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作家有谁,温籍作家叶永烈的什么观点

2018-04-27 10:14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王常权

叶永烈先生在“梅溪讲堂”，做“四十年前的历史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座。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言勇 摄

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从上海来到乐清，在“梅溪讲堂”，做一场名为“四十年前的历史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座。

提起叶永烈先生，只知道他是温州人，却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在乐清七里港；知道他是作家，却不知道他是北大化学系的本科生；知道他作品高产，却不知道他50多年来已写了3500多万字的作品。他对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科普作品1400万字，纪实文学1600万字，行走文学500万字，50多年总共写了3500万字的作品。”

知道叶永烈要回到祖籍地访亲探友，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也做了一番案头功课，看网络上汗牛充栋的报道访谈，发现叶永烈先生就像他自己的作品一样，皇皇大观，无从归纳，于是一路跟着他，在项浦埭，在黄坦硐，在桃园书店，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科普：辉煌的开始

1960年，20岁的叶永烈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本名为《碳的一家》的科普小说，并寄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已经在着手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书，编辑曹燕芳正是《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她十分欣赏叶永烈的文字。

其实在当时，曹燕芳请了很多上海中学老师写《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但是她总觉得不满意，感觉他们写得像教科书。当看见叶永烈文笔活泼的科普小说时，曹燕芳觉得眼前一亮，于是将一些“为什么”寄给叶永烈尝试让他写，叶永烈就5个或者10个故事地写好一批寄过去，然后曹燕芳再提出意见，叶永烈再不断地写。

最后，曹燕芳把别人的稿子全退掉了，基本上都采用叶永烈写的。《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173篇文稿中，有叶永烈写的163篇。之后，他又参与编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等分册。“1961年出版的5个分册中，共有971个问题，我写了326个，占了1/3，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写作量最大的作者。”他是《十万个为什么》当时最年轻的、也是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

为此，叶永烈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个“为什么”稿费5元，“1600多元钱的稿费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其实，他还可以得到更高的稿费，叶永烈带着玩笑的心情回顾说，“那时候写一篇‘为什么’的标准是10元，给我只有5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据说少儿社领导当时说，中国不要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比叶永烈年长4岁，13岁开始发表作品，他上高中时，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1956年，刘喜得一子，就在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觅得一处没有北房的三合院，房子面中南海而背故宫，颇得古今之气，院内并有枣树5棵，槐树5株，还算宽敞，卖主索值2000元，在当时算得上骇人听闻，而刘绍棠并不还价。如此大手笔，自然引起争论。

叶永烈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后来共发行了550万册，成了超级畅销书。它也是叶永烈提亲时的礼物、“背叛”化学专业转行的推手。

叶永烈先生告诉记者，经过近20年的准备与筹划后，《叶永烈科普全集》终于面世了——洋洋大观28卷，共计1400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叶永烈科普文学创作最完整的一次汇集，涵盖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科学家传记、科普创作理论等六大类内容。

当他听到乐清也有读者个人购买了全套的科普全集时，用了两个想不到来形容这件事，想不到有出版社愿意出，也想不到有读者愿意买，总之也算一个心愿了结了。叶永烈说：“我已经不写科普几十年了，这部作品算是对我早期创作的总结。”

转型：辉煌的延续

可以说，叶永烈在四十岁前，尝试了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散文、科学游记、科学相声等不同题材的创作，成为中国科普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可就在叶永烈把科普文学写得红红火火的时候，突然大转笔锋，从科普文学转型到纪实文学。众人皆不解。对于这段历史，各种访谈里有各种解读，但当事人一直是采取沉默。

只能说，承受着各种压力的叶永烈在告别科普文学，转向纪实文学创作后，与当年的科普作品一样，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很快轰动一时。随着《傅雷一家》《沉重的一九五七》以及《中国科学明星》《奇人奇事》《闪光的路》等报告文学选集的出版，叶永烈以纪实文学作家的身份，走进大众视线。紧接着，《陈云全传》《胡乔木传》《马思聪传》以及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和黑色系列《“四人帮”兴亡》等将叶永烈再度推到高峰。

如今，再回头看当初的转型，叶老只是淡淡地用“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觉得科普类的东西不太能表达自己对国家、人民的看法，不能反映时代的命运”、“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后，自然就想往纯文学靠拢”等缘由来解释。

对于纪实文学，叶永烈用了九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作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有人称叶永烈为“旧闻记者”或“历史的记录者”。他说自己喜欢担任这样的角色。“作为历史的记录者，难度高。”叶永烈表示，他在创作中，必须做到“两确”——观点要正确，事实要准确。

“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北京采访，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每天在招待所来来往往的，除了我以外，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有人好奇问我是谁？门卫就说我是上海来的便衣。”

叶永烈印象中最艰难的一个采访对象是陈伯达。“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就直接拒绝了我。”

叶永烈不死心，他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他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他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才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陈伯达家在北京一处偏远的楼房顶层，叶永烈到他家门口，大门紧闭，由于事先托人打过招呼，他敲门后是陈伯达的儿子开了门。经过精心的考虑，叶永烈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他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在北京大学。”叶永烈答道。于是，他说起一段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在中国作报告，要带‘翻译’！”陈伯达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叶永烈意识到，陈伯达实际上已经在接受他的采访。

回家：近乡情更怯

很多读者以为叶永烈是上海或是北京人，没想到他是温州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还是乐清人。

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是当年乐清县慎江镇七里乡项浦埭（今属柳市镇）人。1919年起在军队供职，历任连副、团副和少校副官。1927年任温州咸孚钱庄经理、永嘉县银行行长等职。1935年起，兼任瓯海医院院长。还曾历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浙江省参议会参议等职。解放后担任温州市工商联合会首任主任委员，以及温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

叶永烈可谓是身出名门。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叶永烈上有哥姐，下有弟妹，他居中。

叶永烈生活的温州尚留永嘉书香余味。在那个落后闭塞的海边小城里，叶永烈五岁便上小学，此后连连跳级，待到要北上求学时也不过十六七岁。在此之前，他最远去过一百公里外的雁荡山。

叶永烈生在温州，只是名义上的乐清人。他和乐清的交集，也是少得可怜。他在乐清期间，和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张炳勋先生交谈，听到张先生谈起一些掌故，马上拿出录音笔录音，因为这些内容是他从未听闻的。而他在温州铁井栏大宅里见到的乐清老乡，大多是他家钱庄和银行的股东，一年来一两趟，收取分红。

乐清市历史学会的会长张志杰，和叶永烈有过两次书信往来。一次是在2000年，当时他还在乐清市教育局工作，编局里的内刊《语文小报》。在《语文小报》小学版创刊的时候，他请叶先生题几个字。后来叶先生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扫描件。上题：“多看、多问、多想、多写、多改，是写好作文的‘窍门’。”

还有一次是2015年11月，叶永烈先生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讲座上，听了张志杰对《乐清历史学会会刊》的介绍后，特意发来一篇他父亲的文章《乐清最近之灾情观察》，还加了详细的介绍，对文章的发表、成稿日期做了详细的考证，作家的严谨可见一斑。

这次回乡，当叶先生看到张志杰出示的刊有他题字的刊物，颇有些唏嘘，他拿着手机，对这份泛黄的印刷品拍了又拍。

其实，作为祖籍乐清的温州人，叶永烈对家乡的态度是很微妙的。过去他很喜欢回温州，后来随着父母的过世，也就渐渐地疏远了，回趟温州都像作客。

在叶先生看来，他身上温州人的标签，可能就只剩温州话了。他告诉记者：“温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还是很成功的，温州模式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名气很大。我也为有这样的故乡感到骄傲，但是温州当代数得上的学者，四十几岁、五十来岁的，几乎没有。我也不是在温州成为学者，不是在温州成为作家，所以我只有回到温州才自称温籍作家，其他时候都称为上海作家，因为我在上海都有半个多世纪了，完全融入了那座城市。”

在他离开乐清的前一晚，记者问叶先生：“如果用一句诗句来形容这次故乡之行，应该是句什么诗？”叶先生搀扶着夫人下楼梯，想了一想，回过头说：“依稀故园梦”。

捐赠：成就专藏档案

叶先生这次回乡，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很大篇幅谈到了其父叶志超藏于温州70年之久的水墨画《申江战焰图》。

该幅作品为日军工兵大佐高桥胜马于1933年秋所画，描绘的是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的景象。画宽1.3米、高0.5米，画面苍凉，一片断墙残壁，几棵枯树，一道铁丝网，十分萧索。画面中心有一翼然之亭，此亭在战火中幸存，至今仍屹立于庙行。画的左下方，竖写着一行中文：“陆军工兵大佐高桥胜马”，并盖着印章。画的左上方写有：“昭和八年秋于庙行镇写之”。这表明此画并非虚构的写意之作，乃是写实之作。

尤为值得文史界珍惜的是，画的右侧竖写着篆字“申江战焰图”，用一小条纸贴上后加的。题字者落款为温州画家叶曼济。画上还有温州名医、书法家池源瀚（池苏翁）应叶志超邀，所题的两首七绝。

画的左上方，是叶永烈父亲叶志超题写的两首七绝：“十载干戈旧战场，春申江浦感荒凉。画图一样经行处，废垒黄蒿剩夕阳。”“一片降幡出海东，始知黩武总成空。天骄也有黍离恨，应悔当时用火攻。”两诗之间，加了一行小字注释：余此次（1946年）自杭州道经沪上，所过之处与图相似。在题诗之侧，叶志超还写下一段小记，记述画的来历。

叶先生告诉记者，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驻沪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率领下，奋起抵抗。离庙行不远的吴淞，成了日本陆海军集中攻击的目标。2月22日，日军两万人在总司令植田谦吉的指挥下，由吴淞进逼庙行，十九路军坚决抵抗。战斗空前惨烈。庙行镇被打得断垣残壁。经过战火洗劫，庙行满目疮痍。高桥胜马翌秋去那里，一片凄凉，于是动笔绘下此图。

另据叶志超《温州三次沦陷记略》与叶永烈查找资料所见，温州第二次被日军攻陷时，高桥胜马是侵温日军指挥官之一，任辎重联队队长，所以画作也就随他带到了温州。日军进城后，司令部就设在温州市区铁井栏毗邻叶家的大楼——永嘉商业银行内，叶志超正是该行行长。

1946年春，叶志超在温州五马街神州画苑见到此画，以为是日军侵华的史画，从中可以汲取历史教训，于是买下画作，并在披阅之余，有感而发，写下两首七绝及小记。

“父亲擅书法，喜欢字画，手头宽裕，买了不少名人字画。后来‘文化大革命’，很多都被扫荡一空。这幅画，弟弟把它卷起来，带到插队落户的乡下，才幸免于难，后在温州家中保存至今。”在叶永烈看来，这幅由日本军官亲笔所绘的日军侵沪所造成的惨象，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山水风景画。它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对于今日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深远的内涵——以史鉴今，莫忘“黩武总是空”，“父亲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正因如此，父亲在世时，总把这样一幅使人压抑的画作，挂在家中客厅最显眼的墙上，为的是永远不忘战争的苦难。”

2016年，叶先生征得家人同意，将这幅画捐给了上海吴淞抗战纪念馆，以纪念“8·13”淞沪抗战84周年。

叶永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早在2014年，“叶永烈创作档案”捐赠仪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在仪式上，叶永烈幽默地表示，自己曾设想离世之后在墓碑上写着：“对不起，我不能再为您回答为什么！”现在似乎可以改为：“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上海图书馆也表示，捐赠文献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这是上海图书馆首次以在世的中国作家命名的文献捐赠专藏。

叶永烈说，从事纪实文学创作这三十多年来，除了作品之外，最珍贵的就是他一步一步积攒的笔记、手稿、录音、信函等。把这些捐献出去，目的在于为后人留下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