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的劳动印记是什么,火红年代的劳动印记怎么写

2022-10-06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王建南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在这个属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时节，中国美术馆推出的“劳动者之歌——中国美术馆藏人物画作品展”，从13万余件馆藏中精心挑选出李可染、方增先、靳尚谊、吴为山等艺术

王建南

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在这个属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时节，中国美术馆推出的“劳动者之歌——中国美术馆藏人物画作品展”，从13万余件馆藏中精心挑选出李可染、方增先、靳尚谊、吴为山等艺术家创作的50多件人物作品。它们如同一曲唱给时代奋斗者的赞歌。

奏响序曲的是新年画《劳动模范游园大会》，画家李可染以全景式构图向观者展示了1950年9月底参加全国第一届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劳模喜游北海公园的情景。作品具有典型的新年画样式和鲜明的民族色调：北海的太液池、五龙亭、小西天组成远景，湖心琼岛为中景，积翠牌楼为近景。全图采用鸟瞰视角，大片绿蓝色调中穿插着红黄色块，显得格外喜庆。画中多次出现工人和农民热情握手的场面，寓意工农联盟齐心建设共和国。细看湖心琼岛，殿阁楼台与绿荫丛中，画家安插了不同的表演节目，供劳模们欣赏。有人围看杂技叠罗汉，有人在殿门口听曲艺大鼓，有人在太液池中荡起双桨，一派祥和喜庆。

同样取材于这届劳模大会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是画家林岗为参会劳模赵桂兰所作特写。她因保护所在工厂财物不受损失而被炸伤致残，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画面描绘了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会议空间，传统的灯笼和地毯更添亲切感。画家还引入西画技法，明暗有别，层次清晰，是新年画运动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当年的《人民日报》在“人民画刊”首次发表了这件作品，出版发行逾百万份，这位“党的好女儿”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劳模不仅是全民的英雄，还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对象。这一时期，美术工作者纷纷走向新生活，着意刻画新中国火热的劳动建设场景，表现劳动人民的干劲儿，劳动题材美术创作步入高峰。在中外绘画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此大规模地重视过普通的劳动者，从来没有以如此突出的技法表现过他们的形象。本次展出的每一件作品几乎都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版画大家，成为新中国版画艺术的干将。王琦的《晚归》、李桦的《晚风》、晁楣的《北方九月》、徐甫堡的《女拖拉机手》，成为版画领域反映劳动者的代表作品。

为了捕捉到鲜活的劳动形象，美术工作者走遍祖国的各个角落，以艺术的手法迅速记录下来。他们的作品生动再现了劳动者建设家乡、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景象。以董希文为代表的新一代油画家酝酿并形成了“油画民族化”这一新的艺术创作指导思想。董希文的绘画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具体范例。1963年他创作了《千年土地翻了身》，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西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历史事实。画面上双手扶犁的藏族妇女眼神中充满喜悦。扬头奋进的牦牛翻起的黑土与湛蓝的天空及远景中高耸的雪山构成了强烈的色彩反差，烘托出人物明朗的心境。王文彬花费5年时间精心创作的油画《夯歌》描绘了一群唱着欢快的劳动号子奋力夯打地基的农家姑娘。人物呈现放射状的动感布局，给人以向上升腾的视觉冲击力。姑娘们的衣服在灿烂阳光下被地面的暖色反光映衬得纯净而透明。明亮的轮廓光勾勒出她们青春的形体，形成优美的弧线。

朱乃正1963年创作的《金色的季节》吸收了西方巴洛克风格的表现方式，描绘了两位青海藏族妇女手扬青稞的劳动场景。她们高举双臂，脚踏大地，顶天立地的质朴形象占据了整个面画。天空中大块云彩和压得低低的地平线伸向远方，沐浴在一片金黄色调之中，散发着西北高原雄浑壮美和清新的气息，如一曲难以忘怀的生命颂歌。1961年王霞创作的《海岛姑娘》为纪念碑式肖像。画家作画时用去性别化的手法建构起“铁姑娘”的艺术形象。短发、粗腰、皮肤黝黑的海岛姑娘穿着工作服和胶靴，肩上扛着杠棒，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传统女性特质被有意弱化，暗喻“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主题。黑色、褐色、黄色和蓝色共同构成强烈的色彩关系。以塑造英雄人物的方式刻画普通劳动者是这一时期在绘画范式上的突破。

中国画领域同样在经历巨变。如何用传统笔墨语言刻画新时代的劳动者？1955年，方增先以《粒粒皆辛苦》作出响亮回答。画中满载稻谷的马车刚刚经过，一位跳下车的农民俯身蹲下，伸出右手捡拾掉在地上的麦穗。他专注的神情寓意中华民族丰收不忘勤俭、珍惜劳动成果的美德。方增先继承了徐悲鸿、蒋兆和开创的写实主义体系，在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方面充分发挥了中国绘画笔墨的表现功能。而杨之光在1972年创作的《矿山新兵》延续了方增先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路线，刻画了一位精神饱满、英姿飒爽的女矿工形象。在人物双臂和脸颊一侧的留白处理是画家创造性地引入西方油画中对光的表现方法。

生于江南却扎根大西北的刘文西被誉为“黄土画派”代表人物。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创作原则，无数次走到陕北农民群众中去，深入生活，提炼生活，形成了鲜明的风格面貌。他在1962年创作的水墨画《祖孙四代》以粗犷有力的笔墨，准确刻画了黄土高原上祖孙四代的典型形象，展现了四代人同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画面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希冀之情，极具时代性。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与时俱进，筑梦新征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脚蹬长筒雨靴，站在麦浪中，面带笑意。他一手捏住草帽，一手托起一把沉甸甸的麦穗，一个更大的丰收梦想在他心中渐渐浮现。这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为袁老所塑雕像。谈强的雕塑《痕》完成于2020年。这是一尊半身像，抗击新冠疫情的救护工作刚刚告一段落，被换下岗的女医护人员脸上留下了一道道勒痕。

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延安时期，“劳动”这个概念即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创造的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者成为新社会所歌颂和崇敬的英雄人物，成为人物画的主体。不同时期的杰出艺术家们以赤诚之心和不懈努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全新劳动者形象，树立了人物画的新范式，也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劳动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