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游击战叛徒,南委事件牺牲人员

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吉安城外码头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由此导致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中共党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也给华南地区国共合作抗战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这就是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南委事件”。

“南委”在特殊形势下秘密成立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士。为了坚持抗战，预防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1940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面对新形势，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使地下党的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下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南五个特委，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郭潜（原江西省委书记，南委成立初期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为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广东省分设粤北省委（李大林任书记）、粤南省委（梁广任书记）。

江西省委遭破坏，南委事件的开端

南委事件是从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开始的。1941年初，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调南委工作，书记由军事部部长颜福华代理，后调闽西南潮梅特委（即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谢育才继任。1941年6月上旬，谢育才与妻子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江西吉安，被省委驻吉安机关负责人、省委宣传部部长骆奇勋安排在吉安郊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鸣凤家暂住。

而在谢育才到达江西吉安之前，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和吉安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林、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赣西南特委交通员黄静玲等已被铺叛变，潜伏下来成为了内奸。他们在特务的指使下，于7月初引领谢育才和骆奇勋一同前往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即安福、永新、莲花三县边界之洋溪山）。谢育才妻子王勖因临产，骆奇勋妻因生病，二人均留在吉安。

谢育才到省委机关后，看了郭潜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听了代理书记、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的情况介绍，得知郭潜离开江西之前，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外全部已遭受破坏，省委机关也很不健全。但郭潜在给中央及南委的报告中，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江西情况。因此，谢育才在上山的第四天向南委发了第一次电报。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即与骆奇勋一同由李铁拐带领下山奔吉安。7月15日到达吉安，住进一家旅馆。当晚，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遭到国民党中统局江西调统室行动队秘密逮捕。随后，王勖及林鸣凤夫妇也先后被捕。

谢育才被捕后，特务又借他的名义给在山上的颜福华写信，诈称谢生病滞留吉安，要他到吉安商讨工作。颜福华带几名武装人员到吉安后也被捕。不久，颜福华也叛变了，并死心塌地为特务卖命。他出卖了被捕自首后又暗地向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的原省委干部张建行、孔昭新，张、孔二人遂彻底叛变。接着，江西省委电台被破坏，省委成员及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在中统特务和颜福华的裹挟下，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也叛变。从此，江西省委机关为中统特务机关所控制。到1942年6月，江西省委所属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44个县委及以下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支部都遭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制“管训”。对此严重情况，南委全不知情。

中统控制江西省委电台诱骗，南委危机重重

1941年8月，国民党中统局委员、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中共叛徒，原名徐锡根，中共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到吉安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和庄祖芳（中共叛徒），共同策划进一步破坏南委及其组织。为了对南委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将在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逮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按原来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向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信任。

为了获取有关南委情报，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夫妇的逼供。他们或封官许愿，或严刑拷打，或同关一室，或分开隔离，但最终也没能达到目的。1942年2月，颜福华对谢育才说：“我们的人通通下来了，冯委员（冯琦）对我们很好。现在我们正同南委联系，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冯委员很看重你，希望你能出来和我们共事。”谢育才看到颜福华，就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完全破坏，南委的处境也极端危险。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定牺牲个人名节，争取出狱向南委报警，遂填写了自首书。冯琦、庄祖芳将谢育才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吉安庄祖芳寓所院内，生活上给予优待。在此期间，谢育才与特务及叛徒巧妙周旋，既保护了自己，又保守了党组织的机密。

1942年2月，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波长插了进来，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领导人认为江西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察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他说明中断原因；第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第三，南委暂不向江西台发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方方将此情况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于是，南委决定派郭潜到曲江向谢育才传达南委一年工作总结和检查江西的工作。同时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关北路与“二叔”（即郭潜）见面。郭潜随即离开南委驻地去曲江。但南委设在吉安的通讯处已被叛变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部长唐敬斋出卖，为江西省调统室所掌握。中统控制的江西台根据冯琦的旨意，此前曾向南委电台提出：必要时请就前约定的通讯处来信，以免电台易发生故障且修复不易。南委回电表示同意。结果，1942年4月，特务得到了这封明文隐语信，掌握了破坏南委的线索。

特务们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联系的重要情报后，立即策划诱捕郭潜。颜福华将谢育才带到冯琦处，冯琦一开始就问：“‘全福处’是人名或是地名？”接着说：“我明白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来电，要你回全福处。你总该知道吧。”听了冯琦的话，谢育才回答：“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白土区后村，南委要我去那里，恐怕已经对我发生怀疑了。”实际上，谢育才知道“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负责南委电台安全保卫工作，并猜测到如能找到张全福就能找到南委。这时，谢育才意识到南委已被特务联系上了，情况异常危险，只能尽快逃走向南委报警。

谢育才艰难越狱示警，郭潜被捕叛变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谢育才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得到谢育才的报告后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南委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并于5月24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于4月离开南委，5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10万元，5月26日回到曲江。他虽然收到24日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并无撤离准备。而此时庄祖芳等特务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围布下密探。当郭潜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时，即被孔昭新、罗卓明发现追踪。当晚，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遭到包围逮捕，并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郭潜当即叛变，并提出三个条件：一、将从桂林领回的10万元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实际上要了3万元）；二、不公开其叛徒面目；三、保证其人身安全。特务答应了其所提的全部条件，郭潜的老婆李健随即叛变。

南委机关被破坏，南方党组织遭受重创

郭潜叛变当晚就引领特务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和交通员被捕。次日凌晨，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当郭潜和特务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就这样，饶卫华也被捕了。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庄祖芳认为南委已有准备，破坏无望。郭潜却说，赶快去还有可能，他与方方关系好，有了方方还可以破获设在另一处的秘书处，有了这个秘书处还可以破获设在闽粤边的南委大电台。5月30日，又由郭潜引领，将撤退到乐昌的廖承志逮捕。

6月初，中统特务在郭潜的引领下，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粤东大埔，企图破坏南委机关。由于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除电示郭潜立即撤退外，主要是：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当时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则先转移百候，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转移。南委虽然采取了上述应变措施，制定了疏散转移方案，规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但显得仓促紧迫，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严格按照撤退路线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6日，庄祖芳等一帮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坡镇。此前一天，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潮汕的涂振农，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也到了高坡镇。6月6日中午，涂振农在高坡镇轮船码头等候南下的轮船时，恰巧与乘船去高坡的郭潜等相遇，因而被逮捕，后也叛变了。郭潜等叛徒、特务又立即从码头奔向高坡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而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当天中午，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捕。同日下午，张文彬亦到达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潜认识张文彬的笔迹，遂派特务到旅店逮捕了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7日凌晨，便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警惕性高，发现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特务不明虚实，仓皇退去。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害怕有武装保卫，没敢再去，只在天成商号抓了店员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镇。当晚，武装特务便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邱鸿耀乘船离开了高坡镇。至此，因郭潜叛变对南委机关造成的破坏暂时停止。可是，破坏事件并未到此为止。

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后一个月，郭潜又带领特务到桂林，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梁耀宝、黎赫等6人被捕。梁耀宝被捕后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组织和党员。张丽贞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表姐，将梁耀宝叛变的事通知省工委书记钱兴，让他迅速离开桂林。钱兴得知后，转移到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寓所，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工作。11日下午，彭维之在家中被捕，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的“七九事件”。从7月9日到9月1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市内和郊区的临桂、临川县逮捕了中共党员34名、群众多人，梁耀宝所知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被破坏。

彭维之在“七九事件”后表现得很坚定，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他领导和掌握的组织未被破坏。钱兴认为他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有斗争历史和经验。因此，在玉林和南宁地区除撤退了一些比较暴露的干部外，其余党员暂时未撤离。但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名单。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特支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自1941年7月谢育才被捕，至1943年广西南宁的“一一·五”事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党组织悉数被破坏，南委和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及下属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作者：王春山（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卫中

*摘自《文史天地》杂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