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兰扮演者照片

2022-10-10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金迪获“22大明星“时的标准照”1961年底，在由文化部评选、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金榜中，金迪的入选，不能不说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然而，透过金迪银幕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她因一部

金迪获“22大明星“时的标准照”

1961年底，在由文化部评选、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金榜中，金迪的入选，不能不说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然而，透过金迪银幕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她因一部影片而走红一辈子的奇特经历，特别是她从艺四十余年由这一荣誉所带来同样是意想不到的辛酸与悲苦，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的奇迹虽出意外，却在情理之中。

总理亲呼“小金迪”

1950年的春天，是一个万木葱郁的季节。当时只有15岁的女中学生金慧琴，在得知东北鞍山文工团来上海招生的消息以后，就背起书包兴匆匆前往考试地点。她发挥自己平常喜爱唱歌、跳舞和表演生活小品的文艺特长，征服了几位主考官，考入了文工团。

到了鞍山小车站，金慧琴顿时被眼前灰蒙蒙的一切弄了个“透心凉”。面对着一片片低矮破旧的厂房，金慧琴深深懂得，理想和现实肯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差距，只有加倍的投入和刻苦用功，才能缩短这种距离。学员的日子是艰苦的，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顿大米，每天清晨５点就要起床练功。艰苦而枯燥的生活，使从上海招来的100多个青年演员，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剩下20余个。不过，倔强的金慧琴仍在坚持。

1952年，文工团响应国家号召，进行精简人员。金慧琴转而考上了设在东北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并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深受艺术感召和启迪的含义的艺名――“金迪”。

1955年，金迪从“鲁艺”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任话剧演员。在经历过一年跑龙套的锻炼之后，金迪靠着自己的聪明、用功和娇美洋气的外在形象，终于得以与剧院“台柱”李默然共同主演世界著名话剧《尤利乌斯・伏契克》。这时，长影厂即将开拍反特故事影片《神秘的旅伴》，金迪扮演的丽达，吸引了正在物色演员的副导演朱文顺的目光，他提出借调金迪出演影片女主角小黎英，却遭到“东艺”洛丁院长的坚决拒绝。紧接着，出于同样的原因，《上甘岭》的女护士王兰、《青春的脚步》的女技术员林美兰、《洞箫横吹》中的农村女青年杨依兰，都相继与她失之交臂。

1956年，剧院改名为辽宁省人民艺术剧院。他们隆重推出曹禺的话剧《日出》，并进京在首都剧场隆重演出，一天三场“连轴转”，一连演出三个半月，盛况空前。金迪扮演了不愿为娼、上吊自杀的可怜的“小东西”。为了角色，金迪花费了许多心血，她故意弓腰前倾，做成瘦小低矮的姿势，深得观众的同情。

6月初的一天晚上中间休息时，有关负责人告诉后台人员，说有中央首长来看望大家。话音刚落，敬爱的周总理走上了后台，与演职员们一一握手。轮到金迪的时候，她竟激动的不知道伸出手来，倒是周总理主动握住了金迪的手说：“你的小东西演得很不错，台下的观众都为你流泪了。”接着周总理又含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金迪傻乎乎立即回答：“我叫金迪。”周总理笑呵呵地说：“噢，小金迪。”

《花好月圆》是金迪的处女作

1957年，长影著名导演郭维筹拍《花好月圆》，影片根据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改编而成。郭维选中了体格健美的金迪扮演性格泼辣、思想落后的农村少妇袁小俊。金迪初上银幕，“野心”却不小，她径直对郭维说：“我不行！我没演过农村的媳妇，我想演田华的范灵芝。”范灵芝是团支部书记，影片的女主角。当时，田华已经是当妈妈的人了，她听说后主动找金迪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训练班学习时，就扮演过袁小俊。你一上银幕就能捞到这个角色，太幸运了。只要导演同意，范灵芝我就让给你演。她是一个乖巧得近乎完美的角色，可是很容易演出平面化的东西；而袁小俊却很有个性，演来很有挑战性。”金迪一听，觉得有理，又孩子般地找到导演说愿意出演袁小俊。可是，这部电影生不逢时，影片在后期制作的时候，郭维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影片也受了牵连，不能公开放映。直到“四人帮”垮台，大批老电影重新公映，金迪才在电影院里看到了自己20多年前的处女作。尽管影片具有轻喜剧风格，但对金迪来说却有着太多的酸楚，她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这一反常的举动，引得身边的观众大感诧异。

走上事业的顶峰

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时刻，长影将山西著名作家马烽编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列入了拍摄日程。影片描写了复员军人高占武回到家乡以后，立志改变家乡严重缺水的落后面貌。他带领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劈山引水，辛勤劳作；并和老实巴交的曹茂林以及见异思迁的李克明，同时爱上了回乡务农的中学毕业生孔淑贞，从而引发出一段有趣的恋爱故事。对于女主角孔淑贞，当时厂里许多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都主动请缨，但是均受形象的限制未能如愿。导演苏里并不着急，他心中早已默定了金迪。由于长影多次前往“辽艺”借人未果，最后只好以解决夫妻分居为借口，将金迪正式调到厂里，使她与做译制片配音工作的丈夫崔屹峰得以团聚。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照

金迪进厂5天后，直接赶往早已先期到达山西汾阳县外景地、正在焦急等待女主角到来的摄制组，开始了孔淑贞这个闪亮夺目的银幕形象的全情塑造。金迪一身地道的农村姑娘装束，在温明兰演唱的“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歌声伴奏下，跃然于银幕之上。凭着悟性，凭着功底，靠着在农村长期体验生活中所得来的“法宝”，伴随着浓郁的山西地方生活气氛，还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金迪塑造出了一个敢作敢为、性格鲜明的新一代农村姑娘鲜活的银幕形象，赢得热情观众的一片喝彩，尤其是深受广大农村青年的喜爱，成为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影坛最有成就的农村题材的代表作品，还发行到苏联、德国、匈牙利、日本、越南等诸多国家，颇受欢迎。

在外景地拍摄中，毕竟是在上海长大、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姑娘，金迪对影片中要表现的一场开山放炮的重场戏，由于难度很大，可吃了不少苦。当时，几个民工在金迪的腰上系上绳子滑下山峰，他们在山顶上用力拉着，而金迪悬在岩壁边，先用力踹一脚岩壁，然后再晃悠着下滑一截……这个动作反复重复着，金迪的胳膊肘和膝盖骨常常会被生硬的岩壁碰掉一块皮，擦破一块肉。到了最后，金迪这两块地方早已是皮肉和鲜血都粘连在衣服上了。镜头就是这样一组一组地顺利拍完。虽然异常艰苦，但是演员们的精神风貌却是非常健康而乐观，当时剧组里的每一位主要演员都获得了一个雅号，比如男主角高占武的扮演者李亚林颇有灵气，被大家叫作“泥鳅”，意为滑头；扮演女主角孔淑贞的金迪因改不了典型的上海话发音，就被称作“金嗲”，意为嗲声嗲气；扮演女配角小翠的杨氵光，被叫作东北的“傻狍子”，意为憨厚老实；扮演曹茂林的梁音在银幕下也爱捣鼓些东西，就按剧中的外号叫“七十二行”；扮演李克明的刘增庆由于文化水平高，口才好，文笔也好，但却有些清高自傲，干脆讽刺他一个自造名词“高级臭”……

金迪在《笑逐颜开》中饰演泼辣的青年女工小罗

在拍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前，金迪曾拍摄了《笑逐颜开》，出演一个火药味十足的青年女工。幸运的是，这两部电影，都被指定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此时，连续拍片的辛苦，促发了作为一个女人的金迪对于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更渴望早日得到一个孩子。于是，夫妇俩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金迪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不过，当年年初厂里于彦夫导演的《万木春》、方荧导演的《铁道卫士》，都来邀请已经出名的金迪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但看着她已经渐渐发胖的身材，只好作罢。

一天下午，一向很器重金迪的苏里在剧团找到她，他指着坐在椅子上的金迪，愣愣地下令：“你给我站起来！”金迪不知何故，有些紧张地站起来。苏里望着金迪已经明显隆起的腹部，非常痛惜地连连摇头。原来苏里准备马上到广西桂林、阳朔一带，开拍一部乔羽根据广西民间传说，反映广西“歌仙”传奇的歌剧片《刘三姐》。当时，摄制组已经成立，资金也已到位，时间不能等待，万般无奈之际，苏里才大着胆让原来扮演小舟妹的黄婉秋顶替金迪，出演女主角。

有时候家庭和事业很难两全

当年的6月5日，金迪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为了不影响事业尽快上镜，金迪坚持不给孩子哺乳，怕影响身材，然后就像《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一样，拚命地用白布缠腰，以求尽快恢复体形。可是这一举动，却招来厂里不明事理的同事的“声讨”，在学习会上说她“太自私自利”、“不配做母亲”，大批她的“小资产阶级的爱美思想”，气得生性好强的金迪有口难辩，当场脸色煞白直抽风。倒是从上影厂调来担任剧团领导的张望通情达理，在会后对金迪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承受得起，群众的意见只能作参考。”

在总理家做客

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由于金迪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故被特邀与会。

1961年7月1日，周恩来与演员们登北京香山时留影。

6月22日，周总理约请各地电影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座谈，金迪便和许多电影界老前辈陈荒煤、于伶、崔嵬、田方等三十多人，一同乘坐一辆大轿车，开进了中南海。当时，金迪并不知道是要到周总理的家里，她只是第一次前往中南海，对这里的一景一物倍感惊奇。当大轿车徐徐停稳在西花厅的门前，透过玻璃窗户，金迪猛然看见周总理早已在门前等候着大家的光临。啊，又是周总理，这是金迪再次与周总理面对面的接触。周总理健步迎上来，握住金迪的手说：“小金迪，你也来了。”一晃5年时间，周总理有多少繁忙的国家大事需要处理，但是并没有忘记一个普通的演员，金迪心头一片热烘烘、暖洋洋的，她只是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呵呵地笑着，愉快地笑着。

大家走进客厅，金迪和在拍摄《花好月圆》时结成好朋友、并引为一生“知友”的田华形影不离，一起坐下。开始，大家还有些局促，拘谨不安，还是总理像拉家常般的问话，调节了气氛：“你们在座的谁的年龄最大？杨小仲，你多大？”总理大概是看到我国的电影界前辈杨小仲的头发都已经全部变白了，才发出这样的问话，杨小仲马上客气地点点头说：“总理，我六十二啦！”总理笑着说：“我六十四，看来在座的我是老大哥了吧？”总理又接着问：“谁最小？”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电影厂来的，各自的年龄谁也说不清，一时没有人回话，只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看上去面相很小的金迪。总理的目光也顺着大家的视线转到了金迪的脸上：“小金迪最小吧？”金迪当年只有23岁，她害羞的埋下了头，只感觉到脸上一阵阵的发烧，算是默认。

座谈进行了一小时，已经临近了中午，总理站起来微笑着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请大家吃顿便饭。”随后，客厅内的一道屏风被工作人员拉开，大家看见了四张方桌，上面已经摆上了饭菜。总理指着金迪亲热地说：“来，小金迪，来坐我这一桌。”金迪落落大方的和总理同坐在一起，并刻意选择了面对面的方向，好更仔细地观察总理的一举一动。虽然一桌是十个人，但是只有四大碟炒菜和一大碗汤，没有酒。金迪的面前正好摆了一碟红烧什鱼，总理的面前是一盘红烧肉。在东北生活了近十年，金迪也还是第一次吃到看上去色香味俱全的红烧什鱼，特别口馋，所以就只顾一筷接着一筷夹着鱼肉闷吃。这时，一双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递到了金迪的碗前，金迪抬头一看，见总理举着夹肉的筷子微笑着对她说：“小金迪，吃肉，你太瘦了。”金迪一边赶紧捂住碗不让他把肉放在里面，一边慌忙掩示着自己的窘态说：“我不愿吃肉，我怕胖。”可是总理却还是举着筷子站着，坐在金迪旁边的蔡楚生赶紧小声地对她说：“金迪，不吃也接着，你看总理的胳膊不方便。”金迪当时并不知道总理在延安时胳膊留下的残疾，当她看见总理的胳膊确实很费劲、很别扭地举着夹肉的筷子，才感到与常人不大一样，赶紧把肉接到了碗里。总理笑了，坐了下来接着又问金迪：“有男朋友吗？”，金迪的脸上又是一片绯红，她如实答道：“我都有孩子了。”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还是个孩子，都有孩子了？”

大家吃了一会儿，总理又接着问金迪：“小金迪，你们长影有什么问题吗？”金迪听到马上想说，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总理看出来了金迪的举动，连声说道：“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说！”总理的话音很重，也很实在，的确急于想了解长影厂的真实情况。一向心无城府、直来直去的金迪，面对尊敬的总理，鼓足勇气说道：“总理，上影厂吃细粮，我们吃粗粮，而且每人只有二十八斤，大家普遍都吃不饱，男同志就更不用提了。你看我们厂的张园在拍《笑逐颜开》的时候，人很瘦，就在嘴巴里含着棉花，装胖子。这样拍起来很费劲也很痛苦，还怕穿帮，而且非常影响演员的表演发挥。”总理听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浓眉皱起，竟半晌没有吭声。停了好长一会儿，他对在座的电影厂厂长们说：“再苦，也不能苦了我们的演员！回厂后，女同志增到三十五斤，男同志三十八斤，全部细粮。”

全国电影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周总理通知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的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时，和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痛痛快快地玩，好好休息放松一天。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欢呼雀跃起来。6月30号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和电影界参加会议的朋友们一同跳舞，周总理又是主动拉着金迪的手说：“小金迪，来我和你跳。”总理的舞步不但规范，而且很有风度；而金迪天天忙于拍片，还没有学会很简单的交谊舞，所以老是踩着总理的脚，弄得金迪非常不好意思，不敢抬头，眼睛只盯着脚，心里暗自想着：千万不要再踩着总理的脚。可是越是这样，舞步越乱，踩着总理的脚的次数越多，引得总理又是一番朗朗的大笑。

在香山的最后一天，总理又和大家玩了一天。这天上午，大家和总理轻松愉快地座谈讨论。突然，总理像想起什么事郑重说道：“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片，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你考虑考虑。”会后，各大电影厂纷纷把名单送到总理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因为苏联是“22个大明星”，所以最后挑选出中国优秀演员也是“22大明星”，金迪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成为“22大明星”中年龄最小的一名。1962年年初，他们的相片取代了苏联明星照，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悬挂，直到五年后因“文革”爆发，才被迫全部取下。

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和文艺界的朋友们愉快的干杯。金迪不会喝烈酒，她急忙要了一瓶汽水；旁边的同志哪能愿意，非要让金迪和大家一起喝酒。总理听了走到金迪的身边，微微弯下腰，对着金迪的耳朵轻声地说道：“你就喝吧，含在嘴里再吐到毛巾上。”总理风趣的一番话，让金迪茅塞顿开，她忍不住笑出声来。

下午二点半钟以后，大家开始登山游玩。总理右手拉着金迪的胳膊，兴致勃勃地一起沿着登山的小路，边走边说：“小金迪，别看你年龄最小，咱们比赛，看谁先登上八大处。”在登山途中，总理和金迪谈了许多知心的话，他喜欢金迪，把她看作是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因而他再次对金迪叮嘱：“一个演员，什么都要演，正面的要演，反面的也要演，主角也演，配角也演，演员有大小之分，角色没有大小。”

爬电线杆折腾了一天

电线杆上晒一天，金迪仍然上满脸的欢笑。

转眼到了1962年，周总理去长影厂视察工作，金迪又有幸见到了他。当总理得知金迪在话剧《雾重庆》饰演交际花苔莉的时候，感到非常诧异。这台话剧，总理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看过演出，所以对剧中人物非常熟悉。但是，他一时还难以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质朴的农村姑娘孔淑贞、话剧《日出》中那楚楚可怜的“小东西”，与陈白露式的交际花这一反差很大的角色，与同一个演员联系起来。见面后，总理吃惊地问道：“小金迪，你能行吗？”于是，他饶有兴趣地提出在摄影棚布景前现场表演一段。金迪穿上旗袍，没有化装就表演了话剧中的最后一幕。总理频频点头，表示认可。演完后，他一把把金迪紧紧地搂在怀里说：“演得很不错，我没有想到你能演这类的角色。作为一个演员，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演戏关键在于要做到逼真，你走的戏路是对的。”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也获得了成功。

由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自1959年在全国上映以后，一直连映不衰，广大农村的观众更是念念不忘孔淑贞，她已成为新中国一代有志青年的典范。于是，著名老作家马烽又接到长影厂的邀请，让他再写一部《我们村里年轻人》的续集。上集打响了，可是下集更难拍。从剧本结构和故事连接上来看，编剧把比较完美的孔淑贞分解成卢桂兰扮演的冯巧英，这样就把一个完整的角色一分为二。时隔四年，1963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再度上马。由于金迪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在困难时期伙食特别不好，人变得非常憔悴，与上集的同一形象有了明显的差距。苏里先让金迪试镜头，胶片出来后，金迪明显憔悴的面容，连导演都不敢让她亲睹，只好暗地里派出许多人跑遍山西，去寻找与金迪长像相似的演员，然而最终却没有满意的结果。事已至此，导演毅然决定还是由金迪继续出演孔淑贞。所以，续集中除了扮演小翠的杨氵光因有眼疾，实在无法拍戏，只好用宋雪娟顶替，其余全是原班人马。

开机后，根据戏中要求，需要金迪骑自行车。扮演二狗子的孙羽推来了一辆男式自行车，帮着金迪练。在山西汾阳外景地，金迪每日在乡间田野的小窄道上练骑车整整20里路，好几次摔进了水田里。在实拍的时候，金迪还没有完全学会，面对剧组面对镜头，心里早早就打起鼓来。苏里在一旁为金迪打着气，镜头开拍了，只见金迪摇摇晃晃冲摄影机骑来，居然一次成功。当然也有很不顺利的时候。有一场戏需要抢拍全景，金迪顶着烈日，爬到电线杆上，要表现角色很高兴地一边在接电线，一边在高唱着那首著名的由郭兰英配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曲；更重要的要求，是等候孔淑贞的头上恰巧要有一片飘来的白云，以很好地衬托女主人公兴奋地举目远望家乡山水的自豪心情。实拍当天，金迪不巧正来例假身体不适，又加上在烈日下暴晒，更感口干舌燥；但为了完成导演要求完美的画面，精致的意境，不得不在烈日爆晒中等云彩。等啊等，好不容易等来一朵云，等它慢悠悠地刚飘进镜头边就消散了；又是等啊等，整整折腾了一天，直至日落西山，那片导演尽力想追求的镜头始终没有拍成，空留遗憾。待受了一天“日光浴”的金迪从电线杆上下到地面时，竟感到浑身虚脱般的软弱无力。

1963年，金迪刚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外景地回来，正赶上周总理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国时顺道来长影视察。总理见参与会见的人中没有金迪，便赶紧问金迪在干什么。那天金迪正巧在家准备下午去摄影棚拍内景戏，厂里赶紧派车把金迪接来。总理让金迪坐在他的身旁，关切地询问一些近况，这时，大家要与朝鲜贵宾以及陈毅部长合影留念，因为在场的人太多，站了好几排，总理自觉退在一旁，还赶紧问金迪：“你为什么不去？”金迪反问道：“总理，为什么您不去？”这时，摄影师已经调好了焦距，总理笑着把金迪推进了照相者的行列。然而，总理的手还没有离开金迪肩膀，并不高明的摄影师把快门“咔嚓”按响了。洗出来一看，照片的边缘刚刚装进了金迪的半个身子，而总理的一双温暖的手正推着金迪的肩膀，却也只露出一点，留下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遗憾之作。

荣誉背后的苦恼

金迪银幕上作品不能算多，银幕外却充满辛酸。

金迪入选“22大明星”之后，既没有发证书，又没有长工资，反而随着“文革”的开展，她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黑苗子”，甚至因有香港亲属而被定性为“隐藏多年的女特务”，横遭批判、游斗。虽说在此之前金迪积极要求进步，在工作中努力表现，多次提出要求入党，甚至为了完成领导交派的招待外宾和首长的任务，在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参观的时候，宁可把自己的手表、大衣都卖了做成接待服装，也没有伸手向组织提困难，但却没有得到厂里的认可。一些人冷嘲热讽，说她“不自量力”、“和领导平起平坐”、“自我表现”。于是，在1964年、1965年连续两年，厂里派金迪到东北梨树县等地参加“四清”运动，等到1966年金迪重新回到厂里之后，正赶上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全面爆发，马上被当作“活靶子”接连遭到了残酷的批斗。

造反派责令金迪写交代材料，可是，哪有什么东西可写？金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偷偷跑到车站，借来一套铁路工人的制服，在浓浓夜色中爬上了运木头的火车，跑回上海，一呆就是一年多。等风声稍微平静一些，金迪惦记着丈夫和未成年的孩子，于1968年的8月，又回到了长影。这一回，金迪可以说是自投罗网，已经对长影进行军事管制的“军管会”，把金迪作为“潜逃分子”给抓起来，关在屋里突击审讯，一连十几个耳光打得金迪眼冒金花，摔倒在地上。接着，刑讯人员又用皮带、木棒死命朝着金迪的身上一阵乱打，整整折磨了她两个小时。

金迪的丈夫崔屹峰到处寻找妻子，“军管会”竟恶狠狠地威胁说：“你是要党票？还是要老婆？”崔屹峰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党票也要，老婆也要。”“军管会”迫于无奈和群众的压力，只好把金迪交给崔屹峰领回家中。金迪实在不忍心丈夫因自己受到牵连，泪眼汪汪地对崔屹峰说：“我们还是离婚，也许你的生活会安稳一些。”这个在建国初期就曾为苏联名片《高尔基三部曲》的高尔基配过音的崔屹峰，只是一个劲儿的摇着头，没有任何言语。

没几天，金迪又被关进牛棚，崔屹峰就用节衣缩食买来的豆奶粉、白糖，与高粱面掺在一起，做成大饼送给金迪。金迪实在无法克制对儿子的牵肠挂肚，她在牛棚里学会了抽烟，并通过让儿子每星期六送来三包最便宜的廉价烟为借口，好看一看自己日念夜想的儿子；尽管每一次相见不准说话，放下东西就得走开。1969年，金迪身负“最后一个特务不能解放”的罪名，被无情地“扫地出门”，下放到吉林通化一个最偏僻的农村里“劳动改造”。崔屹峰毫不犹豫跟着妻子，一家3口顶风冒雪，走进了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

金迪的心凉透了。此时，崔屹峰给予她以生命的支撑力，他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她，给她以支持，给她以鼓励。1972年，金迪第二个儿子出世了……

1975年，邓小平重新走到中央领导岗位以后，国家的政治局面出现了短暂的转机。远在西南的峨眉电影厂频频向长影申请援助，金迪夫妇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马上离开长春，离开那片伤心地。但是，金迪调到峨影并没有被分到厂里的演员剧团，她一直被作为“内控人员”受到歧视和管制，在编辑室一直待到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第二年，才得到彻底的“解放”。

1981年，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饰演英娣娘

1983年，金迪拍摄的《大雁北飞》上她的息影之作。

在峨嵋厂，金迪在《我的十个同学》《大雁北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影片中出演配角，又在演员剧团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80年代中期，金迪调往深圳电视台，先后执导了电视剧《升华》、与长影合导了《豪华聚餐会》，以及大型歌舞电视片《歌舞荧屏――深圳》。自当选市政协委员后，金迪在历次政协活动中，善于总结群众的意见，成为提案最多的人，而且许多建议都被市政府采纳并实施，如深圳市路标上要配英文、深圳要办跳蚤市场、《深圳特区报》开设“民主监督”专栏、东门老街改为步行街等等，都是金迪集中民意而提出的“金点子”。1994年2月，国家电影局在北京给金迪和一批老艺术家隆重颁发了终生奉献奖；1995年中国电影诞辰90周年之际，金迪再次荣幸地当选126名“中华影星”之一。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金迪，日子过得甜甜美美，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