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终南山隐居有哪些人,概述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隐士并非现在才有，隐士也并非终南山独有。

终南山隐士近些年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是因为一个叫比尔·波特的美国人和他的一本书《空谷幽兰》。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出版以后，曾经一度在国内掀起了探究、模仿隐士生活的热潮。终南山也因为这本书而成为当今中国隐士文化的根据地。

前段时间，有新闻说终南山房租大涨，土木结构房屋每间租金上涨到了2万元左右，很多隐士因为付不起房租而选择下山。最近，又有人公布了一项数据，据统计，终南山5000多隐士里，有3000多人拥有手机，而有些人还不时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微博大秀自己的隐逸或者修炼生活情境的照片。

这两则新闻的出现，让今天的隐士文化几乎陷入了一个很尴尬境地。首先，隐士在长久以来都给人形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印象：远离繁华喧嚣，不食人间烟火，超迈、高远、飘逸。而这两则新闻就颠覆了人们对隐士的认知。原来当隐士也需要以一定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撑，兜里没钱，闲云野鹤也只能重归人间，沦落“凡尘”。最为厌恶和蔑视金钱的人，还得依赖金钱维持自己的厌恶和蔑视，最终又败给了金钱。

其次，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这样一种非常态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远离人世间的种种虚名浮利和吵杂热闹，以一种自我隔离的方式追求内心的安静和精神的超脱。如果有可能，一个真正的隐士会断绝与凡俗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自己的血肉至亲都可能当作陌路。而持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并时不时在朋友圈秀一番照片，这和我们这些生活在滚滚红尘里的凡夫俗子有什么区别？

隐士文化的诞生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隐士有给轩辕黄帝讲“道”的广成子，还有巢夫、许由、姜尚等。粗略推算，中国的隐士文化最迟在炎帝、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商朝灭亡以后，因“不食周粟”而隐逸在首阳山，以采食野菜果腹，最终被饿死的伯夷、叔齐，既是隐士，也被后世作为气节的楷模。三国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隐士，例如那个鼎鼎大名的诸葛亮，还有孟获的哥哥孟节，因为和弟弟意见不和而隐居深山，自号“万安隐者”。讨伐孟获的蜀国军士中了瘴气之毒，他又提供解毒和帮助。从这点上看，他的隐居更倾向于怄气。

隐士文化最为繁盛的当属魏晋，这个时期最有名的隐士当属那个以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歌，和一篇《桃花源记》的文章而闻名后世的陶渊明。陶渊明的贡献不仅仅是完整诠释了隐士的定义，而且也因为隐逸生活而开创了田园诗歌新流派。魏晋时期另外还有一批隐士，例如著名的隐士组合“竹林七贤”。当然，这一批隐士不但在当时的魏晋社会中是非主流的，而且在历来的整个隐士群体里也是非主流的。说他们是隐士吧，他们过于高调张扬和夸张怪诞，放浪形骸、狂放不羁，以致于过分引人著名并名扬天下；说他们不是隐士吧，似乎他们所有的行径做派都是为了向周围的世界宣示：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这一条又恰好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核心：自我孤独，自我隔绝。

隐士文化的渊薮应该是中国的道家文化。例如那些传说中的上古神仙或者修炼者，他们之所以隐逸，是因为他们想通过隐逸在高山、大川、茂林、深泽之中，让自己彻底地融于自然，从而获得肉体、精神的彻底解放与自由，以期达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全性保真”、养生延年的目的。这是最为原始的隐士文化。后来，又加入了巢父、许由风格的隐士。尧帝欲将天下交付给以贤达闻名的巢父和许由，结果相继遭到拒绝。其中许由不但拒绝了尧帝，甚至觉得听说这个消息都污染了自己，就去溪水里清洗了耳朵。巢父得知许由在溪水里洗了耳朵，就不愿意在溪水的下游饮牛，担心脏了牛的身子。

巢父、许由这样极端化“远离世俗、欲洁其身”的隐士，显然已经走入了偏执的死角，也违背了道家的根本主张。道家既然认为“道法自然”，那么自然所囊括的一切（包括尧帝治理的天下和他们自己）都是浑然一体，并无高洁与低俗、肮脏与清净的分别，厌恶俗世岂不是等于厌恶自己？隐士文化的这个走向曾经得到提倡入世学派的广泛批判，例如儒家就认为这些人是抛弃了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夫妻之恩，严重败坏社会纲常伦理的个人主义者；法家则认为这些人宁可看着天下危亡，也舍不得将自己的哪怕一根汗毛贡献出来，是极端自私自利者。

而像伯夷、叔齐，他们的隐逸生活是基于道德选择而被动“入山”的。姜尚、诸葛亮这样的隐士则是出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或者“良禽择木而栖”的生存策略，与《桃花源记》里那些为了逃避秦末战乱而隐藏起来的人一样，隐只是一种手段而非人生选择，是一种在灾荒、瘟疫、战乱等情形之下，出于趋吉避凶的生物本能而作出的。

东汉中晚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对中国的隐士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是小乘思想，于是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与小乘佛法中的求解脱、出轮回、住涅槃的“自了汉”追求一拍即合，出家僧众们不事生产、脱离凡俗、索居山林、一心念佛，成为了隐士群体里的主力军。但以小乘佛教徒为主力的隐士们，尚未彻底接近隐士文化的最核心，因为对这群隐逸者而言，宗教追求是根本的。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这段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尚没有真正的文人。虽然之前已经产生了辉煌、博大、不朽文化，例如《诗经》、楚辞、《史记》等。《诗经》的作者是劳动者群体长期创作的，楚辞是以屈原等为代表的贵族和官僚，为了表达个人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而创作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则本身就是一个史官，写历史是他的工作。

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是什么？是那些以学习、传播、创造文化为人生的核心任务或者占据绝大部分职责，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敢于表达属于自己的情感和诉求，并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外显为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的人。符合这个条件的文人，就出现在了魏晋时期，“建安七子”、陶渊明、王羲之、“竹林七贤”等等，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批文人。

人们在探究隐士文化的时候，常常把关注重点放在了生活方式的“隐”与“显”上，以是否离群索居或者生活在人迹罕至、远离尘嚣的环境中作为判断依据，而始终忽略了隐士的身份特征。一个自幼出生在高山深谷，毕生没有走出过村子的山村老头老太太算不算隐士？一个因为工作或者生活需要，长久在山林之中居住、耕种或者从事其他工作的农民、工人、军人，算不算隐士？一个人深陷人迹罕至的绝境，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被迫过上野人式的原始生活，算不算隐士？相信人们都会一致作出否定的决断。

所谓的隐士，其根本并不在于“隐”的生活方式，而重点在于“士”这个身份。“士”即士族，在春秋时期之前，“士”是整个社会中唯一享有教育权，并且占据绝对的知识资源储备优势，他们的受教育权代代相传，因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资源也近乎是世袭的。在社会关系里，“士”则扮演者为统治阶级和贵族群体传授知识，并充当智囊的角色。

这种状况直到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才宣告结束，自此以后社会上才“有教无类”，让受教育变成了一个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的权利。但“士”却从古以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到了后来，“士”的含义进一步扩展，也包含了那些拥有才艺和特殊技能的人。所以，是不是一个“隐士”，其关键的判断标准是：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拥有才艺及特殊技能的人。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山里人”都属于隐士。

是否有文化或者有才艺、特殊技能，是能否成为一个真正隐士的前提条件。但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人或者有某种才艺、特殊技能的人会去选择隐居生活，很多人还是愿意以一种普通人的方式去生活。前面曾经对隐士隐居的原因略作陈述，例如有宗教因素的，有受趋吉避凶的生物本能驱使而采取的生存策略的，还有因为道德选择而表达一种“不共戴天”的姿态的，但这仅仅是隐士文化的特例而非通性。

战乱并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改朝换代也不是常有的事，宗教也仅仅是隐士中的一部分，如果将隐士文化放在一个更加长远的时间和更加宽泛的空间范围内，就会发现隐士的形成有一个根本的、内在的、共有的特性，那就是内心冲突，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文化冲突。陶渊明厌烦当时的不良官场风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才归隐田园，由一个可以享受俸禄供给的官员，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自耕自种的农夫，种豆、采菊之余，又将自己的感悟和情感诉诸笔端，让中国的文坛自此多了山野田园的芬芳。

不仅仅陶渊明如此，很多隐士之所以选择“出离”，基本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理想、追求、格调与所处的外部环境有着巨大反差，或者业已形成了激烈冲突。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环境找不到交叉点，无法沟通又不愿妥协；他们不能改变世界，但自己可以选择环境和生活方式。于是，很多隐士的肉体出现在了人迹罕至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隐士的心灵是很难实现真正的逃离的，文化上的、情感上的冲突依然会纠缠不休，令他们痛苦不已。

但隐士的这种“出离”与佛教思想主张的出离是有区别的。大乘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的修行者已逐渐淡化对于生活环境、行为方式的执着，而更加强调内心世界对于凡俗的欲望、情感的脱离。而且，大乘佛教也更加重视“以出世心做入世的事业”，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弘扬佛法、措办善事，用术语说就是“积攒成佛的资粮”。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隐士，除非再次出山，或者以隐逸的方式继续学术研究（这也是间接地造福社会），否则便是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个体价值。

中国关于隐士文化有一个很经典的名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的“大”与“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一个隐士是完全可以以一种别人无法察觉的方式实现自己“隐”的生活方式或者价值取向的，并非一定要到远离人群、远离社会的环境里。换句话说，“隐”与内心的选择有关，而与居住在哪里关系不大。

话题回到文章开头关于终南山隐士。有很多人曾经深入终南山走访过隐士，探寻过隐士这个令人神秘感倍增的群体。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虽然都是现代隐士，但隐士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大体可以分为六类。其中：一部分隐士是为了方便自己修炼（或者修真）；一部分人的隐居与宗教无关，只是向往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是因为生活里烦恼太多，无法摆脱或者妥善解决，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源自内心冲突；一部分是出于好奇，想真实体验一下这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则是为了标新立异，故意做出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的模样，招惹来他人的关注或者惊叹、艳慕；极个别则是为了逃避债务或者惩处。前三种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而后面三种，是否隐士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由于后三种情况的出现，终南山逐渐已不复昔日的清净，慕名而来的隐士、旅客日益增多，房租等消费价格上涨，修养胜地日增的喧嚣已逐渐与“俗世”别无二致。

而且，在现代社会选择做一个隐士是有很多具体困难或者问题的。例如文首所说的终南山涨房租的问题，这些没有稳定工作、没有资产收益的人，如何获得经济来源以支撑他的生活？那些使用手机、电脑等设备的人，电源、通讯信号如何得到保障？有些隐士是自己耕种的，但日常所需的布料、调料等种种物品，怕不是能够全部由自己独立解决的吧。

况且，即便是那些自己搭建草屋，尽可能自己解决生活所需的隐士，其本质也是无法完全脱离社会的。山林、土地是国有资源，社会化大分工，各种生活资料都有专门的生产者，即便是索居荒野，其外围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提供着电力、通讯、交通、安全等服务，他们根本无法实现与社会的彻底决裂和隔离。总而言之，无论是炎黄时代还是今天的所有隐士，他们的归根结底都是人。只要生而为人，人的社会属性就决定：自古以来所有的隐士，永远都无法实现彻底意义上的出离和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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