想去爬邻近一座山丘那样。攀爬珠峰所需要的努力巨大得多，但仍是同样的那股冲动。的确，与珠峰相搏是精神想要战胜物质的一场缠斗。人，这个神圣的存在，就是想让自己优于物质，甚至最强大的物质。

珠穆朗玛峰中的昆布冰川

EBC

不过在2018年初，我决定去珠峰脚下走一走时，还讲不出这么多堂皇的说法。那时我刚看了几本关于行走的书，有《从大都到上都》，作者是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他从北京出发，沿着自己在纸上研究多年的元代古道，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金莲川。有约翰·斯坦贝克的《美国纪行》。1962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独自驾驶一辆房车，带着一条叫查理的狗，横穿美国。还有《行路阿富汗》，讲一位英国前外交官，在塔利班下台后短暂的和平时期，徒步横穿阿富汗中部。他一步不落地走完了全程，有时候因为天黑和暴雪不得不放弃某段路程，他就在第二天坐车返回前一天放弃的起点，重新徒步走完那段路。

和这些或者有完美结果，或者有严谨要求的行走相比，我更喜欢《林中行纪》。年过半百的“杂学”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发愿要走一遍美国东部最长也最古老的山中步道——阿巴拉契亚山脉步道（AT）。他在一个同样是“徒步菜鸟”的老友陪伴下开始这趟冒险。他们的AT之旅远远算不上成功，只是在这条步道的南北两端各走了一小段，大约只占全程的十分之一。但比尔·布莱森很满意这趟支离破碎的山中冒险，充满了一个普通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种种狼狈，极具亲切感和零散意趣。

但不管是完美完成还是支离破碎，深思熟虑还是一时起意，所有的行走都有个共同点：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源于每个人的生活。比如罗新在53岁时踏上古道，因为他疑惑于自己研究的那个遥远的古代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他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关联？而约翰·斯坦贝克环游美国时，同样带着一个颇具职业使命感的疑问：我了解自己书写的这片土地吗？我是在靠变形的记忆写作吗？比尔·布莱森决定开始徒步阿巴拉契亚山道时，刚从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回到祖国。AT之行既是他重新融入祖国的仪式，也是对自己到底身在何处的确认和追寻。

总之，自我认知的渴望和对外部认知的模糊交织在一起，会产生独属于个人的问题。问题一旦提出，就必须得到回答。行走是回应疑惑、寻找答案的一种方式。一场长途行走并不一定能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但多少能重新认识点自己。

我要走的路线叫珠峰大本营环线（Everest Base Camp，简称EBC），是喜马拉雅最著名的一条徒步线路，也可以算人类关于珠峰的另一个小小游戏——从卢卡拉出发，以珠峰大本营为目的地，穿过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内的浩瀚群山。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可以看到四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其他高度略低但外形秀美的高山则不计其数。山景的雄伟壮阔，据说只有巴基斯坦境内的K2环线可以媲美。

4月底到5月中是适合进入喜马拉雅山区的季节，气候温和，少风少雨。但对城里人来说，喜马拉雅季风休息的日子正是城市里的工作旺季，很难找到可以抛下工作一起进山的同伴。我参加了一个徒步团，共8个人，最低年龄40岁。

徒步听起来是年轻人的活儿，可在EBC路途中我发现有很多中老年人。除了时间和金钱外，我想大约人到中年以后，生命会因为过去几十年生活的不断索取和消耗，出现某种空洞。行走是一种略微填补空洞的方式——类似村上春树在接近30岁时发现自己的人生被每天做家传的白菜卷、在酒吧应付客人这样晨昏颠倒的生活消耗出巨大的空洞，而决定用写作来填补一样。

2018年4月，我飞到加德满都，会合另外7个陌生的同伴，开始了2018年进山季的EBC徒步。

南池是珠峰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

死亡

卢卡拉机场是个杂乱的地方。与其说是机场，倒不如说是一栋简陋得像仓库的石头房子。没有行李传送带、出口通道这类设施，每趟飞机只有不到10分钟上下乘客。在发动机一刻不停的轰鸣声中，机场工作人员从机舱里抓出各种形状的包裹扔进石头房子，游客和背夫们一拥而上翻拣出自己的行李。一片混乱后，飞机匆匆掉头，冲下跑道升空。人们则像黏稠的溪水，缓缓从机场入口流出，沿着陡峭的山路蜿蜒向上。徒步就从这里开始了。

刚开始的路程让人有些失望。半尺来宽的山路上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牛马驼队，背夫，徒步的人，还有急匆匆赶往珠峰脚下的登山者，都拥挤在这条从卢卡拉发源的山路上。4月底已接近春季登山季的半程，对那些想在这段时间完成登顶的登山者来说，时间不多了，山路上充满了只争朝夕的杂乱迫切劲儿。

夏尔巴村庄的白塔就在这种道路的一个拐弯处。白塔刚刷过浆，簇新簇新的，在蓝天下显出锐利的白光。塔侧刻着一段话：2014年昆布冰川发生雪崩，15人遇难。其中4名来自这个村庄。为了纪念他们，村民们修了这座白塔。

昆布冰川是横亘在珠峰南线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的一片冰雪地带，被认为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路段之一。据统计数据，在珠峰南坡发生的攀登事故约80起，其中三成发生在昆布冰川，因此在登山界又得到一个诨名：“恐惧冰川”。

和所有的冰川一样，昆布冰川在不断地移动，而且顶部移动得比底部快。这种动态的速度差产生了无数陡峭而且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有的超过45米深，高耸的冰柱甚至达到9米，它们可能毫无预兆地轰然倒塌。夏尔巴人负责修建和维护从珠峰大本营到上面营地的路线，因此被称为“冰川医生”。

昆布冰川发生雪崩冰塌不是什么新鲜事，但2014年的山难是近年来珠峰地区的最大灾难。4月18日清晨6时，还在大本营沉睡的人们被山谷中一长串像爆米花的爆裂声惊醒——昆布冰川的中心地带发生大规模冰崩，遇难的15人都是夏尔巴协作。他们凌晨1点多就先行出发，为登山者铺设路绳。冰崩发生时，他们大多正走到昆布冰川的中心位置。

遇到第一个珠峰的死亡纪念物，感觉沸腾的山间突然安静下来。白塔旁边就是失去亲人的夏尔巴村庄，屋舍和白塔一样簇新干净，但看不到一个人，静得有些古怪。来之前看资料，说夏尔巴人是珠峰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参与珠峰地区的商业登山产业链，他们已经成为尼泊尔境内最富有的种族。很多夏尔巴人的后代已经不再担任高山向导这样危险辛劳的职业，而是离开山间，去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

但进步是用死亡换来的，整个珠峰地区就是一块巨大的墓地。据统计，从1896年开始，陆续有1584名登山者对珠峰发起冲击，395位遇难，死亡率约为14%，其中最著名的死亡故事是关于英国人马洛里的——他在第三次冲顶珠峰时失踪，遗体几十年后被后来的登山者发现。作为人类早期冲击珠峰的代表人物，马洛里在珠峰挑战史上几乎和埃德蒙·希拉里有同等地位。加德满都的书店里有相当多的关于马洛里的书，记载着他三次珠峰探险的各种细节：狂风呼啸的夜晚，他和同伴在帐篷中高声朗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片段。他洇渡一条河流前脱光衣服的侧身裸照，他失踪前在顶峰下的最后一个坡度上奋力攀爬的身影，以及多年后被发现的遗体——如白色大理石般的石化身体，在喜马拉雅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甚至知道他登珠峰时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在最后一次出发前，因为没有调试好氧气瓶耽搁了出发时间，还发了通脾气。

据说死亡的夏尔巴人超过攀登珠峰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在文明世界书写的珠峰史上，夏尔巴人的死亡没有记忆，没有细节，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和单个家庭的灾难。就像眼前这尊白塔纪念的四个夏尔巴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生前做过什么，雪崩那天早上又是如何开始的，塔座上只简单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离开安静的死亡白塔，重回山路，依然拥挤不堪。随着地势上升，树木遮挡了天空。阴暗狭窄的树林里，沉重喘息的牛马，从旁边山上抄近道、突然从天而降的背夫，还有疾步越身而过的徒步者，在林中小径腾起阵阵灰尘。我用头巾捂住口鼻，有些沮丧地走在宛若乡间集市的路上。

这是徒步的第一天，我们要去南池。

2003年5月24日，准备去往珠峰大本营的人们

南池

南池被称为珠峰地区的“首府”，是那里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一个有乡间繁华气息的山中城镇。

离开暗沉的树林，从灰尘和牛马人群的喧嚣中脱身出来，一抬眼能看到半山腰一座城市，房子宛若梯田，在山间次第展开。喜马拉雅山间特有的明黄、亮蓝、鲜红、翠绿，涂抹在每栋建筑物上。忽然想起黑泽明的电影《梦》，山神站在半山腰上对小男孩展示魔法——灰秃秃的山坡上，一树树鲜花次第绽开，明艳耀眼。

穿过狭窄的山门，就进入这个山中王国。一股清泉沿着水槽从山上流下，彩色水车如法轮在水流中缓缓旋转，像山间的一道道彩虹。哗啦啦的水声伴随跳动的水流弥漫山中，村民在水流边络绎往来，打水、洗衣、洗菜，让南池充满了人间的活力感。

顺着水流往上，台阶两边全是店铺。正宗Northface专卖店，各种杂货铺，售卖护唇膏、维C泡腾片，还有耳机、治疗高山病的药品……几乎所有和徒步登山有关的装备都可以在这里买到。群山近在咫尺，却因为这些密密麻麻来自俗世的物品减轻了冰冷和威压感。

所有的商品都是靠人力徒步背上来的。这是珠峰地区有意思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最特别的冰川，可它不生产任何“实用”的东西。甚至沿路穿过的树林也不具备多少使用价值——因为海拔太高，树都很瘦小，无法做建材。这里只盛产神圣的美，如果想过得舒服点，就得从外面把世俗的东西运进来。

珠峰地区的运输工具有两种：一种是直升机。沿途的山顶或者谷底，常常能看到一块圆形平地，上面用红漆刷出一个圆圈，那是直升机起降的“车站”。它就像山里昂贵的公交车，在群山上空频繁穿行，负责大宗和贵重物品的运输——比如登山物资，有生命危险的徒步和登山者。最神气的是往来珠峰大本营的直升机，悬挂着物资的长长绳索，在狭窄的山谷上空划出一道骄傲的弧线。

背夫则要低调得多。这是喜马拉雅山道上最常见的当地人。自从丹增·诺盖陪伴希拉里首次登顶珠峰后，夏尔巴人就成为了喜马拉雅原住民的代名词。实际上，尼泊尔2000万人口中包括50多个民族，夏尔巴人的数量不超过2万。在因珠峰衍生的庞大商业网络中，夏尔巴人大多担任高山向导——这是商业链顶端的角色。据说一个高山向导的报酬是一个登山季5000多美元，在年人均收入只有700美元的尼泊尔算相当高的。我们队伍中一个年轻的背夫是在加德满都学会计的大学生，但他很坚决地逃学出来做背夫，希望以后能晋级到高山向导，那样“自己的收入就会高过城里的会计”。

珠峰脚下的牦牛驮队

但他一开始只能当背夫，这是登山商业链中最基层的角色。从背夫到厨师，再到助理、领队，体力、语言、攀登技巧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可以沿着这个链条慢慢爬升，但绝大多数人只能留在产业链的底端，常年背负重物走在山路上。仅卢卡拉到南池这一段，海拔从2840米到3440米，几乎全程上升。一般徒步者大概走两天，很多勤力的背夫则一天完成，每公斤能赚40卢比，不到0.4美元。

背夫们大多来自尼泊尔低地的小族群。他们把背负发展成一门让人瞠目结舌的艺术。一大扇比山路还宽的木门、庞大的冰箱电机、大箱的煤油、一根超过45公斤的木材，更多的是食物：方便面、饼干、饮料箱……用绳子捆成一个几乎与山路同宽，上大下小的梯形。背夫身子接近90度蜷缩在货物下面，弯腰垂手，拄着一根比膝盖高不了多少的T形手杖。这种粗圆木制成的短手杖就像是他们的另一条腿，停在山路上休息时，就把木杖支在屁股下，权作凳子。

很难看清背夫的面容，它们大部分时候都隐藏在庞大货物的阴影下，偶尔能从侧面看到他们的脸，黝黑的面皮干巴巴敷在脸骨上，再被身上的重量挤压出一簇簇皱纹。但他们脸上少有悲苦的神情，步伐也不如想象中那么沉重。在EBC，徒步者为背夫让路是不成文的规定。每当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吁吁声，行人会赶紧停步侧身，背夫则稳妥麻利地从崖壁边的山路上超过。

世界上不乏各种各样凭人的意愿在荒野中建立起来的城市，有的堆砌在沙漠中，有的生长在海洋上。它们大多是机械力和资本的结合，金碧辉煌，闪烁着人类欲望不加克制的强硬和距离感。但南池这座山间小城因为纯粹人力的艰苦，显出温暖朴实的面貌，在群山围合下给人亲近感。

到达南池不久，暮色低沉，太阳最后的余光驱散云雾，映照着这块人类用体力从群山中争夺来的最后领地。山间的灯火次第亮起，环抱城镇的雪山在夕阳下显露出巍峨。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真正进入山的世界了。

2018年4月24日，一名登山客在珠峰大本营诊所内接受身体检查

独自走入山间

从南池开始，去往珠峰大本营至少有三条路线。最常见的是从南池往东北，直接去到大本营。或者走“小环线”：先往西翻一个垭口，再转往大本营方向。我们走的是第三条路线——“EBC大环线”，需要翻三个垭口，最高海拔5400米，耗时大概18天，是EBC徒步系列中耗时最长、难度最高的线路，路上每年都有因为“高山病”或其他意外导致的伤亡发生。

因此，我们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这次徒步报以相对严肃的态度。Jack是年龄最大的团员，他从三个月前就开始洗冷水澡锻炼身体的耐受力；飞翔和小芳制订了严格的行前训练计划，隔天跑步，隔天锻炼身体核心；千浔一到周末就去北京郊外登山拉练。我在出发前也小心照顾自己不要感冒。在高海拔山区，感冒就像是呼吸系统的一条裂缝，不知道会在高压力和寒冷的夹击下衍生出什么危险。只有Dan，淌着鼻水就来了。她在出发的前一天得了重感冒，一路扯卫生纸擤鼻涕，鼻子被揪得红肿，还是阻挡不了鼻涕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滴答滴落。她索性卷两条纸巾插进鼻孔，就这样走上了通往珠峰脚下的山路。

从南池开始，大部分游客已经被第一条和第二条徒步路线分流，山道没了昨天的拥挤喧闹。4月的喜马拉雅正是杜鹃花季，山谷里花影扶疏，如片片深红浅白的云霞，点缀在成片刺柏和青葱的松林间。走在这段路上，恍如漫步在中国江南的山水画卷里，张生、崔莺莺、杜丽娘的故事就发生在其间。

但几个转角后，山势逐渐上升，喜马拉雅在沉静中显出庞大凛然的气势。身边的村庄也逐渐褪去人间气息。山路边一处房舍里冒出袅袅烟雾，看不到人，屋里隐隐传出含混厚重的念经声。几年前在加德满都书店里买了本摄影集《喜马拉雅村庄的节奏》，本来想看喜马拉雅山民的世俗生活，却发现通篇都是树风马旗、念经、跳面具舞等宗教仪轨。与平地村庄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样，这些仪轨就是喜马拉雅村子的日常。有时候用来和虚空的神交流，有时候用来对付麻烦。实际上，所有的麻烦事都像一个生命体，有自己发生、成长和灭亡的轨道。很多时候麻烦结束，与其说是被解决了，倒不如说是到了它该结束的期限。山里人或许更明了这种等待的智慧。

Gokyo山谷

再往前走，山势愈加陡峭。房子也消失了，群山披着幽蓝的烟雾，重重叠叠，像千军万马层出不穷。几个转角后，杜鹃花、小溪流、姹紫嫣红的山谷、冒烟的村庄、念经的房子统统消失了。雾霭升起，稀释了日光，下午4点光景，却像夜幕低垂，周围顷刻暗沉恍惚下来。一个人宛如身处荒野，巨大的岩石透过越来越稀疏的植被，散发出肃然冰冷的气息。

坐在一块山石上等后面的同伴。身后高处是一丛岩石，从山顶拔地而起，边缘锐利。这是年轻的喜马拉雅和年迈群山的不同之处。那些年代久远的山，在自然力量经年累月的钝化下，顶上大多光秃秃的，像圆滑的馒头，显出垂老的平淡。但喜马拉雅的山棱角分明，是还在勃勃生长的生命体。

一个身影从雾霭中出现，是向导助理Terri，他已经在登山的商业链条上做到助理位置，言谈间对自己的履历颇为自得，说自己会讲日语、意大利语、法语。虽然从英语水平大概可以知道，只是勉强交流的水平，但自我满意让他矮胖的身材带着份煞有介事的喜感。这会儿，他迈着不慌不忙的脚步走过来。

“它们都属于喜马拉雅山脉吗？”我指着身后那排随着暗淡的日光挤压过来的山峰，它们像巨大的石笋，在空中划出一条浅浅的弧线。

“不是。”Terri缓缓摇头，像喜马拉雅代言人那样庄严倨傲地否认。

“为什么？”

“它们只能算石头。在喜马拉雅，称得上山的，必须在云雾中，顶上要被云雾盖住才行。”

Terri指向山谷对面，浓雾填满了我们和山峰之间的凹陷。浓雾上空，是若隐若现、看不清轮廓的庞然大物们，稀疏的植被像一层薄薄的外衣绷在山体上。在它们背后看不见的某处，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这一路能看到它的时候很少，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沉默中定义着这里：当地人可以用什么方式生活？什么方式死亡？什么是山，什么是石头？

垭口

呼吸越来越困难，喉咙像被堵住一样，我大口喘着粗气，看着脚下白茫茫的积雪。黑色的山石像海中的礁石一样，点点滴滴从积雪中露出头来。这是EBC路上的第一个垭口：Renjo pass，海拔5360米，比早上出发时上升约1000米。

早上知道要翻这趟旅程的第一个垭口，我特意去厨房，给每个背夫分了一点牛肉干和巧克力。我想象这些身材瘦弱的年轻人衣衫单薄，没有冰爪，驮着高过头顶的背包，穿着软塌塌的单层运动鞋，翻越一个又滑又陡的山口会多么痛苦危险。可刚上路不久，背夫们就敏捷快速地消失在山路上，只剩下我们在陡峭的黑色石崖间，绝望又愤怒地喘着粗气。

来的路上看到不少雪山，几乎每座向导Chili都能说出来历：这座是Ama Dablam，当地人叫它“妈妈的项链”，外形秀美，却是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里攀登技术性最高的一座。那座是普莫里峰，海拔7161米，积雪丰厚，山峰圆润可爱，像一支插向天空的雪白竹笋。不远处那块看起来像一块巨大岩石的叫巧拉色，据说正面攀登难度极大，只有两个日本人从这面完成登顶……听着Chili的解说，看着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陡峭山体，开始对披冰挂雪的参差岩石生出天真的向往，幻想如果离开山脚向上，走进山峰的黑色褶皱里会是什么感受。

翻越垭口可能算一段徒步里最接近登山的体验。Renjo pass外形凌厉，黑色的山石犬牙交错，最接近山顶那一段几乎呈直角，远看就给人威压和惊骇。我之前到过的最高海拔是5600米，冈仁波钦的卓玛拉山口。虽然绝对海拔高过Renjo pass，但卓玛拉山势平缓，山口自还算宽敞的平地上隆起，曲线柔和，日光覆盖着整个山口，上升的路看上去枯燥却温和。我当时一边缓步向上，一边默念“一，二，三，四”，每四拍是一个行走单位。这种“节拍计数法”可以让身体保持最节省体力的匀速状态，以一种半催眠的机械运动翻过山顶。

可EBC的垭口不一样，山势陡峭且绵延不绝。每翻过一个转角，眼前又是一片直立的黑色石头。节拍计数法已经不管用了，不管怎么默念“一，二，三，四”，都无法阻挡疲惫感，像一群恶犬撞击过来，和源源不断直立陡峭的岩壁一起击溃了我。

向导Chili一直跟在身后，每当我停下时，总能感觉身后约半步的地方有一个沉默的阴影，既像是保护，又像是督促。Chili身材矮小壮实，话不多，最常说的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他走路的样子看起来并不精神，慢慢悠悠，摇摇摆摆，但呼吸非常平稳。出发前中方领队一再提醒我们模仿Chili走路的样子，说那是长距离行走最有用的步态。

“你爬过最难的山是哪一座？”又一次停下来时，我喘着粗气问Chili。

“都一样，都一样。”Chili依然是漫不经心的口吻。

“怎么可能？！海拔8000米的雪山和一个海拔5000米的垭口，会一样吗？！”我提尽所剩不多的气力，迸出一个惊叹。

“嗯，难的感觉是一样的。”

越接近垭口，积雪越厚，风也越大，步速已经减少到每两三步就要停下来。我缩起脖子，埋头盯着脚下的方寸雪地。积雪遮住了路面，每踩下一步都能看到脚印边缘闪出冰蓝色的幽光。和劈头盖脸的风雪比起来，雪地如此安详，甚至有一种催眠的美感。

来EBC之前，我看了几遍《走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是美国作家乔恩·克拉考尔记录1996年珠峰山难事件的书。四支商业登山队在登顶下撤过程中遇到了突然而且极其暴烈的大风雪，12名登山者遇难，包括两支登山队的领队——他们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也是收费最高的商业领队。乔恩·克拉考尔是死亡人数最多的那支登山队的成员，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在以他的视角讲述的这个悲剧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登山者难波康子之死。

难波康子是日本知名的女性登山家。如果这次能从珠峰成功下撤，她将是日本第一个完成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大满贯”的女性。暴风雪来临时，她正在下撤路上。氧气用尽，手套也掉了一只。向导拉扯着她离开了最难下撤的陡峭页岩，到达一片相对平缓的雪坡后，康子坐了下来，她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右手裸露着，手指紧紧蜷缩在一起，无法展开，看起来她的骨头已经被冻在一起。”当风雪消失后，人们发现她的遗体距离最近的营地只有不到300米。

在Renjo pass的风雪中，我似乎可以理解一点那些精疲力竭的登山者冻毙在雪地里的选择。当身边的风雪越严厉，眼前松软洁白的雪地就越诱人。放弃有时候是一种强烈的意志——倒下去，就可以离开风雪交加的疲累世界。

在Chili的拉扯下，我克制住躺进雪地的愿望，一步步向上挪动。快到山顶时居然塞车了，同样精疲力竭的各国背包客们连成一线，在极大的疲惫中支撑着身体，低头一步一步踏着石阶，等待看到山口另一边天空的那一刻。

高山病

夕阳的微光从肮脏破烂的窗户纸缝隙透进房间，房间半掩在地下，冷得像冰窖一样。屋外更是如此。黑乎乎的走廊尽头，卫生间里只剩半截的马桶边缘结出冰凌，地下的积水也冻成黑色碎冰，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室友Dan躺在床上，不时将头伸向床前的大锡盆呕吐着。我坐在床沿，又冷又累，无法动弹。

翻越Renjo pass这一天都是充满怨气的。没想到一个年轻山脉海拔5300多米的垭口如此艰难，远远难过5600米的山口。没想到山口如此狭小，几乎没有休整的地方，待几分钟就开始下撤。更没有想到，下撤的路要走三个多小时。

Renjo pass的另一边是像干裂的水泥浆那样的碎石堆，看不到路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队友们各自寻路下山，很快消失在灰茫茫的石砺中。雪雾弥漫的山崖从不远处围合过来，大块巨雪悬挂在崖顶，摇摇欲坠，似乎一丁点微风就能让它垮塌，炸裂进山谷，吞噬我们脚下的这片碎石。

石砺堆的尽头是Gokyo山谷。这里延续了下山路上的荒凉，几乎寸草不生，除了一湾绿蓝的湖水，还有湖畔一堆黄色或者蓝色屋顶的客栈，其余就是光秃秃的暗灰色。Gokyo山谷也被叫作“死亡山谷”。一方面因为它毫无生机的荒凉外貌，另一方面因为这里是“高山病”的高发区。4800米的海拔，加上到达这里之前艰苦的长途行走，很容易诱发身体的不良反应。1966年，喜马拉雅Trust基金会在这里特设了一个医疗点，负责为临近村庄的当地人接诊，也治疗那些有严重高山反应的徒步客，并把需要立刻下撤的病人送上直升机。山谷中有一块起降坪，每天直升机引擎的隆隆声不绝于耳，载着无力前行的客人离开山谷，下撤到加德满都。

去Renjo pass的路上，Dan就有了高山反应，吃下去的所有东西都很快吐了出来。她被呕吐感驱赶着，一路疾走，比我早一个多小时到达客栈。她的胃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食物，一口热水也能让她狂吐不止。背夫拿来一个大锡盆，她趴在床沿吐光了所有食物、水、胃液，胃仍然止不住一阵阵抽搐。

对于“高山病”，珠峰地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医学的观点认为它是“危险的敌人”。Gokyo医疗站的医生给我展示了一张简要说明，上面罗列了“高山病”的几种典型症状：呕吐、头痛、呼吸困难、剧烈咳嗽等等。如果身体出现这些反应，表明平时保存在细胞中的液体由于高海拔的压力作用开始偏离，可能渗进脑部，或者填充进肺部，导致致命的脑水肿或者肺水肿。最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下撤，让自己的身体离开高海拔环境。

但对那些执意要去往高处的人来说，“高山病”只是他们离自己目标更近的信号，是和极寒、暴风雪、致命的冰裂缝一样，必须要忍耐并与之共处的事物。离珠峰山顶越近，高山病的症状就会越严重，甚至会出现胸部感染、无数次腹泻、雪盲症、大脑运转降速等等更危险麻烦的病症，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磨难。霍华德·萨默维尔（Howard Somerville）是1924年英国人冲击珠峰的探险队成员，他和队友诺顿（Norton）到达了距离山顶仅275米的地方。这个纪录保持了29年。霍华德·萨默维尔后来回忆那次功败垂成的冲顶，自己如何在一种致命的窒息感中咬牙往上：“我的喉咙非常痛，而且感觉被堵住了，我既不能呼吸也无法把那东西弄出去。我跌坐在雪地里，无法再往前走。诺顿走在前面，丝毫不知道他的同伴正在身后几码远的地方等死。我努力再试着喘气，但仍然无法呼吸。最后我用两只手轮流拍打按压胸部，喉咙里的障碍物终于咳出来了。谢天谢地！是一块带血的被冻坏的喉肉！”

从医学的角度看，攀登珠峰甚至在高海拔地区的长途行走，都是违背医学常识的非理性行为。就如乔恩·克拉考尔在书中所说：“珠峰一直以来都像磁铁一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

Dan的呕吐越来越严重。胃酸灼伤了食管，她开始吐血，血氧含量也只有30多克，只是正常标准的一半。我们决定去请医生。医疗站就在半山腰一栋外墙画着红十字的简陋房子里，外间是当地年轻人喧嚣玩闹的地方，里间则是医生的诊疗室。

医生的诊费是50美元，如果来客栈还要加50美元的上门费，这是对外的价格。要是当地人就便宜得多，他们看一次病只需要付10卢比，不到0.1美元——这或许算是文明世界对当地山民的小小善意。医生们不仅负责提供治疗，还有判断徒步者是否能乘坐直升机紧急下撤的权利。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帮助保险审核，一趟直升机下撤大约得自付8000美元。

医疗站的三位医生都来了客栈，一位尼泊尔人，两位美国志愿者，都很年轻，英俊高大，又矮又黑的小房间被挤得满满当当。他们围着Dan问了各种巨细无遗的问题：早上几点出发？从哪里开始？走了多久？吃了些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开始呕吐？吐了多少次？有过什么病史？后来看资料，医疗站的医务人员主要由各国志愿者担当。从他们略有些笨拙的手脚和过于谨慎的态度来看，一位货真价实的高山病患者给这些新手们带来了职业兴奋感。差不多将Dan的所有病史透透彻彻问了一遍，医生们退到黑漆漆的走廊，低声私语好一阵子，然后进屋宣布，先给Dan两粒止吐药，观察一个晚上再决定是否下撤。

山民

当医生们在Dan的病床前认真又很愉悦地履行职责时，Chili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无意识的浅笑。

对Dan的高山反应，Chili远没有他在山路上做向导那么尽心。一开始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用当地人的土办法应对一番：先是冲了杯葡萄糖热水，再从厨房端出一碗硬邦邦、能看清米粒数量和形状的粥，最后找来一罐没有面罩的氧气瓶。做这些事时，他依然像行走时那样不慌不忙，甚至还多了点漫不经心。显然在他看来，咳嗽、呕吐、头痛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热水、睡觉还有忍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Chili一路上都在咳嗽。他11岁就进入这条珠峰产业链，从最底层的背夫做起，小小年纪就常年背负重物在高海拔山路上行走，不仅限制了他的骨骼生长——身高不到1.6米，气喘吁吁时不断吸入的寒冷空气还伤害了他的肺，他有很严重的干咳症。

可这并不妨碍他履行向导的职责。他每年要在这些山路上行走无数个来回，陪不同的客人反复登上同样的垭口和观景点，一遍遍观看洛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玛。有一天从观景点返回客栈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汗水浸湿了Chili的头发和衣裳，他声音喑哑，几乎没有说话的气力。但第二天早上3点多，他又得起床，陪另一拨想要拍日出的客人上山。

他有惊人的耐损能力，就像某种廉价但耐用的消耗品，被贪恋山光的客人们反复使用。他对此也处之泰然，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怨言。但除了陪伴客人外，他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这似乎是喜马拉雅山民的共同特点。每到一家歇脚客栈，总会自然分出徒步者和向导的聚集地。客人大多占据了视线最好的观景窗台和温暖的火炉周边，而山民则聚集在离厨房最近的一角，那里方便他们帮客人从厨房取用热茶和饭菜。安顿客人的吃喝之余，他们就待在自己的角落，用语调短促的当地话低声聊天，有时会笑，但从不大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有意克制的结果，但从Chili陪着我们在山路上来回往复，汗湿全身却克制喘息的身影里，我隐约觉得，这些山和山加诸他们的疲累是与外来者不同的。对我们而言，这些山是平淡生活中让人兴奋的奇遇，但对他们来说，这些山则是重复出现、需要忍耐的生活。

Chili的家在加德满都河谷的一个村子里，他靠每年登山季在山路上的来回奔波，养活着妻子和女儿，还有自己的梦想——登上珠峰。他说自己几年前试过一次，但因为登山许可证的问题，没能成功，他想明年再试一次。

Chili在萨加玛塔国家公园的登山履历上，就缺一座珠穆朗玛。如果能顺利登上珠峰，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顶级高山向导，不仅登山季可以获得更多收入，还有机会在登山季结束后，去加德满都的登山学校任职。这或许是尼泊尔高山向导最体面的生活。但登珠峰的费用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仅尼泊尔登山许可证的价格就已经一涨再涨。

1991年，商业登山刚兴起，攀登珠峰的许可证每个售价是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但到了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上涨至1万美元，而且登山队的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一人再付1200美元。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人们对珠峰的热情。1993年，共有294人从尼泊尔南坡登上了珠峰，这个人数史无前例。那一年秋季，尼泊尔旅游局将许可证费用提高到5万美元，并且规定每支队伍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一人再交1万美元。

Chili的职业生涯就在这样一个悖论里——商业登山既带来更多的客源和收入，也一再提高了向导职业升级的经济成本。即便他有足够好运突破这个悖论，攒够买登山证的钱和其他必需的费用，事情也没有就此结束，他不过是如愿进入下一个悖论——顶级的高山向导可以赚更多的钱，更有职业荣光，但也更艰苦，更危险。当我们第一天站在纪念四位夏尔巴协作的白塔前，感叹那场夺去他们生命的雪崩时，Chili在一旁淡淡地说：“我认识他们，是我的朋友。”

珠峰大本营

冰川

“快跑！快跑！有石头垮下来了！！”后面突然传来几声惊叫。我抬头看，一股细细的碎石流，从山路一侧的高处窸窸窣窣淌下来，几块更大的石头跟在后面往下滚。

如果说EBC路上除了“高山病”，还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可能滚石要算一个。我遇到两次，一次是在树林里，突然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从高处冲入林间，在树与树的缝隙间有力地跳动着，像小鬼一样，线路飘忽不定。还好有树木做遮掩，不用怕被它们砸中脑袋。

但这里不同，这里是冰川。除了碎石混合沙砾覆盖的冰面，前后空无一物。深深浅浅的灰白色，犹如连绵八百里的流沙河，从山脚铺展开去，看不到尽头。这片如矿场废墟般的景象，就是一次又一次山石滚覆到冰面后的结果。

这片冰川名叫Nogazumpa，是尼泊尔最长的冰川，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冰川。离开Gokyo山谷，翻过客栈背后的山麓，就是它的领地。大部分冰面被灰烬、粗糙的砺石和花岗石覆盖着，被寒冷稀薄的空气笼罩着，毫无生机且乏味无聊。只有走到深处，才能偶尔看见冰川的断面，半透明的白色冰面泛着缟玛瑙状的微弱光泽。冰块时不时地在阳光下毫无预兆地垮塌，发出噼里啪啦的闷响，是这片死寂荒芜地方唯一的动静，却让人感觉不祥，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Nogazumpa冰川不符合一个旅行者对冰川的所有想象。冰川应该充满生命力，它总是在缓慢而持续地运动，生成无数条深不可测的裂缝。冰川是干净的，或者是纯粹的洁白，或者是倒映着蓝天的冰蓝。它有独特的形状，有的地方像结冰的河流，有的地方像三棱冰塔，总之，绝不应该是眼前这灰秃秃的石头和矿渣模样。

完美的冰川大多存在于巨大的山峰脚下。山峰给予它持久的生命力，而它则是一条通往山顶的引线。1921年，当马洛里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寻找通往珠峰北面的路时，勘探了克勒青河谷和嘎玛沟，都没有发现如何通往巨人的脚下，直到发现了一条冰河（后来被称为东绒布冰河），与绒布冰川连接，它上面的部分来自珠峰北坳。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弗朗西斯·荣赫鹏称它是“巨人盔甲上的一道小裂缝，经由它，就能将巨人一箭射穿”。

而珠峰的南坡路线，也是由一条绵延19公里的冰河开始。冰河一头连接着昆布冰川，一头在珠峰南侧山脚形成一个急剧的南向弯曲，并延续9.6公里到海拔4900米处。2018年5月，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冰河，一直往上，来到此行的目的地珠峰大本营。

一开始看到的仍然是一条灰色沟渠，在低于山路约十几米的山谷中，和灰砺石块混为一体。珠峰脚下的冰川也正在失去生命力。根据加德满都山区研究所的数据，昆布冰川正在融化，在1962至2002年之间，冰川减少了大约17米的厚度，长度缩小了约15米。珠峰大本营的海拔也因此有所降低：1953年希拉里和丹增首登珠峰时，大本营海拔约5320米，而今天的大本营海拔是5280米。

我们在高处的河沿上，逆着这条奄奄一息的灰色冰河前进。越往上走，沟渠的颜色从灰暗慢慢变成灰白。直到远远看到一簇簇雪白透亮的棱形雪堆，出现在一个山坳的拐角处，像一片茂密的冰雪树林，从山与山的隘口间流淌出来。在冰雪林的对面，立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橙黄色和蓝色帐篷。

这就是珠峰大本营，登山者们称它为“村子”。“村子”坐落在由险峻的山壁环绕而成的碎石堆中，向南敞开着。晴朗无风的下午，天气暖和得在帐篷外可以只穿T恤。但太阳落到普莫里峰后面时，气温会直落十几摄氏度。和对面宏大伟岸的珠峰比起来，大本营看起来相当局促寒碜。在攀登珠峰的计划完成前，登山者们要在这里待好几个星期，有的甚至待上两个月。

我们到达大本营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直晒，冰川正在坍塌，从岩壁上倒进山谷中的冰雪林中，激起大片雪雾。营地很安静，只有几个夏尔巴协作在冰川入口的窟窿边打水，看不见登山者——他们天不亮就出发了，这样才好在太阳升起来之前通过那片“恐怖冰川”。

穿过大本营，走进冰川的入口，并没有想象中的寒气逼人，天空蔚蓝，空气随着正午阳光无形地燃烧。这是危险的天气。半小时后，暴露在外的皮肤就会发红，然后起泡。但我并不想赶快离开，站在冰与冰的空隙间，像身处温暖的冰雪宫殿。洁白的寒冰反射着阳光，发出暖烘烘的热量，满眼都是燃烧冰块炫目的晶莹。

在山顶

EBC一共走了18天。18天的每分每秒，构成了属于这条山路的时间池。即便已经快到2019年的春天，仍然有些画面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就像是水面的浮标，循着它们就能再回到一年前的喜马拉雅。

2018年5月7日下午3点：在卢卡拉等待返程，坐在镇子边的一块巨石上，顺坡而下，就是山涧。云雾如水波填满山谷，对面的青山遥遥相对，又是另一片海洋。我脚踏巨石，面对群山，身后是一个夏尔巴人的村庄。一位老妇人从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端着木盆晾晒衣服。村庄中央有一块难得的平地，小孩们骑着脚踏车，一圈一圈地在地上转圈。牛在吃草，晾衣服的老妇人在说话，孩子们在脚踏车上尖叫，飞机的轰鸣声在山谷间隐隐响起。

5月4日下午4点：下撤进一条山谷，像牧场一样宽阔平坦。阳光时有时无，山谷里忽而白色大雾弥漫，忽而青色群山毕现。喜马拉雅山民用石头精心垒成的房子散落在变幻不定的山谷中，分割田地的石栅栏像城墙一样整齐，一块一块翻耕过的黑色土地里，冒出点点早春的绿色禾苗。整齐修葺的田地，没有外来者打扰的安静房舍，显露出独立于珠峰的自足，是另一个山里的王国。

5月5日傍晚6点：住进一家悬崖边的客栈，房子前面有一小片松林。夕阳照进林中，一位山民抱着一捆草料，将一匹瘦马引下林边的山坡。看着他们穿林而过的沉静身影，忽然又感受到中国山水画的古风。这里海拔已经降到3000多米，村庄、杜鹃、树木都重新出现，山间显出温和的秀美。但到傍晚，站在悬崖边，对面的山似乎动起来。每条山棱都是皱纹，每根草木都是须发，在逐渐暗淡的天光中缓慢地翻转逼近，巨大山体活动的阴影给人带来惊惧感。我上次有相同的感受，是在傍晚大风呼啸的贝加尔湖畔。

飞机场边的山里村庄，独立王国一样的山谷，还有在傍晚须发皆张的群山……都是EBC的记忆点。一段旅程可以有无数个记忆点，但终点只有一个，在Kalapather山顶。

Kalapather距离珠峰大本营10公里，海拔5550米，是EBC环线的最高点，也是一路上最能清楚看到珠峰的地方。

凌晨3点，定好的手机铃声响了，我在黑暗中钻出睡袋。这里是最高的住宿点，也是最冷的地方。摸索着穿上所有的厚衣服，第一次套上了羽绒裤，把室友Dan的薄羽绒服也裹在自己的羽绒服里，像一只鼓鼓囊囊的气囊，摆动着笨重的身体出了客栈。

Kalapather就在客栈对面，一片宽阔的平地尽头，是夜色中另一道更黑暗的剪影。看起来不高，也谈不上什么气势。夜色中的平地像一片巨大的白色沙滩，一盏盏早起徒步者们戴的头灯，犹如出海的渔火，从沙滩各个黑暗的角落冒出来，向Kalapather脚下汇集。除了鞋子踏在沙地上的刷刷声，四下一片安静。

我们也这样加入夜行的队伍，一步步走向山顶。山路并不陡峭，只是一片又一片平坦微隆的山坡，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却走得异常艰难。多余的羽绒服和羽绒裤紧紧拽住我，每抬一步都觉得扯着千钧重量。

两个多小时后，身边的空气慢慢从黑色变成青灰色，四周群山露出更清晰的曲线。前面传来隐隐的欢呼声。我仰起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微凸但绵长的昏黄草皮，像一波缓缓但厚实的浪涛遮住了山顶，只能看到前方更浅色的天空上，闪烁着微黄和淡粉色的亮光——到达山顶的人已经从黑暗走进黎明，迎来日出。我想象着在含霜的空气里，珠峰衬着西天的深宝蓝色显出金字塔的形状。太阳从它的尖峰上洒下第一道光芒，先以粉红激荡雪白，然后又渐渐将它变为橘色。

大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爬上Kalapather。阳光已经离开了山顶，最高处一块突出悬崖的巨石上仍然挤满了人。我站在巨石下，看向对面的珠穆朗玛，依然只露出小块黑色尖峰，没有白雪覆顶、侧面结冰、缓坡起伏的标准雪山外形，也不是状似破损、怪石嶙峋、严峻陡峭的山峰。它只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一层薄薄的白粉不时被吹散飞扬在它的头部周围。努子峰像一面7000多米高的巨墙，挡在它面前。

巨砺给山顶平添了一份坚固的感觉，但身后悬崖下滚动的碎石却打破了这种错觉。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这么纯粹的碎石，从环围Kalapather的群山上一泻而下，填进山谷，却又似乎永远也填不满。它们代表着形成喜马拉雅的时间。时间里包含着剥夺、损伤、不可复原，就像这些石头从巨大的山峰上剥落下来的那一秒。我突然有点理解Terri为什么对喜马拉雅的山和石头做出分别，但它们的差别不是云雾上还是云雾下，而是时间。

站在Kalapather的悬崖边，所有能看到的、能感觉到的和能听到的，就是石头。没有流水，没有生命，只有简单的死亡或是不朽。看到真正的石头，才能理解真正的高山，那也是我的EBC的终点。毕竟写过《关于高山之美》的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这么说过：“高山是所有自然风光的开始，也是结束。”

（感谢队友洋、我心飞翔对报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