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河儿流向你,这是我的河流

郭小川、杜惠夫妇在延安的唯一合影

1950年郭小川出版的第一种诗集 《平原老人》

◎郭晓惠

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成为“延安文人”

郭小川是在1940年底来到延安的，时年21岁。1937年秋他参加八路军之前就想到延安学习，只因最好的朋友在太原被日机炸死，他愤而从军，不久入党。在部队期间曾向王震旅长申请多次，后有萧三赞扬他的“文学才能”，终获批准离开部队，来到延安。

延安是中国历史上最贫困偏远的地区之一，共产党的军队在万里长征到达延安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在19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吸引了国统区和敌占区数万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历经艰辛，怀着赤子之心，来到这片当时为许多进步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其中也包括郭小川和杜惠。

小川初到延安，放弃了原想去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初衷，于1941年元旦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同年夏更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作为其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研究生。

他在延安总共生活了四年半多。在这里，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研读的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

在延安，他大量阅读了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外文学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欧根·奥涅金》。

在延安，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并和其中一些结下终生友谊。

延安是他的大学。整体来说，延安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就好像一大群不同学校的校友，以“延安文人”这一群体立于后世，绝大多数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走上各自的重要岗位，发挥不同力量。

当时气氛宽松民主，条件艰苦却快乐自由

郭小川在延安的第一年，气氛宽松、民主、活跃。他常和好友方纪、蔡天心、江帆、陈振球、丛一平、丁丹等，三五成群，在傍晚时分来到延河边，散步谈心，讨论文艺，也朗诵诗歌，畅谈理想。

于蓝说自己1938年10月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一早起来，报到填表，“只见表格左边写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写着：‘对革命无限忠诚’”，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神圣感”!

小川在延安后期写过一段“延安生活杂记”，讲他初到延安的印象：

当时“延安最特出的地方，便是延安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和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而男的，所谓浪漫派的长发，怪衣服(记得杜武加，□甲肩用麻袋做一外衣，下身着短裤去女大教唱歌去）。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男同志的最标本的服装是白碴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筒的黑色布棉鞋，头发挺长。

“那时各校的生活并不好，很少吃馒头、肉，白水、盐煮洋芋。吃饭是在院子里露天，每一组一个瓷罐，小米饭常常挺硬，”（原文如此，未续写）

尽管条件艰苦，他们却感到新鲜、快乐和幸福，对未来充满憧憬。他有一首诗《晨歌》（写于延安蓝家坪）表达了这种心情：

“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条小支流呀/投奔你/自我从幻丽的梦里带来的/笑的碎响/和低吟的/我的歌……//世界恩赐给你/少有的健康的样子啊！/今天，你/你还忧郁吗？/病吗？/悲哀吗？/呵/你是多么像一个英劲的骑士/骄傲吧，年轻的你！”

幸福还来自恰逢其时的爱情与婚姻。小川和当时在延安女大高二班学习、还当过六班政治经济学课代表、比他小半岁的四川姑娘杜惠相识相爱（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仿佛是为他俩所写）。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文化水平不低（郭读到大学预科，杜读到高中），都纯朴真诚、胸怀理想、不怕牺牲。热恋一年多后，他们在1943年春节举办了简朴而独特的窑洞婚礼。

在整风运动中改造思想，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做报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风运动正式展开。不久，小川所在的文艺研究室停止业务学习，全力投入运动。1943年3月“审干”进入到“抢救失足者”阶段，他被当时的情形搞乱了思想，真以为自己也参加了一个有“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的“红旗团体”，马上急哭了，并在坦白大会上坦白了——幸而组织上很快查清了问题，到1944年下半年做出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1942年至1943年5月，没有发现他写出诗文。）

杜惠出问题也是在1943年3月。蜜月刚过，各机关、学校一律断绝来往，夫妻二人不能相见了。在枣园的西北公学，杜惠被错误地怀疑为“特务”，因她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被关押了两年零四个多月，直到1945年8月16日小川离延北上的前三天，才得到审查结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

延安给予郭、杜二人的教育刻骨铭心，在他们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郭21岁—26岁，杜19岁半—25岁半），相当于一次灵魂洗礼与再造。他们改造了思想，竖立起革命的价值理念。

小川在笔记本上这样总结道：“这次运动的深刻教训的初步研究：（1）最大而最沉痛的教训，莫过于分辨材料，不能轻信。（2）大胆发言不等于在一切场合都发言，这一点必须属从在党的原则立场上。（3）党的秘密与影响同志团结的秘密不可泄露。（4）不怕威胁的眼光，敢于坚持真理。（5）不知者不言，言必考虑。（6）不能廉价批评，也不可废止斗争，要善于进行。（7）检查工作决离不开上下级的自我批评……（8）冷静，冷静，冷静；诚恳，诚恳，诚恳。（9）语言文字，政治行为，不能大意。（10）慢戴帽子先说理。”（估计写于1943年7月21日）

杜惠在送走小川四天后回西北公学看望同学，在赠言里写道：当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我们要走入充满责任感的现实生活，……防止那些旧的损害群体的个人意识在新的环境里的复燃，让我们随时找着劳动和团结人群。

1942年5月23日，小川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不是作为正式代表，而是自己主动跑去旁听了第三次大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在大合照中留下身影。此事一直未被注意，笔者不久前才发现杜惠说过：此会议“最后一部分结论时他（小川）参加了，听的很认真”。（见杨不扬记录的杜惠1982年在承德郭诗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并在延安研究学者高慧琳《群星闪耀延河边》一书和梁向阳、姬乃军等的文章中找到了证据。

经过整风运动包括文艺座谈会，延安的整个氛围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

在延安写作散文诗《生命的颂歌》

在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前，郭小川创作的诗歌现存6首，以散文诗《生命的颂歌》为代表作之一。小川的母亲在他16岁时病逝，此诗从母亲临终的情景写起，写他从此珍视生命、憎恨杀人，却又去无情地消灭生命，深刻质疑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杀戮的理由：

“我永远纪念着母亲，纪念着她临终的嘱语，不是用记忆，而是用心。从此，我更珍视生命，珍视自己，尤珍视人群。从此，我就更尊敬一切造物者，尊敬创造，尊敬新生。从此，我憎恨杀人。

“请不必提出那锋锐的质问吧：——那你，为什么杀过人？不错，我杀过人。——我曾流转在战争的土地上，终日擎着枪支逡巡着，而且以一切智慧和劳力呈献于杀人的谋划里，袭击伏击，麻雀战术，……一切杀人的有效的方案，都曾亲手试探过。在每次火烈的交战中，我敢说，没有一回我不忠实于射击，忠实于我的岗位的。在一场凶顽的搏斗后，我们曾疯狂地欢跃在仇敌的溃败之途上，打扫战场，搜索武器，面对着横倒在乱发般的草地上的僵尸，血，斑斑地流布着，在太阳的光热底下蒸发着腥味，而我却从没有想过：——这也是生命呵！

“顶多，他们不过是以生命做装饰的无生物而已。因为他们是来给生命以灾祸，以死亡和不幸的。

“我歌赞母亲……。我也歌颂生命。……而且，歌颂生命到永久，永久——即使死者都进天堂。……即使歌颂生命者被诅咒；或者被杀死。” （1941年冬首刊于延安《解放日报》）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记录大量写作素材

文艺座谈会之后，小川作为中央党校三部的研究员，在学习以外，大量收集写作素材。在他留存至今的数十个笔记本日记本里，有一红色布面的64开小本，封面老旧，纸质黄脆，写满密集的小字，估计是写于1943年秋—1945年秋的数十万字笔记。其中有十几万字，是33位冀中干部的讲话记录，内容为：冀中民兵斗争史、民兵故事、民兵战术，冀中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农业概况、衣食住行、会门和党派及冀中地区“语汇集录”，还有红军故事和民歌民谣。杜惠曾经写道：

小川这个笔记本中，计有52篇共十余万字的敌后抗战斗争史实，是他在延安学习时听报告的详细记录（1944年8月9日—11月9日）。笔记内容生动详实，有许多具体事例和细节，反映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敌后老百姓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鼓舞帮助下创造的各种斗争形式，以及与日寇与汉奸殊死斗争、前仆后继、坚持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报告人33位，有陈世才、吴克冰、陈在（再）道、薄一波、安子文、陈锡联、一日本同志、张逢时、陈毅等。

下面是一些笔记片段（摘自《郭小川全集》）：

冀中斗争故事：方元村的工人自卫队：方元村在滹沱河以南（深泽）二里多路，有工人130多，有石匠、木匠、雇工、刻戳子、铁工、修车子的、当奶妈的，从12岁到六七十岁，以雇工为主，光参加自卫队的有50多个，设排长、班长（十余人一班），是自动参加的青壮年。

周健谈自己（9月30日）：“到四二年扫荡，妥协的、牺牲的有一些，但以为有信心，牺牲了也光荣，烈士碑烈士塔很多，县里有四烈士，自己以为死也光荣，家走也不一定不死，老百姓死的更多，烈士塔上有几百个人。”

王建勇谈新乐（十月四日）：“儿童有五不‘运动’：一不对敌实话；二不花敌人的钱；三不受敌人的哄；四不给敌人带路；五不暴露洞口。校内儿童把这当歌唱，校外也知道。”“小学中有伪课本，到下午晚上进行教育，到夜里小先生进行抗战课本（在洞里），远处即在下午。”敌人晚上下午来，安庄小学教员等即坚壁抗日课本。敌教育科宋主任问有多少学生？他说有一百多二百多；宋问进行什么歌？他说唱胖娃娃歌，希望宋主任教新歌；敌人问是否上抗战课本？小学生即拿出伪课本来给他们看。“妇女识字班也利用小组，也学大众课本，政治教育以学习田振亚（民族气节）为主。”

红军故事：“红二五军长征时，有的就传说是去苏联或与四方面军会合，传说纷纭，而又正好是往西走，又有时东绕绕，西绕绕，当走了二三月之后，有的战士说：‘怎样这样久，还没走出中国！’”“战士们过平汉路的时候，有的就摸摸铁路说：‘这是什么东西！’”

红军歌谣：“穿的不愁/吃的是油/打起仗来不要头。”

民歌：“一圪瘩石头不成墙，/三人同心有商量。”“鸡叫起，半夜里睡/上大粪，挑好地/早锄早捞出大穗。” “人人要生产/二流子不能闲串。” “苟池上装盐，延安卖，/换回棉花布疋来，/又能穿来又能戴，/‘饥荒’又能开。” “七十二行，吆驴受忙，/走路吃干粮，进店拍按账。/连走带尿，赤屁股上料。”

根据笔记和过去战斗经历，写出冀中故事诗《平原老人》

根据收集来的素材，加上在八路军的战斗经历，小川计划写作一组关于冀中斗争的叙事诗。现仅存一首《老雇工——冀中故事诗之一》（后改名为《平原老人》），写一个贫苦而倔强的老雇农，“3岁死了爹，8岁死了娘，15岁当长工”，是无儿无女的老鳏夫，被敌人逼迫指认村长的家；为了保护抗日的村长，他领着敌人来到自己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烧毁了自己仅有的三小间住房：

“敌人就是狼，/它到的地方必定荒凉……/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被绑在西村口那棵歪脖榆树上。//……年轻的血在你浑身激荡。/你是一颗熟透的麦粒，/老成、结实又硬朗。//八路军来到平原上，你的日子才照进阳光。……好几年的火一般的战争，/又把你和大伙炼成一块纯钢。

“……敌人退走了，/你也跟在他们的后面张望；/你数清了敌人的人数、武器，/看准了敌人是退回他来的方向，/你才转回头撒腿跑开了……//你问自己：‘我怎么报告呢？’/我说任务没完成，/还叫敌人烧了我的三间房。’//……说着，说着，格格地笑起来了，/笑得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淌；/你没有辜负人民的嘱托，/快乐和仇恨一同在你的心里生长……”（写于1943年6月，收入郭第一本诗集《平原老人》）

1944年小川曾业余在中央党校组织的戏剧演出队工作。张惊秋说小川同志“除了参加普遍调查之外……，以极大的兴趣搜集陕北民歌，他不仅采录歌词，还学会唱腔，每次开碰头会，小川总要给我唱几首新采集的民歌，共同欣赏评论。”(张《思想的浪花——在延安中央研究院》)

总之，郭小川作为延安培养的宣传干部和文学中高层领导之一，一方面努力实践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以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开端的宣传和文艺方针和路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另一方面作为诗人，书写人与人性，歌颂青春、希望、劳动与生命力，创作出写人性、爱与死、忠诚与背叛等当年曾被抑制的非主流作品，从《生命的颂歌》一脉相承到《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长诗。

但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人民生活视为文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等讲话精神，是他一直践行的，符合党在一段时间内的方针政策，更契合他的天然本性和出身教养，这是他成为战士诗人、人民诗人的坚实基础和背景原因。

郭小川与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傲骨脊梁；他们的忠心赤胆，不是对权贵，而是为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山林土地。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去80年了，中国共青团成立过去100年了。让我们今人，祝愿他们的英灵永在！祝愿他们的英勇精神、英雄气质和理想信念，源远流长，传播广布，鼓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照耀我们前行，“向困难进军”，“把家乡建成天堂”！

供图/郭晓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