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谣的出现,走出校园一首民谣

沉寂多年的水木年华参加《乐队的夏天》本身就让人感到意外，被低票淘汰后还遭到乐评人无礼批评，更让人感到意外。

节目组把水木年华请下台之后再询问专业乐评人这一举动，让人疑惑——究竟是照顾水木的面子？还是节目组早就安排好的？

网友感到愤怒，就连郑钧也看不下去了，他直言：“我内心觉得他不应该参加这个节目，要我直接就骂了，你算老几啊。不能因为他不火了或者年龄大了就说他油腻，他在他的领域火的时候，你真的还不知道在哪呢。”

毕竟，水木年华辉煌的时候，是一个时代的刻度。从他们背后，我们可以窥见一整个纯真的校园民谣时代。

90年代的校园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的姑娘爱穿白色长裙子，扎高高的马尾辫，手挽手走过来，满目姣好的青春。可惜清华大学的学子几乎看不到这美好景象，理工科学校择偶形势及其严峻，男女比例大概是7：1。一群直愣愣的小伙子，只好坐在清华礼堂旁的大草坪上，背着吉他、握着酒瓶子对着烈日，把过剩的荷尔蒙纵情释放，风靡九零年代的校园民谣，就在这里诞生。

1988年夏天，一名青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与其他寒窗苦读的学子不一样，考名校对来他说很轻松，因为他家祖上都是学霸，基因好，学习氛围也好。

（高晓松家族）

到校才两个月，青年就觉得读书没意思了，萌生组建乐队的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母亲问：“你敢拿把琴就走吗？”

他挺直腰板倔强地答：“我敢。”

母亲立马过去搜身，拿走他所有的钱，说：“我给你买张火车票去天津，如果你能在天津坚持一周回来，乐队的预算我们立马就拨给你，如果坚持不下来，就乖乖念书。”

于是青年抱着吉他去了天津。一天，他坐在天桥弹琴，一天下来要到了5毛钱，花4毛7买了盒烟，就没钱吃饭了。第二天，他饿着肚子去天津大学卖唱，结果被当成流氓，被学校保卫处抓了起来。保卫处要没收吉他，他一下急了，说：“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最后还是表哥去把他接回了家。打赌失败，他只好回清华念书。

这个倔强又叛逆的青年名叫高晓松，现在常被调侃叫“矮大紧”。

（年轻长发飘飘的高晓松）

嘴上答应回去念书，实际上还在想着组乐队。“地下行动”了一年，在北京城到处交朋友，终于在1989年组成了一支名叫“青铜器”的乐队，但让高晓松苦恼的是，这乐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唱。

这时，有个女歌手跟高晓松推荐了老狼，高晓松打算去碰碰运气，和老狼约在一个建筑设计院门口见面。

老狼初见高晓松，他戴着草帽、穿一身军大衣、脚踩一双人字拖晃悠悠走来，看见这不伦不类的打扮，老狼的一反应是：“这人是清华的？这不是卖瓜的吗？这靠谱吗？”

高晓松开始“面试”，听老狼开嗓唱歌，声音一出来，高晓松就心中暗喜：一直在寻觅的主唱，这下终于找到了。

老狼出生于音乐世家，母亲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父亲为中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从小家庭温馨，促成了不争不抢的性格。也比较多愁善感，十几岁时就爱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追忆似水年华》这些书了，与文艺青年高晓松一拍即合。

高晓松在节目里讲，他人生中较好的朋友，就是黄磊跟老狼。而跟黄磊比起来，老狼要更像高晓松，高晓松在一次访谈中说：“老狼太好了，他几乎就是我。”

（老狼和高晓松）

那些年，老狼跟高晓松无话不说，形影不离。老狼爱唱歌，苦于他读的哈工大条件不比清华，没有练歌环境，高晓松放肆嘲笑他：“老狼哥哥是在湖边练声而得此名，因为他们学校没有水房哈哈！许多年后的一天，丫找了个机会眼望远方幽幽的对我说：‘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名校生的嘴脸！’彼时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狼哥冤哪！”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日后熬出头了，却把较好的曲子，全部都交给了老狼唱。

大学时的高晓松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敏感多思，怀疑这世界，也怀疑自己。他在博客里迷茫地写：“当时的社会一点也不好玩，从上到下。当时的社会和大学是对立的，对叶娃一代可以直观解释为象牙塔与象牙市场的对立——从肉体到思想——我们不用交学费还发钱，是社会蛀虫；社会麻木不仁，是我们的噩梦。我因为崩溃，才想去远方。”

很快，去远方的机会来了。一年暑假，高晓松忽然收到海南岛一家歌厅的邀请，找他去演出。高晓松兴冲冲地邀请周围好友，最后只有老狼愿意跟他去。

到了那里，两人唱一晚上才二十块钱，小歌厅条件差，晚上只能跟服务员们一起打地铺，潮湿腥热的海岛，居然还没有空调。累死累活干了半个多月后，俩人却因为泡了歌厅的服务员被开除了。更残酷的是，他俩挣来的钱，只够一个人回北京，高晓松让老狼回学校继续上学，自己选择留在南方流浪。

高晓松辗转来到当时厦门大学的“校中村”东边社暂住了大半年时间，在南方小城里目睹了不少浪漫故事，还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初恋。有一日为了避雨，高晓松躲进女生宿舍楼，她们不但接纳了他，还善良地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陌生人煮好一锅香浓的粥。

高晓松日后的名作《同桌的你》、《麦克》、《白衣飘飘的年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无悔》，全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初稿。

1991年，中国高校学子退学热潮，高晓松也选择退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

1992年，高晓松投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落榜，找了家公司做实习编导，事实证明有能力的人干啥都出彩，高晓松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广告，以及歌曲MTV。高晓松住上五室四厅的房子，拿着大哥大，开着豪车招摇过市。

老狼也毕业了，被送到一家自动化公司上班，天天下乡给人装电机。发一个月工资时，他请高晓松吃了一顿饭。

两人痛痛快快喝了一场。归途，高晓松跟个小孩似的抱着老狼又吐又哭：“哥们儿我写了那么多歌，唱给谁听啊？”高晓松那时混得那么好，但还是放不下他的音乐梦想。

回想起大学搞乐队的时候，“青铜器”在政法大学的排练室排练。每次排练结束，高晓松都会悄悄地从墙角拿起一把吉他，对着同在排练的陌生人们说：“哥们儿很不好意思，这里有一首骚柔小调，弹给诸位听听。”

一曲弹毕，众人摇头：“什么玩意儿。”

那时没有人理解他们，高晓松以为永远都不会有。

没想到机会在一年之后就来了。

1994年，旗下有那英、田震等艺人的大公司“大地唱片”在向全国征集歌曲，每天都有大包小包的信件和歌曲小样寄过来。当时这项目的负责人叫黄小茂，有天他在看小样的时候，发现了高晓松寄来的《同桌的你》，觉得曲风很不错，于是找到高晓松，打算将这首歌收入唱片《校园民谣Ⅰ》中。

高晓松同意了，但只有一个要求：“我的歌，必须老狼来唱。”。

然后给老狼打电话甩下一句话：“你就等着出名吧。”

那年黄小茂推出的专辑《校园民谣》，收录了北京各大高校学生的作品。那是由“少年人”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校园民谣，他们以手写心中世界，纯真的唱腔是沾染社会俗气的人怎么也学不来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校园民谣像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化了，校园民谣就不再纯粹了。《校园民谣1》里当时录了三首高晓松的歌，除了《同桌的你》还有《流浪歌手的情人》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时间，《同桌的你》火遍全国，男女老少随口都在哼。

据说，一次高晓松和郑钧去北京郊区，经过一处农田，只见一皮肤黝黑的老农仰天长啸：“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高晓松、老狼突然间得志，有些膨胀。那年《同桌的你》横扫所有音乐奖，每次领奖的时候，高晓松就对老狼说：“要是二等奖，咱俩就不上去啊。”

1995年，《同桌的你》上了春晚，并且获较受欢迎节目一等奖。同年，老狼推出第二张专辑《恋恋风尘》，主打歌依旧由高晓松作词作曲，获得了第五届金曲奖较佳录音奖、较佳演奏专辑奖和较佳演奏专辑制作人奖。那几年，高晓松把较好的歌都给了老狼,老狼唱一首火一首，成了最当红的校园偶像。

以前的制作人分不到多少版权费，唱歌的老狼挣了800万，而写歌的高晓松，只挣了800块。

别人跟高晓松提起这事，他都是一笑而过：“我要是能唱，我能让他赚这800万吗？”

这样一对好搭档，也有闹矛盾的一天。传奇的 1994年，跟校园民谣一起火起来的还有摇滚，比起伤春悲秋的民谣，摇滚看起来更带劲，老狼总说想尝试摇滚，把高晓松听烦了。

有一次喝酒又说到这个，高晓松酒劲上来了说：“那什么‘魔岩三杰’啊，都没有我厉害！”

气得老狼摔门而去。

高晓松说：“有本事你别叫老狼，别再唱我写的歌了。”

他俩闹了一年没联系。这期间两人都时不时想起老友，对对方那是又爱又恨。一年后两人偶然在酒吧碰到，终于重归于好。

老狼在推出《恋恋风尘》之后，很久都没有动静了。他不像高晓松，爱折腾，爱现，没有推着他走，他就在原地坐着休息。

当时有一些唱片公司找过老狼，香港的正东公司还打算将老狼打造成亚洲高品质的歌手，但他听说一天要上七八个通告，换七八身衣服，就立马不干了。

2004年，分分合合多次，老狼终于将他较爱的姑娘潘茜娶回了家。

老狼的时代，大概就这样结束了。

而高晓松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他有句名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于是不少人以为高晓松是个不要名利的人，带着理想和诗意生活着，实际上，他是最在乎名利的那个。他从没掩饰野心：“我不光要做音乐，还要当作家、诗人、导演，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1996年，高晓松与好友宋柯创办了“麦田音乐”独立品牌。

麦田签下的一名歌手，就是朴树。

有一天，高晓松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你是高晓松吗？”

高晓松说是。

那头说：“我叫濮树，我想卖歌。”

高晓松很好奇这个惜字如金的人，和他约在小树林口子见面。结果到那见到一姑娘，高晓松开玩笑问：“你是电话里那濮树吗？”

姑娘说：“我是他女朋友，他不太好意思见人，在小树林里躲着呢。”

高晓松往里走两步，就见到了朴树：“有一张极为帅的忧郁的脸，发型很奇怪，后边很短，前边很长的那种，发绺遮着英俊的脸庞。”

高晓松听了朴树的歌，发现词曲、包括嗓音都非常好，于是疑惑地问他为啥要把歌卖掉呢？自已唱也可以啊！

朴树很直白地说：“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我只想卖歌赚钱，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

这种有才又有个性的人很对高晓松胃口，那时他还没公司，但是依然答应帮他做音乐，最初录的几首歌都是高晓松自己掏的腰包。

麦田音乐一成立，高晓松就正式签下了朴树，同时开始筹办他的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朴树是典型的出色主义，再有耐心的人也会被磨得心力交瘁，高晓松自己帮忙有些力不从心，于是特意调来了中国较好的乐手跟他一起排练，包括李延亮、王晓东等，只为让朴树做出最出色的专辑。

麦田也是白手起家，经济状况并不好。刚开始做音乐时，日子很苦，但是氛围非常好。

每天下班后，公司支起小饭桌，一个山东来的小姑娘负责给做饭。朴树、叶蓓、尹吾等人聚在一起，吃完饭就开始弹琴、唱新歌，大家喝着小啤酒，聊着天，聊着梦想，聊着怎么把唱片做到较好。

纯真年代，诗和远方，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理想，那是较好的时候。

叶蓓是麦田在朴树之后签的第二个艺人。读大一那年，叶蓓在《北京晚报》中缝上留意到招聘信息，在disco和pub做驻唱勤工俭学。

一天晚上，叶蓓穿着妈妈陪她在隆福寺买的丝绒质地演出服，脚蹬白色高跟鞋，唱起欧阳菲菲的《老情人》。

底下坐着高晓松、郑钧与谢东。听完叶蓓的演唱，高晓松问她要了联系方式。一个月后，叶蓓接到高晓松电话，邀请她到阜成门附近的小柯家录制《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和《B小调雨后》的demo。

1999年，叶蓓与朴树几乎同时推出首张专辑。叶蓓的《纯真年代》和朴树的《我去2000》——分别是红白蓝系列中的蓝与白。还有位叫尹吾的歌手出了一张《红》，这三张神专合起来其实是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麦田。

同期歌手总是被拿来比较，公司最当红的朴树叶蓓也未能幸免。两人之中，朴树往往是更抢眼的那一个，与他比起来，叶蓓有些失色。

不过叶蓓并不在意这些，友情比起名和利更为重要。朴树一次见到叶蓓，就觉得这个小姑娘“乐呵呵”的，天真又开朗，是一群校园民谣歌手格外照顾的小妹妹，他们一听见叶蓓清澈的笑声，仿佛又回到那个较好的年代。

2000年，叶蓓推出第二张专辑《双鱼》，宋柯还特意将心灰意冷的许巍从西安请到北京，担任专辑的制作人。

这张专辑作词大多数由叶蓓自己完成，很遗憾的是，离开了高晓松的帮助，歌词内容实在是乏善可陈。词曲背景也脱离了校园的大环境，往流行音乐靠拢。当时支撑着专辑大卖的是叶蓓的纯真嗓音，以及听校园民谣那批人的情怀。

（双鱼 歌词）

校园民谣走入了商业困境，校园歌手已经离象牙塔很远了，再去写那些东西就显得空洞苍白。

当时摇滚的兴盛又夺取年轻人的目光，校园民谣后继无人，也难以实现“薪火相传”。像如今流行的民谣：《南山南》、《成都》、《董小姐》等，主题也不再是校园了，更多的是步入社会后的经历。

显而易见，校园民谣的发展，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而向来自我的朴树，本来就没将自己定义成一个校园民谣歌手，他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音乐风格是“迷幻、摇滚”。只是成名曲《那些花儿》、《白烨林》碰巧是校园民谣。

当初麦田出的三张专辑《校园民谣Ⅰ》、《校园民谣Ⅱ》、《校园民谣Ⅲ》，几乎收录了90年代所有高品质的校园民谣作品，不过目前已经成了绝版。

校园民谣做不下去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没有市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从众、迎合和媚俗，谁都难以幸免。

水木年华的出现，让人错以为校园民谣能够再次复兴。

1989年，辽宁小伙卢庚戌以状元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繁重学业下，音乐是卢庚戌最热爱的事。1992年，卢庚戌在学校里成立了“梦中草原”合唱团，并获当年北京市高校歌曲比赛一等奖。

（左起：缪杰、李健、卢庚戌）

卢庚戌带领合唱团在台上领奖时，黑龙江小伙李健正读高三，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冬令营。以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全国一名，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进入清华后，李健为校园里九支乐队担任伴奏，偶然认识了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学长卢庚戌。毕业后的卢庚戌在清华北门租了间小房子，运用他的建筑才能把这间小居室布置得很有情调，低他四届的李健和缪杰经常去他那儿玩。

卢庚戌和李健毕业后都是普通上班族。直到有一天，卢庚戌辞掉了工作，他还是想做音乐，出唱片。

父母先是急得哭泣，再是愤怒，最后是无奈支持。卢庚戌在父母的资助下出了一张专辑《未来的未来》。这张专辑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离大火还差太远了。

他明白自己差的是什么：一副能打动人心的、天生的好嗓子。

这时，他想起了学弟李健。他拨通李健的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要去一家叫喜洋洋的唱片公司，愿不愿意一起做个组合。喜洋洋当时发展的不错，李健被说卢庚戌服了，辞了工作跟卢庚戌一起去面试。

面试很顺利，两人获得出道的机会。两因成员都是水木清华的毕业生，索性取组合名字为“水木年华”。

那年9月，水木年华发行首张专辑《一生有你》，一炮而红。

这对搭档不像高晓松和老狼，他们或许算不上知己。做乐队是不是李健一直想做的事？卢庚戌不知道。他只是很需要他，并且说服了他。和卢庚戌的热烈不一样，李健一直是个安静的人，算不上忧郁，只是沉默，卢庚戌并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他们的不同有时会带来尴尬。2001年，拿奖拿到手软的水木年华出席星空音乐台颁奖典礼，他们早就猜到得主是自己。上台前，卢庚戌提议，“我们应该表现得激动一些，到时候互相击个掌。”

等到当晚主持人念出“水木年华”，卢庚戌激动的抬起手，李健突然不好意思击掌了，抬到一半的手又放下，两人就这样上台了。

这两人一个像火，一个像水，是难以并肩前行的极与极。组合成立不到一年，卢庚戌跟李健就有了矛盾。

水木年华的第二张专辑《青春正传》中，有些歌李健不喜欢。李健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不喜欢的歌，他坚决不愿意唱，音乐的品质，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

一次演出结束后的航班上，卢庚戌终于问出那句话：“李健，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做音乐的话，会不会做得更好？”

李健说：“我觉得我会做的更好。”然后他便离开了。

李健离开之后的整整一个月，卢庚戌天天失眠，他反复做着高考的梦，他又焦虑又无措，一时间从0到100，又从100跌回0，卢庚戌像在坐过山车。

李健离开了水木年华，还能继续写他喜欢的歌，还有一副在哪都能出彩的好嗓子，但水木年华没了李健，相当于没了主唱。直到那年8月，卢庚戌才找到缪杰、姚勇加入水木。

李健用时间证明当初离开是个正确的选择。单飞之后的李健写出了出色《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传奇》等等；去《中国好声音》做导师，带领出了一支佼佼者战队；参加《歌手》，场上那么多神仙打架，李健还是拿到了歌王。(李健的风格闲适唯美的，内容多变，每次都不失新意。而卢庚戌从那时开始就很爱写青春，一直写到《乐队的夏天》，让他选择一首可以让水木突出重围的曲子，他依然选择了青春。)

比起李健，水木年华后期越来越黯淡。卢庚戌其实并不是李健那样的天才，他曾在采访中形容自己和高晓松的差距，“高晓松写歌是一气呵成，在外界看来是‘李白’式选手；而我则是反复推敲，更像是‘贾岛’式选手。”为了写成《一生有你》，他在大学期间疯狂补习国内外文学诗篇，前后耗时7年，才有了那句出色的“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水木年华去《乐队的夏天》表演，许巍调动了大半个"蓝团"为他们做伴奏，但还是遗憾地被低票淘汰。编曲华丽完整，也撑不起平反乏味的词和曲。

现场那两位出言不逊的“专业”乐评人，吐槽了两个点，一个是觉得歌曲没新意、无聊，另一个是觉得水木年华本人中年油腻。

首先不得不承认，单纯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这首歌的确很普通，没有惊艳的感觉。观众为他们投票，大多数都带了一丝老乐队的情怀滤镜，而不仅仅是因为音乐本身。歌颂青春的主题并非不可行，但正因为是一个已经被写烂、噱头十足的主题，才会更加考验乐队的水平。然而，水木年华并没有胜任这次考验。

大张伟在表演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其实反应了一定的问题 。他说：“那个年代的歌是不是有个特定的旋律啊?”校园式纯情歌词，俄罗斯式激扬旋律，加起来就是水木年华。一听就回到了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一句好话。时代在进步，水木年华的音乐没有，掺杂着摇滚味道的校园民谣没有。

水木年华在2010年的低谷期之后，卢庚戌把工作重心放在拍电影上，缪杰选择下乡助农，他们不像刚出道那样整条心思扑在在乐队上了。也不像出道17年的重塑，保持着高频率高强度的严谨训练。

他们的音乐，少了很多专注和冷静。

不过乐评人评论他们油腻，就有些欺人太甚了。

马赛克乐队的林玉峰所说：我觉得其实只有到那个年纪，真正你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你才知道，青春是多么重要。

谈青春不是任何一群人的专利，水木如此怀念，可能是因为他们那时的青春太过美好。

高晓松曾说：“无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诗集，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骠悍和温暖。”

老狼和高晓松当红的那些年，有一次，在室外体育馆唱歌停电了，老狼打着一只火机唱着《同桌的你》，前面的人可以听见，后面的听不清就跟着唱，就这样一排一排全都点着打火机，漆黑的体育场出现满天星光。

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独有的、洒脱又质朴的浪漫。

可惜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在市场的狂潮冲击下，随着纯情的遗落逐渐丧失，像是硝烟尽散有如神迹的古战场，苍凉、伟大，只是再也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