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诗歌,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诗

2022-10-08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战死者作品导读：如果人类想找到和解之路，那么，关键词一定是爱。近些年来，以抗日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迅速增殖，某些夸张、怪异、荒诞的情节引起了国内网友的广泛热议。在这个过程中，另一方的声音似乎是缺

战死者

作品导读：如果人类想找到和解之路，那么，关键词一定是爱。近些年来，以抗日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迅速增殖，某些夸张、怪异、荒诞的情节引起了国内网友的广泛热议。在这个过程中，另一方的声音似乎是缺席的：除了罕见的例外，媒体很少报道日本受众的观点。对于以研究为业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待填补的巨大空白。2013年，在“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意外地遇到了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阅读了她提交的论文《战场上的创作——陈辉诗歌〈一个日本兵〉在日本唤起的创伤记忆》（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陈辉

作者简介：陈辉（1920-1945），抗日烈士革命诗人。原名吴盛辉，湖南省常德县黑山尾村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当记者，一九四O年调平西涞涿县，先后任县青救会宣传委员、县青救会主任、县武工队政委、区委书记等职。陈辉还是热情的诗人，他写了一万多行诗，曾在《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诗建设》、《鼓》、《子弟兵》等抗日根据地报刊上发表过很多诗作。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田间在诗集《引言》中写到：“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歌。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下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1945年2月8日凌晨，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住的韩村堡垒户王德成家的小院，被一百多日伪军包围。在他们最后从门里往外冲的时候，被堵在门外的特务环腰抱住，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和他都倒在血泊里。

军号声

“充满着超越敌我的温暖”的反战作品

　　根据加藤三由纪的转述，我们可以获悉一个事实：在多如繁星的抗战作品中，陈辉(1920—1945)的短诗《一个日本兵》“扣动了日本人的心弦”，“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诗写于1940年2月22日深夜，作者当时正奔走于抵抗的途中。然而，与大多数抗战诗歌不同，它洋溢着温馨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个日本兵，/死在晋察冀的土地上。//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他的手，/无力地/按捺着，/被正义的枪弹，/射穿了的/年轻的胸膛。//两个农民，/背着锄头，/走过来，/把他埋在北中国的山岗上。/让异邦的黄土，/慰吻着他那农民的黄色的脸庞。/中国的雪啊，飘落在他的墓上。//在这寂寞的夜晚，/在他那辽远的故乡，/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垂着稀疏的白发，/在怀念着她这个/远方战野上的儿郎……

　　在诗中，“日本兵”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显然，眼角的泪水和悲伤意味着死者曾留恋生活，却仍被无情地抛入战场，不得不迎接自己与死神的黑色约会。这正是战争的残酷之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敌人不是特定的群体，而是暴力的逻辑。恰恰由于意识到了这个事实，陈辉的文字自始至终流露出悲悯之意。他虽然使用了“正义的子弹”之类表述，但强调的却是普遍的人类之爱：怀着素朴的情感，两个农民背着锄头走过来，将敌人埋在异乡的土地上。于是，异邦的黄土“慰吻着他那农民黄色的脸膛”，“中国的雪”“飘落在他的墓上”。此刻，两个中国农民的善行对应着远方的一幕：一个年老的妇人垂着稀疏的白发，挂念着自己远方的儿子。可以想象，如果老妇人获悉后者的死讯，将何等悲戚！倘若她又得知亲人的遗骸被安葬，其苦痛的心灵则多少会获得些许慰藉。更重要的是，这种跨民族的爱来自饱受战争之苦的受害者：后者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演绎了更为高尚的逻辑；在他们身上，人性放射出弥足珍贵的光芒。

　　事实上，陈辉的作品属于一个“家族”。它们通常被归类为“反战文学”。在这些作品中，抵抗的对象是暴力的逻辑而非普通士兵。譬如，诗人侯唯动曾描绘了这样的景象：“遭遇了日本兵/——那些被迫来的人民，/我们底日本同志就喊着/‘士兵不打士兵’/‘中国人民不打日本人民！’/到夜里，/正值人员全体出动，/在战区底电杆/树干/墙上/贴遍了中文日文的印刷品。”另一位中国诗人胡风也表达了跨越国度的同情心：“叱咤三军”的日本士兵貌似威武，但大都是“底层人民的儿郎”；他们不过是些工具，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别人“建筑新的王位”。（《仇敌的葬礼》）在1942年发表的《人类审判宣言》中，戈茅开始以人类的名义说话：

　　在战斗的旗帜下/我们都是亲兄弟，/大家共着一个命运，/全人类连成一棵像火焰燃烧的心。

　　全世界举起/一面生动的/鲜明的旗帜/在那旗帜的上面写着：/打倒法西斯！/法西斯分子“流了全人类的血”。

　　被翻译为日文以后，这些充满怜悯与爱的作品引发了东瀛文学家的感慨。日本诗人石川逸子说：“这首诗（指《一个日本兵》——本文作者注）的主调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兵的憎恨，而是对被大日本帝国逼着去当侵略军士兵而死去的日本青年表达了一种静静的哀悼之意，他的想象力和崇高品质值得赞赏。”翻译家秋吉久纪夫认为：此类反战作品“充满着超越敌我的温暖”，“可见只有具有普遍性的爱才会有伊甸园。”

人类之爱必须占据上风

　　从根本上说，这些洋溢着悲悯与爱的“反战诗歌”揭示了一个事实：敌人也是人。在成为入侵者的瞬间，他们确实犯下了原罪，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蜕变为物：作为人类的成员，他们同样是暴力逻辑的牺牲品；他们的痛苦也是人类的感受，他们的毁灭仍是人类的损失。以此反观当下热播的抗日神剧，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的真正欠缺不在于无限制的戏仿，而是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席。在这些作品中，敌人被简化为物或野兽，已经不再具有人的生动性。他们几乎个个丑陋、残缺、滑稽，只能迎接命中注定的毁灭。此类演绎虽然可以博得部分观众一笑，但却可能堵塞人类的终极救赎之路：只有播撒和培育跨民族的悲悯和爱，二战这样的悲剧才能不再重演。否则，人类恐怕难以走出恶的循环。

　　陈辉于三年后牺牲。他以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人性深处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超越仇恨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借抗战题材演绎暴力逻辑的人来说，他的诗既是镜子，又是路标。如果人类想找到和解之路，那么，关键词一定是爱。爱与仇恨都会增殖，但结果恰好相反。真正具有反思精神的战争文艺应该超越仇恨的逻辑，寻找消除灾难的大道。归根结底，我们所抵抗的不是特定的个体，而是隐藏于人性中的恶。斗争或许永远无法避免，但人类之爱必须占据上风。从这个角度看，单纯演绎仇恨的抗战文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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