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是京剧之乡,烟台京剧名家

作者 张景芬

小时候记得烟台有好几个剧院，其中一个叫做群众剧场，在现今芝罘区政府一带。当时我家住在二马路，离剧场挺近，就经常到这个剧场看戏。大人须凭票入场，像我这样的四五岁小孩子可以免费，但得由大人带领入内。于是每次我都是双手扯着前面大人的后襟进去。大人们虽不认识我，却也不介意，所以每次都能顺利入内，从无有枝节。那时的烟台城区人口不过10万左右，社会安定，孩子晚间外出，两三个钟头以后又自己返回，家长视为正常，不必有儿童被拐之虑。

我的看戏，如同鲁迅先生在《社戏》里所描写的孩提时代的心境，不识字，更不懂戏文，最烦的是台上角色坐唱，经久不息，令人难耐。像《二进宫》里一青衣、一花脸、一老生的长久对唱，简直是一种折磨，可大人们却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鼓掌叫好，在我则是莫名其妙，我期待的是剧中的武打。可是在经久的期待中，也不自觉地耳濡了戏曲的旋律，大致知道哪一种曲调代表哪一种情感，能区分高亢、低沉、凄婉、失落、悲愤、激越，总之，人的七情六欲在演员的行腔里都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表达，我甚至能准确地哼出各种调门，尽管并不懂得内中的文字内容。同各种曲调的心理共鸣几乎奠定了我儿时理解京剧的“本能”。

后来我上小学了，结束了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成了有规矩的班集体的一员，每天上课前要站队入列，然后鱼贯进入课堂。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刻，我也是心猿意马，神不守舍，嘴里自然地哼出京剧的曲调，自己却浑然不觉，任凭精神漫游。班主任老师并没有直接干涉，而是在家访时对我父母指出我的怪异之处，要求家里加以管教，别的班级的老师们也都知道一年级有个会“唱大戏”的孩子。昔日烟台街京剧气氛很浓，仅就我念小学的那个班级而言，起码有三个同学与京剧有关：一是胳膊上有两道红杠的女中队长，小学未毕业就进剧团做了专业演员；二是另一名中队长，她家开过的店铺是专做戏装的；三是班长，上一年级时就已经15岁，比一般同学的年龄要大一倍，小学没毕业就退学了，据说也学过戏，由于个子太高，于标准形象不符，故半途而废。

后来有了“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再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又恢复了传统老戏，现今则是传统剧、现代剧和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不管社会政治潮起潮落，烟台人的京剧兴趣始终没有衰减。就我个人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校内本科生发起成立了一个京剧学会，成立大会在靠近西门的办公楼小礼堂举行，许多京剧名家以及本校、外校的老教授到会祝贺。北师大的一位老先生因偶感风寒不能前来，便托人带来一副对联以为贺辞：“檀板弦歌惊雏凤，高山流水遇知音”。我前排对座的正是《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洪雪飞，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她很活泼，也健谈，人比电影上的形象更漂亮、靓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会间安排有艺术家的演唱，洪雪飞和另一位艺术家合作演唱昆曲《牡丹亭》“游园”一折，分别扮演春香和杜丽娘，二人不着戏装，也不化装，洪雪飞只是把外套脱下，即登台演唱，绘声绘色，沁人肺腑，至今思及，音犹在耳。在北大，几乎每天都有各界杰出人物的讲座或演出之类，仅京剧一项，我就听过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红灯记》 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等的授课。刘长瑜去北大我经历过两次，一次讲的是《怎样欣赏京剧》，其中对京剧中湖广音、中州韵的讲解，对我思考胶东方言有启发。课后我请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字留念，那是1984年5月23日。有趣的是，2014年秋天刘长瑜率团来烟台演出并讲座，由市文化局安排，她同我作了一次会面和交谈，我拿出当年在北大有她签名的笔记本，她很惊讶，说：“我再给你签一次吧。”就在同一个本子的空白页上签了名，时间是2014年9月13日，距上次签名正好30年！我说：“希望再过30年刘老师还给我签名。”她笑着回答说：“那时超过一百岁了。”2007年，我在大学举办了一次讲座，题目是“胶东方言和京剧”，副标题是“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六十诞辰”，除了面向广大学生，还特地邀请了原青岛京剧团和烟台京剧团的部分演员以及周边几个大学的教师们参加。

我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京剧爱好者，同京剧竟有这诸多牵扯，主要是受烟台浓重的京剧氛围的浸染。据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京剧史》记载，烟台很早就成为北方的重要京剧码头。早在1864年，海阳进士鞠捷昌为其母祝寿，特邀谭鑫培演堂会，这是京剧第一次登陆胶东。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东北著名的“关东班”登上烟台码头，在武英街（今芝罘区政府身后）搭台演出，使烟台人初识京剧，并很快在烟台掀起了一股京剧热潮。听戏、学戏、唱戏逐渐成为时尚，戏院和有演出功能的茶园也应运而生。烟台最早的戏院德桂茶园建于清光绪末年，之后烟台群众剧场（天仙茶楼）、大众剧场（寿仙大戏院）及庆威、华乐、升平等众多舞台、茶社纷纷建立，这类戏院、茶园当时达15个之多。二十世纪初，山东督办张宗昌为其父祝寿，特邀以梅兰芳为首的四大名旦到掖县（莱州）演堂会。此后，各地京剧艺人纷纷来烟，麒麟童12岁便从上海来烟台献艺，其后于1910、1914、1923年频频来此演出；1927年，他有感于烟台有广泛的京剧基础，便带头成立了以专业演员为主体的“梨园公会”，并自任会长。其他如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袁世海等京剧名家也都来过烟台演出。

烟台早在1861年即已开埠，比临近的青岛和大连的开埠时间要早37年。青岛于1898年开埠，由于处地优越，腹地更为广阔，城市发展后来居上，于是彼起而此伏，烟台发展相对滞后了，从此两市之间城市化水平的落差形成了，至今难平。但是，由于烟台城市开发早，城市文化的底蕴丰厚，京剧发展历史的沉积也更为长远。近百年来烟台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两则故事：

其一：某年一青衣名家来烟台演出《窦娥冤》，剧中蔡母遭坏人暗算，被诬告杀人，儿媳窦娥不忍婆婆受刑，甘以身代，于是替婆婆认罪，被判斩刑。六月行刑，天忽降大雪，恰逢清官海瑞巡按至此，经复审，冤情终 于 大白，因此这个剧目也被称做《六月雪》。扮窦娥的那位青衣名家来烟台演出的时间恰好也在农历六月，夏日如蒸，剧情里虽然天降大雪，但演员在台上却是大汗淋漓。这时台下便有观众喝倒彩，鼓倒掌，后台老板见状急忙下台抱拳问故。观众答道：大雪严寒，窦娥身上应该起鸡皮疙瘩才对，怎么反倒汗流浃背起来？老板陪笑道：时值盛夏，演员只有流汗的份儿，怎么会起鸡皮疙瘩呢，客官是否有些强人所难？内中一观众不由分说，登台现身说法，只听窦娥冤声起处，那厮顶着酷暑，不仅不流汗，身上反而起一片鸡皮疙瘩，如临寒冬。台下一片喝彩。

其二：某京剧老生名家来烟台演出《借东风》，剧情取自《三国演义》，是云东吴都督周瑜意欲火攻破曹，但时值隆冬，强风向为西北风，若无东南风之便，据于江东的东吴岂不烧向自己阵营？周瑜因而焦虑成病。诸葛亮测定数日内必有东风，便故意说自己身怀奇门遁甲之术，能呼风唤雨，要求于南屏山建七星坛，然后登坛作法，“假意儿祝告上苍”，果然“借”得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周瑜素妒诸葛亮才能，待东南风起时，便命丁奉、徐盛二将往七星坛斩杀孔明，以绝东吴后患。岂知诸葛亮早有预料，在丁、徐二将未到之前，已下坛乘船赶往夏口了。唐朝诗人杜牧《赤壁》 诗有这样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说的即是这段传奇。可见早在《三国演义》 之前，这些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再说那位饰诸葛亮的老生借完了东风走下七星坛时台下便有人喝倒彩，也是老板下台问故。观众说诸葛亮的步点走错了：登台时走了14步，为何下坛时只走了7步？老板急中生智，答道：登坛时诸葛亮很从容，一步一个台阶，共走了14蹬，下坛时恐遭周瑜追杀，走得很急，一步两蹬，故走了7步。老板的巧辩算是勉强解了围。

上述两个传奇后来在烟台当地越传越奇，以至于第一个传奇的那位青衣名家被说成是程派创始人程砚秋，而第二个传奇的那位名家被说成是老生泰斗马连良。被盘究的演员名气越大、档次越高，似乎更能增加小地方的“荣耀”。发生在烟台同以上两个传奇故事的结构相类似的真实故事倒是有文献记载，著名文物专家、也是京剧行家的张伯驹先生曾谈到老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1811-1880）的三个弟子：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其中孙菊仙声如洪钟，一句唱后，欲落梁尘。孙是天津人，是以天津好戏剧者皆以“老乡亲”称之。但孙得此名号亦有原因，因孙曾去烟台演戏，烟台有票友帮，势力甚大，凡演员去烟台演戏，必须先去票房拜客送礼，演出始能顺利；否则，或终场无一好声，或票友手提一灯，将灯点着，出场而去，后之观众，亦随而去，至空场停演。孙 至烟台，对票房疏于礼节，首场演出《空城计》，自出场至城楼，台下无一好声，孙唱至末句“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孙改为“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台下大哗，即令其停演，在台上磕头赔礼。时烟台亦有天津帮，乃天津人在此地经商任职者，亦在观戏，乃起而抗言，谓孙改唱戏词，固为非礼，但孙为天津人，是我们老乡亲，而票房对其演戏，自始至终，无一好声，就是藐视我们天津人。可于明日找一地方说理，武打文打，概所不计。此时已成僵局，乃另有观戏者，出面调停，认两方各失礼，次日由孙重演《空城计》，两方言归于好。次日孙演出《空城计》，自出场至终场好声不绝。此后孙演戏，即将孙菊仙名，易为“老乡亲”。（《红毹纪梦诗注》，宝文堂书店1988年3月版）

1949年建国之前，中共中央安排把数百名民主人士从香港接送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筹建工作。1949年3月，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柳亚子等20余名著名民主人士乘船离开香港，取道烟台再前往北平。在烟台停留第二天晚上的欢迎晚会上，观看了胜利剧团第二大队平剧部演出的《四杰村》和《群英会》，柳亚子称“极佳”，徐铸成说：“盖烟台一带，平剧（即京剧）素有根蒂，旧北京剧界，一向视烟台为畏途也。”（金延铭：《烟台要事考略》150页）可见民间传奇也非空穴来风。以上张伯驹的纪实和民间两段传奇故事内容虽有差别，但结构和内涵的意义却是相同的，即除了说明烟台是京剧兴盛之地，也有小地方狭隘的夜郎自大意识。

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凝聚在烟台街的京剧气氛经久不衰。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每逢有京剧名家从京、津来烟，当地的戏迷和票友便到车站和港口挂出横幅标语欢迎。烟台中心城区芝罘区于1987年出版了一本宣传册，里面有一节“烟台人与京剧”这样写道：

烟台不仅是钟灵毓秀之地，也是檀板弦歌之乡。早年许多饭馆浴池的墙上往往挂有胡琴等乐器，每当乐友们餐毕浴罢，随即弹拉歌唱起来，往往是生旦净丑，好戏一台。一到晚间，票友们便纷纷聚往“同乐处”，于是鼓鸣锣震，琴起歌扬，小城陶然。那时像“刀劈三关威名大”，“狗贱人说的哪里话”，“听他言……”等唱段，可说是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详。戏迷们在戏院里听到那悠扬婉转的唱段时，闭目摇头，品滋嚼味，手拍膝头，指量尺寸，可见好戏之笃也。至于乡间戏风尤盛，逢年过节各子弟班串村走乡，可谓村村锣鼓响，台台皮黄腔。一旦名角登台，更是携妇将雏，倾室而出。烟台人酷爱京剧，是与其历史、地理条件和文化素养有关的。烟台于清末辟为商埠后，商贾云集，市面繁荣。由京津南下沪宁，或由南北上的演员多取水路，经此必“挂口子”，顺便上岸献艺。好角名伶纷至沓来，烟台人从诸多名家的演出中，受到了艺术的陶冶，提高了文化素养，遂对京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有的京剧爱好者还与京剧名家结为知己，学习技艺，更直接推动了烟台京剧的发展。著名艺术大师尚和玉和著名文武老生马德成来烟期间，就曾把他们的拿手戏传授给张少甫等一些当地演员。那时，烟台人茶余酒后多谈京剧，请客看戏蔚成风气，尤其是客帮，晚上多以戏院为娱乐场所。当年一个几万人口的小城，就有丹桂、瀛洲、天仙等大小戏院茶园9处。每来名角，观者如潮，造成阵阵京剧热。如程砚秋来时，观众蜂拥抢购戏票，竟将商会的栅栏挤倒。耳濡目染再加刻意追求，一批批票友像曲学海、张金坡、郭盛亭、贾贤英、贾贤宾等脱颖而出，成为知名演员与琴师。（《黄海明珠芝罘》115-116页，山东省出版总社烟台分社1987年版）

今日芝罘区之被称为首善之区，那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芝罘是烟台的象征，烟台是典型的京剧之乡。乡，有几层不同的含义。首先是指行政区域单位，乡所辖的范围，历代不同，今天指的是县以下、村以上的行政单位，与镇相并列，属科级；二是指地方或处所；三是指城市以外的地方，即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四是指家乡。以上否定烟台是京剧之乡的说法是把“乡”误解为家乡了，其实这里的“乡”指的是地方或处所，所谓“京剧之乡”指的是京剧兴盛之地，并非指京剧的发源地。就像建国初期媒体常称广东梅县为“足球之乡”，并非指足球起源于梅县，而因为梅县是足球兴盛之地；黑龙江自称是“雪乡”，并非是指雪起源于彼，而因为该省纬度最高，严寒多雪。《红楼梦》 第一回写一僧一道在青埂峯下的对话中提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这里的“乡”也不是指故乡或家乡，而是指地方或处所。即烟台而论，历史上是有名的“苹果之乡”，并非指烟台是苹果的发源地（烟台苹果是在近代由本地品种同西方品种嫁接而成），而因烟台是盛产苹果之地； 烟台市芝罘区曾两次被国家体委命名为“田径之乡”，也不是指这里是田径运动的发源地，而因这里的体育运动开展广泛，田径成绩尤为突出，并向国家队输送了多名运动员。再说了，田径“之乡”在全国也不只烟台一家，京剧“之乡”亦然。总之，由于对“乡”的误读，这些年烟台人很有些作茧自缚，闻徽班而自惭，说“之乡”而嗫嚅，颇有些底气不足，这倒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烟台是中国典型的名副其实的京剧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