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军饷,红军当时有军饷吗

——1927年建军以来我军官兵的工资待遇回顾（上）

陈 辉

编者按：转眼间人民解放军第95个建军节来临了，从2019年开始，每个建军节我们都推出一个话题，先后推出了《八一建军节：漫话我军九代军服》《八一建军节：漫话我军军功章》《八一建军节：漫话我军军衔标识》，深受读者欢迎。

今年建军节我们再次推出第四个话题《八一建军节：漫话我军95年官兵军饷》，同时，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将四年来“四个”八一建军节话题补充完善重新发表，让大家温故知新，让有过军旅经历未曾阅读过四个专题的朋友，不再错过机会，让军服、军衔、军功、军饷这些当年你曾相识的记忆再次浮现在眼前，勾起一段美好的军旅回忆。

军饷，在古代指王朝招募军队，给军人每月发放的俸禄。现代军人工资，指国家以货币形式定期给予军人的一种报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工资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军人军饷、军人薪资、军人薪金、军人薪水、军人工资等不同名称。

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今天，我军工资标准、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变革。

南昌起义时期工农革命军的军饷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工农革命军实行薪饷制，军饷的来源除了起义之前国民党供应的家底，民众的募捐，主要靠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和打土豪得来的财物，维持各项最低的开支。

南昌起义时期，起义部队执行的是国民党的军饷标准，国民党军官军饷分级别的，杂牌部队和嫡系部队，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的差别很大，嫡系部队的少尉军饷有时比杂牌部队的少校还要多，中央军军饷能按时发放，地方部队和杂牌军的军饷几乎都发不全，拖欠军饷是常有的事，而且发军饷还得分年代,早期是发银元，后来是发伪法币，最后是发金元币,而且因为物价的波动,几乎每年发的军饷都不同,只能举例来说。

这是1931年时定的军饷，平时是指和平时期，但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加上国民政府蒋、汪、胡三派内斗正酣；到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复运转，稍后即颁布“国难饷章”，薪饷较之平时，有所削减。

国民党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军饷标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小玲、陈洪模主要从事南昌起义及相关党史研究，他们对南昌起义军的军饷进行了考证。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经费援助为每月14000金卢布(1--7月为98000元)。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担心起义失败，投下去的钱会打水漂，因此没有为南昌起义提供资金支持。

“金卢布”——1922年版1切尔文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起义给罗明那滋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仑)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在没有苏联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

虽然起义前未取得共产国际财政上的援助，南昌八一起义后仍希望共产国际能对起义给予援助。前委书记周恩来在1927年9月南下广东途中派出陈居玺(即陈宝符)送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现向中央要求数事：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据陈居玺回忆，辗转到达上海将此信交给中央“已是九月中旬了。一日，我在看到《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有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但共产党军队已撤离汕头了，这两只船没有靠岸，便往回走。向公海驶去，去向不明”。看来共产国际在起义军攻占潮州、汕头后，曾经一度想努力向起义军提供支援。但由于起义军在潮汕迅速失利，实际上确实未能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

八一南昌起义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财政支持，但起义军自己也拥有一部分资金，不过基本是纸币，而这种纸币使用时是要打折的。叶挺在起义后给士兵发布的文告中讲：“现在我们所领的都是纸票，暗中已打了七折或六折。即是我们的薪饷已减少了三四成……本方面军为革命为主义奋斗，未尝争半寸地盘，且为革命战役无时休息，故除向唐生智及武汉政府领取薪饷外，别无他法可筹款弥补，不比其他各军均有固定地盘，各高级军官久已腰囊充满，而下级军官亦都分润些许。且军事委员会(为)唐生智所把持，对我军械特别压扣，就第四、十一军来说积欠百八十万了，现在我军官兵们的生活实万难维持，若东征能够解决我们的痛苦，或者也值得我们拼命，但若照挺所陈述者然，则东征结果我方面军必走到一个极危险的地位，势孤力尽，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恐怕现在六七折的纸票也无法领到……”叶挺发给官兵的文告说明军队发的军饷是纸票且要打折。

叶挺未讲这种纸票是哪里来的。李尚庸回忆八一起义时讲得很清楚：“贺叶军队是先四五日来南昌，并带了很多武汉发行的不能兑现的票子来南昌使用，结果南昌金融一时极为紊乱，我为了这个事情，并在七·卅那天还召开了一个全市要人金融界开会，研讨处理紊乱事情。”

起义军营长龚楚回忆中也讲到：“贺叶军所使用的钞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国库券’。在武汉还作九折使用。南昌暴动后，信用全失。”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国库券的来历。1927年4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北伐，派第二方面军北上河南迎击奉军。为应付军费开支，发行国库券900万元，交由军队携至河南使用。第二方面军贺龙、叶挺部队也领了许多这种国库券。击败奉军后，第二方面军将大量的国库券带回武汉。加上武汉政府又续发了439万元国库券，造成商人拒收国库券。贺龙、叶挺部后来又将这种国库券带到南昌，在江西就更难流通了。

除了叶挺、贺龙部队从武汉来南昌时带了一批国库券之外，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最大的一笔财政来源，便是接管江西省银行时所得到的70万元纸币和10万银元。

江西人民在财政上也给了起义军很大的支援，起义胜利后的8月3日，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并捐献了一万元银元作为慰劳金。经办捐款的是宋大桢。代表江西省党部接受捐款的是罗石冰，他是江西人，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

接收捐款后，罗石冰开具了一张收条，随即由江西省党部的黄道、罗石冰将这笔款项分送十一军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由他们分发给部队。

次日，罗石冰又写了一封短信回给宋大桢，告知慰劳金的去向。如今，收条和回信都由八一起义纪念馆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展出。

除去各种在起义前后的支出，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南下广东时带有“现金(银元)仅数万元，不甚值价之纸币大概是30万之谱”。

起义军南下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为纸币不能用)，急需设法筹办现金。于是趁着在临川休整的时机，领导层对财政政策作了一次大讨论。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谭平山、林伯渠为代表，主张沿用旧的政策也就是每到一处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还是利用一般土豪劣绅来筹款，结果必然是将负担转嫁到贫苦工农和商人身上。第二种意见以李立三、张国焘、恽代英、周恩来为代表，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方法，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来取得财政开支所需的资金。

由于第一种意见从政治上来看同八一南昌起义后宣布的根本政策不符，所以讨论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意见作为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具体执行新的财政政策时，又出现了新问题。因为部队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地，没有时间开展调查工作去搞清谁是大地主，谁是土豪劣绅。另外，行军所经过的赣东一带农民运动又不发达，当地没有中共组织或农协之类组织，不能及时为起义军提供没收征发所需要的情况，因此，执行新政策便遇到了困难。反之，用旧时的方法却可以筹到少量的现金。

于是，从临川到瑞金沿途筹款方法极为混乱，到福建汀州时情况最典型。一开始，汀州商会承诺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革命委员会便让商会在城乡大派款，结果连仅有不到十亩田的自耕农和很小的杂货铺都被商会摊派了十元、八元不等的款，而一些家产十万元的人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搞了三天，仅得二万多元，而且闹得满城风雨。

因此革命委员会只有再开一次会，会上李立三、张国焘猛烈批评这种政策不妥，于是决定完全取消旧办法，采用新政策，随即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同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被摊派的缴款。这样做三天便得到了四万多元，于是决定到广东后全部采用新政策，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

到潮汕后，谭平山又提出两个新的理由，反对执行新政策：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恐怕会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进行干涉；第二，潮汕是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会导致商业全部停顿，秩序混乱。张国焘为第一个理由所动摇，周恩来则担心第二个理由所讲的局面出现，结果财政政策依然照旧。而在潮汕不久起义就失利了，新政策自然也就不可能实行了。

尽管革命委员会在财政政策上有过动摇，未能坚定彻底地实行新政策，但为了解决起义军官兵最紧迫的吃饭问题，没收地主的粮食便是一项需要刻不容缓地执行的政策。由于缺乏稳定充足的财政来源，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后，“现洋不久用完，纸币离南昌愈难使用”，“后勤供给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供军用”。可见征发地主粮食的政策是得到高层认可的事情。

按刘伯承的说法向地主征发食品是到瑞金之后才开始，执行机构是粮秣管理处。征发、没收地主粮食不仅叶挺部实行，贺龙部也照样办理。

起义军到达赣南宁都时，也得到了在宁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温雪堂的帮助，还筹到了3000多元银元，多少解决了一些后勤补给上的困难。

龚楚回忆中讲到，离开南昌后，因为武汉政府的国库券没有信用，“人民拒绝接受”，“官兵们穷得连购买草鞋的钱也没有。我的草鞋烂了，只好赤足行军，在砂石路上行走，脚掌被磨破了。并且脚肿起来，真是痛苦万分。当军官的且如此，士兵的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之后，“在经宜黄到广昌的行军途中，领到了行军零用金，我分配到十元银洋，在市场买了一双布鞋，这才解决了赤足行军之苦，买了一些猪肉和鸡蛋，与营部官佐进了一次丰富的晚餐”。

参加过起义的徐先兆的回忆可以证明零用金的说法。“当时我们还是打的国民党旗子，我们在军队里还分校官、尉官，一个人的每月军饷至少有几十元。但是我们没有后方，从哪里去拿钱呢？因此每人每月都只有五元银洋零用。这银洋是从打土豪弄来的”。

面临着财政收入的严峻形势和后勤供应紧迫的压力，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周恩来也是殚思极虑，努力做好这项工作。据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女兵彭漪兰回忆：“南昌起义后部队出发，我管钱，就更经常接触总理(指周恩来——笔者注)，当时我有一个挑子，装着纸票和银元，总理差不多天天亲自和我核对账目。”这说明财政后勤工作不仅是财政委员会负责，而且前委书记也在亲自过问和领导。

除了筹粮，便是需要筹款。起义军在潮汕筹款的方法在前面已经谈到，因担心市面动荡、帝国主义干涉等原因，大致还是沿用旧政策筹款，不过另外还有其他途径。

所谓旧政策即通过商会筹款。据1927年10月3日《申报》载：“二十五日由周恩来到汕头总商会，勒借军饷四十万元。商会初答应一万元，周不允。其后卒借去五万元。闻潮安商会亦勒借二十万元，又潮阳郭姓村庄素称殷富者，亦勒借五万。”

由于在潮汕获得了充裕的经费，起义军到潮汕后普遍发了一次军饷。当时在贺龙部第二师任连长的李亚民回忆：‘仇月二十三日，前卫部队攻克潮州，……第三天，全军每人发了四块袁大头(银元)，这是我们二十军第二次发饷，第一次发饷是在一九二四年。”

由于敌众我寡以及其他多方面原因，潮州、汕头于9月底10月初被广东军阀部队攻占，起义军被迫撤出这两个城市。直至撤退时，起义军手头还掌握着大量经费和物资。在革命委员会警卫队担任班长的粟裕回忆：“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仓促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

起义军在潮州的物资和经费绝大部分损失了，但从汕头撤退时，一开始还是将经费带出了不少。在革命委员会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回忆，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宣布了撤退疏散的决定后，庞大的非武装人员在一营武装人员掩护下排队撤离流沙。“这一队伍可比一营人还要庞大。这儿集中着由武汉、南昌、上海、长沙及其他城市疏散下来的一切男女同志，更加上不少的勤务兵和挑夫。就单拿政治部来说，就有好几名挑夫在挑着硬洋。离开汕头的那晚，财务处要各单位去分钱，大家怕累赘，都不要硬洋，而我们却自告奋勇，把好几箱袁大头全都挑来了。”可见从汕头撤离时比潮州稍微从容一些，还能通知各单位到财务处分钱。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10月初在潮汕主力失利，时间仅两月余。军饷勉强可以维持，潮州工农革命军主力失败后，部队散了，也就没有发军饷问题了。

南昌起义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革命火种800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前，没有军饷可发。但朱德带领起义部队临时投靠了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结下金兰之交范石生，此时他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朱德说：当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得知朱德已到汝城，范石生亲自赶到汝城面见朱德。见面后，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

范石生完全同意，双方达成三条协议：一、同意合作后朱德部队的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二、红军改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武器弹药和被服。这后两条协议是范石生主动提出来的。

范石生很快运来了可以装备一个整团的军需物资。朱德后来说：“他接济我们10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

朱德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离开时，范石生又派人送来了几万元现洋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军需装备。连同过去送给朱德起义军张子清、伍中豪营和工农革命第3师第1团余部的各种装备，可以武装一个整师。当时，16军政治部科员吴登云和其他部分官兵二百来人，也跟着朱德一道走了。当时部队每月每人能发饷12块大洋，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好的军饷待遇。

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红军的军饷

红军的军饷标准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一个是长征到达陕北时期。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全面取消薪饷制，改行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即个人生活必需品由公家供应实物，另发零用钱。这个“零用钱”，就是我军最初的军人津贴。

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铜币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开启了朱毛红军时代。同年6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里建议朱毛废除薪饷制：“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

同一时间发布的《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也强调：“凡有工农革命军的地方必须采用志愿入伍定期退伍制以防止赤军雇佣职业化的危险。工农革命军的饷银制应取消，改为一切给养由公家供给，另发零用费。”

周恩来在文件《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中提道“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负责印刷苏区货币

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中央苏区发行的红色纸币

1929年9月，《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中具体谈到了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明确指出：“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也说：虽然红军的质量还不算太好，“不过根本就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样）”。

陈毅1929年9月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引者注：指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响应号召入伍当了半年兵，当时“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收入比民国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

中央苏区发行的硬币带有党徽的两角硬币

那么普通红军战士的“军饷”究竟是多少呢？由于红军实行供给制，主要的支出就是伙食费。对于伙食费，1932年，中革军委作出规定，每人每日为大洋1角（条件好时为1角5分）。一个月按30天计算，普通红军战士所得伙食费（由于红军经费短缺，其他经费项目诸如零用钱和草鞋费等难以按时下发）为3元（条件好时为4.5元）。这基本上就是红军战士的“工资”。

在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情况下，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军饷”不会比普通战士高多少，3至4.5元这个数额与他跟斯诺的谈话是比较吻合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列宁头像的纸币

中央这个指示下达后，各革命根据地纷纷贯彻执行。在1930年3月25日公布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的法案之七——《优待士兵条例》中规定:“改良士兵生活，每月每名发伙食费至少大洋四元五角，零用至少两元，有钱多发，军衣军用品尽可能完备”。津贴费发放的多少则由各地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自行决定。“零用至少两元”应该就算津贴了。

由此可见，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的所谓军饷就是伙食尾子——零用钱。平均每人每月最好的时候四五元，不好的时候一、两角，最困难的时候为零。

长征路上伙食尾子也保证不了，最艰难的时候伙食费都没有，只能吃草根树皮，野菜充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1935年12月17日，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颁布了《关于技术人员技术津贴等级规定》的命令。命令中规定：应领津贴的技术人员为无线电技术、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和红军学校军事教育专家四类。津贴等级分为三等，一等每月12元，二等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决定等级时，由各工作机关首长填造名单报告军团首长，再由军团首长汇报军委批准后施行。不属军团的部队，直接报告军委。新规定之津贴，自本年12月开始支付。

1936年12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颁布的《关于建立严格的供给工作制度，统一各项费用标准的训令》中再次规定:卫生人员的津贴费分为六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8元，四等6元，五等4元，六等2元，等级鉴定由军委卫生部决定通知。

在未经总卫生部鉴定以前，暂由各军团及各军的首长依情形酌夺决定之。电务人员津贴分为五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9元，四等5元，五等2元，由军委三局鉴定通知。在未得三局通知前，由各军团、军的首长斟酌决定之。

中央苏区发行的股票

1936年4月24日，中央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发给部队、地方武装及机关人员津贴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原来只发鞋袜费、没有津贴的人员，原有鞋袜费应取消，每人改发津贴1元；以前已有津贴，又发鞋袜费的干部，应取消鞋袜费，加发津贴5角；以前已有津贴的学员、工人等，不另发鞋袜费（估计干部津贴多一些，士兵是每月大洋1元）。

红军军费的主要来源是“打土豪”的钱，此外在苏区内部也征收一定份额的税金。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三百万人口，税源有限。《历史大观园》杂志介绍，红军用打土豪分来的银器融化，仿造袁大头。由于含银量高，（北洋政府造银元含银量规定为85％）颇受白区商人欢迎。

总之，1927年至1937年间，红军军费来源主要靠缴获和“打土豪”没收。红军内部采用供给制，没有军饷，只有补贴叫“伙食尾子”， 也就是用于伙食后尚剩余的经费，军官和士兵的区别不大。三五元、一两角的“伙食尾子”，无论发放时间、还是发放数量都很不固定，有就发，没有就不发。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抗战时期，实行国共合作，国民政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军饷和被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法币的善后款。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红军每人每月军需5元（据各种资料介绍，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士兵的津贴大约每人每月五角，毛泽东、朱德为5元。这大概包括食宿服装等等。毛泽东当时写信给周恩来：“此50万元是善后费，还是2月份经费要弄清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前蒋介石既托杨虎城经手，我们应按数向杨要，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国民政府的钱币

后来，国民政府按照4.6万人的标准给八路军发军饷被服，一直发到1941年4月左右的皖南事变宣布彻底停止。这个时候，其实国民政府还拖欠了八路军十几个月的军饷。

国民政府的纸币

新四军的标准编制更少，按照5个团（1.5万人左右的标准）编制发军饷，发放时期同八路军一样。其实，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数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1941年停发军饷后的津贴从何而出呢？粮食和服装的大部分只能从根据地老百姓供给。

八路军：1937年度月发经费30万元（法币），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从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从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这样算起来，直到1941年2月每月实发70万元。

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每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36万元，加上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13.736万元。

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中共部队发放的军饷虽然紧张，但仍可勉强维持。不过，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迅速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再加上物价飞涨，这些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以八路军为例，八路军1937年改编时只有4.6万人，到1940年已发展到40多万人。在这期间，中共领导人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国民政府始终不予批准，军饷一直是按照4.6万人发放。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政府负责第18集团军（编制4.6万人）和新四军（编制1.5万人）的军饷。

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41年以后，中共军队要靠自己解决军费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之初约有45000余人，其中开赴抗日前线的三个师主力约36000余人，但是每月这50万元法币的经费却不能全部提供给前方，因为在双方的协议中，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政府机关、军事院校等非战斗单位不在拨款之列，在知识青年大批涌向延安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将这些钱一分为二，如此前线官兵得到的就十分有限了。

陕甘宁边区的纸币

根据统计，1938年前后，八路军各师每个月可以领到4万到6万元的经费，发放标准是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至5元的津贴，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5斤口粮。1938年12月又细化了标准，具体为正副师长和政委、正副旅长和政委每人5元/月；正副团长和政委、正副营长和教导员4元/月；连长和指导员3元/月；正副排长2元/月、班长1.5元和战士1元/月。

晋察冀边区发行的伍元纸币

党中央对八路军中的外国友人采取特殊的工资待遇。1938年8月11日，毛泽东打电报给聂荣臻：“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计划进行。”

白求恩获悉毛泽东的电报后，十分感动，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说：“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来电敬复如下：我谢绝每月100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

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态度坚决地说：“白求恩同志，你要对自己负责，这要作为一条纪律来执行。而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100元钱，你却拒绝接收。为什么？”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十分清楚，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津贴。

这时，白求恩望着聂荣臻问道：“聂司令，请问你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没等聂荣臻回答，他又接着说：“每月5元钱！而普通战士有多少呢？每月1元钱。我是个单身汉，不需要钱，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一样的生活。”

“但你是一名外国专家，应该得到必要的照顾。”聂荣臻极力劝说着。

“不！司令员，大家都一样地战斗着，难道就因为我是外国人吗？你们不能因为我是外国人就给我搞特殊。”白求恩认真地说。

聂荣臻知道拗不过白求恩只好苦笑着说：“那好吧，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既然坚持不收，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交给后方医院作为伤病员的特别医疗费用吧。”

白求恩高兴地答道：“这个我完全同意！”后来白求恩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任何东西都是供给的。没有什么因得不到满足而感到遗憾......我真幸运能生活和工作在对共产主义理想言行一致的人们中间。”由此可见白求恩的确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仅拒绝拿八路军的军饷，还把生命也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的怀念。

抗战时期都是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一个中将师长的月薪可达250元，相当于八路军50个师级干部。

八路军经济最困难的是1942年初，1941年“皖南事变”让双方彻底撕破脸，重庆政府彻底停发粮饷，并且禁止生活物资流入边区，同时日伪也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八路军又发展到40万人以上，使部队后勤保障极度紧张，全力保障前线作战部队，后方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就要饿肚子了，于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震领导的359旅正是这一时期调回的陕甘宁边区，一手拿枪保卫延安，一手拿锄头南泥湾垦荒。

此外，还有部分战场缴获。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基本没有的“打土豪”收入。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庆龄等社会知名人士从1937年起，就组织和筹措大批钱款、设备和药品送往延安；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也捐赠了巨额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共收到捐款总额881万元，平型关等战役的慰劳款180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八路军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之，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最高领导每月5元，战士1元，虽然不多，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还出现断供，但比起红军时期的“伙食尾子”要算上了一个层次。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饷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和军饷全部要靠自己了。

解放战争中，一般解放军士兵一月有津贴3到5元，连、排长是5元到8元，团长以上为10元到15元不等。各大野战军因为财力水平不同，军饷多少也不同。

东北解放区发行的伍佰元纸币

这些津贴一般是士兵买个人用品和衣物的花销。因为军队中吃饭是公摊的，所以每月大概还有数目不等的伙食尾子，分出来大概在5元以内。

解放军的军费主要以实物形式由解放区共产党地方政府筹集。资料显示，仅“三大战役”中，解放区出民工539万，出动牲畜1036300头，支援粮食95000万斤。尤其是在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这样看起来，除军事装备和民工外，军粮和服装以及各种物资等就得靠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的各级政府筹措。解放军官兵的津贴是以纸币形式发的，不过这些货币是各个解放区自己制造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中共政府就开展了统一货币的工作。如华中解放区发行统一的华中币，收回和统一原来新四军开辟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多种名称不同和市值不等的地方货币。其它解放区也采取了类似的统一货币的措施。

1947年夏，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物资交流日益发展。但是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货市比价不固定，成为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重大障碍，给野战军的机动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华北、山东、西北解放区发行货币的报道

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经华北人民政府、山东人民政府、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人民政府会商决定，合并华北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和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解放区的扩大和巩固，财政状况的好转，官兵差别也不大，少则每月三五元，多则十元、十五元，但解放军官兵的每月军饷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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