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北京城破,明实录长城史料

图文/王海

【明崇祯四年，宣镇、昌镇分兵出长城至宝山寺汤河口搜剿“零夷”】

一、军事行动背景

明崇祯年，蒙古察哈尔部所属“敖汉”、“奈曼部”的诸位贝勒，与察哈尔汗决裂。

敖汉部的阿邦、古英、侯痕等贵族，派遣十五名使节，携礼至“靖安堡”（今称白河堡）边外，至后金大营投诚。

使者说：“我察哈尔汗，不认兄弟，败坏伦理，因此投诚”。随即，后金赏予敖汉、奈曼部的杜棱、塞臣、绰克图、鄂齐尔等头领朝衣、鞓带、银两、弓箭等，以示修好。并允许敖汉各部东移，在赤城、独石口以东永宁、四海冶、渤海所直至蓟镇曹家路边外，任其择地驻牧。

从此，部分西来的敖汉人，陆续来到了宣化、永宁、四海、渤海所、白马关、古北口、曹家路边外，与原来已经归顺明朝的小部落，混居或旋来旋去于各个山谷台地。

由于历史原因，敖汉部的一些部落与明宣镇各路的矛盾颇深，经常乘隙抢掠村堡，得手之后，便东去昌镇、蓟镇慕田峪、大水峪边外的宝山寺、汤河口、椴树岭等地驻牧。

而昌镇、蓟镇各路守兵或出哨军卒，以为这些人仍是原来那些已经归顺的“属夷”之亲族，依然给予善待。所以，昌、蓟相关各路各口态度稍显暧昧，虽然时有“驱剿”之言，实则放任。可宣镇的态度则一直是彻底剿灭。

二、宣镇计划出兵宝山寺

崇祯四年春，宣镇报请兵部，拟出关到宝山寺一带突袭敖汉部驻牧地。

崇祯四年二月上旬，兵部批准并命令宣镇副总兵孙显祖，统领兵马东出长城口，搜剿韩僧以及敖虏（蒙古敖汉部落）。

可正当孙显祖秣马厉兵准备行动之际，突然传来消息，宣府镇东部永宁路，四海冶堡派出的哨役（出关的侦察兵）突然被蒙古部落擒获。因此，孙显祖担心，即将实施的“出关搜剿计划”极可能泄露。

不得已，出剿计划只能暂缓。永宁路再次派出“尖哨”近侦远哨，搜集“夷情”。不日发现蒙古兵马大部已有“拔帐远避”迹象。现只有数十名残夷（明军对蒙古部族的蔑称），在黄花镇外四海冶东北部一带，“昼伏夜出，窥伺近边，其目的极可能是得空做贼”。

为探实“虏情”，永宁路参将多次派发百人以上规模的巡哨部队。分拨从不同关口出边侦察。结果多次都是，部队刚一出口，藏匿在山坳中的敖汉部夷就会发觉。随即“腾山躲避”，或占据制高点，迎击官军。而出口官军则即刻陷于艰难的仰攻之势。

一次，官军在四海冶口外发动追剿行动，却惨遭“大胜岭之败”（今四海镇少西北）。那天，驻宣府东路永宁协御副总兵孙显祖获悉虏情后，亲自统领官兵，出四海口突袭“敖夷”。

官军由大胜岭沿河川（今菜食河）向东北追逐三十余里，最后，蒙古部夷，迅速跨越河流“窜入山林，未及追获”。据此种种完全可以证实，此前之军机已然泄露。

三、宣镇重新筹划出兵宝山寺

宣镇协守副总兵官孙显祖鉴于春夏将至，急欲趁山地草木未苏之际，实施早已计划好的出关军事行动。于是他再次向兵部提请道：

宣府东路四海冶之地，近在皇陵之后，岂能允许“腥膻贼虏狐鼠窃盗”。我奉皇帝敕命，驻防此地，怎能置身于局外而不顾。

所以，准备在三月中旬前后，重新整顿兵马出塞，分路搜山，驱剿零夷，彻底清扫藏匿在山地草莽中的戎夷。此举必能扬我大明兵威，肃清边外禁地，而且可使狡黠的蒙古夷人，知我大军之厉害，不敢再次萌发扰我疆界之想，使其永远不敢再“生窥窃之心也”。

孙显祖继续道：虽然如此用兵，不一定能获取多少军功，但眼下林木还没发绿，搜山不难。如果等到春末夏初，就难以下手了。

兵部接到驻宣镇东路永宁城孙副总兵禀请之后，立即会议。会结束前，兵部尚书梁廷栋总结认为：

敖部在宣镇中路被多次打击之后，对大明已心怀仇恨。虽然敖汉部的兵力不足以攻陷城防，进而大举深入，但皇家陵寝之后岂容“零夷丑虏窃犯”。所以兵部决定报请内阁，上奏皇上批准宣镇的用兵之请。

三月初五，皇帝颁旨：宣府镇东路，必须趁青草还未茂盛，夷虏之马瘦弱之际，令宣镇总兵董继舒、孙显祖，乘时分路出关搜剿，协力建功，务必彻底扫荡夷虏巢穴。

行动中，不能轻敌。兵部随机协调昌平镇、密云镇（蓟镇西协的习称），与宣镇秘密相约配合，策应“会剿”。宣、蓟不得再向以前那样，坐视观望，泄露军机，以致扑空。

违者，总督、巡抚、兵道等官都将治罪。立即密发咨文，通知宣府巡抚、顺天巡抚、昌平督治、蓟辽总督、以及各路总兵知之。

四、宣镇、昌镇出兵

崇祯四年三月十一日，兵部批准，由宣镇总兵董继舒、协御副总兵孙显祖、昌镇总兵尤世威、副总兵王国靖秘密会商分路别途，各率本部出兵。

三月十六日寅时，宣镇兵马在董、孙总兵率领下，由靖胡堡（今称白河堡）出关。宣镇将官，向所属士卒传达了皇上的谕旨：出关将士必须“同心戮力，直捣夷巢，分路搜山，尽歼残孽。去冬大捷，朝廷赏不踰时，勇杀虏，共建奇功”。

随之，宣镇兵马沿白河东行（今白河百里画廊）；昌镇官军由居庸关出口，分道长驱，直向敖汉部旧巢宝山寺、汤河口扑去。

十六日当晚宣镇兵马驻扎“白塔儿”（今延庆千家店镇，白塔）。

事实上昌镇已提前派兵一部，先行出关。此前，这次行动为免再泄军机，兵部没有安排蓟镇各路兵马参与联合“会剿”。但为防万一不敌时，仍需蓟镇石塘等路增援，不得不备。但兵部仅将昌、宣镇出兵的行动通知到蓟镇总兵、副总兵一级，令其暗做准备。

即便如此，仍难保证蓟镇相关各路不知。因为总兵署布置任务时，必会以其它理由，要求石塘路所辖大水峪等各口，做好随时出战准备。

十七日，宣镇官军沿途搜剿“卯镇沟、宝山寺，天克力沟”，但没发现任何夷虏踪迹，本日宣镇官军驻扎宝山寺。

十八日，宣、昌两镇汇合后，分兵多路，穷搜了汤河、鞍子岭河、满套儿一带各沟，（包括今称的黑河、黑柳沟、庄户沟、汤河两岸、喇叭沟等川谷）北至今丰宁今杨木栅子、大草坪、满堂；东南至火石岭（古洞沟）一带。

按计划，宣镇各路军马已出关外三百五十余里，仔细搜索了白河、汤河上游地区的大小山谷。昌镇军马主要搜索白河以南，鞍子岭等处。

可是，各拨官军虽然跋山涉水，搜索了大小沟峪，然所到之处，仅发现了很多夷人的“驻牧基址”。根据那一处处凌乱不堪的“栅子”、“围栏”，以及人畜踪迹，可以想象出当时逃跑的“夷虏皆现惊遁之形”。

最后，只有一拨宣府官军在“夹山沟内搜斩敖汉夷人，一十八级，得获夷马六匹、骡一头，牛一只，弓箭等器陆十二件”。

京北山地的“夹山沟”有很多，今天很难说清具体是哪沟哪谷。但根据当时明军部署的搜山路线可揣，今宝山寺、汤河口、琉璃庙、长哨营、喇叭沟门以北，是明军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地。

所谓的“夹山沟”疑似今天汤河口镇域内的“科汰沟”，或长哨营偏东南的“古洞沟”东西石门一带。因为科汰沟、东西石门附近都有蒙族民人生活遗迹——骚达庙和达子坟等。

总观明军此次行动，仍属于“劳师靡饷扑空”。就战果而言，可谓为“零”。宣镇军卒斩杀的十八人，极大可能是长期驻牧在明朝边外的一家或两户蒙族男女老幼，也就是那些蓟昌各口所指的“属夷”。

当时，也许这些已经与内地汉人相融，不愿再随大部落颠沛流离的蒙族百姓，虽知道明军即将搜山，但天真地以为，仍会像以往那些关内所派的“长哨”、“纵哨”、“横哨”部队那样，不伤百姓。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被昌镇、蓟镇黄花路、石塘路所属的大水峪、慕田峪官军所熟知。而不必像其他部落那样“远遁”或腾山躲藏到山巅密林。

然而，他们想不到这次以宣镇牵头儿，朝廷批准的行动，必须有所“斩获”。结果他们的脑袋就成了宣镇官军“小有斩获”的战果。

五、宣镇将官向兵部尚书梁廷栋呈报

宣镇董继舒等认为，此次举兵出剿，之所以没能获得重大战果，主要是因为，夷虏巢穴宝山寺、汤河口等地，离长城大边太远。自发兵之日起，随着沿途搜索、住宿，经四整天才抵达目的地。

大部“贼夷”极有可能已经提前得知我大军之行动，惊遁远逃或深匿于高山险地。另外也不排除因昌镇官军提前出塞、蓟镇西路各口走漏了消息。

最后董继舒道：大军进行大规模搜剿之后，又在宝山寺、汤河等处发出十数拨“塘马”（侦察兵），命其登上贼巢附近各个山头仔细瞭望。

但因“林木阴森，山原寥旷”，根本看不到大拨夷人聚集渔牧，若分兵深入高山密林，也是“无从搜剿”。后经众将商议，只得收兵合营。

其后细查了所辖各部各拨回营兵马，毫无损伤，于是再次集中到“宝山寺住宿”。次日拔营，大军“于十九日酉时从原路进口”。

崇祯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梁廷栋接昌、宣战报后，即时总结，向皇帝汇报称：此出兵关外搜剿之役。全因“也达、敖酋小丑，伏草莽而肆毒，皇上赫然震怒，（所以）秘密谕旨各总镇官，统领官兵，歼除夷虏种类。（官军）奋勇长驱，直捣虏穴，广搜穷荒四昼夜。（虽然）斩级无多”，但官军在宣镇以东、蓟镇以西之地，已然形成的军威声势足以“振耳”也。

其实，梁尚书上的这个“题本”，是在美化此次用兵的失败，并尽可能给宣府镇脱责，为最终决策者崇祯皇帝找面子。然而，梁廷栋对京师北部防线深层的积重难返问题，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无力解决，说了也没用。

六、明末京北长城内外的混乱

明朝末期，朝廷面对的最大危机，一是内部的农民起义，二是外部的后金崛起内犯。

京北长城防线虽不是后金的主要进攻选项，但在边外山地分散而居者，除了一些多年以前已经依附明廷的微小部落外，又出现了曾属插汉（察哈尔罕），投附于后金的较大部落。

据文献，当时蓟镇墙子路、曹家路、古北路、石塘路，昌镇黄花路边外山地，有很多被明代文书称之“贼巢”的驻牧基地。

其中的“虎什哈”、“火石岭”（今长哨营东南部一带）、汤河、宝山寺、天克利、小羊川、伞把沟（今宝山镇南天门、小川）等地，都驻有蒙古军牧合一的部落。

用宣府镇将官们的话说，这些部落“日常在昌、蓟边下吃饷，伺隙到宣边做贼，且为东奴向导”。这里的“东奴”就是贬指后金。

所以，宣镇除多次秉请兵部批准，派军出白河堡沿白河谷道进行搜剿外，永宁路和上北路的参将、监军在总兵支持下，每十天都派发百人以上的“长哨”、“横哨”，出关向东，向北，纵横交错，进行哨探。如临时遇敌，遇弱则战，遇强则退。

如此一来，那些常年渔猎在大水峪、亓连口边外，常年与蓟镇西路大水峪等出关巡哨、驻哨官兵有良好关系的，以亲族为单位的蒙族牧猎住户，就遭了殃。

宣镇永宁路的一些出关兵丁，在小旗或总旗官带领下，或临时起意，或计划而来，对这些善良蒙民进行杀掠，然后编造故事，冒功领赏。至此，蓟、昌、宣三镇因结合地带的各种摩擦与怨恨，自明嘉靖中期以来，已达高潮。

三镇上层互相激言弹劾、互相制造困难，愈演愈烈。而底层军卒、军户，或制造事件，互相陷害，或盗窃或假冒“达贼”，直接杀戮对方军民。

而朝堂多是听信地方军政要员的报喜不报忧，或危言耸听。因为此季的后金已成明廷之大患，皇帝对京北敖汉部为后金做向导之传说深信不疑，预判形势时，多是先入为主地把边外游牧或常驻之民，一概视为后金耳目、密探、向导，并直接定性为“夷贼”，颁旨驱逐杀戮。

总之，明亡的前几年，朝廷自上而下，在边地军政管理上已进退失据，混乱不堪。

小 结

首先，拆析此件明代历史档案，主要是为辨析明代以前，今京北怀柔等区县山地的人文状况。

由于记录怀柔北部山地历史的文字极少，历代建政归属变更也不明确，再因自然灾害多，出土文物少，以致这一地区的历史在各种正史文献中极其简括。

这就为当代宣介县乡镇村文化造成了一定困难，以致一些村镇志馆，在简述沿革时直接抄录怀柔明清县志内容，而此“两志”并不包括今怀柔的山地文化。

其次，单从这件档案内容即可看出，琉璃庙、汤河、宝山寺、天克利、汤河沟、磕磕汰沟、小川、白塔等地名早在明代就已被准确广泛地使用了。若再参照相关零散文物即可初断，这些极具历史文化符号功能的地名，早在辽金元时期就已出现。

再次，有关怀柔、密云山地明代的住民状况，在很多著名的论文中，多被概括为：“属于朵颜卫地，没有建制管理”、“明朝与蒙古部族缓冲地带”、“明朝不允许蒙古人在边外200里内驻牧”、“人迹罕至，长期荒落”等。

其实，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中后期，怀柔北部山地一直有蒙古大小部落、蒙族住户。他们或旋来旋去或四季不离，以驻牧渔猎采撷而谋生。

另外，很多蒙族人的聚落地，都是明军出关“夜不收”、“驻拨哨”、“明暗哨”军的落脚之地。

在明代诸多档案中，长期驻扎宝山寺、汤河口一带，有名字的蒙族人就有“马明哈喇赤”等十数人。在今椴树岭一带住有“撒泥”、“吴班住”、“巴颜兔”（图）、“阿利”等。由此可知，今怀、密山地一直是重要的民族融合之地。

京北怀柔、密云两区行政辖域的山地，都占本区总面积80%以上。而山地的历史文化总结成果量，却不足平原地区的20%。

因此我不同意闫国强老师“怀柔历史文化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的说法。我觉得还有很多深埋在山地的文化需要探讨。

怀柔的大山，是一幅飘逸的“草书”，是一群庄严的雕塑，也是一部厚重的史著。千百年来，他深藏不露，正静静地等待着一些自甘劳神者去悉心品味、阅读。

2019年10月23日稿于田仙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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