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往事寄萍扮演者

一

记得《人民文学》上曾经刊登过一篇风格新颖的《苦学记》，内容是写芝木匠的故事，这是很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许多人都知道，芝木匠就是已故的老画家白石老人。老人姓齐名璜，小名阿芝。幼年很穷苦，只在八岁时，跟着外祖父读了一年村学，后来就在家放牛、砍柴了。十二岁时跟人学木匠，十六岁时跟木匠周之美学雕花木工，随同师傅到处去给人家作生活，作了十几年，人们称他为“芝木匠”。二十七岁时才有机会跟胡沁园、陈少蕃、萧芗陔等人学诗学画，读《唐诗三百首》，画工笔花鸟，画山水人物。但仍因家境困难，不能继续下去，便又去奔走生活，正规从师学习的生活也就就此结束了。

白石老人一生，正式跟从老师学习，除去学术工手艺时间稍长而外，其他从师学文化，学作诗，学画画，总起来也不过这四五年的时间，而其中相隔了十九年之久。就是凭着这样的学习经历，后来却在诗、书、画、篆刻等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艺术成就，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呢？

自然，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偶然的“奇迹”，白石老人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是硬碰硬的功夫，是长期的艰苦顽强的自学功夫。老人的文化修养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白石自状略》回忆小时失学后的情况说：“将《论语》挂于牛角，日日负薪，以为常事。”老人的绘画基础也是靠自学打好的，《白石自状略》回忆幼时失学后学画的情况说：“在家，以记事账簿取纸，仍旧习画。”又说：“是年（十二时）璜父教之扶犁，后因年小力弱，转学木工。朝为工，暮归，以松油柴火为灯，习画，凡十余年。”老人学诗也是靠自学得来的，《往事示儿辈》有句云：“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自己注解说：“余少贫苦……朝为木工，夜则以松火读书。”老人篆刻同样是靠自学学来的，在《记罗山往事>诗的注解中说：“余初学刻印，无所师。”又说：“余学刻印，刻后复磨，磨后又刻。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移于四方，通室必成池府。”

从这一系列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白石老人的成就，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奇迹”，而正是由于这种惊人的苦功了。

在一个人求知的过程中，有老师、学校的培育，当然很好，但是老师教是有限度的，而知识是没有限度的；上学从师是有一定期限的，老师却不能跟学生一辈子，而学习却是活到老、学到老，没有期限的。并且，学校中的老师是老师，社会上、工作中比自己高明的人同样是老师；现代人可以做老师，古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同样可以作老师。自学并不是否定老师的作用，而正是要主动地向更广泛的老师去讨教。画家们说：“先师古人，后师造化。”古人、造化、一草一木都可以为师，要学，又何患无师呢？

如无自学，如只靠两年时间的从师学习，白石老人是绝难成其为白石老人的。白石老人不只是在画、诗、篆刻、书法等方面是后人的好师范，而且，在艰苦卓绝的自学精神上，更是我们的好老师。《苦学记》的深刻意义之一也就在于此。

二

童年的回忆是绯色的，但也是模糊的；少年、青年时期的回忆是金色的，而往往又是感慨的；至于中年时期的回忆，则是灰色的、凄凉的……不足道也。我为什么忽然想起发这样几句牢骚呢？因为“感旧录”写的时间长了，经常在拉这个陈旧的记忆抽屉，似乎天天在看五颜六色的过去——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样不免就有感慨了，说不定是写感旧录的职业病了。

最近因为偶然翻《白石老人年谱》，忽然想起二十年时天天上学经过白石老人门口的事。

在北京西城西单商场对面，向西去旧时并列着三条胡同，南面是大木厂，中间是口袋胡同，往北一点进去是辟才胡同。三条胡同都可以通到一个特殊地名——二龙坑，那是出过皇上的地方，被那拉氏赐死的郑亲王的府邸就在那里，由辟才胡同到二龙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南北横胡同，有宽处、有窄处，这条胡同有个好名字，叫“贵人关”。贵人如何过“关”呢？令人不解，其实这是改的，原名“鬼门关”，名画师白石老人的家就住在这里。老人有句名诗：“寄萍堂外鬼门关”，是很有深意的，住在鬼门关边上的人，倒活了九十七岁；那么在“福寿堂”里的人，该活多少岁呢？这是个谜！
二龙坑一带，都是学校，二龙路小学、宏达中学、志成中学、中国大学、觉生女中，包括辟才胡同的师大女附中。我到小口袋胡同去上学，常常进辟才胡同穿这条横胡同——“鬼门关”过去，几乎天天经过两次黑色的不大不小的街门，那就是白石老人的家，寄萍堂的所在地，门前老是静静的。
在三十年代的（北平指南》之类的书中，均写作“贵人关”。那是官方为了好听改的。正如“裤子胡同”改作“库资胡同”，“劈材胡同”改作“辟才胡同”等等。而老百姓习惯上还叫原名。所以白石老人也直呼其堂外为“鬼门关”了。
这句诗自亦有其深意，重在“堂外”二字，当时是沦陷时期，“鬼门关”三字，意在言外了。

“七七”事变之前，白石老人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师，校长严智开，校址在二龙路南前京畿道十八号，离寄萍堂很近。老人去校上课和学生来家请益，都很方便。沦陷后，日伪政权接办了这所学校，校址迁到东单裱褙胡同，老人再未去，表示不附逆。沦陷后第五年，生活困难，物资极为紧张，伪艺堂专送一吨冬煤给老人，当时是十分珍贵的，黑市不但贵，而且买不到，但先生拒收，并写了严肃的信拒绝，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三

画中国画的人，常常说一句话：“七分画，三分裱。”有时又反说为“三分画，七分裱”，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中国画是画在一张柔软的宣纸上的，或薄薄的绢上的。不经装裱，不仅无法悬挂，而且也毫无看头，因为墨的层次，颜色的光泽，一定要用雪白的宣纸、棉纸裱上两三层，又挺又光，才能真正成为一张画，不然，即使让唐伯虎再活转来，他也画不出一张漂亮的画。因而从古至今，不管大小中国画家，都重视这一裱。越是名画家，越是讲求裱工。因而历史上也出过不少著名的裱画专家，连唱戏的不是也编出一出有名的戏： 《审头刺汤》又名《一捧雪》，戏中的那个坏人“汤裱褙”，不就是有名的裱画专家吗？

中国裱画，自唐代就十分讲究，有所谓“裱褙十三科”，是一种极为专门的学问和技艺，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有详细记载，在此短文中无法说清，也无此必要。我在此只说说近代大画家如何重视裱工，以及自己动手去裱。白石老人齐璜，他不但是一位大画家，而且也是一位有高超技艺的裱工。他在年青时一般都是自画自裱。当时他们家乡县城以及省会长沙的裱工，都不能使他满意。他老师去世时，他精心画了二十幅画，又自己精心裱好，完全用最好绫子，三色裱，再加古锦边，最好的檀香木画轴，把这二十幅精心画就裱好的画，在他老师的灵前都火化了。

这事在胡适之、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中记得非常清楚。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一方面显示他对他老师的真诚的感激之情，一方面显示了他能画能裱的非凡的技艺；但另一方面却显得这种老一辈的人迷信得太可笑了。他似乎真以为他老师死了还能欣赏画，而他的画火烧了在九泉之下还能还原呢？同时又感到这二十幅白石精品，火烧成灰，未免太可惜了。因而想到，近二十年前，东北一座辽墓出土在墓壁上挂的字画，十分完好，现存沈阳博物馆，是稀见的辽画。如果白石老人当年把这二十张画殉他老师的葬，或挂在墓壁中，却也很好，将来后人像发现马王堆古墓一样发表出这二十张画，那可能成为稀世之宝了。可惜一把火烧了，多么可惜呢？

白石老人后来在北京，画幅都在琉璃厂裱了。当年琉璃厂有萃文斋、懿雅斋、修古斋、玉池山房等近二十家。这就是有名的“京裱”荟萃之处。修古斋刘激瑞，人称“刘三爷”，修补旧画是绝技，任何古旧破画，一经他手，就能整旧如新。

四

白石老人自己评价自己说：第一是诗，第二是篆刻，第三是画。画家把自己的画放在第三，这一点社会上是否承认呢？暂且不论。不妨先研究一下画家为什么这么说。
白石老人生前曾自刊其诗为《白石诗草》，这部书流传很少。白石老人的诗以题画绝句为多，有哲理、有禅意、有感慨，如《咏不倒翁》之“乌纱袍带俨然官，打破原来泥半丸”；《咏牵牛花》之“种得牵牛如碗大，三年无梦到梅家”；以及小词断句，《陶然亭眺望》云“西山犹在不须愁，还有太平时候”等等。都可想见其诗旨。老人以诗自负，以诗境作画，以古意治印，画要有诗意，有高致，字要有古意，有金石气，因此老人自谓诗第一、治印第二、画第三了。换句话说：即在作画上，境界是第一位的，传统文化气氛是第二位的，技巧是第三位的。

说到篆刻，白石老人十分自负。当年有人专收白石老人的画，有人则专收白石老人的印。上海画家朱屺瞻老先生，现在大概已有九十五六了吧。前年还到美国去讲学。他就是以收藏白石老人刻印著称的。老先生一共请白石老人刻了六十方章，自号“六十白石印富翁”，又名其画室为“六十白石印轩”，自画为长卷，索题于白石老人，老人题云：“人生于世，不能立德、立功，即雕虫小技亦可为。然欲为则易，工则难，识者犹难得也。余刻印六十年，幸浮名扬于世。誉之者固多，未有如朱屺瞻，既以六十白石印自呼为号，又以六十白石印名其轩，自画其轩为图，良工心苦，竟成长卷，索予题记，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白石虽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遂跋数语，甲申秋八十四岁白石尚客京华，寄朱君海上。”

甲申是一九四四年，其时叶恭绰先生也在上海隐居。题卷端云：“齐白石，今之畸人……其艺事更不待论。朱君屺瞻为好白石所洽印，及其书画，有如板桥之予青藤，且名其所居曰‘六十白石印轩，，风趣可想……民国三十三年遐翁。”

白石老人为朱屺瞻老画师刻了哪些印呢，有名章、别号章，也有闲章。最妙的是“知已有思”朱文章，边款刻云：“世有知己，皆为白石之恩人。见此印可想其铭感。屺瞻先生 齐璜。”白石老人没有把爱好他画的收藏家作为知己，而把爱好他治印的人作为知己。可以想见他多么重视自己的篆刻了。老人刻章尊汉印，今无传者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