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淑传奇班勇扮演者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男权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但在这个男权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也并非完全没有女性的身影。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一位凭借自身智慧和修养，在政治漩涡中旋转乾坤的人物——东汉历史上第二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太后，邓绥。

东汉的外戚政治

公元88年，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年仅十岁，由汉章帝的皇后窦氏临朝听政。窦氏家族从此把持朝政将近五年。

此后东汉的国运似乎一直不佳。汉和帝去世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停地出现幼帝登基现象，于是前后共有六位皇太后临朝听政。女主临朝，是东汉中后期历史的显著特征。

在男权主导的古代社会，太后听政，势必依赖自家父兄掌权；而外戚得势，又一定会引起年幼的皇帝不满。所以在皇太后身后，乃至皇太后还健在的时候，逐渐成年的皇帝通过各种方式夺回政权，并对外戚家族进行大清洗，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东汉历史上六位听政皇太后及其家族，除了最后的何太后死在权臣董卓手里，前五位无一不印证了这一规律。

但在这五人中，还是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第二位听政太后邓绥。

电视剧《班淑传奇》中的邓太后

尽管在邓太后去世后，邓氏家族也难免遭受新皇帝的清洗，但整体上说，邓氏家族在如此激荡的政治漩涡中，付出的代价算是最小的——特别是与惨遭灭门的“跋扈将军”梁冀相比。

邓太后相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文化。

“女博士”的成长之路

邓绥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童年的邓绥，与当时的普通女性有很大不同——她居然痴心于读书，每日孜孜不倦。《资治通鉴》说家里人给她取了个雅号叫“诸生”（当时对接受官方教育、并以此博取功名的平民学者的通称），是简化了的说法。事实上，《后汉书》对此事有更详尽的记载。

《后汉书•皇后纪》中写道，邓绥早慧，六岁就能识字，十二岁已经能读通《诗经》、《论语》，喜欢和兄长们讨论典籍古训，而不屑于做女工，因此遭到母亲的奚落。母亲对她说，你不好好学女工，行妇道人，难道长大了去考博士嘛？汉代的博士，是主管教育、参与朝廷谋议的官员。邓绥不愿太让母亲失望，但更不愿放弃读书，于是白天学习女工，晚来习诵经典。

十五岁时，邓绥被选入汉和帝的后宫，充当贵人。在这里，“女博士”遇到了给她带来巨大教益的“女博导”——班昭，中国历史上入选《文选》的唯一女性作家、女性行为准则《女诫》的作者。

班昭画像

在汉和帝时，年逾不惑的班昭奉诏入宫续写《汉书》，同时被和帝聘为后妃们的老师。面对同样的老师，资质不同的学生获得的教益有时会呈现出天壤之别。当时的皇后阴氏，看来不是好学生；自幼好学的邓绥，则在班昭的点拨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快就把班昭教授的“柔弱胜刚强”的智慧付诸实践。

阴皇后虽然也有才有貌，但个子不高，和身材颀长的邓绥比起来，短了几分气势。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更为完美的身材配上学识气质，使得邓绥马上吸引住了汉和帝，阴皇后被冷落了。不过邓绥却没有骄傲，反而意识到日后会有更多危机需要面对。于是她为自己确定了一项出人意表的行动准则——她毫不计较阴皇后的嫉妒，反倒把维护阴氏的权威、地位作为第一要务。

有一次汉和帝病了。阴皇后放出话来，说是等汉和帝驾崩后，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铲除邓氏家族。邓绥听到话风后，意欲饮药自尽，希望以死来化解这一矛盾，并保全她的家族。由于侍从的阻拦，邓绥自尽未遂，而第二天汉和帝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邓绥因此躲过一劫。

持续的嫉妒心驱使阴皇后以巫术诅咒邓绥——这在中国古代宫廷里是一项大忌。此事被人告发，阴皇后非但没能消灭对手，反而害得自己被废。倒是屡遭陷害的邓绥，此时仍积极营救阴氏，这更令汉和帝深感触动。于是邓绥继阴氏之后，成为汉和帝的第二任皇后。

谦退、自我裁抑，是班昭教授子弟、学生的重要课题，也是《女诫》的中心思想。阴皇后这门课程看来是不及格，而邓绥的行为充分说明，她堪称班昭门下的得意弟子。

满招损，谦受益

邓绥的谦退策略同样体现在对娘家兄弟的态度上。和其他外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状况不同，邓氏兄弟并没有因为邓绥成为皇后而变得满门朱紫贵。终和帝之世，邓绥的长兄邓鸷只是当个虎贲中郎将；和帝屡次想提拔邓骘兄弟，都被邓绥劝止。这不仅让邓绥在汉和帝眼中显得更为贤惠，也使得邓氏家族未因皇后废立而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风平浪静地度过了好些年。

邓太后戒饬宗族

和帝去世后，邓绥一直等到她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的第三年，才终于把邓骘放到大将军即汉朝传统的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上去。这也和其他东汉的太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邓绥临朝后，不便与外廷男性频繁接触，班昭就成为她宫廷政治顾问的最佳人选。过了几年，邓绥的母亲去世，邓骘请求解职守丧。这让邓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兄长解职，对处于权力核心的邓绥而言，无异于斩断了左右手；另一方面，若不允许兄长解职为母亲守丧，又明显违背礼制。

在这紧要关头，还是班昭的一番上书为邓绥拨云开雾，指点迷津。班昭力劝太后藉此向天下提倡“礼让为国”。她说，子女为母亲服丧是天下人都认可的基本准则，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此时若做出与基本伦理观念相违背的决定，必然导致舆论反感，因为以人嫉妒心理来说，权位越高，便越容易受到比普通人严苛得多的批评。相反，若善于为国，懂得利用“礼让”姿态，这恰恰是向全天下表现邓氏家族高风亮节的最佳机会；在邓家整体实力还在的时候，大将军邓骘稍微缺席一段时间，又有何妨呢？

邓后不愧是高才生，立即接受班昭建议，同意邓骘退居二线，却又合情合理地提出：“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这一决定，果然大受当时舆论和后世史家的称道。

从“齐家”到“治国”

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记录历史，每个王朝都会为历史编纂事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此产生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便是明证。历经千余年不断检验，学者们认为“二十四”中以“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质量最佳。

追本溯源，大家会发现，《后汉书》原本不在所谓“前四史”的名单里。初唐以前，人们了解东汉历史，最权威的读本是一部叫《东观汉记》的书，这是由东汉王朝史官们编纂的“当代史”。唐人管《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叫“三史”，加一部《三国志》成“四史”。中晚唐以后，二百年间内战不断，重要书籍开始散佚，其中便不幸地包括了《东观汉记》。于是《后汉书》才取代了《东观汉记》，成为“四史”之一。

《东观汉记》书影

说到《东观汉记》的由来，就不得不提邓绥的贡献。

汉和帝在世时，叙述西汉历史的《汉书》还没有完成，所以班昭被召进宫继续这一工作。在班昭和她助手们的努力下，《汉书》渐趋完备，接下来讲述东汉王朝本身的历史便成为史官们的工作重心。汉和帝去世后，邓绥听政，继续关注着历史编修，并决策编纂上自光武帝，下迄和帝时代的完整的东汉王朝史。从此以后，东汉历史的编修活动便得到持续化、制度化。

这部记载东汉历史的书籍本名应该叫《汉记》，因为编修地点在“东观”，所以也被称作《东观汉记》。东汉宫廷修史地点最初设在“兰台”，将其搬迁至“东观”的是汉和帝，而使“东观”成为历史编纂乃至帝国文化中心的，则是邓绥。邓绥去世以后，东观修史活动一直被延续，后来经历过几次大的增补、修订，直到东汉灭亡以后，才最终成书。其间虽然经过了百余年的时间和几代人的努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桥梁作用的，正是邓绥。

若非《东观汉记》亡佚，今人所谓“二十四史”会不会把南朝人范晔修撰的《后汉书》排进去，恐怕还成问题。而事实上，范晔之所以能写出一部比较像样的《后汉书》，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东观汉记》。

除了“文化工程”，邓绥也在东汉王朝的政治制度上留下了贡献。

汉和帝以前，帝国官吏的俸禄制度存在严重的混乱，官吏品级与相应收入之间缺乏明确规定，官员收入的计算标准也模糊不清，还有很多官吏通过私占“公田”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都是造成吏治腐败的温床。邓绥听政后，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的俸禄额度，无论中央的公卿大臣，还是地方官吏，都在其职秩和禄俸之间建立明确的对应关系，从此终止了东汉王朝建立八十年来的官场乱象。

在撰写《资治通鉴》时，司马光这样为邓绥盖棺定论：

“太后自临朝以来，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那段时期的东汉王朝，连遭水旱之灾，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因此造成大量饥寒、贫困人口的流动。面对这一状况，邓绥果断决策，把“公田”假借给贫农，用以安置流民。在将大量精力、资源投入灾民救济之后，国家、社会也得到了回报，终使灾荒消退，农业收成回升，百姓安居乐业。

此外，邓绥还一反以往太后临朝必迅速扩展外戚势力的做法，格外注重整饬邓氏门风。邓氏子弟若有触犯法网者，必严惩不贷。因此邓绥执政期间，外戚宦官均不能为祸。

在大政方针上，邓绥主张右文轻武，减少战争以省赋役，使得国家相对稳定，百姓赋税负担大大减轻。她采纳班超之子班勇的进谏，通西域、抗匈奴，安定并州、凉州，使西线多年无战事。当西边的羌族发生暴动，给东汉王朝带来困扰时，邓绥还采纳了虞诩等人的建议，以赦免战俘、安抚和谈的办法来化解危机，使羌人暴动得以平息。这些措施的治国成效，确实有目共睹。

所以，有史学家认为，东汉的女主专权中，邓绥的统治不仅最长久（前后称制十六年），也最成功。她的成功，不仅在于治国成就，也在于她是东汉时期唯一能够终身掌权而得善终的皇太后。这无疑是她自幼读书明理的结果，也是她和她的老师兼顾问班昭密切合作的结果。

知识能提升人的高度，能开阔人的眼界，也能提高人的能力。注重汲取知识的人，一般来说对外部世界的容纳度更高，也更有能力在长远利益和短暂收益之间做出正确抉择。东汉中期的这段治世，便是邓绥与班昭这两位伟大的知识女性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一段流芳史册的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