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时代的主要文学人物,伊丽莎白时期的作家

1811年，东汉普郡五月的清晨，简·奥斯汀家的奥尔良李树正含苞待放。借着她的书信和亲人的回忆录，我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这位作家坐在她最喜爱的地方——靠近农庄大门的——一张胡桃木小多边桌旁，在一小沓稿纸上写作。

一听到“吱呀”的开门声，她就迅速地收起了稿纸。这天，她的家人难得能给她一份清净，甚至安静。她娟秀的字迹涂满了一页又一页稿纸。她用笔蘸蘸墨水，执笔沉吟，草草写几笔又划掉、涂抹，然后再蘸蘸墨水。她写得很快，因为没有多少空闲。她全神贯注，因为平时没有一个安静的书房。

她时不时地放下羽毛笔，构思着一个场景：范妮·普莱斯因为花花公子亨利·克劳福德浑身颤抖，或者为不道德的情节而烦恼。然后，她又提笔写了起来。最后，做饭、洒扫和说话声过于嘈杂，小说的情节令人恼火，锅子叮当作响，仆人们喋喋不休，她的眼睛也疼。够了。奥斯汀把笔放进墨水池，朝乔顿农庄的花园走去。

这是远离拥挤餐厅的短暂小憩。这里的空气更清新，光照更充足，可以自由漫步。奥斯汀在信中写到了山梅花明亮的白色花瓣和浓郁香气。刚刚从亚洲引进的牡丹又盛开了。还有奥斯汀没看到的、满心期待的：香石竹和美洲石竹，耧斗菜和胖胖的李子。

她慢慢地走着，仔细地观察，深呼吸。但不会太久，奥斯汀下午还有家务活儿要干，而且她未完成的手稿还在餐厅里向她招手呢。待她迈着特有的干练步伐回到室内，她已享足了花园的美好。奥斯汀又回到了那张小小的工作台前，让她抖擞起来的不是书本，也不是家长里短的闲话（尽管这二者都不缺），而是在乔顿农庄的果树、修整过的草坪和异域花草间获得的短暂休憩。

在这些工作习惯的陪伴下，简·奥斯汀在约四年中写出了她最后的三本小说，这是英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尽管疾病缠身、家务繁重，还有令人爱恨交加的家庭关系，但奥斯汀在这张小小的工作台上笔耕不辍，创造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角色。

心慌意乱

《简·奥斯汀：乔顿农庄的慰藉》

从她的小说开始聊，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得提前跟读者声明一点：奥斯汀并不是她笔下的女主角，也不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的“年轻小姐”。把作家与角色混为一谈确实省事，尤其是这样聪明、未婚、钱不多的外省女性，但奥斯汀一生出版了六部小说，她的女主角没有一个能与作者简单地画上等号。

奥斯汀有伊丽莎白的刻薄，却没有她的大胆；有埃琳诺的理智，却没有她的过度谨慎；有凯瑟琳对文学的热爱，却没有她的哥特式趣味；有范妮的虔诚，却无她的刻板；有爱玛对做媒的好奇，却无她的自命不凡；有安妮一样的孤独，却没有收获爱情。总而言之，奥斯汀并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简单、现成的短语或段落，塞进《傲慢与偏见》或《劝导》当中。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中奥斯汀的形象（安妮·海瑟薇饰）

不过这些角色的确从生活中来——不是从原始或现成的生活中来，而是对生活的矿藏进行了一番开采、提纯和打磨所得。她不是安妮·艾略特，她没有虚荣的男爵父亲也没有乏味的姐姐，但是她对安妮的生活感同身受，她足以想象安妮的压抑、失望、骄傲和厌倦。其他小说也是如此，它们就是奥斯汀的经历，只是经过了一番巧妙的改头换面。

从她的小说进入很有帮助，因为它提醒我们，这位深居简出的作家，连同她许多付之一炬的书信，其真容仍可在其小说中得以瞥见。她的小说隐晦地传达出渗透在她写作和生活中的思想，包括她对乔顿花园的热爱。

《傲慢与偏见》这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简在二十二岁时完成了小说《初次印象》的初稿。她当时对那部作品的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信心十足，但我们所知甚少。十五年后的1813年1月，这部作品由出版商托马斯·埃杰顿出版，奥斯汀心中百感交集。

跟大多数奥斯汀迷一样，她自己也很喜欢女主角伊丽莎白·贝内特。奥斯汀在小说出版时对姐姐卡桑德拉说：“我觉得她就是有史以来最讨人喜欢的书中角色，我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容忍那些不爱她的人。”不过，她对整部书的成就却不太乐观。她承认它的轻松活泼和迷人之处，却觉得它不够严肃，缺乏对照。她对姐姐说：“作品太轻巧明快了。”尽管如此，她仍然认为这本书值得出版，即使她没有署自己的名字（署名是“一位女士”），这本书也是属于她的，包括缺点。

2005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娜塔莉·波特曼饰）

身为一个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作家，奥斯汀并不知道《傲慢与偏见》有朝一日会成为最受欢迎的英语小说之一。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读书日的必读书单上位居第一，也是许多出版商的稳定摇钱树。2002年，奥斯汀作品的销量超过了畅销书作家约翰·格里森姆的作品。1901年，美国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评语，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他在《时尚芭莎》杂志上说：“近年来，阅读《傲慢与偏见》越发成为一种时尚。简·奥斯汀的读者们，包括我都是她的崇拜者，她是一种激情、一种信仰，甚至一种宗教。”（摘自理查德·道金斯未出版的书《奥斯汀谬见》）。

这本书的魅力经久不衰，有许多原因——女主角的机智诙谐、漫画式的夸张效果、优雅的散文体、伊丽莎白·贝内特和菲茨威廉·达西矛盾重重又受挫的爱情，再加上如今人们对高帽子、浓密的鬓角和高腰连衣裙的着迷。《傲慢与偏见》缺乏细腻的心理描写，但作为一部讽刺小说、一个爱情故事和一部偶尔生动的礼仪侧写，它的的确确是一部出色的小说。

《傲慢与偏见》的出彩，一部分归功于小说精心编排的场景，这些场景为故事提供了戏剧性的转折点，譬如梅里顿的舞会、达西先生的初次求婚，以及伊丽莎白与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的对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丽莎白的彭伯利之行。彭伯利是达西先生的家（众所周知，这就是电视剧版中科林·费斯穿湿衬衫出现的地方）。尤其是豪宅花园——伊丽莎白的舅母加德纳夫人称赞那庭院景色实在宜人——它让伊丽莎白不禁陷入了沉思。

1995年《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科林·费斯饰）

这个故事对所有奥斯汀迷来说如数家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细节。在德比郡一个晴朗的下午，伊丽莎白·贝内特兴奋激动又忧心忡忡。这位年轻的乡下姑娘和她的舅父舅母坐在一辆敞篷马车上，正赶往达西家族的彭伯利豪宅。她假装对这次出游漠不关心。这时还没有人知道达西先生笨拙的求婚，所以舅父舅母不知道她的“心慌意乱”。她一直在故作镇定。

达西富有、聪明、英俊、高贵，但他的骄傲和对她家世的蔑视，毫不意外地激怒了她。他对她的容貌不屑一顾，并且用自以为是的求婚来羞辱她。他气愤地说：“难道你指望我会为你那些卑贱的亲戚而欢欣鼓舞吗？”更糟的是，他还横加干涉，威胁到她姐姐的幸福。对于伊丽莎白和她的家人来说，这位达西先生真是个自命不凡的榆木脑袋。

可是伊丽莎白的想法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就在她骂他“傲慢无礼”的时候，她渐渐地喜欢上了他。他诚实、直率，而且，她很快就发现，他是真的善良。他俩都敏捷机智、能言善辩、鄙视粗俗。尽管她心有疑虑，但还是动心了。她当然不想碰到他，她就像一个在他的庄园里闲逛的游客（“她一想到这儿就羞红了脸”）。但他外出时，她就可以自在地四处游荡，而不必担心出现尴尬的场面，她就是这么想的。随着他们渐渐接近彭伯利，贝内特小姐屏住了呼吸，他们的马车缓缓驶入树林。

他们驱车上山，在高大的橡树和榆树的掩映下行驶了好长时间。我想，这些树林该有几百年了，树身高大，枝繁叶茂（“一座深邃辽阔的美丽树林”）。林中凉爽宜人，也许树叶间还洒下了斑驳的阳光，时不时可以从林中瞥见一种经典的景致：清新洁净的草坪与湖水，或一座新古典主义的神庙。他们行驶了很久，到达树林茂密的山顶，在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这里真是美得令人窒息，伊丽莎白跟舅妈一样，高兴极了。

彭伯利庄园屹立在一条溪流对面的高地上，背靠树木葱茏的山岗。池塘里，鱼儿嬉戏，天鹅在水面上游动。这里的地势高低起伏，有天然之趣，但比自然又多一分精巧、高贵和宁静。奥斯汀写道：“她从没见过一个如此天趣盎然的地方，它的美姿，丝毫没沾染庸俗趣味。”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主角对达西的看法，透过这些花园，她看到达西豁达而丰富的内心。当她被它的美和突如其来的情感触动时，她的内心宁静澄澈，豁然开朗。奥斯汀写道：“在那一刻，她觉得，做彭伯利庄园的主妇也很不错呢！”

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奥斯汀出色地处理了戏剧冲突，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隐身。考虑到伊丽莎白有话直说的作风和伶牙俐齿，我们也许会觉得女主角会来上一段独白，以详尽的细节对彭伯利庄园大加赞赏。当然，伊丽莎白跟奥斯汀一样，都不是什么浪漫主义者。可是，这就是伊丽莎白·贝内特满怀激动的彭伯利庄园观后感吗？确定不来一段激情澎湃的说辞？

是的，一句也没有。尽管伊丽莎白像奥斯汀说的那样“心慌意乱”，但她还是缄口不言。她的沉默并非作者的任性妄为，也不是随意添加的细节。没有什么比这更聪明地呈现了《傲慢与偏见》中头号傻瓜科林斯先生的角色塑造了。

伊丽莎白那位装腔作势的表兄也喜爱花园。这位新婚的牧师，对自己的牧师住宅洋洋得意，夸耀它是多么整洁，离他女恩主的地产有多么近，庭院打理得多么井井有条，但他并没有默默享受，而是扯开嗓子长篇大论地卖弄显摆。他可不愿闭嘴，他数了他的树林，走遍了花园的小道，详述每一个园艺设计的细节。奥斯汀写道：“每指点一处景物，都要琐碎地絮叨半天，以至于花园之美完全被抛诸脑后了。”他急切地想让大家称赞他花了很多时间打理的花园（“打理花园是他最高雅的乐趣之一”）。

在这里，花园成了科林斯的代言人，诉说着他的野心和追求。就像作者所说，它“很宽敞，设计也很别致”。但科林斯的喋喋不休冲淡了花园的美，就像这位牧师的虚荣浮夸和逢迎谄媚掩盖了他的优良品质。尽管科林斯受过牛津剑桥的大学教育，而且在社区也很有名气，但是他的一通废话削弱了他的园艺成就，还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

女主角的沉默和牧师的聒噪形成了鲜明对比，借此，奥斯汀给了读者一个有趣的暗示，那就是她那带有哲学意味的园艺爱好。这就是默默沉思的简，她在城堡广场和乔顿农庄俯身照料鲜花，她一丝不苟地重新摆放盆栽，订购库柏笔下的金链花，采摘醋栗。这种爱好的特点是安静的劳作和遐思，而非八卦或者家务琐事。奥斯汀显然认为这样的沉默弥足珍贵。

唯一永不犯错的“教皇”

《简·奥斯汀：乔顿农庄的慰藉》

要更好地理解女主角在彭伯利庄园里的沉默，最好多了解一点奥斯汀的哲学观以及启发过她的观点和思潮。

这名小说家并非学者或评论家，但她是一位出色的读者。尽管奥斯汀被评论家轻视为一名“女作家”（往往被归为言情小说家），可她熟读各种学术作品。奥斯汀没有引用罗伯特·亨利的《英国史》，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她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这位二十五岁的作家读完此书，跟她姐姐聊天的时候，就立刻显露出一种博闻强识）。

她喜欢读约翰逊博士及其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还有约翰逊的搭档、聪明又虚荣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写的英国史。她还会读布道文，向姐姐称赞一位名叫托马斯·夏洛克的牧师。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1813年奥斯汀对帕斯利上尉的文章《大英帝国的军事政策和机构》进行了评论，称赞其风格诙谐有力。她在乔顿给卡桑德拉写信道：“这是第一个令我惊艳的军人。”显然，简·奥斯汀有着过人的阅读品位，涉猎广泛，包括历史、哲学、神学、社会评论和军事。

据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推测，奥斯汀还受到启蒙运动名家托马斯·洛克赞助人兼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四世的影响。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当然，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其性格充分体现了复杂微妙的善与恶的结合）会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而不是她那个时代加尔文派神学家黑白分明的伦理观念（赖尔称他们的道德心理是两极化的）。

当然奥斯汀笔下的反面角色也有种种缺陷，但还谈不上邪恶，比如《理智与情感》中年轻时髦的浪荡子威洛比，他软弱、不忠、善变，但还算不上恶人。她的小说中没有绝对的恶人。同样，她笔下的女主角也不是完人，也有一些缺点或错误。从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偏见到爱玛的自以为是，奥斯汀赋予她的女主角们真正微妙、丰富的人性。

在奥斯汀眼里，这世上的道德有许多种类型，而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比如救赎与诅咒、善与恶、天使与魔鬼。赖尔说，这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他开始到沙夫茨伯里一以贯之。赖尔写道：“沙夫茨伯里打开了一扇窗，在18世纪，少数作者借此感受到亚里士多德的一缕清风，简·奥斯汀就是其中之一。”简言之，奥斯汀看似简单的小说，受到了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灵的润泽，包括哲学家、散文家、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

但是，诗人对她也有同样的影响。奥斯汀对正义良善之举的看法，受到了许多自成体系的思想家的影响，同样受到了诗歌的影响。赖尔指出，“道德家”这个词“足以涵盖哈奇森或休谟，以及戈德史密斯或蒲柏”。尤其是亚历山大·蒲柏，他可谓18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诗人。现在人们不太读他的作品了，但他的许多诗句都成为家喻户晓的谚语，诸如“一知半解最危险”“人皆犯错，宽恕是德”，以及“天使畏惧处，愚人敢闯入”。

才华横溢的法国剧作家、斗士伏尔泰也赞赏蒲柏的作品，即便两人都看不惯对方。伏尔泰大度地对一位记者说道：“他是英格兰最出色的诗人，也是当今世上最杰出的。”这是一个遭蒲柏白眼的人对他的高度赞扬。如果说蒲柏这位诗人的观点有时不免陈腐老套，可是他的表达却颇为新鲜、利落和犀利。的确，蒲柏在这里坚持自己对“机智”的界定：“装点得宜的天然；意中常有，却从未经人道出。”诗人的职责就是赋予平常观念以新颖而令人难忘的表达。

有鉴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蒲柏对18世纪说英语的人都进行了一番思想上的装扮，其中就有简·奥斯汀。

跟沙夫茨伯里和奥斯汀一样，亚历山大·蒲柏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比起加尔文主义的灵魂之战，他对丰富的人性更感兴趣。他认为人的性格微妙难言、迥异、善变。虽然每个人都有一种“主导情欲”，但一切都处在变化当中。他在给科伯姆勋爵的信中写道：“举止随财富而易，性情因地域有别，教义因典籍不同，原则随时间而变。”因此，奥斯汀在她的两部小说《诺桑觉寺》和《理智与情感》中引用了蒲柏的话，而且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信中，她说，“他是世上唯一永不犯错的‘教皇’”（诗人蒲柏的名字 Pope也有“教皇”的意思，而且他也有天主教背景，此处一语双关）。考虑到蒲柏的天主教背景，这话听上去另有深意。同样在这封信中，奥斯汀还引用了蒲柏的话来展示自己的坚忍，她改写了蒲柏的伦理诗《人论》中的一句话，犀利地说：“凡存在的，都是最好的。”（蒲柏的原句是：“One truth is clear，whatever is，is right.”即：“凡存在即合理，这个道理很清楚。”）

正是蒲柏的“随笔”勾勒出了奥斯汀含混（不是指表达不清）的哲学世界观，像奥斯汀一样，蒲柏的出发点很简单，即“人的无知”。他所说的“无知”，并非指误传或错解，这种无知完全可以通过对事实的核查和研究来克服。蒲柏是在说人类基本的感知和知识的局限。他认为，上帝看到并掌握一切，但我们只能对这个渺小世界的一小部分有所领悟（更不用说整个宇宙了）；我们是机灵、渺小、脆弱且常常犯糊涂的生灵。蒲柏的上帝掌握了整体，而人类只能笨拙地抓住一小部分，比如一小块土地，甚至更渺小的永恒。

1727年的亚历山大·蒲柏（维基百科）

也许，更重要的是，蒲柏说质疑宇宙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他认为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得到任何详尽的答案。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就跟一头牛对农夫劳作的理解差不多。我们就像那头牛，无法胜任此事。其次，即使我们奇迹般地掌握了宇宙的全貌，期望任何事情的变化也是愚蠢和徒劳的。

蒲柏写道：“如果有可能，就得承认，无限的智慧自有其最佳的安排。”简言之，我们拥有最美妙的宇宙。在我们有限的视野中，世界看起来也许丑陋、不公或不合理，但其实它是一个平衡而和谐的系统，有着无比精准的尺度，按上帝的旨意运行。各类鸟、兽、虫都是这首交响乐中的一种乐器，然而，除了这名伟大的乐师之外，无人洞晓这首交响曲的伟大之处。我们想转变我们的角色，这是荒唐而危险的，因为最细微的不和谐或错拍都会毁了这部作品。让我们把宇宙想象成一个精美易碎的音乐盒，里面有无数的齿轮、转轮和弹簧，哪怕是最轻微的损坏，也会让音乐停止。他写道：“从自然之链上去掉任何一环，无论是第十环，还是第一万环，都会打断存在之链。”这是一个完美、统一、理性的和谐世界。在蒲柏的世界中，一切存在都是理应如此、必然如此。

对诗人来说，就有了一则明确的道德训诫：不要再胡思乱想，不要再悲伤哀叹，继续生活吧。当然，我们可能会抱怨贫穷的生活，或因受到轻慢而发怒；我们可能会懊悔错失良机，也会对未来担惊受怕。但总体而言，我们确实拥有了应有的权力、职权和能力，而且，世界上的各种力量都处在竞争与合作中，以此制造出一个稳定的、有规律的宇宙。我们不能质疑它，也不能改变这幅蓝图中的一个字或一句话，它永远存在，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对于宇宙的傲慢，我们最好别去管它，还是过好自己的人生，操心我们的日常得失吧。这就是简·奥斯汀在给卡桑德拉的信中那句篡改的引文的出处和意义。蒲柏写道：“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凡存在即合理，这个道理很清楚。”借诗人之口，奥斯汀提出了一则简单而有力的信条：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所以就省省力气吧。

假如神学受到质疑，那么在这个宇宙学中依然有一些大胆的想法，能与简·奥斯汀的道德世界产生共鸣。很明显，蒲柏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事实提出异议，也没有必要对宇宙的宏伟因缘心怀担忧，还不如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忠实于朋友，死后留下一点美好或有价值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蒲柏认为这样宽广的人类生活是值得一过的，我们拥有上天分配给我们的能力和潜力，它们也是一个美好整体的宝贵组成部分。

蒲柏和奥斯汀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将热情的世俗精神与沉静慰藉的信仰融为一体。奥斯汀像诗人蒲柏一样博览群书，对细节与风格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她不是形而上学学者——莱布尼茨那令人赞叹、复杂难懂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她既不感兴趣，也理解不了。她相信宇宙的秩序，但无意探究或推翻它。克莱尔·托马林在她出色的奥斯汀传记里写道：“宗教始终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什么值得质疑或探究的事情……与其说它是精神因素，不如说是社会因素。”在奥斯汀作品中的婚姻、家庭、美德的描绘，对自己毅力和耐心的坚持背后，是她对万物秩序的信仰。这正说明了作者关注家庭争吵、风流韵事以及经济斗争的原因：这是她有所了解、抱有期待和施以同情的领域。蒲柏的警句完全解释了这一点：

认识你自己，莫以神为鉴察。

适合研究人类的是“人”。

他愚昧又聪明，粗鄙又伟大。

置身尘世的狭窄地峡。

在这种对人性的清晰描绘中，我们看到了奥斯汀笔下不完美的人物和熟悉的情节，以及她对一个比自己的英格兰乡村更广阔的世界的平静信念。她的小说，正是这种“适合的研究”。

差强人意的愉快生活

《简·奥斯汀：乔顿农庄的慰藉》

这份平静，就是伊丽莎白·贝内特在彭伯利静静品尝到的——不是彭伯利给她财富和地位的许诺，而是她看到的一幅和谐有序的宁馨图景。它提醒着这位焦虑的姑娘，她的世界尽管充满悲伤和忧虑，但那并不是全部，大自然中也有庄严、克制和优雅——这些美德，她在达西身上也看到了。

奥斯汀写进《傲慢与偏见》的素材，她自己也在乔顿、城堡广场和斯蒂文顿体验过。她能忍受让人心力交瘁的家庭与艺术创作的变化无常——从厌倦到悲伤，再到亢奋，又循环往复——然后抽身，醉心于南安普顿的金链花或乔顿农庄的山毛榉。无论兄弟姐妹之间如何斗嘴，英法战争的阴影如何影响生活，或是一个“不合适”的人固执与否，那些球茎依然在每年春天开出花来。

1811年5月的最后一天，奥斯汀写信给姐姐说：“我今天听说在一棵树上发现了一枚杏子。”这不是又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是闲言碎语或乏善可陈的日常，这是对轮回不休的生命的致敬。在乔顿农庄的花园里，奥斯汀能邂逅蒲柏的完美宇宙，它不像人类俗事那样含糊、不完美、转瞬即逝。它重申了她安静的信念，那是舞台上千变万化的戏剧动作背后永远不变的背景。

如果奥斯汀能在她的信中做到理智冷静，那她自然也乐意获得慰藉。她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有这样一句名言：“让别的作者来描写罪行和痛苦吧。我尽快抛开这样一些令人厌恶的话题，赶紧让那些没有重大过失的人恢复他们差强人意的愉快生活。”

即便考虑到奥斯汀一贯的讽刺手法，她的这番话也颇为认真：她出版的小说总是追求大团圆的结局，就连玛丽安·达什伍德也找到了她的上校。尽管这位小说家认识到心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种种现实，但她还是乐于寻求和提供慰藉——躲在蒲柏形而上学面纱下的“差强人意的愉快生活”。奥斯汀正在重新发现神学家奥古斯丁描述的“人类理性与万物本质几近交融的场合”，即播种、扦插、嫁接、插条。乔顿农庄的花园是一堂课，类似现在所谓的“大局观”课程，简·奥斯汀在狭小天地中细细品味出了更广阔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