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女扮男装扮演者

《新唐书》记：“高宗尝内晏（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斤，具粉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太平公主所穿紫衫玉带，就是男装。紫色是地位尊贵的象征，“皂罗折上斤”是黑色的裹头幞帽，而所谓的“粉砺七事”，本是胡人腰间的饰物“蹀躞七事”。胡人腰间所系的革带上有孔或者圆环，名为“蹀躞带”，上面惯例悬挂算袋（放笔砚等的袋子）、刀子、砺石（磨刀石）、契苾真（雕凿所用的楔子）、哕厥（解绳结的锥子）、针筒和火石袋共七种物件，合称为“蹀躞七事”。

男装侍女图

太平公主在高宗和武后的宴上献舞，认真地穿上了全套胡化男装，跳的也应当是胡舞。对此，高宗和武后的反应是觉得新奇和不解，女孩子家又不能做武官，为什么穿成这样？从太宗朝的嫔妃、公主墓室壁画中，就可以见到很多女扮男装的女侍形象，到了高宗朝，帝后不可能没有见过宫中穿着男装的女侍们，但显然身份如太平公主这般尊贵的女性，穿着男装登堂露面还是件稀罕的事情，所以高宗和武后才会有一时的惊诧。

在太平公主这一曲胡舞之后的几十年，经历了武周时期女性政治活动、社会地位的空前高涨，到了中宗、玄宗年间，社会上层女性们穿男装、胡服抛头露面就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中宗时，后宫戴胡帽，穿丈夫衣靴”；《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馔御，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唐六典•内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袜，加金饰，开元时着丈夫衣靴”；《大唐新语》记：“天宝中，士流之妻，活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

《南史》中有一则记载，讲魏明帝时浙江金华有一位女子名唤娄逞，长期穿着男装，假扮男子生活，因为她懂围棋、通文辞，四处游历结交公卿，居然被举荐出仕，官至扬州议曹从事，当她的女儿身终于被人发现，明帝下诏夺去其官职，命其回家。恢复了女装的娄逞在离去前还感叹道：“我有如此技艺，却只能回家做个老妇人，实在是可惜啊！”这位名为娄逞的女子与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不过花木兰是替老父从军而被迫为之，娄逞却是主动效仿男子，以学识才艺去游历结交，还为自己谋得了官职，虽然最终假扮男子的身份被识破，只能免职放归，但她敢于做超越性别限制的尝试，还有自以为才学过人的自信，凭着这份学识和胆略，就可以做以上官婉儿、宋若莘姐妹、鱼玄机为代表的唐代才女们的先师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贯被看作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当时社会的战乱和动荡、各民族的杂处和交融，都使得传统的礼法、名教受到冲击，社会文化多样化、复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很多妆容、服饰上的性别转换现象。

剧照 男扮女装

《礼记•内则》规定“男女不通衣裳”，然而自汉末开始，就有男子喜好扮作妇人状的记载。《后汉书》载东汉名臣李固（94-147）“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世语新说》言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由这些记载可见，汉末魏晋的风流名士们确实很爱擦粉，他们以女性化的装扮，姿态表达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另外，《隋书》记载北周宣宇文赟“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看”，等等，足见这个时期男子穿女装虽不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容，被称为“服妖”，却也可以称得上蔚然成风了。

从流传下来的唐代绘画作品、墓室壁画和陶俑中，可以看到许多女子穿着男装的情况。较为多见的是圆领窄袖长袍，另外也有一些翻领窄袖长袍，至于头饰，则分为戴帽、戴幞头和直接露出发髻几种情况。

由相应的图像资料来看，唐代女性所穿的“男装”，绝不是商周、秦汉以降大襟、交领、右衽、褒衣缚带的中原传统样式，而是隋唐时盛行的圆领窄袖袍。自唐南北朝至唐代，男子服装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脚蹬高筒靴作为最流行的服装。

唐代男子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最常穿的服装就是袍和衫。袍、衫都是圆领，袍长至脚背。袖子一般较为窄小，穿时裹住双臂，衫袖则较为宽大，长度也没有定例，士人所穿多长过膝，庶民所穿为了劳作方便，长度通常在膝盖以上，并在前后左右各开一衩，劳作时可以将身前的一片撩起掖在腰际，称之为“缺胯衫”。无论穿袍还是衫，下身都会穿裤。裤长一般至脚踝，穿靴子时就将裤脚束到靴筒里面。

男子的这样一身装扮，就是礼见、燕居时均可穿着的“常服”。原本宽衣大袖的右衽襜褕（深衣的一种）仅作为“法服”，在重大典礼活动时穿戴。平时上自帝王群臣，下至百姓奴仆，都穿常服，大家所穿的小袖圆领袍款式相同，只以不同的服色来区分品级身份。

所以唐代女性所穿的男装，就不是华夏传统的礼服、制服，而当时男子的常服，也就是受到胡化影响的圆领袍衫。胡服在样式剪裁上本就没有明显的男女区别，这样看来，虽然一般只在唐代女子穿着更有西域风情的翻领袍服时才称之为穿胡服，但实际上在她们穿着男装的袍衫和小口裤时，也同样自魏晋以降，一个长期穿胡服热潮的一部分。

现今发掘出土的唐代壁画、俑人中，有很多穿男装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身份主要是宫廷侍女。她们穿着典型的男装胡服：身着翻领或圆领窄袖袍衫，腰间束带，下穿小口裤子，足穿尖头花鞋或半靿短靴，有的还佩戴高顶尖帽或幞头。

晚唐诗人薛逢有一首《宫词》诗曰：“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

诗的主题还是宫怨，宫中无宠的嫔妃期盼得到君王的临幸却不可得，远远看见穿着“袍袴”的宫女在为皇帝扫床，也是心生羡慕的，因为这宫女至少有机会可以靠近皇帝的床榻。所谓“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裤，上袍下袴是唐代男装的标准装束，所以是这位扫床的宫女穿的，也是男装。

在墓葬壁画中，这些穿袍袴的女侍们，或手持盒、盘、乐器等物件为墓主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或与其他穿襦裙女装的宫女站在一起等待召唤。当穿女装与穿男装的女侍混站在一起时，着女装的宫女往往站在队列的中后部，可能身份等级比较低微，是宫女中负责干活的人，所以穿男装袍袴可能也有衣着干练，便于行动的原因。

关于袍袴的记载还可见于张鷟的《朝野佥载》：“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此处直接以袍袴代称穿男装的侍女。《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警起，见一婢袍袴，容色甚美。”这位美人也是位穿男装的侍女。

战国以前中原汉人所穿的裤只有两条裤筒，分别套在左右两腿上，中间并不相连，称之为“胫衣”，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开裆裤”，而少数民族穿的裤子则是裤筒相连的满档裤，便于骑马。满档裤大概是在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传入中原的。不过那时还没有“袴褶”的名称。至南北朝，中原宽大飘逸的汉族服饰审美受到北方鲜卑等少数民族服饰窄细的实用性倾向影响，也逐渐收窄，开始出现窄袖、细裤筒的袴褶样式。

急装和缓服

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还出现了“急装”和“缓服”之别，在劳作、骑行时为了保持便捷，就在阔腿裤的膝盖处用带子系上一道，称为缚裤或急装，不缚时则称为缓服。至南北朝时候，袴装大为流行，不仅男性从贵族到平民都可穿用，女性也有穿着。

唐代壁画中的侍女所穿的裤装制作精良，露出来的均为束口，长至脚面，素色或有竖条纹，有的裤脚上还有翻边装饰，至于她们的女主人是否也穿着这样的裤子，则因为贵族女性的裙裾特别宽大，无法看到具体的图像资料。

除了宫女、舞女以外，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穿男装者也不在少数。虽然从图像资料来看，穿男装的都是跟随在后妃、公主和贵妇身后的侍女们，例如《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姐妹都是女装骑马，前后随行的女侍才着男装，但从史册中，却可以看到很多贵族女性本人着男装的记载。

以史籍记载来看，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贵族女性们胡服男装的一个顶峰时期。《新唐书•李石传》中记录了一则轶闻，唐文宗曾言：“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这两件金乌锦袍从款式上讲是男装，而且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侣装”，专门为二人游幸温泉而准备，倒是很有伉俪情趣。连皇帝身边最受宠爱的女子都男装出行了，男装女性的尊贵程度至此已经无以复加。

安史之乱后，胡风大为收敛，社会上层女性穿男装的记载就很少见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旧唐书》就记载到晚唐武宗朝时，宠冠后宫的玉才人穿男装与武宗一同骑马射猎，二人装束相同、身姿近似，奏事者好几次把玉才人错认成了皇帝，武宗不但不加责罚，还深以此为乐。

剧照 唐明皇和杨贵妃

唐代的女扮男装引发的胡服热潮对中原王朝服制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华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也有论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非古制，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然亦有取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

并且宫女着男装圆领袍衫的习惯并没有随着唐朝的灭亡而终止。在宋代，由于社会风气的禁锢，士族女性穿男装的例子很难找到，但宫廷女侍还是有穿着男装的图像资料的。北宋时《宋仁宗曹皇后坐像》中，两名穿圆领长袍的宫女所穿的仍是男装，但她们的袍下还穿着衬裙，并不能看见袍下是否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