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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安到重庆

《邓小平传》中记述：1919年9月，邓小平从家乡广安县坐船来到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邓小平女儿邓榕（笔名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和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都用尊师敬贤的眼光，满怀敬意地介绍了邓小平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校长加老师汪云松先生，并对他作出高度的评价。

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汪仁松

汪云松，字德薰，1873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幼年时的汪云松，其父特聘家庭教师，教他读诗词、学古文。青年时他考取了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学成后，他当过清朝的知县、知府、道台，戴过四品官花翎。辛亥革命后，他回到重庆，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会长。受维新思潮、爱国思潮的影响，他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尤其注重教育事业，着力潜心培养新学人才。在上世纪初叶，汪云松是四川颇有声望的商界元宿、社会名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汪云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年6月，他目睹了吴玉章开办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批留学生取道重庆乘船东下、受山城人士夹道欢送的盛况，深受感染，极大震动。他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亲任会长。随后，汪云松四处奔走，八方联络，筹集经费，在市中心夫子祠（今重庆二十九中学）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出任董事长、校长之职。

汪云松开办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始招生的消息很快传遍重庆城，使一位来自四川省广安县在重庆“避祸”的邓绍昌，萌生了送子到法国求学深造的念头。当时，15岁的邓希贤（邓小平）在家乡四川省广安县读书，一天，他接到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来的信，让他速到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暑期结束后，父亲邓绍昌专程从重庆赶回广安来接尚未成年的儿子。随即，邓希贤和父亲一道登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

邓小平和邓垦之父邓绍昌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是我国西南最大的城市之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夫子祠内。是年9月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首批招收学生共110名。多为初中生，也有高中生，还有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锐进青年。因经营所囿，校方计划招公费生60名，其余皆为自费生。首批学生学制为一年。

在开学典礼上，重庆一些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社会名流和各界贤达出席了会议。校长汪云松在会上向第一届学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办留法预备学校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今后回来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作出贡献。他告诫同学们说：我们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很多，希望同学们刻苦努力地学习，特别是要过好语言关，还要尽可能地多掌握一技之长。汪云松的讲话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校址（现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校园里的邓小平雕像

预备学校在班级划分和课程设置上，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凡是中学已经毕业的学生被分到高级班，其余的则被分到初级班。入学时均要考试。邓小平因中学只读一年，被分到初级班。其实，初级班和高级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学的课程内容是一样的，都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所有课目，区别点是教学的进度。课目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要求学生到毕业时都要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以后到法国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学校聘请的教员都是思想进步、具有新知识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人，尤其是法语教员更是精挑细选。邓小平所在的初级班，汪云松校长聘请的法文教员张老师就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当时的重庆，算是很高级的学校了。

在初级班里，邓小平的学历不算是最低的，学校所讲授的这些课程，他学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学习的内容又这么多，特别是法文，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要在一年内学习掌握，做到粗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式开课以后，汪云松校长曾多次到学生中了解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学生们存在的困难。汪校长告诫邓小平，在这一年的学习中，要取得去法国的资格，难度是非常大的。应当明白，现在学得好一点，以后到法国工作、学习的障碍就会少一些。

汪校长平易近人的真诚举动，赢得了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好评。遵照老师的教导，邓小平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将学习时间作了精心安排。上课前，他首先看一遍教员要讲的新课，注意难点，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作好课堂笔记，重点难点仔细记；如果听课中还没有弄懂的，下课后，立即向教员请教；各科教员布置的作业，他都按时完成；每天早晨，他还早早地起床认真学习法语。

推着时光的推移，同学们对汪云松校长的了解愈多、愈深。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是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在他的大力倡导推动和四川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赞助下，才有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深入发展；重庆又是继成都后四川进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又一重要基地，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又是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史人。在此之前的1919年盛夏，聂荣臻等35位同学，也是从江津赶到重庆，通过汪云松校长的鼎力相助，方才得以启程赴法的。这一行35人，是汪云松护送出国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

关于这一段历史，邓楠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他的这一份热忱大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

邓小平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后，也感到这里有一种在家乡广安从来没有过的氛围。由于汪云松校长的支持，预备学校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随处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治国救国理论，都不时地为邓小平所知晓。这时的他，也没有刻意地去认同某一理论在他心中的地位。当然，同学之间那种大胆畅谈国家兴衰与治国方略，无所顾及地高谈民主与科学、实业救国等理论，以及对社会现状所表现出大为不满的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邓小平。

参加爱国运动

邓小平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间来到重庆的。这时的重庆学生爱国运动，已经由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转向抵制日货运动。邓小平到达重庆，在临江门码头下船时，就看到一些学生宣传队在码头上扛着抵制日货的横幅，向过往行人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

在留法预备学校，由于校长汪云松支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因而，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一道，多次走向街头，参加集会，散发传单，呼吁同胞抵制日货、拒乘日本轮船、拒受日商的雇佣。为表达抵制日货的决心，邓小平和同学们首先将自己使用的日本瓷盆、牙粉、衣物等用品销毁。而对于坚持或暗中贩购日货的商人、官员，不管有什么来头，学生们都敢于坚决地抵制。

邓小平和同学们就参加过一场抵制官员贩购日货的行动。11月，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自恃有实权，挪用公款4000多元，廉价购进信孚洋行的日货80多箱。他的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校、商业校、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学生2000多人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郑贤书躲着不见学生，学生就把警察厅紧紧围住，到了晚上也不撤离，夜里就露宿监守。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市民的同情和声援。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给学生送来稀饭、馒头等食物，以示慰问。学生们的情绪更加高昂，连续坚守一天一夜。第二天，郑贤书被迫答应把所购日货提交商会解决，得到汪云松会长的应允。随即，学生们又赶往商会看处理结果。到商会后，学生们和郑贤书所带的卫队发生冲突。在拉扯中，两名学生被枪误伤。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搏斗。军警不敢开枪射杀学生，学生趁势解除了军警的武装。郑贤书见势不妙，急忙从商会后屋越窗而逃。当天下午，气愤的学生们在商会提取了郑贤书的日货60余件，价值2000余元，运到朝天门焚毁。川东学生救国团又联络进步势力，通电全国，要求撤销郑贤书的警察厅长职务，旅北京的四川学生组织通电省长杨庶堪，要求严办郑贤书。在各地进步势力的强烈要求下，杨庶堪撤销了郑贤书的厅长职务。

邓小平和同学们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对警察厅长囤积日货的胜利，这对于全川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的信心和决心，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货在四川的销售进入了一个非常冷淡的时期，有好多地方日货甚至绝迹了，这不能不说是四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项重大成果。

时光易逝，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邓小平在留法预备学校的读书时间也将结束。在这一年中，邓小平初步掌握了法语的会话和读写，在物理学、化学、工业常识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重庆读书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外，在业余时间还阅读了不少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耳闻目睹，他对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国民积贫积弱的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启程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7月19日上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学校在总商会驻地举行了毕业典礼。汪云松校长特邀各学校校长，还有法领事及旅居渝地的法国侨商、教士等光临会议。因是首届毕业典礼，所以办得格外隆重。

这届毕业生经过书面考试合格者，由学校与驻渝的法国领事馆安排，对所报送的学生进行法语口试和身体检查。最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有83名学生和一名未进重庆预备学校的江津县学生熊云章获准赴法，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在这84名学生中，有46人取得了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向每人提供300元赴法费用。其余的学生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凑足300元费用。

邓小平是自费生。汪云松见邓希贤年龄最小，聪明过人，刻苦认真，学习上进，大有前途，便以校方名义补助100银元，另私人名义赠送300银元，以助邓希贤赴法学习。临分手时，汪校长与邓希贤等84名学生一一握手致意，满怀喜悦地期待这批弟子学成归来。

当年邓小平等83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过的太平门遗址

8月27日下午3时左右，邓小平和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列队离开学校，在汪云松校长等师长和家长、亲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尾随簇拥下，步行出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因为当时凡是从重庆出川的客船，旅客都要在头一天下午或晚上10时以前上船，宿船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开船东下。同学们在汪云松校长的安排下，自行组织起来，自己管理，互相照顾，分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选一组长，负责管理沿途有关事宜。

2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轮船清脆的汽笛声就划破了码头的上空，“吉庆”号轮船启锚了……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离开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出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图为法国留影

廿年后再聚首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山河巨变。

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挥师南下，解放了山城重庆。而此时的汪云松却满腹疑虑，忧心忡忡。虽然他对日寇侵略军深恶痛绝，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过交往，热心公益事业，一生从俭，一身正气，但是，他毕竟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不仅当过满清四品官员、重庆总商会会长，还受聘当过军阀刘湘、王陵基、杨森执政时重庆市政的高级顾问，担心解放军对他不会客气。想到这些，他不由如坐针毡。

为解开心中忧虑，汪云松私下里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亲友，其中也有自己的外侄孙、思想一向进步的杨钟岫，从侧面探听共产党的政策。当汪云松讲了自己的种种担忧之后，当了多年记者的杨钟岫安慰他说：“舅公，我看你不必那么紧张。邓小平既然是你的学生，到时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嘛！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民族资本家当作团结对象的，对于没有血债的士绅，是讲联合的。”
　　听了杨钟岫等人的安慰，汪云松放心了一些。可是，11月30日，解放军要进城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了城内一些开明绅士到南岸海棠溪去欢迎解放军，或许是考虑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却没有邀请汪云松。汪云松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疑虑。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那几天，汪云松又天天把杨钟岫叫到家里，了解市面上的情况，询问共产党的政策。杨钟岫见状，总是竭力安慰，并借适当的机会将汪云松的情况向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田伯平和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及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邵子南作了反映。

建国初的邓小平和刘伯承

田伯平对杨钟岫说：“西南军区很关心此事，邓政委正在派人找汪云松，不久将会有下文。”杨钟岫对汪云松的一生是非常了解的，汪云松在旧社会虽然做过官，但他为民众确也做过许多善事，如开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堂，倡议筹办重庆大学，为解决山城市民喝上自来水发起并参与创建重庆自来水公司。汪云松还在朱德离渝赴欧时，及时解决了他所需汇票。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经济困难时，汪又筹集资金汇去，解了这批学生的燃眉之急，等等。杨仔细分析了汪云松的情况，转告了田伯平的答复，请汪云松放心：“共产党是会正确善待他这种进步人士的。”然而，汪云松仍然心存疑虑。

几天后，西南军区来了几个军人，找到汪云松的寓所。汪不敢露面，由其大儿子出面接待应对。第二天，几个军人坐了辆吉普车来，把汪云松径直接到了西南军区。原来是昔日的学生邓希贤、今天的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宴请汪校长叙旧。

邓政委热情接待，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事后，汪云松对杨钟岫颇有感触地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他当学生时我最喜欢他两点：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一定有出息。”汪云松还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真正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谁说共产党不念故旧，我看小平就是最切情理的人！”

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

经过“师生重逢”这件事情之后，汪云松对新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1950年元月，在邓小平的关心和亲自提名下，汪云松被推荐为重庆市第一届人代会特邀代表，并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不久，汪云松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宴会上，当邓小平把汪云松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微笑着说道：“汪老对重庆是有贡献的！”宴会之后，陈毅副总理用自己的专车送汪云松回招待所。回到重庆后，汪云松对人说：“这次赴京与会，可能是小平推荐之故吧！”

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前排左三）出席重庆市第一届人代会

这次北京之行，使汪云松对共产党大有知遇之感，他把自己收藏多年极为心爱的一对清乾隆年间的古瓷瓶，托人送到北京，给毛主席作祝寿之礼。统战部门按照中央领导人不祝寿、不收寿礼的规矩拒收。邓小平知道此事后，给统战部打招呼：“要了解汪云松。”统战部这才破例收下了礼物。

邓小平对他的老师是十分尊敬，十分了解的。他深知老师在古玩字画、文史研究方面是造诣极深的。1952年，重庆准备筹组文史研究馆，此时，邓小平想到了汪云松。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汪云松被人民政府安排到西南文史馆作首任馆长。1957年2月16日，访问亚洲6国之后来到重庆的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重庆工商联会见了重庆工商界人士。当介绍到汪云松时，周总理极为称赞地说：“汪老真了不起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邓小平和聂荣臻——引者注）!”

邓小平对汪云松的师恩，一直是怀有深深感激的。1952年夏，邓小平带着全家离开了重庆，到中央去工作。尽管师生之间存在千山万水的地域之隔，他仍然时时关心着汪云松。1957年冬，汪云松患病住进了医院。邓小平特地打电话，请老师到北京去治疗。汪云松知道邓小平治国事忙，没有应允。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因患胃癌与世长辞。在市统战部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的胞弟、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沉痛地致悼词。邓小平还专程从北京打来电话，对享年84岁而仙逝的尊敬的老师汪云松致哀痛悼。

汪云松逝世后，邓小平一如既往地牵挂着老师的家人。90年代期间，当汪老的后人住房存在困难时，也是在邓小平的关照下，才得到解决。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这样写道：“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据留下的史料记载：从1919年至1923年期间，重庆总商会组织社会各界共资助旅欧留法学生25750元，输送留法学生158人。

历经沧桑，往事如烟。然而，邓小平与汪云松历时几十年的忘年之交，师生情谊，是令人称道的。一代伟人与一代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间的深厚情缘，已被传为尊老敬贤、尊师重道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