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家人 芸 扮演者

张翎，这个名字在国内作家圈内极少被提及。

在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之前，张翎其实已经写了好几部小说，但因为她早年出国定居加拿大，中年才开始写作，国内的大多数读者几乎对她一无所知。

去年，她再度与小刚合作，担纲编剧《只有芸知道》。根据她的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虽然她一直游离在主流作家圈外，但她依然在远方书写和观察。

近期，她的新书《三种爱》出版，一本关于文坛传奇女性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的著作。此外，她还在书写个人的疫城纪事，在她眼中，作家以个体经验记录一段个人视角的历史，是给后世留下的珍贵财产。

在工厂做车工，是她人生最孤独的5年

接受采访时，张翎耐心地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过去的经历，描述每一段往事的画面，以及当时内心最细微的情感，悠长、绵延。

张翎是温州人，上大学之前，十七岁的她开始工厂里做车工，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一种怎样的感觉？

“那是我人生最孤独的5年。”张翎时常是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捧着一本《英语九百句》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背英文单词，尽管厂里的工人们对她很好，车间里的师傅和工友们知道她爱看书，都主动分担她的工作，“但是最让我难受的是一种铺天盖地无法排解的孤独——我找不到可以谈话的人，有时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那正是我的青春时代，对世界有着极为丰富的感受，尽管很肤浅，却极其渴望倾诉。这样敏感丰富的感受，落在这么一个完全错位的环境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残酷。”

她把车工的经历也记录进了自己的书《流年物语》中。恢复高考后，张翎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北京某部委机关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在，她定居于多伦多市。

做康复医师，让她书写疼痛和灾难

在加拿大和美国，她当过十七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医师。

选择听力康复师这一职业，并非因为张翎还另有隐藏的医学梦想，而是很现实的原因：收入较高、工作稳定、不用加班。“听力康复师并不是我要的生活，选择这个职业仅仅是为了不饿着肚子写作，但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好处，却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谋生之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除非你想饿死。但在所有谋生的可能性里，听力康复师应该算是很好的一条路子，它给了我财务自由，也给了我丰富的人生体验。“

这份工作，虽然表面看来与写作无关，但对她的写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我的职业使得我对战乱疼痛这些话题，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我的病人中，有许多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维和，等等），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和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的丰富了我作为作家的灵感。回头来看，我的听力康复师生涯，对我的写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的许多作品，如《余震》《阵痛》《金山》《劳燕》，似乎都与灾难疼痛相关。”

“世上绝对不缺一本不痛不痒的书，真让人疼痛的文字早已被前人写完”

这个职业给了张翎稳定的收入和意想不到的素材与灵感同时，也占据了她前后不下20年的宝贵时间。“生活是个最精明的魔鬼，它给你一些好处，也必定从你那里拿走至少等同价值的东西。你和魔鬼打交道，最多是个平手，永远不是赢家。”张翎感叹道。

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的梦想。“我很小就想当作家，只是由于社会原因、机遇原因、谋生原因，我走了很长的路才成为作家。”

让她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到了如今不再需要为谋生而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人反而有些懒散。“因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的状况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写作是个奢望，世界上绝对不缺一本不痛不痒的书，真让人疼痛的文字又早已被前人写完。”

最近，张翎的《三种爱》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她主要书写三位享誉世界文坛的传奇女性，为此她专程去了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好让自己积累的有关素材和灵感能找到“落地之处”。张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最初给书取的名字是《那些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她们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

【对话张翎】

“我在书写我个人的疫城纪事”

红星新闻：疫情发生时，你所在的城市情况如何？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

张翎：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被困在我的故乡温州大约三个星期。在出行限制令期间，我的生活和心境肯定受到影响。

目前我在书写我个人的疫城纪事，不是日记体，而是一些基于个人体验和观察的散记。那段时间我在温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处于“乡人”和“外乡人”之间尴尬地位的外来人，被困在一个社会关系被暂时切断的环境里，在独自面对衣食住行各种实际难题时变得极为弱智和无助。

我记录的是我一个人的“现场”，我在我的“第一线”。我暂时还没想在大家都有话说的时候急于发表——当年《余震》发表时，离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红星新闻：此前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引发了很热烈的讨论，你是如何看待作家进行记录和创作的？

张翎：我觉得作家以个体经验记录一段个人视角的历史，是给后世留下的珍贵财产。面对一种版本的个人记忆（比如方方日记），无论它客观上拥有了多少读者，我们都不该苛求它来全方位毫无偏差地反映全局——那是媒体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事。

个体记忆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的个体性，无数个这样的个人记忆版本汇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大事件的群体记忆。假如没有个体，不可能存在群体。

红星新闻：平时你的生活和写作日常是怎样的？有没有养成什么独特的习惯？

张翎：自从十年前我辞去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成为自由作家之后，我对时间的支配相对宽松自由了一些，一年里除了待在家里读书写字之外，还会安排多次旅行。也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公私结合，陪伴我90岁的老母亲，也做一些出书讲座之类的事情，完成驻校作家的任务。

旅行的时候，日程是不定的；而在家的时候，生活还是相对有规律的，会花很多时间读书。

假如处在写作计划中，则会每天起床立刻上楼开始码字，头也不梳，床也不叠，牙也不刷，脸也不洗，臭烘烘的一个黄脸婆。假如先生有慈悲之心，就会给我端一杯咖啡一片烤面包，否则我会呆到某个饥饿的时刻，才停下来把早饭和午饭一起打发。午后困了就眯一眼，醒来再写一两个小时，隔一天去一次健身房。晚上就完全不务正业（或者说，才开始正业），那是看电影看书看戏玩手机和朋友扯闲篇的时间，当然是指三观相似的人，理念相差太远的人，最好不进入任何讨论，免得生气。

红星新闻：小说创作与剧本有哪些不同？接下去你还会继续担任编剧工作吗？

张翎：写小说和做编剧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是个体劳动，而剧本是集体劳动。在个体劳动中，作家将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而在集体劳动中，作家要把集体意志尽量通过个人努力最精准地在剧本里实现。对我来说，剧本的挑战性更大。我无法回答将来是否还会做编剧的问题。从前我说过我只写小说，但我破了这句话，写了剧本，所以不再敢轻言“会”或者“不会”，得看具体情况。假如是我自己的作品改编，可能兴趣会大一些。

新书《三种爱》封面

“后世的多元解读，是对前世作家表达的一种关注和敬意”

红星新闻：你最近的作品，写杰出的女性作家，为何选择以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三位来开启这一“旅程”？

张翎：在为生计之故成为注册听力康复师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英美文学。日后成为作家，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总还会时不时地侵蚀我的汉语写作。

欧美文学史上有一系列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男人占据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时代里，艰难地寻找着写作的狭窄可能性，有的甚至只能以男人的笔名来发表作品（如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她们还要在家庭和写作之间进行残酷的选择，有的甚至以放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为代价，比如简.奥斯汀就终身未婚。她们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和同时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严苛多少倍的才华和道德评判。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男诗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里不知打过多少滚，他们的私生活虽遭诟病，作品却依旧被人拥戴。而伊丽莎白（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与一个单身男人的自由恋爱，却是以离开故土家园并被永远驱出遗产继承人名单为代价的。这些女子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这些人的名单远不止这本书里涉及的这三个人，将来我可能还会以续集的方式进入她们的生活。这本书首选了这三位作家，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因为我的旅行计划。我在书写每一位作家之前，都必须要到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来比较顺手，就先选择了她们。

红星新闻：这次写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去考察、积累、利用大量资料的？

张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只要肯下苦功夫，查找资料已经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写这一类以真人为题材的文化随笔的挑战之处，在于如何在海量的生平和著作资料中找到一条我想要的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决定素材的取舍。同时，我必须通过故居的采风找到灵感的落地之处，否则所有的资料将是一堆杂乱无章漫天飞舞的文字。这个取舍和落地过程就是一个作家对“真相”的主观选择，就是我个人的视角和观点在她们的人生故事中的强力介入。查考和实地采风的过程在前，它决定了写作过程的走向，当然随机产生的灵感也会时不时地把预先设想的套路拽入歧途，但歧途大多是美好的，歧途比正途更妖娆迷人。

红星新闻：你写那些名人的故事，如何在合理想象与事实基础之间保持的平衡？

张翎：首先还是要清楚体裁的区分。《三种爱》是基于几位作家生平的文化随笔，不是学术著作或论文，资料是必要的开端，但又不能止于资料，否则就无异于索引和信息的罗列。文化随笔也不是虚构的小说，它的基础还是真实的生平事件。虚构文学作品的想象力是从人类的普世经验和作家的个人体验整合而来的，而在文化随笔中，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在汲取上述体验的同时，又受制于事实限定的那个范围，不得肆意逾越。

用作家的标准评判学者的著作，或用学术著作的标准衡量文学作品，都是用错了词典。学者作家各自的存在，不是为了彼此讨好或者彼此掐架，而是为了彼此丰富。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作家对这些杰出的女性作出更多个版本的解读，每一个个人化的版本都会进一步拓展她们的生命维度。后世的多元解读，是对前世作家表达的一种关注和敬意。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图据受访者

编辑 李洁

【小链接】

张翎笔下的成都女子

成都女子衣着的颜色很多也很杂，淡蓝色、浅紫色、粉红色、丁香色、淡绿色、藕荷色……几乎聚集了阳光催生之下所有花朵的颜色。可是又不止这些。

水乡雾气里长大的成都女子，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文化浸润中，学会了把浓郁漂洗成淡雅。淡雅的衣装在热烈的树影花丛中缓缓游走，花和树突然都成了陪衬。其实年年报纸杂志上大谈特谈的国际流行色，早已被成都女子淡化为日常。

这个季节时兴一种简洁的连衣裙，无袖，腰短短地提在腹上。穿上了，露出两只莲藕似的臂膀，一段雪白的颈子，两条母鹿一样的腿，人便瞬间颀长起来了。跟团的小田穿了一件这样的衣裙，紫丁香般娉娉婷婷地走进车里，一车便都是清晨乍醒的清凉。

——摘自《废墟曾经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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