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演的花木兰,戏花木兰从军戏剧常香玉

去过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穿拖鞋。

老了、不上台演戏的时候，她也这样。哪怕坐在收音机前听个小曲，她也坐得笔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气神儿，像一个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兵。

她算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人。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变卖家当，带着剧社在全国义演，硬是用赚得的钱捐出来一架苏制米格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戏比天大”，这是常香玉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

为了更好地表现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着“欺师灭祖”的骂名，对原有的豫剧唱腔进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剧种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常派”艺术风格。

她的戏招人喜欢，字正腔圆，接地气，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传唱至今。她也招人喜爱，赈灾义演，捐款修桥，农村、工矿的舞台上总少不了她，学生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2004年7月，国务院决定追授已故豫剧大师常香玉“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常派经典传统剧目《白蛇传》剧照。受访者供图

戏比天大

儿子陈嘉康记得，每当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时，父亲陈宪章从中午就开始“紧张”。

那时常香玉30多岁，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剧院。为了保证状态，她总要午休。陈宪章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戴上老花镜，展开一份报纸。偶尔有人路过、吆喝一声“香玉”，陈宪章惊地一哆嗦，赶忙把食指点在唇边，再双手合十放在耳侧，祈求对方别出声。

来人明白了——“香玉睡觉了啊”——又是大嗓门的一句，这下子陈宪章汗都要出来了。

他对一切可能打扰妻子的声响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闪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妆，工作人员就搬个椅子搁在场门边——登台前至少半小时，常香玉要坐在这“默戏”——整个人浸到戏里，从头到尾地体味角色的情绪。周围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知道天塌下来都不能打扰她。

“戏比天大”，常香玉总这样说。

这是父亲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村一个窑洞里。那时，她还叫张妙玲。

9岁时，按照当时的习俗和家庭情况，她该被送去当童养媳，“就是人家的丫头，叫你弄啥你弄啥，一点儿不对就打你。”常香玉曾回忆道。父亲张福仙是戏曲艺人，决定教她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给人家、人家也是打死她，在我这，我打死她拉倒，打不死、我教她点儿东西，混碗饭吃。”

常香玉跟着父亲学习唱腔和武功，串集镇、赶庙会，搭戏班学艺。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摆错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练踢腿，练得“腿肿成蚂蚱口，往下流黄水”，父亲也没有让她歇过。

教不会的时候，父亲着急地拧她膀子，拇指伸进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问她，“这个字咋咬不清楚呢？”剧场没有麦克风，要让观众听清，全靠演员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词就得练上千遍，时间久了，“嘴、牙、舌头，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着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觉，练木了。”常香玉说道。

这样的练习甚至具体到了两颗眼球。为了练就炯炯目光，夜间，常香玉总点燃一个香头，循着光转动眼珠。

这些苦还不算难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当了戏子，是家族的耻辱，死也不能入祖坟。一次，常香玉要跟着父亲回家乡演戏，张氏族人拦着她，“派了个人告诉俺爸爸，你要是来咱这巩县演戏，就把张家血脉拔净了。”常香玉索性跟着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则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项羽”的谐音。

十二三岁时，她演一个配角，两场戏间隔时间长，她在后台等着出场，一不小心睡着了。女儿常小玉听母亲讲，“（张福仙）打她，在农村演戏，观众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价），你这样对得起大家拿的粮食吗？戏比天大，在舞台上一站，你责任重大。”

戏台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发有模有样。学戏不过几年时间，常香玉已经能主演大戏。

19岁的常香玉。受访者供图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相较于陈宪章的婉转和细心，常香玉就显得更急躁。

比起其他兄弟姐妹，从小在母亲身边学戏的常小玉“挨打最多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登台领衔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不等她从兴奋里缓过神儿来，母亲就不留情面地揪出问题。

正是叛逆的年纪，少女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怼回去，“不就是错了一句词儿嘛！”母亲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扬手就打，常小玉的腿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打得厉害了，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几天不搭理母亲。

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都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给我打了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模型）。受访者供图

“香玉剧社号”

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宪章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回忆，当时有人捐钱，有的老师主动要求减薪，“原来拿十块钱的，就减到八块。”他的父亲也是剧社里的老师，为了出去义演、不给观众留坏印象，硬是把烟戒了。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有时候，一下火车，搬运工人穿着裤衩子就来了，把装台、卸台全包了。

人们心里还是没底，“能不能成功？感觉很玄乎一个事儿。”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除了坐火车，其他时间都是在义演，有时候一天能演两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黄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打地铺。

有时，戏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紧，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压力还是劳累，常香玉总是牙疼得厉害。

陈宪章负责管钱和规划行动路线，每天收了票款后，怕丢，晚上就压在枕头底下睡觉，“各个地方有抗美援朝分会，人家都下班了，第二天早晨上班再把钱送过去存上。”忙起来的时候，陈宪章顾不上洗澡，好容易洗一次，裤子一脱，发现裤衩都烂成两片、成裙子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香玉剧社完成了178场演出，募集15亿2700万旧币。购买飞机后，多余的钱，常香玉也悉数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

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它的模型至今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常香玉也因此被叶剑英题名为“爱国艺人”。

80年代初，常香玉在郑州郊区为农民演唱。受访者供图

“戏是给穷苦人看的”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常香玉的行为。

“有人说俺老太太是政治投机商，那是拿命换来的呀！”回忆当时，今年80岁的修正宇拍着桌子说。1953年3月，他跟着常香玉和其他学员一起，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

军装肥大，冷风在里面直窜，大家把袖子、裤腿塞来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过鸭绿江就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岭前线。到7月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4个月的时间，演员们都在枪林弹雨里。

两个志愿军开吉普车载着常香玉。行军路上被敌机跟踪了，照明弹一闪，车就立即拐到树林里。两个战士架着她跑，再一起卧倒，炸弹就撂在旁边。为了保护常香玉，一次，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她头上。

晚上睡觉也不安生，炸弹炸在坑道上面，人就从床上崩到地上，“肯定都害怕。”韩玉生说，剧社里的大师姐赵玉环因水土不服在卫生所治病，不幸被敌机盯上，整个卫生所被夷为平地，她至今长眠在那处山坡上。

专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时，炸弹就炸在临时戏棚旁边，土毕毕剥剥地往下掉，乐队吓坏了，想扭头就窜，发现志愿军依旧盘腿打坐，抱着枪，纹丝不动。常香玉说，“戏不能停。”

大家忍着心慌，“外面吹着哨子，防空抢‘咔咔’地打，汽灯就黑了，志愿军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韩玉生记得，戏正演到花木兰大战番邦主将突力子，观众站起来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戏里还是戏外，已浑然不觉。

此后，常香玉带领剧团实行“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要为国家、人民、劳苦大众服务，戏是演给穷苦人看的，是歌颂新中国的，这一点就是常香玉老师追求的。”韩玉生说道。

人们喜欢她，为了能看她一眼，雨天打着伞、冬天披着棉袄也要来排队买票。早上十点开始售票，六七点的时候、队已经排得很长。卖猪肉的小贩给了剧院演员们“特权”——想要什么肉，不管肥的还是瘦的，都给留着，当然前提是给票。

日子好过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简朴。她照旧每日练功，带补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在她的影响下，剧团也是如此，有爱美的学生买皮鞋、脸上抹了杏仁蜜，也会被老师傅打趣。但她又是极度慷慨的，赈灾义演、施粥捐款，为家乡修桥、铺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是很难的，我们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说。

1979年4月，常香玉在凭详慰问排雷的英雄。受访者供图

常派艺术

后来，人们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飞机”。

这样的标签太耀眼，难免让人忽视了她的专业成就。学生韩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何止在一个政治事件上（贡献大），她在艺术上也是豫剧开拓者，是数得着的人。”

常香玉早期学戏时，河南梆子各流派划分明显，她唱的属于豫西调。但在表演《西厢记》时，常香玉觉得不对劲了——她在戏中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的，但豫西调的特点是深沉而苍劲，只适合演悲剧。而豫东调则相反。

要不要取长补短呢？一旦学唱豫东调，就意味着坏了规矩，但或许能把戏唱得更好。倔强的她下决心改变唱腔，首段唱词不长，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但常香玉却一反常规，她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轻快、跳动的调子一出来，再配上她活灵活现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赢得观众满堂喝彩，她也凭此名满开封。

后来，在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学习吸收京剧、曲剧、河北梆子、汉剧等多个剧种的元素，融合激昂的沙河调和含蓄的祥符调，“总而言之，对我有用的，我统统借鉴过来。”

这在那个年代不算好事。戏曲剧作家张乡仆回忆，有人说常香玉是“欺师灭祖”，是“豫剧的叛徒”，“挨了许多讽刺，同台演出的人讽刺她，说自己老祖宗留的东西还没学会玩呢，现在头又往人家（祥符调、豫东调）那里插呢。”她还赚得了个酸溜溜的外号，叫“小圣人”。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围很广泛，不是一个戏、一个动作的问题。”修正宇说。时间给了答案，大刀阔斧的改变成就了她独特的“常派艺术”，“老太太的唱腔到现在都不过时。”

从艺多年，常香玉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李双双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纳入剧院一团。

“河南省语言太复杂了，团里有安阳人、洛阳人，口音一个人一个样，到演戏上咋行？”常香玉拿着字典，让大家纠正发音，再按河南话的调子唱出来，如此一来，“只要能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豫剧，这便于戏剧的推广，也是老太太一个很大的贡献。”修正宇说道。

不过7年时间，1963年，文化部的报告点明了豫剧发展之快，“流行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逐渐遍布全国。”沈阳、北京的剧团也纷纷来河南豫剧院学习，豫剧从一个地方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剧种。

2003年12月，常香玉（左）和小女儿常如玉（右）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谢幕

老了之后，演戏的机会少了。

一批批新演员登场，耳熟能详的段落被一遍遍演唱。但当学生们翻出那些尘封的影像，大家都觉得，谁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的成就太高、造诣太深，这让难以望其项背的后辈感到有压力，竟也成了常香玉最大的遗憾。她曾对极有天赋的小女儿常如玉寄予厚望，但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

1978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常如玉向母亲坦白，“我不想学戏了。”常如玉记得，“母亲的眼睛一下子空了，啥也没有了。”

一气之下，母亲把小女儿赶走。“她三十岁的时候我把她撵走的，想咋混，出去，离开我。”常香玉曾说道。接下来的十八年里，小女儿在美国，常香玉在郑州，拧巴的两人连打电话都觉得尴尬。

老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陈宪章自2000年开始病重，住院的那段时间里，常香玉每天上午都要去探望，临走了，她总要把脸在老伴儿的头上贴一会儿。

常香玉好像变得柔软起来。她开始跟女儿闲聊天了，有时候也叫女儿跟她出去走一走。“她不命令事儿了，她跟你商量。”长女常小玉小名叫‘大毛妞’，有时睡懒觉，起得早的母亲都会拍拍她，“大毛妞快起来了，太阳都照着屁股了。”

搁早些年，常香玉可没这么有耐性，“这时候了咋还不起床了，赶紧！”

但有些东西照旧。她依然早上五点醒来，在床上盘腿、练功，下楼打打太极拳。她喜爱广东音乐，坐在收音机旁听《步步高》和《彩云飞》的时候，腰板挺得依然很直。

常香玉像随时要回到战场的兵，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揣一把定音笛。她知道不管走到哪、人们都愿意让她唱两句，没有乐队，就得用定音笛找音准。哪怕不在人前唱，也要练习。女儿劝她，“你现在没有演出了。”常香玉答，“一叫你唱，你得马上能拿上去，不然的话你唱不成，对不起别人。”

她不是没有机会，但年纪毕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轻时的气息，“这样对不住观众。”不选择上台，不代表放下了、认输了，她开始在没观众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戏。哪怕身体不舒服了、住院了，也不停，“这一句，再唱的时候要发挥好一些，那个字应该再强一点。”

终于选择公开露面，是2003年夏天。时年80岁的常香玉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节拍，唱了一小段《西厢记》。

也是那年，小女儿常如玉回到郑州，开始学习常派豫剧，“我跟我妈可以说是在斗吧，这十八年，可是我最终还是失败了。是我母亲的艺术把我拽回来了。以前我年轻，我不知道她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对女儿，她选择原谅。只是不忘嘱咐她们，“今后要多教一些学生，把我这些艺术往下传一传。”对自己，对痴迷一生的戏台，她希望有个明媚的告别。

录节目那天，她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上衣，看起来不像是癌症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说——

“我是来谢幕的。”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