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董事长扮演者

文洁若赠予赵蘅的书

工作中的文洁若 绘图/赵蘅

川端康成头像 绘图/萧桐

◎赵蘅

[年终致敬]

躬背移步 一脸笑吟吟

这次见到93岁高龄的文洁若阿姨，真没出息，使劲忍着，也让她看出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

除了走进她有意为我虚掩的门第一次让我用鞋套，陪她出门取报放酸奶瓶时会戴上口罩，半年没见，几乎看不出老太太有什么变化，更谈不上疫情对她有多大的干扰。还是那样神气，虽早已躬背移步，却两颊绯红，一脸笑吟吟。

见面第一件事依然是急于送书，问你有没有这本，还是那本。“不急，不急。”我说，“您先坐下，别累着，我先交代给您带什么了。凉席、报纸、口罩、消毒湿巾。这是去年12月戴乃迭百年纪念会的报道，没敢惊动您，我把您的文章选了一段，请人朗诵了，效果特别好。这是我写的草婴书房的剪报，还有纪念邵燕祥老师的文章……”

第一回带礼物没带吃的，事先电话里问过，黄桃，特高级的黄桃，是我儿子鸫儿送的。还有南京鸡鸣寺的绿豆糕，上海图书馆明辉送的，还有……老太太说都不要，吃的很多，吃不完浪费。那凉席要吗？南京今年的新产品。“凉席要，我的那床找不到了。”其实我正矛盾，都过立秋好些天了，还用凉席对老人是否晚了点呢？可这回探望一进门热气扑面，刹那间就出汗了。原来文阿姨既不用空调，也不用电扇，说发出声音太吵。再看她那堆了一桌的书本笔墨，立马领会在这套拥挤的满满当当的房间里，发出任何声音，它的始终以读书写字为第一的主人都会视为干扰！

毕竟我和文阿姨很熟，还有点面子，今天我居然硬是把老太太哄到“卧房”，半强迫帮她拆下床单枕套枕巾，换上崭新时髦的凉席和同花色的枕套。我知道要不这样，她且舍不得用呢，只好“堵”上一句大话：“您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也该享受一下生活啦！”接着，我再把占据床尾的几床被子挪到床边，冲这室内温度，至少还能用一个月。自然“顺手牵羊”掠走了一堆被单毛巾，我笑说洗好再给您送来，暗笑，这不等于催我再来吗。

正在翻译 川端康成的《东京人》

搀扶文阿姨回到外屋书桌前，自己勉强找个地儿坐下。我问文阿姨，您最近在忙什么啊？她说在翻译川端康成的《东京人》。这本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吗？她回答道，“不是，三十年前就翻了，这次是校对，想给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找原版书。”

对日本文学涉猎甚少的我，关切地问作家的相关情况，文阿姨说自杀了，又说他是日本第一位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获奖作品为《古都》《千只鹤》《雪国》。“得奖后约他稿的太多，大概他觉得写不出来吧。”（这多像海明威）。文阿姨的看法总是和约定俗成的分析大相径庭。我倒更倾向是作家早年丧亲过多的宿命，称他是“温情的陪葬者”再恰当不过。青春时代又遭遇恋人离开，悲凉而无奈。他曾坦白说“《伊豆舞女》中的‘我’就是我”，所以他一直“感激着爱情”。19部小说，功成名就，也阻挡不了1972年4月16日这位极具日本特色的著名作家在工作室吞煤气管的决然。

“你看这是儿子萧桐画的。”展现在文阿姨手里的是一张炭笔画的作家肖像，她翻原书到印有川端康成照片这页给我看，我说画得真好。画是复印的，各有两张，我说把重复的送我吧，她说一定保存好啊，可别丢了。我说不会。问她原画在哪？她非说这就是原画，已经发给了日本。那自然是电子版了。我也不再和她争辩了。

《东京人》写于《雪国》之后。我很喜欢一位书评作者说他的父亲分析《东京人》：“日本文学给人的感觉就像秋天的夜晚，下着雨，雨又不大，巷子里有一盏灯，不甚亮，在雨中透着昏黄的光，却又看不到灯下的事物。而《东京人》里川端康成借笔下的朝子评论他们的生活，用了一句‘恼人的秋天里的蔷薇’，这可能就是《东京人》、是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的另一个真实写照吧。”不禁感叹，川端康成细致缜密描写的日本社会风俗画面和中国女翻译家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大的差异啊，文阿姨居住环境虽说是杂乱昏暗的，而她的内心却充满积极向上，如同明朗的阳光。

与小说里的人物正相反，寡居二十一年的她并不觉得孤独。在她那里，找不到战后东京那些人的困惑、忧愁、苦涩与挣扎的字眼，尽管她的译笔下是那些乱麻一团的人物关系，她自己却像一股劲地往前冲的斗士，无怨无悔，简单明了。比如她和萧乾伯伯共患难的婚姻，比如她对翻译《尤利西斯》的坚持。因为在她的字典里，除了“工作”，其他都是浪费光阴的。

旧译本里还夹着一摞像是信件的纸片，现在后悔应该翻看一下，估计都是有关翻译这本书的交往，不好细述了。有一点可以弥补自己无知的缺憾，当我回家告诉鸫儿，文奶奶是《东京人》的译者后，他立马在网上订购了《东京人》上下卷，虽是不同的译者，也让我第一次走进这些同样经历过浴火的“东京人”的生活，并被深深吸引了。

《民国少女的日记》背后的幸运者

文阿姨这次送我的书又是《民国少女的日记》。说实话，这本书她已送我多本了，但每送一本她都会在扉页上写下不同的文字，各种题词，句句经典，字迹不但工整，还加盖不止一个印章。这次我挑的一本，扉页上写着“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天凉好个秋’。宋 辛弃疾《丑奴儿》 文洁若录”。这是文阿姨在乙亥年金秋写的，她总是多写几本，来客就送。

《民国少女的日记》是文阿姨早逝的二姐文树新的日记集子。文阿姨说：“要不是我二姐这事，我还去不了日本。她一出事，舆论很大，到处传，我爸受不了，就带全家去了日本，我才有机会在那上了学。从这上讲，我得感谢我姐呢。”我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张老照片，是文家的全家福，我问上面有二姐吗？文阿姨说，没有，这是在日本拍的。

第一次问文阿姨二姐文树新的故事。不到十八岁去世的民国少女，想象中水灵得像朵丁香。排行五妹、当年才六岁的文阿姨说，她是产后吃生荸荠吃坏的，这种说法我头一回听，因为一般都认为这个跟老师私奔的痴情少女死于风寒。不管怎样，产妇总是十分虚弱的。显然文阿姨谴责那叫Y的老师不该让她二姐吃的。我问那他们结婚了吗，“他有老婆孩子啊，怎么结婚？生下的孩子后来还不错。”谁养的？我又问，“是老师的前妻给带的。”困难时期，自己生的孩子吃不饱，吃的都给那孩子了。我叹道。算一算，1935年敏（二姐的昵称）产下的女儿比我大十岁，今年也该八十五了。

还有一个女人也很了不起，就是文阿姨的三姐 。《民国少女的日记》的附录上有这位三姐给二姐的信。三姐就是家中唯一给二姐和老师传递情书的又一位民国少女，想不到她年岁还小，竟如此勇敢！她喜欢二姐那是自然的，也佩服二姐追求真爱的勇气。据写过本书评的作家张钊说，三姐同样有才，功课好极，会几门外语，要不是腿残，影响了她的前途，她也会很厉害的。我一直纳闷文阿姨如此不擅长家务，今天直截了当地问，那你们家以前的家务谁做呢，她说是三姐。这就对应了张钊所写的三姐的故事：

全名文棣新，在书中被称为“昭”。文树新与Y的书信联系都通过昭，文树新与Y私奔之后以及文树新去世后，昭在许多信件中表现出了理解、支持、侠气、真挚。虽然在整个故事中，昭只是配角，但她的光彩之处甚至胜过主角。她的命运如何呢？

在文树新与Y相恋私奔的过程中，昭也与自己的一位男同学开始了鱼雁传情。不幸的是，这次又被父亲发现了，一顿毒打后，昭被父亲软禁起来，直到她答应和那位男友断绝往来。

昭天资聪颖。她曾经用两年时间念完小学六年的功课，还可以直接用英文参加化学考试。17岁时，她就被免试保送到辅仁大学西语系就读。然而，就在这个青春年华的岁月里，抗战期间，年方19岁的昭骑车不小心摔伤了右脚，患上骨髓炎。在家中贫困、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昭竟然瘫在了床上，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才治愈。十七年的疾病，使昭从一位花季少女变成了中年妇女，耽误了学业、耽误了青春、耽误了谈婚论嫁，当然也耽误了事业与工作。昭一直与文洁若、萧乾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照料孩子，管理家务，直到1993年1月15日猝然去世。

文阿姨在《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里的一篇《我的三姐》，表达了她对三姐的深切怀念。作为文家女儿的幸存者，至今仍笔耕不辍的文阿姨的确选择了和姐姐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这次拜访，她送我《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时说，“你看看这篇，有我写的二姐。我的五叔也是，清华多难考啊，他偏要去跟大伯父到青岛海关做事，那是个肥差，染上肺病，结果把命搭进去了。所以我因为他们的事，明白不能像他们这样活着。”

听罢我感叹说，“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我妈（著名翻译家杨苡——编者注）也说她不会像您二姐这样，她还说她也不会把这本日记拿出去发表出版。文阿姨，我觉得您比我妈更开明。”

文阿姨问我：“你妈妈还翻译吗？”我说：“早不翻了，最后一本是罗丹传记《我赤裸裸地来》。”“可她的《呼啸山庄》经久不衰，那是一本奇特的书。”文阿姨若有所思地说。

静默了一会，文阿姨突然问：“你怎么看现在？”我应答，中国的防疫应该很不错了，比起世界，我们这儿还是安全的。“是啊，你看我们的医生护士们多么救死扶伤。”

回程路上，在公交车上我读了文阿姨这篇《五叔二姐之死带来的思考》：

……这两个亲人的早逝，使我认识到，必须认认真真念书，完成学业。自1936起，父亲失业，我只好穿二姐的旧大衣，下摆拖地，遭到日本学生的耻笑。但我毫不在意，因为尽管日语是那些孩子的母语，年年获优等生奖的我是这个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在圣心小学读英文时，我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只不过把冰刀卸掉了）。上清华大学时，趿拉着父亲的旧皮鞋。然而我的功课，一直是拔尖儿的。我一点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上海小姐。”

仿佛今天我才懂得文阿姨对我说的“我还要再工作二十年，你看那个（周有光）活了112岁”的自信的由来。

意外骨折 让爱她的人心疼

8月24日，星期一，早上微凉。七点，我被凉台上的座机惊醒，奔去接听，是文阿姨的声音：“赵蘅吗？我摔了，你能来吗？”和以往一样直接明了，但能听出这与8月17日我在电话问候时那份快乐的心情判若两人！

原来老人昨天傍晚取报纸回来，在走廊上绊了一跤。我说昨晚该告诉我呀，她说以为没事，可越来越疼。我赶紧嘱她先别动，会尽快赶到。幸亏我儿子回来了，就住在我家里，我怕一个人弄不动，叫醒他和我一起开车去。文阿姨的房门再次为我虚掩，走进房间，老人坐在外间靠墙的床上，正吃力地穿衣。我上前帮她穿好，眼见那只摔伤的右手腕已呈乌紫色。我们母子俩，一个开道，一个搀扶她缓缓下楼坐进车后座，便直奔复兴医院。

可偏偏因疫情几家合同医院都停止门诊，急中生智，我决断地带文阿姨去了我的合同医院——海淀医院。这一路文阿姨捂着胳膊倚座闭目，面色苍白，显然忍着剧烈的疼，那样子好可怜！我只能不时回身安慰她忍一忍，会好的。急诊外科医生很年轻，看了一眼后便说十有八九骨折了，他说老太太你不该揉，越揉越坏的。医生立即开单子拍片，后给老人上了夹板。

回程中我担心自己身单力薄，无法应对文阿姨养病的非常时期，就迅速联系了几位好友来协助。罗雪村、张钊、人文社老干部处的同事，还有文阿姨的晚辈亲戚和邻居下午都赶来一起解决问题。我们还依靠了社区的居委会，通过他们找到附近的一家家政公司，我亲自接通了那位老总的电话。

真是好人有好命，文阿姨还是有福气的！骨折当日，我们就敲定了一位河南保姆郭姐，她答应当晚就住进文家，从此改变了文阿姨孤寡生活的囧境。8月26日，担心保姆不稳定的儿子萧桐从美国传来他妈妈对保姆满意的消息，他在微信上写道：“亏有小郭，家里干净，我妈舒畅多啦！”文阿姨的小亲戚马燕也发来老太太居家休养的近照，那浅浅的笑容是难得的放松，由衷的愉快。

经过一个月的疗伤，文阿姨奇迹般地康复，让声称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好的医生大为惊叹。复查是张钊陪去的，我虽惦记，因即刻动身南下，只好放弃。事后他发来微信：“上午陪着文洁若先生去复查了，医生看了，认为恢复得很不错，文先生动了动手指、手腕，也不肿了。医生说，对一般人而言，现在就可以算恢复了，但因为文先生年龄大，所以需要固定一个星期后再看一看。文先生家的亲戚（也就是上次的马大姐）也赶到了医院帮助照料。特告！请放心！”

不幸骨折，让文阿姨最惦记的翻译工作被迫戛然而止。据悉养伤期间她已托人到东京买《东京人》原版书。前时学者魏大海先生从吉隆坡联系了我，他说他北京的家里就有原版书，归国后乐意给文老送过去。他还说已经联系青岛出版社，愿意出版文洁若翻译的《东京人》修订本，也包括出版文洁若所有的译著。消息传来，我太欣慰了！

文阿姨替她的姐姐们 完成了人生夙愿

国庆、中秋双节长假的第一站是宁波文博会俄罗斯馆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我下榻在喆啡酒店。入住第一天走进客房，那垂着长长窗帘下的小茶几桌上，竟摆放着一本精装本的读物。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反应是上一位客人落下的书，第二反应，即使酒店有意为之，那也该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书啊，比如《简爱》《安娜·卡列尼娜》等，而这本偏偏是《尤利西斯》，两位译者又是我太熟悉的名字:萧乾和文洁若！

翻开久未触摸过的、其实也并未真正读过的这本世界文学史上的奇书第一本中译本，首先跳入眼帘的是他们的文字。两位各写了长篇译序、译后记。文阿姨在《半世纪文学姻缘的结晶》最新修订本的序里写道：“自从一九九○年八月着手合译《尤利西斯》以来，萧乾和我就和这部意识流登峰之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乾曾在《尤利西斯》中译本长序文中写道：“四年前八月间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俩到我家，他说他们社出完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之后，还想把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也请人翻译出版。他风闻我早期摸过这本书，又知道文洁若也是学外国文学的，竭力促我们合作动手把它译出来。”在年轻的社长“热情敦促，执意怂恿”下，岁数已进入八十开外的他深感力不从心，第一个表态的正是文阿姨，萧乾描述说文洁若“雄心勃勃”地欣然接受。

他们的译本主要根据莎士比亚书屋1922年版。遇到把握不大时，文洁若还向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和北京西什库北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请教过。

“经过一千五百多天紧张奋战，我们终于把《尤利西斯》译完了。继一九九四年的三卷手装本之后，两卷精装本也于一九九五年春与读者见面了。夙愿终于实现了，我们自是感到无限欣喜。”“全书十八章共加了五千八百四十条注释。是十八个小时内发生的事，内容却无比庞杂。如果不一一加注，读来必然不摸头脑。”萧乾、文洁若欣慰地写道。

一位美联社驻北京首席女记者曾惊叹地写道：“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居然出版这本巨著是更大的惊奇。”

写到这里，我特别感慨的是萧乾在完成大业后说了几句由衷感恩的话：“应该感谢的，就是去年今天辞世的三姐。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献给她，正是因为倘若没有她作为强大的后盾，当初我们根本就不敢去接受这么重的一项任务。”

这位可敬的三姐，即当年为二姐传递情书的昭。冥冥之中，我以为是文阿姨替她的姐姐们完成了人生夙愿。

新年将至，祝文阿姨和所有受过磨难、一生奉献、了不起的文化前辈们辟邪安康！

2020年8月初稿，12月修订

供图/赵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