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完了,周立波放出来了?

“鲁迅本姓周，文笔那么顺畅，为什么不叫周笔畅？”

“鲁迅本姓周，他的思想挺立于那个时代的波涛之中，为什么不叫周立波？”

这都是新鲜出炉的段子。周笔畅就算了，但周立波却是实实在在见过鲁迅本尊的。那时周立波刚到上海，还没有一点名气，在大街上游荡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人在搬家。抽着烟斗跟在搬家的板车后面压阵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树人。

四十年之后，周立波对孙女周仰之回忆这段往事时，正在长沙五七干校里接受教育改造。那之后又过了六年，周立波在北京301医院因癌症病逝，而窗外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8月9日是周立波的生日，他要是能活到今天，就是一名一百一十岁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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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周立波出生在湖南益阳，原名周绍仪。据周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是三国名将周瑜的后人，明朝时从江西徙居湖南。周氏在益阳繁衍出嵩、岳、泰、衡四大房，仅清代一朝官至知府者就有数十人。周氏一门文风颇盛，出过多名进士和翰林院编修，族人在家谱中的著述存目达38种之多， 是不折不扣的书香世家。

周绍仪从小就天资聪颖，成绩优异。1924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他入校前十二年，以第一名成绩入校的毛润之从这里离开；在周绍仪离校后，这所名校还相继走出了黄仁宇、朱镕基和谭盾。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1926年，周绍仪第一次与同族的周运宜相见，两人一见如故。周运宜是衡字一房，十七代子弟；周绍仪是泰字一房，十八代子弟。所以两人虽然年龄相若，但周运宜是周绍仪的族叔。

少年叔侄如兄弟。周运宜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周扬，当时虽然只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在校生，但后来他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活动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中国的“文艺沙皇”。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周扬都是操控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

周绍仪让周扬惊奇的，是周绍仪作为中学生竟然已经读完了《资治通鉴》；周扬让周绍仪佩服的，则是他身上的革命气质和激进思想。1928年，周绍仪跟着周扬一起来到上海，寻求革命之路。除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周扬介绍翻译外国作品，加写文章赚稿费为生。为了减轻生活负担，周绍仪也拼命学习英文，力图帮周扬干翻译的活。

1931年，周绍仪正式以“立波”作为笔名发表文章。他说，这是英文“Liberty”（自由）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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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上海的时候，周立波报考过店员、瓷器工人甚至电影演员，都没有被录取。幸好那时物价低，口袋里只有一毛钱也能在上海闯来闯去。后来周立波进入了不需要学费的上海劳动大学，总算过上了可以不愁生计安心学习的生活。

周立波想跟人学英语，结果对方直接扔过来一本厚厚的《莎士比亚全集》，但周立波也真的就找一本字典就开始学起来。祖上的文字天赋名符其实，周立波居然就这样走上了翻译之路。

但学习只是周立波的副业，他认为自己的主业是革命。1930年，周立波因为散发传单被校方开除，不得不短暂返乡。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到上海当校对员，又因为参与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坐了两年多的牢房。被保释出狱后，他很快加入了周扬主持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很快入了党。

因为与周扬的渊源，周立波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都是周扬阵营中的一员。周扬飞黄腾达时，周立波也顺风顺水；周扬被口诛笔伐时，周立波往往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不管周立波愿不愿意，都无法改变。

但当时的周立波，对这当然一无所知。当时他正在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此时已经名闻当世的郭沫若也不约而同地在翻译这部作品。但郭偶然间见到了周立波的译文，大加赞赏之余主动撤回了自己的译稿，着实有大家的风范。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立波赴华北参加八路军的前线工作，担任战地记者。他满怀激情地对周扬表示，“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

但当时能拿枪的游击队员，比能拿笔的周立波实在多太多了。周立波很快被调回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教员。周立波讲授外国古典作家的声誉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外系的都主动来周立波这里听课。

周立波跟一般只知道高呼呐喊的左翼作家不同，他有精致的艺术品位，他欣赏的是像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对唯美的偏爱，令当时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都记忆犹新：

“当时他对梅里美似乎太激赏了。记得《西班牙书简》写到一个强盗在一些贵妇人面前竟彬彬有礼，以致这些贵妇人虽然明知道他是强盗而且明知道他的用意，也都觉得受宠若惊，几乎是自愿地把自己的戒指给了他，而立波对这些地方也真有点津津乐道，赞叹备至。”

1942年5月2日，延安召开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文艺座谈会。周立波在会上，是跟最高领导以集体谈话的方式进行过沟通的。四年后，周立波被调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个最爱梅里美的作家，在东北的田间地头开始酝酿作品。

1948年，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之际，周立波完成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这部以歌颂农村土改为题材的作品，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成为了“土改小说”的代表作。周立波也因此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那个时期，这就相当于诺贝尔文学奖。

功成名就的周立波，成为了延安走出的最杰出作家之一。他衷心拥护他的信念，很多实际情况他并没有写入小说中，曾有人以此批评他的作品不真实，但周立波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他的原则是真实性要与阶级性结合：有利的就写；不利的，就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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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位于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的“全国文协”改名“中国作协”，有20多名专职写作的驻会作家，周立波也是其中的一员。

驻会作家不用坐班，每周只需要来此进行三天半的政治学习就行。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待遇。而周立波和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属于最核心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当时的工资收入在每月300元以上，而作协的行政领导才只有200元。

除了工资还有稿费，沿用苏联制度，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虽然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但像周立波这样的作家，一部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的稿酬，而当时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也就一万多。丁玲、杨朔、赵树理都买了房子，周立波则是在香山上买下了一个院落，据说有40亩地。

但周立波没能在香山的院子里住几天。1955年，他回到湖南益阳挂职，写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小说《山乡巨变》，院子就交给当地的乡长照看。写完回到北京，最高领袖又对他说：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

益阳和韶山，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公里。领袖既是周立波的同乡和校友，又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人物。于是周立波又回到湖南，准备扎根农村写作——但待遇是拟照省委书记一级的。

然而作品还没来，运动就先来了。1964年，把胡风和丁玲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周扬，自己也急转直下。城门失火没有不殃及池鱼的，1967年8月24日，湖南省文艺界举行了批斗周立波大会。又由于在散文《韶山的节日》中提到了杨开慧，周立波被江青列为了重点关照对象，他被批斗、被游街、被关进监狱。

江青倒台之后，周立波回到了北京，一家人挤在二里沟附近一座叫“宇宙红”的简陋楼房里。没有暖气、没有厨房、厕所共用。他原来在香山买的院子，变成了公社的马棚，早已冷落萧瑟、破败不堪。

虽然以描写农村题材和农村生活成就一生声名，与赵树理并称为“北赵南周”，甚至被誉为“中国的肖洛霍夫”，但周立波一生最想写的作品，其实是一部金戈铁马、纵横天下的军队题材著作。从当战地记者开始，意气风发的周立波就为自己列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暴风骤雨》不过是这计划的几十分之一。

结果这计划里充满激情的大部头作品，周立波一部也没能写。一开始是为革命事业服务，后来名声越来越大，周立波也就越来越谨慎，越来越谨慎的结果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发表了一篇描写部队渡湘江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他和曹禺一样，在一半的人生时间里，都没能再有什么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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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基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文字上。而在政治生活和为人处世上，他都显得过于率直、简单和幼稚。刚刚到延安的时候，因为有人在欢迎茅盾的茶话会上唱了带有微妙意味的《跳蚤之歌》，周立波就以为是故意捣乱，直接就扔了一把茶壶过去，所有人都非常尴尬，茶话会最终的不欢而散让周扬也意带不悦。

但慢慢地周立波也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了。据研究者陈徒手记载，在当时的众多作家里，周立波是比较紧密地与领导保持联系的。他时常汇报和请示，即便是最细小的个人活动或转瞬而过的创作念头。在所有作协会员向作协汇报的计划、建议和要求中，周立波总是突出的、鲜明的。这一方面显示他极强的政治原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的小心，以此来加重自己创作的保护色彩。

在束手束脚的状态下，周立波注定是写不出自己理想作品来的。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因癌症住进了301医院。垂暮之年，他曾写过一首诗送给周扬：

“五十年前到沪时，笑谈奔放展英姿。毕生驰骋文园里，赢得清芬裕后知。”

这诗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半个世纪前那个刚到上海的青年、那个把周绍仪改成周立波的青年、那个沉迷于文学立志要写流芳百世作品的青年，如今只能在衰朽残年坐等人死灯灭。在病床上，周立波最后的遗愿是把所有积蓄捐给国家。

他的积蓄是八百元。他生前曾经一度名闻华夏，但死后很快湮没无闻。当又一个来自上海的周立波风生水起时，大众早已忘掉了作家、作品和时代。带着遗憾离世的旧人周立波，被巧舌如簧的新贵周立波给迅速抹掉了。

参考：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刘锡诚《渴望liberty的人——纪念周立波诞辰100周年》；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