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电视剧胡老板的扮演者

2022-10-07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丝路驼铃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条纽带。在历史时期，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河洛地区经济的繁荣，使河洛地区成为中

丝路驼铃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条纽带。在历史时期，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河洛地区经济的繁荣，使河洛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的概念延伸到地中海西岸。赫德森在《欧洲与中国》一书第三章“丝绸贸易”中写道：“公元头几个世纪，在罗马的土斯古斯区，有一个中国丝绸市场。这种丝绸贸易是古代遥远而规模最大的商业。由于丝绸能够产于黄海沿岸，也由于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的罗马上流社会存在着对他的需求，这种贸易从这种精美物品所引出的线索，就成为从太平洋横跨整个旧世界的经济统一体的一条纽带。”[1]当丝绸被运到罗马的时候，几乎与黄金等价。有学者甚至将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过度的丝绸消费相联系。

后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进行“探险”，他们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在鄯善、车师、龟兹、乌孙、于阗以及尼雅河流域当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的汉锦、丝绸、铁器、装饰品。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丝绸之路曾经的繁盛。

“丝绸之路”包括两条商路：都是首先从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再从敦煌经过玉门关、阳关。之后就分成两条路。南道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到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安息等国，再往西可以抵达大秦（罗马帝国）。北道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过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等国，再向西也可以抵达大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正是这条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外的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小麦就是原产于西亚后来传入到我国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提到丝绸之路却都是从西汉中期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开始。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就在中华文明迅猛发展的同时，罗马文明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顶峰。这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先秦时期，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因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往往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而秦汉统一以后，中华民族第一次凝聚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体，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系统。这也是我们将丝绸之路的起始从张骞开始说起的原因。

张骞塑像

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变得更加频繁，内容也更加丰富。而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之中，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证实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量的异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比如佛教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而玄奘大师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取佛经的。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等物品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古代，中国本土不产玻璃，几乎所有的玻璃都靠进口。所以，也有一些学者称呼这条商路为“玻璃之路”。而且，通过丝绸之路，也引进了许多农作物和水果，比如苜蓿、石榴、葡萄等。

同样，大量的中国文化成果也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了西方，走向了世界。比如玄奘大师到印度之后就曾经将《老子》翻译成梵文。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也是通过丝绸之路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丝绸本身就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商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与丝绸类似的还有瓷器、茶叶、书籍、毛笔等。

二、丝绸之路的见证：河洛地区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和文物

（一）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也正是因为丝绸之路是如此重要，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这次公布了28处被纳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之中需要保护的遗址，其中在河南境内4项，分别是：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遗址，被总结为：“一城”“一门”“一关”“一路”。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是这次被列入到保护名单之中唯一一座都城遗址，也是这次被列入保护名单的所有遗址之中地处最东端的一个遗址。这里也因而成为丝绸之路理所当然的东方起点。[2]汉魏洛阳故城是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洛阳城的所在，其间成为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首都。

东汉洛阳城

在东汉王朝的时候，中国与远处西方的罗马帝国之间正式建立了联系。见于记载，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有过四次交往，其中三次来到了洛阳。《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绫”。有研究者称：文中提到的蒙奇、兜勒是两个地名，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应该是东方大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而罗马境内使者东来洛阳的路径就是丝绸之路。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7年），罗马帝国的使者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出现在汉朝的宫廷之中。当时中国史书之中，记载罗马的皇帝为安敦，也就是 Antoninus。在中国的史书中，罗马帝国被称为大秦。

当时的洛阳吸引了大量的西域胡商。不仅西域商人，其他地区的人们也络绎不绝，云集洛阳。张衡《东京赋》中曾经说过：“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朝鲜半岛），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3]随同他们来到洛阳的还有各种艺人，其中有一位来自大秦国的艺人能“跳十二丸，巧妙异常”。[4]曹魏时期，洛阳依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曹魏时期宫城“建中立极”和宫前出现轴线大街这种都城格局，改变了以往“前朝后市”的都城形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铜驼大街及铜驼的出现，则显然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重要象征，显示了商贸经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这种局面在西晋得到了延续。在汉魏洛阳城之南，有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1931年在洛阳偃师的东大郊村，当年太学遗址的附近出土了一通碑：“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义再莅之德隆熙之颂碑”。碑文记载，当时来到洛阳太学中求学的莘莘学子中，就有不少来自西域等地的留学生。

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洛阳又恢复了昔日的繁盛，中外的文化交流也随之繁荣。北魏洛阳城中设有多个市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的大市“周回八里”，而且在大市周围的十个里坊也都是商业繁盛之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在中原经商的商贾，往往来自天下各地，甚至是异域他邦。北魏时期洛阳城中，“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5]城中的“四通市”成为胡商们贸易的重要场所：“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6]

北魏末年，洛阳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隋朝统一天下后，隋炀帝又在汉魏洛阳故城之西重新修建了洛阳城，这就是隋唐洛阳城。随着天下的再度统一，丝绸之路也再度繁盛起来。作为帝国的中心，洛阳也再度承担起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重任。

隋唐洛阳城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曾经在洛阳大规模招待来自西域等地的各国酋长。“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整个戏场周长达五千步，当时的一步约合今天公制单位一米五左右，可见戏场规模之大！演奏队伍也是空前的，演奏人员有一万八千人之多！如此规模的演出，据说数十里外都能听到！如此规模的演出，竟然持续长达一月之久：“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7]

整个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洛阳地区始终都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忙的重镇之一。而当时定鼎门是洛阳城的正南门，大量的胡商都从定鼎门进入洛阳城。一直到唐朝末年，还有一队来自远方的商队到达洛阳。他们牵着骆驼，从洛阳城的正南门定鼎门进入洛阳。当时正好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后的道路有些泥泞。他们牵着骆驼从定鼎门走过之后，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足迹。而且巧的是，在他们走过后，遇到了艳阳天，他们的足迹被晒干成型。紧跟着，又下了一场暴雨。暴雨冲来的淤泥，把他们所留下的足迹覆盖在了下面。2006年，考古人员开始了对定鼎门长达一年的考古。而晚唐时期所留下的这片足迹也得以重见天日。

洛阳城在历史时期始终都是一座重镇，当然也是朝廷设防的重点。洛阳周围有许多关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汉函谷关。汉函谷关始建于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应楼船将军杨仆之请而将函谷关迁移到今天新安县城之东。函谷关也成为东西方交往大动脉上的一座重要关隘。它也是从洛阳出发沿着丝绸之路西行的第一道关口，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者。现存地表建筑有关楼、阙台、烽燧。其中，关楼保存了民国时期最后一次修葺后的形制；两座阙台南北对峙，北侧为鸡鸣台，南侧为望气台，间距50米，望气台以南的皂涧河南侧为烽燧遗址。

为了配合“丝路”申遗，2013年对汉函谷关进行了考古发掘，成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次考古，发现了大量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汉函谷关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隘，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东汉李尤在《函谷关赋》中写道：“上罗三关，下列九门，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冠盖纷其云合，车马动而雷奔……”[8]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函谷关作为东西方交往咽喉要道的兴盛与繁华。数千年中，又有多少商旅从函谷关下经过，以至于往来的车轮在坚硬的花岗岩路面上碾压出了两道深深的车辙。今天的函谷关依然是东西方交通要道，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和310国道分别位于关楼的南北，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200余公里。东端的起于洛阳盆地的西端、古都洛阳西出口的新安县和宜阳县，西端则位于关中平原的东端门户，陕西渭南潼关。“崤函古道”以古陕州城（今河南陕县）为界，分为东、西两段。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称：“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9]

陕西潼关到河南新安、宜阳之间的地域，北有黄河之险、南接崤山之阻，中为深山大谷，崎岖迤逦，其间道路之曲折艰险可想而知。崤函古道遗迹位于河南省陕县硖石乡车壕村西南约2000米，距三门峡市36公里。现存古道遗迹长约150米，路面宽3米至6米，车辙宽约1.06米，辙痕深0.05米至0.3米不等，呈西北、东南向。辙痕系车轮在原自然石灰石质山坡上长期碾轧而形成，印痕清晰。除辙痕外，局部尚留有人工钢钎凿刻的痕迹。因以后新修的道路改线绕行，这段古道被遗留在一条马鞍形的山梁两侧，虽经风雨剥蚀，依然如初。崤函古道遗址是这次被纳入丝绸之路项目之中唯一的一处道路遗址。

（二）其他遗址

除以上四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遗址之外，河洛地区还有众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这些遗址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城市遗址。

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市遗址，不仅有汉魏洛阳故城一处。比如隋唐洛阳城目前只把定鼎门遗址列入丝绸之路项目之中，而隋唐洛阳城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绝对不止这三处，有些已经发现，有些还待进一步发掘。比如洛阳城中的三个市场，是隋唐时期中外商品的集散地。隋朝的时候洛阳城中三个市场分别叫：大同市、丰都市、通远市：“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县西十里。出上春门傍罗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远桥，桥跨漕渠，桥南即入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市南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桥南三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瓦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阴，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10]

进入唐朝以后，三市虽然有所调整，但依然繁华如昔。

第二，道路遗址。

在丝绸之路项目之中，目前只有崤函古道遗址一处道路遗址。事实上，崤函古道长达二百余公里，遗址遗迹还有很多。“崤函古道”以古陕州城（今河南陕县）为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称为“函谷道”，道路相对比较平易，经过了桃林古塞和秦函谷关。路径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又称为“黄河南岸道”。东段，经过了崤山地区，称“崤山道”。“崤山道”又分南、北两支，即“崤山南道”和“崤山北道”。崤山南道，从陕州城出发沿青龙涧河东南行，溯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穿越崤山，再沿洛河支流永昌河到达洛河谷地，循洛河谷地到达洛阳。崤山北道，则是由陕州城向东，沿交口河、涧河河谷一直向东，过渑池、新安，经汉函谷关到达洛阳。渑池县的崤函古道遗址就属于北道。

第三，墓葬遗址。

2014年所公布需要保护的遗址之中，张骞墓由于张骞对丝绸之路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被列入其中。而在历史时期，对丝绸之路做出重要贡献的并非张骞一人。比如班超为了重新打开丝绸之路，投笔从戎，从洛阳踏上了远征西域的道路，最终在班超的努力下，封闭数十年的丝绸之路得以重新开通。班超来到西域，发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帮助东汉政府夺取了西域的控制权。班超在西域三十多年，深受西域人民的爱戴，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且，班超还派出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虽然没有能够到达罗马，但是也使得汉朝的影响到达了更广阔的区域，更多的人们知道了东方有一个文明强盛的大国。班超治理下的西域，比西汉时期更为广阔，汉朝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班超不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还被封为定远侯。

公元102年，为国效力三十多年的班超回到洛阳。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班超正值壮年，而此时的班超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班超回到洛阳之后不久就病逝了。

班超画像

班超的后人将班超安葬在北邙山上，如今班超墓也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班超墓位于孟津县朝阳镇张阳村西北约750米处，墓冢高大。世代相传，这里就是班超的墓冢。不过，附近并没有任何标示以证明这里是班超墓。“文革”期间曾经在班超墓东北方向出土过一方北魏时期的墓志，该墓志称“西南距射声校尉班超墓一百六十四步”。从而证明了此处墓冢的确为班超之墓。与此类似的还有近年来所发现的一些胡人墓葬。他们的存在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第四，故居遗址。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产生过许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名人，而这些名人故居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玄奘的地位无疑非常重要。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玄奘大师后来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前往印度求取佛经，为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玄奘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在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中，玄奘一个人所翻译的数量是鸠摩罗什、真谛和不空三位总和的两倍还要多。玄奘不仅翻译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不同于此前的几位翻译家，玄奘大师精通汉语和梵语，他能用梵语进行写作。现在很多通行的佛经文本都是玄奘翻译的。玄奘大师的故居在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如今已经修起了一些纪念性的建筑。

第五，宗教遗址。

佛教本身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佛教寺庙都有丝绸之路的印记。但是，在众多的佛教寺庙之中，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仅就一些著名的佛教遗迹来说，龙门石窟本身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龙门石窟也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洛阳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其中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当时唐高宗住在洛阳，王玄策等奉旨去印度送袈裟。在显庆五年（660年），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举行的大法会。返国后，王玄策到东都洛阳，并把从印度取回的弥勒菩萨新样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麟德二年（665），王玄策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官办寺庙，是佛教在中华大地落脚的见证，开始了佛教融入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白马寺在中国佛教界拥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祖庭”，号称“释源”。与汉明帝的使者一同来到中原的天竺高僧竺法兰和摄摩腾，不仅将佛教传到洛阳，而且两位高僧圆寂之后就安葬在白马寺之中，两位高僧的墓冢就位于如今白马寺山门两侧。如今白马寺更是在寺庙之西，建起了不同国家风格的佛殿。这都说明了白马寺和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

唐朝时期著名高僧善无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开元十二年（724）来到洛阳，十一年后在洛阳圆寂。他在洛阳期间翻译了众多的密宗经典，将佛教密宗传入中国。而龙门石窟附近的广化寺就是当年善无畏翻译佛经的所在。再比如水泉石窟是北魏早期的石窟，人物造像还具有非常明显的异域风格。位于巩义的石窟寺，始建于北魏，洞窟5座，千佛龛1个，现摩崖大佛3尊、摩崖造像255个、佛像7743尊和数十篇题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其中位于第一窟的帝后礼佛图，是现存海内唯一的一幅帝后礼佛图。

（三）丝路文物

在河洛地区，除了众多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文物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这些文物大体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墓志。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量的西方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很多人就在中原定居，并最终安眠于中原大地。他们的后裔，也往往融入中原民众之中。近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开展，洛阳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胡人及其后裔的墓葬。在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之中，墓志具有着独特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起到了补史、考史的重要作用。比如有一支大月氏的后人来到中原之后，就在中原定居，最终成为中原民众的一员，后裔多以支为姓。《元和姓纂》等古代姓氏书都指明支姓为月氏胡人。隋唐之际，盘踞洛阳并一度建立郑政权的王世充本姓支，他甚至还保留了卷发等胡人的体貌特征。近代以来洛阳周围就出土了这一家族的多方墓志，比如《支彦墓志》与《支敬伦墓志》给我们揭示了中古时期一支月氏胡家族的汉化历程，他们正是这一时期胡汉民族融合的缩影。

再比如今天的安姓民众，大多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的后裔。同样来自西域的安菩在唐朝甚至出任了定远将军一职，他娶了汉人何氏为妻。安菩去世于西安，但是后来他妻子在洛阳去世后，其子安金藏将父亲的遗骸迁移到洛阳与母亲合葬在一起。1984年洛阳的龙门啤酒厂扩建，意外发现了安菩墓。文物工作者对该墓葬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一百余件，其中就有一方完整的墓志。该墓志详细记载了安菩的生平，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以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

类似这样的墓志在洛阳还有许多，有些已经整理出版。但是，还有一些尚待进一步的整理。

第二，钱币。

钱币是商业交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虽然在历史上东西方各国的货币并不相同，也互相不能流通。但在丝绸之路开通后，还是有不少其他国家的货币流入我国，在洛阳地区就出土了许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1955年，洛阳市老城区北郊M30唐墓出土了17枚波斯银币。银币正面为脸向左侧、头戴王冠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为一莲花座的祭祀火坛，两侧为祭司，王者像前后和祭司的后面都有文字。经考证，系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期（公元457-484年）的银币。

1981年，安菩墓出土了东罗马金币。金币呈圆形片状，正面为一头戴王冠、留有长须的半身男装像，两侧有十字架，左边缘处有铭文“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女神右手持长柄勾状器，左手持一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左边缘处有铭文“CTQPIA”。由此可知，这枚金币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福克斯时代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洛阳衡山北路北魏大墓中也出土了一枚罗马金币，该枚金币品相完好，印有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头像。1991年4月，洛阳伊川司马沟的村民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装在木头盒子之中的300多枚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1993年在洛阳还出土过西突厥所发行的铜币。这些货币的出土，进一步验证了当年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繁盛。[11]

第三，唐三彩。

1899年陇海铁路修到洛阳，工人们发掘了大批古墓。在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许多色彩斑斓、姿态各异的马，骆驼，人物俑等。每一陶器上都施有黄绿白、黄绿蓝或黄绿赭等三种颜色的彩釉。其中部分被运到北京，引起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重视，将其定名为“唐三彩”。后来人们知道“唐三彩”并非仅三种颜色，单色、双色、多色都有，但“唐三彩”之名却已约定俗成。

唐三彩大多是东西两京权贵的随葬品。唐三彩中的胡人佣、骆驼俑和骏马俑，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在唐代，洛阳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唐三彩中形象逼真的胡商俑正是当时商业活动的反映。唐三彩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有承前启后之功。唐三彩还流散到世界各地，造就了其他民族的三彩艺术，比如奈良三彩、新罗三彩、伊斯兰三彩、波斯三彩等。同时许多外来器物也被成功仿制，比如源自波斯的胡瓶就被唐三彩以及宋代的青瓷等成功仿制。

第四，壁画。

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绘画技艺也传到中国，比如在唐代来自狮子国的金刚三藏就以善于绘画而闻名，“运笔持重，非常画可拟，东京广福寺木塔下塑像，皆三藏起样”。[12]还有来自西域的尉迟乙僧，也以善绘而闻名，东西两京的寺院壁画，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笔下所描绘的全是异域风情：“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人物像，非中华之威仪。”[13]洛阳一带有许多壁画墓、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在这些绘画之中，有大量胡人的形象，深目高鼻多须卷发，具有非常明显的白人特征。有些绘画里，这些胡人还牵着骆驼，骆驼上驮满了货物。这都是当时丝绸之路兴盛的真实写照。

第五，玻璃器皿。

中国古代盛产陶器，却缺乏玻璃，所有的玻璃都是进口而来的。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玻璃制品也来到中国。这些玻璃制品都被人们视为珍宝，葡萄美酒夜光杯，不仅葡萄酒是外来的，夜光杯也来自西方。在河洛地区的古墓葬之中，也出土了不少玻璃制品，这些玻璃制品也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有些带有非常明显的异域特色，他们都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

第六，宗教造像、经幢等。

佛教来到河洛地区以后，在河洛地区也散落着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文物，比如大量的佛教造像，经幢等。而且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不仅有佛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宗教，比如在唐朝的时候就有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被称为“大秦景教”。在洛阳博物馆就收藏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摩尼教、祆教等中亚地区的宗教，也在河洛地区留下了一些痕迹。

三、丝路风情：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河洛地区也留下了大量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我们今天重要的文化资源。

第一，民间手工艺。

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民间手工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三彩的烧造工艺。2008年6月7日，唐三彩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唐三彩不仅贵在釉色浓艳瑰丽，而且骆驼、马和人物等的造型生动传神，富有生活气息，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唐三彩就已负有盛名，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

第二，民间音乐。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量异域风情的音乐来到了我国。早在《史记》中就已经有西方音乐传入的记载。而到东汉以后，就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14]这是有明确记载西方音乐传入洛阳地区的开始。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音乐也传入中国。佛教音乐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来华之初，佛教音乐经历了“改梵为秦”的过程，有记载说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曹植，当然有附会的成分。但到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已经十分流行了。在隋唐时期，佛教音乐甚至已经走入宫廷，宫廷音乐中就有许多和佛教有关的内容。

目前中原地区的佛教音乐，可以分为庙堂法事音乐和民间佛曲两大类别。很多佛教音乐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中。南北朝后期，更多的外来音乐被带到了中原。北魏时来到中国的曹婆罗门，世代以善于演奏琵琶而著称。这些异域音乐来到中国以后，与本土的民间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批新乐。比如南北朝时期龟兹乐传入中原后，不久就发展出了西凉乐、广成乐、无愁曲等。而到了唐朝唐太宗定型的十部乐：国伎（西凉伎）、清商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文康伎（礼毕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绝大多数都是由丝绸之路传播而来。各种胡乐成为洛阳城中的流行乐。洛阳人王建有诗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与音乐技艺一同传入的还有大量的乐器。比如胡琴就是来自于胡人。唐代诗人岑参就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的诗句。北宋时，欧阳修曾经有诗云：“胡琴本出胡人乐，奚奴弹之双泪落。”后来发展出了二胡、京胡等众多的乐器。在唐代，还曾经传入过一种名叫羯鼓的打击乐。“羯皷出外夷，以戎羯之皷，故曰羯皷……状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音焦杀明烈。”[15]唐代洛阳长夏门东的尊贤坊，有东都留守郑叙明的府邸，其中有一座小楼，专供其祖母宋夫人练习羯鼓。而宋夫人则是盛唐时期以善于演奏羯鼓而闻名的宰相宋璟之女。唐玄宗对此也是情有独钟，他曾经专门创作了以羯鼓为主的数十首乐曲。銅鈸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16]

第三，民间舞蹈。

音乐与舞蹈关系密切，在异域音乐传入的同时，各种舞蹈也随之传入。早在汉代，已经有胡舞在河洛地区流行。到了南北朝，胡舞就更为广泛。

在唐太宗时期形成的十部乐，都有与之相配的舞蹈。在后世的战乱中，古代宫廷乐舞大多失传。但是，隋唐宫廷乐舞“十万宫廷乐队”，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田村顽强地传承了千余年，被喻为舞蹈界的“活化石”。洛阳市有关部门加紧了对古乐谱的整理和对接班人的培养，如今这个节目已多次到全国各地演出，深受好评。狮子原产于非洲和西亚，中国并无狮子。丝绸之路开通后，狮子的形象也传入中国。其后，狮子就开始在舞蹈中出现。在唐代就有《五方狮子舞》。由五个人披着五种不同颜色的假狮子皮，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另有两人扮演昆仑奴，拿着拂子挑逗狮子，表演者要做出狮子的各种表情。白居易曾经有诗写道：“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17]

在唐代，从中亚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传入的胡旋舞在河洛地区风靡一时。白居易曾经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鼔。弦鼔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巳时。”[18]同样来自中亚石国的《胡腾舞》，也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唐代诗人李端曾有《胡腾儿》一诗：“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19]唐代流行的《柘枝舞》，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中亚地区舞蹈。刘禹锡曾有《观舞柘枝二首》。

与乐舞相类似的还有戏曲。在唐代有来自康国的《泼寒胡戏》十分流行。《文献通考》中记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20]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唐中宗曾在洛阳登上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这次活动规模十分盛大，结果就有人上书批评皇帝：“洪范庶征，谋时寒若。礼曰：‘秋行夏令，寒暑不节，阴阳不调，政令之失，休咎之应，君臣所感。’君能谋事，则时寒顺之，何必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书令张说谏曰：“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滋甚，法殊鲁礼，䙝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罇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21]

第四，民间体育杂技。

马球最早被称为波斯球，唐朝初年传入中国。马球在河洛地区也十分流行。唐玄宗李隆基在登基称帝之前，就曾在河南府告成县（今登封）百姓王利文宅北板下开辟有球场，“自夏徂秋，往来游赏”。[22]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也喜好马球，“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球，畧无休日”。[23]唐文宗时，马球在洛阳依然十分流行，“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毬，尸官道，车马不敢前”。[24]甚至到了晚唐时期，洛阳还有文思球场。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就曾与百官在文思球场欢宴。

2003年在河南省伊川县大庄唐墓M3出土一件菱花形铜镜，其图案正是浮雕打马球的场景。在洛阳市博物馆，也展出有2012年出土于王雄诞夫人墓的一套四件马球三彩俑。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印度的瑜伽亦曾传到中国，在唐人白居易的诗中有“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的描写。[25]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许多西方的竞技也来到了中原。比如《后汉书》记载来自古罗马帝国的跳丸等技艺于东汉的时候传到中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26]跳丸，类似今天的杂耍。有些人的跳丸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鱼豢《魏畧》曰：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异常”。[27]进入唐代，传入中国的各种杂技幻术就更多了。

第五，服饰。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服饰也传入中原，并且被中原人民接受而成为中原地区流行的款式。唐代洛阳地区流行的“缺胯衫”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胡服特色。衫两胯下开“衩儿”的形制,以利于行动。这种“缺胯衫”成为洛阳地区普通百姓的日常服装，“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28]在安菩墓中就出土过两件身穿缺胯衫的汉人俑。偃师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了大量身穿翻领窄袖长袍的男子骑马俑。不仅男子，女性的服装也深受胡风的影响。1988年在偃师城关唐柳凯墓中就出土过一件头戴胡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的女俑。2003年，洛阳关林唐墓出土了一件身穿翻领窄袖长袍的女俑。

据记载，不仅普通百姓家是如此，就连王公贵族，甚至宫廷之中，都深受胡服的影响。比如在唐朝女性流行“帷帽”，据认为这种形制的帽子就是起源于吐火罗的长裙帽。在洛阳地区的唐代墓葬之中，就曾经出土过多件头戴“帷帽”的女俑。当时洛阳地区流行的胡帽还有浑脱帽、尖顶胡帽、卷檐虚帽等。

第六，饮食。

丝绸之路开通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饮食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丰富了中原民众的饮食结构。

首先，从丝绸之路传到中国许多作物，在中原地区引种成功，成为中原民众喜爱的日常食物。比如茄子原产于印度，大蒜原产于西亚，胡萝卜原产于伊朗，菠菜也是原产于伊朗，当时伊朗号称波斯，这种菜也被人们称为波斯菜，后来简称为菠菜。今天人们常吃的水果之中，葡萄、西瓜、石榴都是从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甘蔗也是原产于印度，在甘蔗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糖。人们甜味的获得只能靠蜂蜜或麦芽糖。

其次，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烹饪方法也传到我国，受到中原人们的喜爱。比如今天人们非常喜爱的烧饼，过去叫胡饼，也是来自丝绸之路。奶酪的传入也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的事情。

再次，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还有各种酒类。最为著名的就是葡萄酒。中原地区本不产葡萄酒，首先一些西方商人来到中原，将葡萄酒带到了中原。其后，中原民众引种葡萄成功，也使得葡萄酒成为普通人可以消费得起的佳酿。比如，唐玄宗在洛阳驻跸期间，来自中亚的史国就曾经向唐朝进贡葡萄酒。之后，中原民众对于葡萄酒逐渐熟悉起来，在洛阳地区的古墓葬中，出土过许多与葡萄酒有关的文物。比如，洛阳曾经出土过许多怀抱葡萄酒囊的陶俑，说明了当时中原地区葡萄酒的饮用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

[1] 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页。

[2] 这次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名称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并不意味着将所有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址都列入其中，更不是因为其名称之中有“长安”二字就宣称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如果长安是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长安之东的四处遗址也被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事实？

[3] 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4] 范晔：《后汉书·西域列传》李贤注引鱼豢《魏略》。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0页。

[5] 杨衒之著、杨勇整理：《洛阳伽蓝记》卷四。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页。

[6] 杨衒之著、杨勇整理：《洛阳伽蓝记》卷四。中华书局2006年，第145页。

[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49页。

[8]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46页。

[9] 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3页。

[10] 陶宗仪：《说郛》卷一百上。《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3页。

[11] 毛阳光：《隋唐洛阳：隋唐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12] 毛阳光：《隋唐洛阳：隋唐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