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活司机扮演者

文 ︳「影视独家」 兰之馨

藏地文化是万玛才旦电影创作的一个底色，是他故事生根发芽的基础。

在万玛才旦看来，藏区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而在更多其他人看来，万玛才旦也是属于藏区的一个传奇。

1969年，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一个村子里。除了每个月一两场的露天电影，这是一个与电影毫无关系的村子。但万玛才旦很小就喜欢上了电影，他在村里上的小学，那个年代放映最多的革命题材露天电影就是他最早的电影启蒙。

2003年，万玛才旦从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开始电影编导工作，至今已自编自导6部长片电影。直到今天，家里人仍然对他的工作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拍电影的。藏地的电影院线并不普及，网络和DVD在这里是更流行的观影方式。人们对电影文化知之甚少，甚至在他家乡人眼中，电影和电视是一样的。

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万玛才旦最终仍是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更令人惊奇的是，由他起头，带动了松太加、拉华加等一批藏地电影人的崛起，多年来制作推出了一系列优秀藏语影片，电影录音师德格才让首部个人执导的长片电影也已经在做后期。

发生在藏地的这一独特现象，业内人士称之为“藏地新浪潮”。

不难想象，万玛才旦的导演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当上导演之前，他的经历很是丰富，在工作与求学之间反复切换。从州师范专科毕业后，他当过小学老师，领了4年的99元月工资，这在当时的他看来不是小数目。

但后来，不安于命运安排的他还是放弃了稳定工作，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人与狗》，从此有了作家身份。

大学毕业后，万玛才旦先当了几年公务员，后来又读了藏汉文学互译专业的硕士。多年来，万玛才旦外在的处境和身份一变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都与电影关系不大，但他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一如当初。

终于，2002年，他遇到一个基金资助大量藏区项目，于是赶紧抓住机会写了一份学习电影的申请书，很快便得到资助，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虽颇多曲折，但可以肯定的是，万玛才旦每一步看似无关的个人突破，都将他进一步引向了电影创作的世界。

电影创作是团队作业，开始学电影的万玛才旦找到了同样对电影感兴趣的松太加和德格才让。“松太加是学画画的，我就建议他去学习摄影；德格才让以前做音乐，我就建议他去学录音；拉华加高中毕业后就想学电影，考上大学都不想去读，想到他太年轻也没积累，我就建议他先上大学学文学，再到电影学院学习，之后他跟着我做执行导演，然后才真正拍电影。”就这样，藏地电影人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逐渐有了规模。

拍摄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时，万玛才旦还是个一无资源、二无经验的新人，带着DV和几个同学直奔老家艰难摸索。如今，藏地电影在全国范围乃至国际上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万玛才旦个人的第六部长片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也在先后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马影展等多个电影节的提名和奖项后，于今年4月2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相比写实，传奇和荒诞是他更为熟悉的

《撞死了一只羊》距离他的上一部影片《塔洛》上映已有3年，电影是在2017年拍的，年底完片，去年参加了一系列电影节，院线上映的档期就排到了今年4月份。

万玛才旦透露，《撞死了一只羊》剧本早就写好了，只不过后来《塔洛》先有了投资，就被搁到了后头。最后，王家卫的泽东电影投资了《撞死了一只羊》。原本泽东电影找到万玛才旦时是想拍一些藏族题材的电影，看到《撞死了一只羊》已经是通过立项的成熟剧本，于是决定先拍这一部，由王家卫担任监制。

相比之前《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寻找智美更登》《塔洛》等电影的写实性，万玛才旦这回的新电影充满了荒诞色彩。他表示，这不是刻意的创作风格的转变，相反，它充满了偶然性。

在藏区，传奇和荒诞很是普遍。相比写实，这些反而是万玛才旦更为熟悉的。他刚开始做电影时受到的现实条件限制较多，可选题材范围很少，其中现实题材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实际上，他并非是专做现实题材的导演。

看他的小说作品，甚至会发现与电影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写实相当少，内心感受更多，经常带有魔幻、荒诞性质。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由次仁罗布的《杀手》和万玛才旦自己的《撞死了一只羊》两篇短篇小说改编而来。

《杀手》讲述一位杀手搭上司机的卡车去报杀父之仇，等见到仇人后却放弃了，司机知道后在梦中替他杀掉了仇人。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讲述卡车司机在路上撞死了一只羊并设法超度此羊的故事。改编后，电影将两个故事融合，呈现一个因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和放下的故事，具有东方神秘气质。

《撞死了一只羊》是在可可西里拍的，剧组50多人，拍了30多天，一半以上时间在公路上拍摄。万玛才旦透露，拍摄过程中没有特别的阻力和困难，大家都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也有资金保障，不过因为在可可西里拍摄，吃穿住行条件都比较艰苦，而且还有高原反应，剧组必须配备医疗人员和足够的氧气瓶。

“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化妆老师刚进组几小时就昏过去了，当天就送回去了。”万玛才旦说，“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一开始也有反应，但慢慢就适应了，有些人就适应不了。”

在可可西里拍电影需要找相关部门批准，即便批准了，保护区也规定一些地方不让进入。《撞死了一只羊》里有很多公路戏，万玛才旦希望电影里见到的都是老的土路，这在今天很是难找。剧组从西宁出发一路找了两周多，才找到那种实际不长但拍出来显得很长的路。

影片中，观众看到司机的卡车行驶在风沙之中。万玛才旦透露，这风沙是专门等来的。“司机撞羊之后与杀手第一次相遇，需要一个很大的风沙来营造气氛，有风沙跟没风沙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等风的间隙就拍点别的细节，风来了就拍风沙。风在刮的同时，剧组很多人在旁边扬土，有时还要一边扬撒土一边用板子加大风的力量。”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达到想要的效果，这是万玛才旦选择在可可西里和冬季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

▍改编加进了很多原小说没有的元素

2006年，万玛才旦在《小说选刊》上初次看到《杀手》便很感兴趣，但短短几千字用来改编电影篇幅略少，一般一个电影剧本需要一个中篇小说的容量，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撞死了一只羊》。“它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发生在路上的故事，都是关于一个司机的故事。”

两篇小说都有想要解脱的内核。“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中，司机撞死羊有负罪感，有宗教压力，需要得到救赎。小说《杀手》中，复仇对杀手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包袱，最终需要放下，亦即解脱。”

在万玛才旦看来，《杀手》的故事比较单调，加入司机撞死羊的经历后，观众可以借此想象、补充杀手的心路历程，让两个人物形成互补。而且小说《杀手》原本就荒诞，改编以后更加增强了荒诞感。

该片改编成分比较大，加进了很多原小说没有的元素，在电影节放映之后，人们纷纷猜测杀手和司机可能是同一个人。对此，万玛才旦表示，他创作的起点就是小说《杀手》。《杀手》有先锋小说的味道，具有多义性，但电影需要面对更广泛的观众，所以他在电影化过程中作了一些处理。

比如，杀手和司机共用同一个名字，都叫“金巴”，而“金巴”也是现实生活中司机扮演者的真名。角色重名，一方面增加了荒诞感，另一方面增强了多意性。影像方面，从杀手金巴报出名字之后，两位金巴在同一画框里时每人总是只有一半的脸。

为了加强这种多意效果，茶馆部分的戏也作了刻意的设置，两位金巴先后从茶馆的同一个方向出现，坐在同一个位置，他们目中所及都是一样的，就好像经历了同样的时空。

为此，茶馆部分的戏也拍得最辛苦。“每一场的气氛、每个光线都得做得非常到位才能达到那种效果。旁边人的状况，他们说的话、做的动作都得接上，刻意做到同步。而且茶馆里的人都是群众演员，拍起来就更难，需要花更多时间。”万玛才旦说。

影片结尾处，司机金巴在梦境里杀人是一种救赎。“梦里杀人不是真正的杀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施舍，它以佛教的慈悲观念为基础。”万玛才旦表示，即便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杀手杀人也有压力，而仇人曾经作恶亦有罪恶感，唯一的解脱就是被杀。

司机在梦里杀死杀手的仇人，杀手得以放下，而仇人也得到了解脱。《杀手》小说里只写到司机梦里杀人，电影改编后作了更具象的处理——司机穿上了杀手的衣服，这也是在暗示也许杀手金巴就是司机金巴的另一面。

司机杀人这一梦境段落很巧妙地利用了湖边的倒影。“这个段落很重要，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拍。司机做梦的地方就是最初撞到羊的地方，像一个轮回。刚好那边有一个很大很美的湖，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倒影。司机靠着车轮胎睡着后，镜头就往下摇，慢慢变成了一个倒影，倒影里你可以看到他脱了自己的衣服，再穿上杀手的衣服……这就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入梦过程。”

电影中出现过3个版本的歌曲《我的太阳》：一开始司机车上播放的藏语版本《我的太阳》；司机本人唱过一版；最后在司机杀人的梦境里，观众听到的是意大利语版本《我的太阳》。

这3个版本都是电影改编过程中加进去的，有现实基础，也有增强荒诞感的需要。原来，很多年前万玛才旦听过藏语版《我的太阳》，深觉荒诞，印象深刻，而且跑青藏高原的路又长又荒凉，司机一般都会放音乐。“就像做梦，可能梦里有人在讲法语，你不懂法语，但梦里好像你完全能听懂他在讲什么。电影梦境段落放了一首主人公完全听不懂的歌曲版本，就是为了加强这种荒诞感。”万玛才旦说。

梦境段落里还有一个特别的镜头——飞过的飞机。在万玛才旦的理解中，杀人、报仇会一代代延续，循环往复。在电影中他希望个体觉醒，终止这种循环，避免后代一直生活在仇恨里。“司机金巴终止了这种传统。他第一次抬头看天空时看见秃鹫，象征那种传统，等再次抬头时看见有一架飞机飞过去，暗示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此外，平常去可可西里可以看到诸如藏羚羊、野牦牛等很多动物，但在电影中，万玛才旦刻意让所有镜头都不带到这些动物，也是为了营造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突然撞到了一只羊的荒诞感。

▍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能是世界的

创作小说和电影互有助益，万玛才旦从2000年开始学习电影后，文学作品也跟着有了明显变化，而多年小说创作的叙事方式和意象处理方式也影响到了他的电影创作。

万玛才旦写剧本很快，有了兴趣和感觉之后，用不了几天就能完成。写《老狗》剧本时，他是先有了想法就去实地考察，还没写剧本就把演员形象定下来了，然后根据当地场景一周就写完了剧本。

《撞死了一只羊》是先写了剧本，再去找演员。“电影跟小说不一样，有现实的制约，有些东西你写出来可能实现不了，所以你就要想方设法作一个处理。达到目的的方法可能很多，但你要从中找到最适合的，再把它落到实处写出来，可能更有效。”万玛才旦说。

如今，万玛才旦写小说少了，不会为了发表文章或者得到稿费之类的需求去写，甚至写完就完了，发不发表都不再重要。他说，到了某个年龄段，看很多事情就跟之前不一样了，状态自然也会放松下来。如今，他平时的生活工作节奏更多是顺其自然。

焦虑也不是没有。“随着成长、老去，记忆中小时候的很多东西都渐渐在模糊，甚至曾经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关系也因为很多因素而变得疏远。”万玛才旦说，“时代在变化，很多东西在消失，就像母语，许多许多年之后也许就没有了。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很悲伤的事情。”

万玛才旦曾经让上高中的儿子休学一年，去一个寺庙学校学藏语。他说，因为儿子从小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包括生活习俗等都在离他远去，而且他会觉得越来越陌生。“让他去学习藏语藏文，有点像在抢救某个非遗文化，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他一开始也比较抗拒，但过了一年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甚至不太想回来。”

更多的时候，焦虑是没有用的，只能顺其自然。创作本身之于他也是一个发泄焦虑的出口。“就像司机金巴一样，他撞了羊，然后给它超度，他心里的结就解开了。创作也有类似的作用。”

藏地文化是万玛才旦电影创作的一个底色，是他故事生根发芽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没有佛教文化的土壤，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后又背着羊去超度这个行为就会很荒诞，不成立。

文化各有特色，在万玛才旦看来，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做出不同文化的共性。“我不只是做局限在藏族这个族群的电影。像《塔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身份困境，它是关于更广泛的‘我们’。做一部当代电影，除了要有特色，还需要更多的关于人性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能是世界的，不然你的电影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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