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长与刘老师扮演者

“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时，我就回来了。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但我心里想的是一年，没想到会是漫长的八年，当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

翻译家杨苡今年102岁了。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录。这一过程不像专门的访谈，他们就如往常聊天一样随意。余斌说，“碎碎念”恰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杨苡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那时的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爱读书，也爱玩儿。因为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阶段，杨先生特别希望多谈，也谈得最无顾忌。一幅民国时期教会女校生活图景，在杨先生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全文1万9千字

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而且要一直念到头

我是八岁上学的，进的是中西女校，我们都称“中西”。当时天津的教会女校有两所，一所是“中西”，还有一所叫“耀华”。那之前我在家里已经开始认字了，家里请了个老先生，主要是教我哥（翻译家杨宪益）。我是捣乱的，就坐旁边，他们总是让我老实点。写毛笔字时，我不好好写，把一格一格的都画上小人了。母亲从那时起就一直说我读书不用功。

我上中西是母亲奋斗来的。原先家里不让上，后来哥哥可以上学了，但我姐和我想上还要去争，重男轻女嘛。我娘（指杨父正妻）生的两个女儿都没怎么上过学：大女儿上过一阵，不想上，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没进过学堂。我们是庶出，有她们比着，照理更没机会。可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我们得给她争气，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念书，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念到头，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母亲一辈子就是这么想的，她自己没念过书，所以特别看重念书。她也不知道什么算念到了头，起初以为念完大学就算“到头”了，后来知道还可以往上念，就让我姐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再考研究生。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在家里学历最低。

▲从左至右：杨宪益、母亲、杨苡、杨敏如

中西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办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宋庆龄也是从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出来的。中学就更多了，校名则只有男校、女校的区别，男校都叫“汇文”，女校都叫“中西”。我从上小学起就在中西，小学部附属于中学。

从家到中西，路挺远的，我们住在租界，中西在“中国地”。天津人把出了租界的地方叫“中国地”。中西1905年就有了，最初在租界，后来在南关下头建了新校区。有租界的城市，教会学校一般都在租界里，像中西这样从租界迁出去的，绝无仅有。

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怎么不在租界，在“中国地”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在天津没有租界。当然，没租界可以在别国的租界里办学，上海的中西女校就在公共租界。问题是后来租界里没地了，美以美会只能在“中国地”买地建学校。教会也做慈善，他们还在“中国地”办过一所慈佑学校，不收学费，让周围穷人家的孩子来上。

刚上中西时，我们家还住在花园街。花园街在日租界，我和姐姐坐黄包车上学差不多得穿过整个日租界，至少要二十分钟。后来家搬得离学校越来越远，先是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后是英租界伦敦路的昭明里，再到耀华里，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一路过去，可以明显感到租界与租界的差别、租界和“中国地”的差别。英租界、法租界治安很好，干净整洁，人也礼貌。日租界就有些乱，建筑、街道都不能和英租界、法租界比，日本人还爱闹事，常见醉鬼，容易出事。母亲吩咐车夫，过日租界时别东张西望，别大声说话，让我们也不要在车上指指点点。

“中国地”比日租界更脏乱，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陷脚，可以说中西就在贫民窟。挨着中西有一个妇幼医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外国人看病都在那里。中西和妇幼医院连成一片，都是洋派的建筑，环境很好，进到里面就跟到外国似的，和周围反差非常大。

中西的学费，走读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

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很别致，有很厚实的门洞和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桌椅是一体的，像教堂里的那样。桌子可以从上面掀开，墨盒、尺子什么的可以放在里面。楼下有大图书室，中英文图书都有，暑假可从这里借英文小说看。图书室还设有几排长桌，比课桌宽绰多了，要画地图或为恳亲会写供展出的书法时，我们也会到这里。三层有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玻璃试管、器皿等很齐备就不用说了，上生物课，每人都有一架显微镜，在那个年头，挺奢侈的。手工、图画有专门的课室，都在三楼。三楼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几架钢琴分别放在几间小室里，供学生轮流使用。教学楼的右侧是大操场，从为小学生准备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到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单说冬天有暖气（烧水汀），就没有几所学校比得了。

当然，中西的学费也贵，走读的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要是住堂（住校）就要一百多了。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佣的月钱也才两元。学费贵，娘和母亲都嘀咕过。但像南开中学那样便宜些的，是男女同校，娘和母亲又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么样子？！如此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所，选择中西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中西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有头有脸的人家。如顾维钧大使的女儿，她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再比如颜惠庆的女儿，颜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他的二女儿颜枬生是我的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的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过，现在去世了。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中西的学生，家大都在租界，上学有车接送。放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车在校门口候着，有小汽车、马车，还有黄包车。我和我姐坐家里的黄包车，从八岁到中学毕业，只要去学校，从不许自己走着去。天津人叫黄包车“胶皮”，也叫“洋车”。“胶皮”指有橡胶轮胎的人力车。车轮上用充气的橡胶轮胎是外国人进来后才有的，所以叫“洋车”

我的同学里有一个叫冯德福的，家在学校那一带的“中国地”。她一开口就是天津土话，我们觉得挺好玩儿的。天津话我们当然懂，也都会说，但平时不大讲，在学校都说国语。除了一口天津话，冯德福的穿着在同学中也显得特别，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袄，紫红的。我记得只有她一个人穿棉袄。

教学楼的楼下有个衣帽间，天冷了穿的大衣、戴的帽子、拿的雨伞什么的，都挂在那里，门房给个铜牌，放学时再取。我和我姐对衣帽间印象都特别深，我姐记得张勋复辟那阵，说他的辫子兵要抓剪了辫子的女生，于是衣帽间各种花色的帽檐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两根光溜溜的假小辫来。我上学迟，没见过这个，印象深的是各种样式、各种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件皮的。虽然父亲去世了，但家里老底子还在，各种皮子有好多，也不用专门去买。母亲还说别显得特别，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

大衣都挂在那里，冯德福的紫红大棉袄在中间就很抢眼了，她的家境从这棉袄也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也没有瞧不起她。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小女孩嘛，都爱在一起玩儿。她总是从家里带很多小玩意儿分给大家，比如我们叫“便条儿”的notebook（笔记本），她就送了我们很多。她家好像是小业主，开小铺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没再来了。

▲中西女子学校

外籍教师工资最高，女老师工资比男老师高

中西是女校，教师大多是女的。外国教师对外都称“某教士”，比如中文名叫范爱德，就称“范教士”；中文名叫“施某某”（想不起她的中文名了），就称“施教士”。学生喊她们，则是“Miss范”“Miss施”。她们都没结过婚，都是老小姐。

做庶务的校工都是男的，如门房、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还有会计等。教师里也有男的。教会学校特别讲男女大防，对男教师和女生的接触特别注意，尤其是住在学校里的男老师。好像也没什么明文规定，但男老师的宿舍我们是绝对不进的。男老师都住在一个小院里，我们若是找他们，就站在门外喊。要是有事跟老师约好了，也不能跨过那个门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找高玉爽老师，忘了这茬，跨进去了，高老师连忙说，“到外头，到外头说”。坏了规矩是有可能丢饭碗的。

但是恋爱这种事，是任什么措施也防不住的。中西好像没出过什么师生恋的实事，单恋也算的话，就有了。传得最多的是叶香芬的事，她喜欢上了化学老师管善堂。管先生长得很帅，课也讲得特别好。有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走廊里传来尖叫声、大哭声，是叶香芬。这下事情传开了。我们猜是她给管先生写情书，管先生把情书交上去了。叶香芬后来休学了，精神出了问题。管先生也离开了中西，我猜是学校把他辞了。

管先生还有个助手姓蒯，在实验室里帮助摆弄瓶瓶罐罐的仪器，小年轻，也就十七八岁。我们不会念“蒯”字，都读半边叫他“小朋”。他喜欢上了我的同学陈秀珍。大家都看得出来“小朋”对陈秀珍“偏心”。在实验室，要是几个人同时嚷着要他帮忙，他肯定帮陈秀珍。当然这话就传开了，后来小蒯和管先生一样，也从学校消失了。

中西的课程，虽然没有划分男老师教什么，女老师教什么，事实上却是女老师教更带洋味的课，男老师教国文、党义这些。比起来，女老师的待遇更好。当然，外籍教师的工资最高。但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女老师的工资比男老师高。这和毕业的学校有关，女老师都是教会大学出来的。不过在中西，即使是男老师，工资也比别处高，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以免丢了饭碗。

过去北京流行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可通融”，说的是选女婿的标准，燕京、清华出来的，学业、家世应该错不了。清华要求高，难考，学生特别拔尖。燕京学费很贵，一般人家上不起。也不光是燕京，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大、金女大……凡是教会大学，都贵。当时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二十四元钱，私立大学得要四百，教会大学更贵。家里愿意供女孩念教会大学，当然得有钱。

男老师、女老师待遇上的差别，从他们宿舍的分配上看就再清楚不过了。学校教学楼的一侧有块园地，绿荫中是一座漂亮的小楼，那是外籍教师的宿舍。我去过一次，里面很讲究，每人的卧室之外有客厅、书房。中国女老师和住堂的学生在一栋楼，两人住一个单元，每人一间，有会客的地方，也挺像样的。男老师住的是一排平房，砖地，家具简陋。

▲外籍教师办公、住宿的那幢小楼

我的“初恋”对象是高我两届的大姐姐蔡惠馨

因为只收女生，中西像个女儿国。除了几个男老师和校工，我们不接触异性。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过一个男孩儿，叫徐敬业。他的妈妈是我们班主任，他就跟在这边读书。现在想来，他一定很孤单。他喜欢跟着我们，但我们老撵他：“去去去！”男孩玩的东西和女孩不一样，我们玩的他不会，我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男孩一点也不好玩。

中西的教育特别强调团结友爱，同学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都特别融洽。学校总共就一百多个学生，彼此都认识，时间长了，就跟家人一样。我和钱伯桐、颜枬生、吴华英从小学就在一起，十年同窗，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同学之间也是有亲疏远近的，闹点小意见，对不同调的人背后叽叽喳喳议论，也少不了。高年级有个唐文顺，长得很漂亮，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好，还特别会做人，只跟家里地位显赫的人来往。我听我姐她们背后叫她“蓓基·夏泼”，那是萨克雷小说里一心往上爬的人物，大概我姐她们年级正在读那本小说，她们看不惯唐文顺为人的功利。唐文顺后来到美国读书，嫁给了商震的儿子。我念中学的时候，商震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他续娶的太太也是中西毕业的，比唐文顺大不了多少。两人原本是前后同学，唐文顺订婚后变成了晚辈，要喊人家“妈”，有仪式的时候还得跪下磕头。有次让同学看见了，到学校当好玩儿的事传，大家想象那个场面，觉得太滑稽了。

中西的老师，不管是外籍教师，还是中国教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那种势利眼。如果哪个老师对谁特别好，我们会说他“偏心”。这种情况极少，即使有，也不是因为学生家里有钱有势。反过来，学生中也没谁表现出优越感。谁要是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喜欢炫耀，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按照中西的教育，对谁都要友善，平等待人，这就是有教养。爱显摆，自以为高人一等，就是没教养。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

我在中西有好多闺密，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当然，这样的都是同班同学，别的年级的来往不多。但是只要是中西的，彼此就很亲切，毕业多年了再遇到也一点没有陌生感。高年级的被看作大姐姐，她们尤其要帮助、照顾低年级的小妹妹，这像是一种义务。这也是中西灌输给我们的。

说到大姐姐，有件事现在想起来很好玩。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的大姐姐很敬重，有一种仰视。我们最初的恋慕对象，往往是某位大姐姐。上高中时，我爱上了高我两届的蔡惠馨。我对人开玩笑说，那就是我的初恋。在中西的十年我喜欢过的人很多，但对她真的像爱情一样，单恋。这种爱是没有犯罪感、大大方方的，反正爱的又不是男孩。她长得很美，说话温柔，举止优雅，成绩也好。我记得她参加过天津小姐选美比赛——会读书，又会玩，我对这样的人总是特别佩服，我哥就是这样的。

蔡惠馨对我说过些关心的话，我就觉得她特别好。这是有个对比的：我姐脾气大，老是凶我，动不动就跟我急，很少鼓励我。我就想，要是蔡惠馨是我的姐姐多好。我平时不大说话，对蔡惠馨又很仰视，跟她说话就更紧张。但是我可以写，起初是给她传纸条，像现在发微信一样。后来她毕业了，传纸条就变成了写信。毕业时，我把自己写的诗、散文、小说、独幕剧都抄在一个本上送给她。我特别找了一个漂亮的本子，花了好多功夫，还在上面画了不少画，“图文并茂”的。可笑的是那些诗啊，散文啊，现在我自己都没有了。

可能因为我个子小，又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姐后面，好多大姐姐都喜欢我，带我玩，招呼我吃饭。没有妹妹的会说，有个妹妹多好。蔡惠馨倒是有两个妹妹，但是都不爱念书，就知道跳舞、唱流行歌曲。她对她们挺失望的，觉得她们不如我。

蔡惠馨家里是买办，很有钱，过的是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她家和我们家是一个类型的，而且她也感到苦闷。这也是我跟她亲近的一个原因。蔡惠馨毕业后上了燕京，后来出国了，嫁了外国人。我在联大的时候还和她通过几封信，她回我信，随信还寄了相片。

▲杨苡

刚上学那一阵，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补课

我喜欢上中西，喜欢老师、学校的环境，更喜欢和同学在一起。在家里我常会觉得闷，没人玩；学校里同龄人多，还能接触许多新鲜的东西，日子比家里有意思多了。现在的学生压力大，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学成苦差事了，比起来，我们上学真是轻松，从来没感觉到学业会有什么压力。只有刚上学那一阵，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补课。

我姐比我大三岁，早我几年进中西。小时候，三岁是很大的距离，她总是对我发号施令。她很要强，自己上进，也特别怕我犯错，因为我犯错是让她丢面子的事。

有次放学，她来找我一起回家，找不着人，最后找到了范教士那儿。原来是我不会用英文回答问题，被范教士带到了外教住的那栋小楼。说来好笑，当时就是老师指着墙上的钟问几点——What time is it？我偏答不上来。我姐听说我是因为这个被留下，觉得太丢人了，气得直哭，回家就向母亲告状：小妹真笨，又被留下来！母亲对上学念书很是在乎，忙问我是怎么回事，一问明白倒释然了，跟我姐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她本来就不认得钟啊，你问她几点，她用中国话也答不上来，怎么会说英文呢？

我另一次被留下，是和好几人一起，因为汉语拼音。那时的汉语拼音比现在复杂，我很是抵触，觉得认字就好，没必要学。后来大学英语课上学国际音标，我也抵触，不肯花功夫学。

被留下来，我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心理阴影更是说不上。用现在的话说，中西的教育偏素质教育，更强调爱国和为社会服务。

当然，中西具体的目标还是培养淑女。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也是上规矩的地方。这方面中西比其他学校管得严，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举止、礼貌等。吃饭不许出声；添饭加菜不可离开座位，要摇饭桌角上的小铃。我们教室里的椅子是像过去电影院里的那种，一起身就会翻上来，得用手按着站起来，才能没有声响。后来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椅子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我总是不大习惯。

学校规定，在过道里不能乱跑，不能大声喧哗。我们玩得起劲时会忘乎所以，老师就会喝止我们。外籍教师都会说一点中文，但一着急就全是英文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范教士急得在后面喊：Girls，you are ladies now!（姑娘们，你们是淑女呀！）

这样说来，中西像是有点压抑，其实一点也不。虽然有些老师比较严肃，看上去让人望而生畏，但整个学校的气氛是宽松的，老师对学生很友善。特别是我们这种从小学读起的老生，老师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被老师说几句，通常也不大在乎，背过脸吐舌头做个鬼脸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有宗教色彩的课和活动，对我们也有游戏的意味。朝会唱圣歌，我们唱得很嗨，一天不唱就觉得不过瘾；圣经课就是讲故事；更别说还有那么多课外活动了。我觉得，在中西的十年，我是玩过来的。我姐老说我就知道玩，我也承认自己贪玩，但从另一方面说，课程没压力，活动丰富多彩，学校有一种轻松的氛围，允许大家玩儿。这和现在的学校差别太大了。

▲杨苡（右）和姐姐杨敏如

桂慧君低我一级，中西同学还在世的，大概只剩我和她了，我们俩都过了百岁，过生日时还互通电话。前年电话里她还说，当年在中西真是好，就是我们玩得太多了。我说，我还没玩够哩。

玩闹时不小心绊倒了音乐课老师吴太太

我从小胆小，不大说话，直到毕业，同学对我的印象，除了身体弱、运动不行之外，就是沉默寡言、不够活泼，毕业时给我的题词里尽写这方面劝勉的话：“应该常运动，还该多嬉笑，踏破了你的沉默，展开了你的情调……”“遇事不勇，每为退让所窘。我劝你，振精神，往前冲，锻炼身心，做一个巾帼英雄。”光看这些，会以为我在学校闷闷不乐，其实我过得很开心，玩疯的时候，更没什么淑女不淑女的了。然而有一次，我闯了祸，把音乐课老师吴太太（吴张波若）绊了一大跤。

吴太太一向注重风度仪态，衣着讲究，脚上总是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昂着头，绝不左顾右盼。我们绊倒了她，多少和她走路目不斜视的姿态有关。那是小学六年级的事。更小的时候，我们午饭过后闲得慌，总是变着花样玩，跳绳、跳房子、荡秋千，玩跷跷板、大转盘……大了一些后，我们老实多了，只是在校园里瞎转悠，或是到校门口的文具店逛逛，打发时间，等着下午上课。有一天，崔莲芳、颜枬生、钱伯桐和我，干脆就在校长办公室对面过道转弯处的长椅上傻坐着。没事干，几个人就在长椅上挤来挤去，腿也没闲着，就那么一伸一缩地来回荡。吴太太恰好走过，不知被谁伸出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她直直地趴在地上，一手捂脸，一动不动，也不出声，我们只看见她后脑勺上横盘着的发髻，全都吓坏了。

后来长大了我们才悟过来，她那么讲究仪表风度的一个人，绝不会像我们小孩那样大哭大叫，或是跌倒了马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表示没事的。我们见她那样，只剩闯下大祸的紧张，赶紧去向教务长范教士报告，并把她扶起来。她由人搀扶着回了宿舍，一直都捂着脸。

下午她没像往常那样，来小礼堂监督我们自习，而是换成了舍监杨太太。下自习后，我们心惊胆战地去见范教士，她绷着脸说了我们一通，大意是我们长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疯玩了。挨了批评，我们去宿舍看望吴太太时越发忐忑，没想到吴太太坐在床上和颜悦色的，还拿糖果给我们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几个还在闯了大祸的紧张中，结结巴巴的，连句道歉的话也不会说。

音乐教育是中西教育中的重头戏

中西的教育中，音乐是重头戏，对我们影响很大。从入校到毕业，我们没有一天不唱歌。在“歌声中成长”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是音乐课，我们每天朝会要唱颂主圣歌，中午吃饭时要唱，饭后自习前要唱，大小集会时要唱。现在倡导素质教育，我想中西的歌声不断，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我还记得八岁时在中西学的第一首歌：“小孩子到菜园去，菜园去，菜园去，在那里采菜给兔儿吃，兔儿吃，兔儿吃……”我们一边唱，一边做着手势大圈小圈地转，还要随着节奏拍手跳跃。

刚开始我们唱的是中文歌，像《可怜的秋香》《木兰辞》，还有李叔同的《送别》……后来慢慢有了英文歌、宗教歌曲，还有鼓励奋发向上、乐观励志的歌，像“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发光”（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我们也唱悲哀的歌，一唱那样的歌，我们就知道有人去世了。有天朝会，老师让我们唱《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这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阿门”。果然，很快我们就知道，施教士去世了。施教士来中西后不久就得了病，她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我们还是很难过。

不过我们毕竟是小孩儿，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反倒很好奇死人怎么火化，猜想会不会像电影里看到的印度人那样。范教士说了下葬的时间，我和金丽珠、桂慧君等几人就去了。那里是新建的一处公墓，西式的，不是很大，外国人死了就葬在那里，中国人叫它“新坟地”。

范教士是代表学校来的，还有施教士的男朋友，是个军人，加上我们几个，也就十来个人。我们是自己跑来的，范教士看见我们，有点意外，忙竖起一只手指放在嘴那儿，让我们别出声，大概因为我们在学校老是叽叽喳喳的。而后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念经，祈祷，像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我们没看到施教士的遗容，她被装在一口极讲究的棺材里，到火化的地方，按一下电钮就送进去了，棺材不一起烧。我们看着死者进去，仪式就完了。

学英文歌都有现成的歌本，若是学中文歌，没歌本，就由老师把五线谱、歌词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再抄到本子上。画五线谱有一种专门的工具，后面是一个木头的把手，前面是铁丝缠绕的孔，五支粉笔插进去，划一下，五线谱就出来了，往上面填“豆芽菜”就行，神奇极了。

教我们音乐课时间比较长的是吴太太。吴太太本名“张波若”，吴是夫姓。“吴张波若”的叫法和过去女子出嫁后叫“××氏”（比如“吴张氏”）并不是一回事。叫“××氏”，是老封建；而“吴张波若”这样的叫法，是从洋人的姓名称呼习惯里来的，是新派的。我母亲对新派的东西感兴趣，曾经印过名片，上面写着“杨徐燕若”。

吴太太英文名叫Pearl.Zhang。我对她印象深刻，不仅因为我们绊过她一跤，还因为有一次上课，她正往黑板上写五线谱，忽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喊我“吴太太”了。就这么一句，秃头秃脑的。那天，她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曾记得梦中见你/你是若即若离/今夜却在月下相逢/你竟深情偎依/因了你的深情偎依，转疑身在梦里/如果真是身在梦里/我愿夜夜见你。”歌词缠绵，她唱得也有点哀伤。后来我们才知道，吴太太和她先生离婚了，据说是她先生有了外遇。

▲青年时期的杨苡

两位截然不同的音乐老师

上高一时，学校请了一位俄国人来教音乐课。他叫娄拜，长得高高大大，淡黄的头发，淡黄的胡子，也就三十多岁。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特别怕得罪学生丢了饭碗。

娄拜总是穿一件白不白黄不黄的破旧西装，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上课时带一把小提琴，我们唱歌，他就用小提琴伴奏。他不会弹钢琴，而我们学的都是钢琴，他教不了。中西是英文教育，用英语、中文上课都没问题。但他不会英语，又不能说中文，上课就很麻烦，他常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没过多久，他不见了，我猜是学校把他辞了。

我们背后都叫娄拜“穷白俄”，是说他的寒酸窘迫。“穷白俄”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俄国人给天津人的一般印象。现在说“白俄”，大家都以为是说白俄罗斯，但那时说的“白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跑出来的人，其实就是难民。天津的俄国人好多都住在小白楼一带，那里环境嘈杂。和其他外国人比起来，俄国人的聚居区显得脏乱差一些，从事的职业也比较低下。

有一家俄国人，夫妻俩带一个女儿，在租界租了很小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他们做面包，老头提着一只篮子在我们那一带卖，篮子上面蒙一块白布，边走边用中文吆喝：“果酱面包、豆沙面包、奶油面包……”我母亲听到了就会叫人去买，面包都是刚出炉的，还热着。英国人、法国人都开面包房，这样沿街叫卖的，只有俄国人。后来这家出事了：他女儿是有未婚夫的，也很穷。可后来女孩跟别人好上了，对男朋友很不好，有一天男朋友就用刀把她杀了。报上登出了这个新闻，让人震惊。这之后就不见他们卖面包了，出了这样的凶案，大家都很忌讳，也不会有人买他家的面包了。很快，那家人就搬走了。

和娄拜相比，学校后来请的一位音乐老师，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他叫格莱姆斯（Curtis Grimes），是个美国人，大个子，长得很神气，派头十足，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在中西做得最风光的一件事，是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大型合唱团。他教我们唱维多利亚时期头牌诗人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夏洛特的淑女》，从头到尾用英文演唱。那时我们的英文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也唱不下来。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我们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排练。功夫不是白费的，在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上，我们的合唱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领唱的是高三的学姐伍檀生，她是檀香山的华侨，唱女高音，嗓子很好。我们全都穿着校服（白色绸旗袍），手捧打印出来的大本的歌谱，由格莱姆斯先生指挥，二声部合唱。一曲唱罢，下面掌声雷动。后来格莱姆斯上台谢幕，出来了一次又一次。

虽然只是中学生的业余演出，现场的气氛却很正式。台上演唱时，台下鸦雀无声；台上谢幕时，台下热烈鼓掌。好多年后，我在南京、北京看音乐会——北京是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南京是郑小瑛指挥北京的一个乐团。南京那场，下面一直嗡嗡的，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好长时间都开始不了，不得不转过身来让观众安静。北京那场，演奏已经开始了，但下面太吵，李德伦让乐队停下来，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始。真是糟糕透了。我不由得想起中学时的演出，不明白现在的观众怎么一点规矩也不讲。

还说格莱姆斯。中西的那场音乐会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就不在中西任教了，而是自己开了琴房，专门教人弹钢琴。琴房是在小白楼那一带租的写字间，很大，布置得华丽讲究。格莱姆斯名气大，学生多，学费也很贵，他因此很富裕，在法租界有一所独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汽车。那时候在天津，外国人中有私人汽车的，很少。

高中毕业后的那段时间，我到他的琴房里学过琴。他是按小时收费的，我每周去回琴。他的教法是两样的，他知道有的人学琴是要弹出名堂的，就很严格；像我这样学着玩儿的，就很松——我想弹什么，他就让我弹什么。我弹的都是轻音乐型的曲子：《蓝色多瑙河》《溜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还有歌本上的歌。我姐就认真多了，要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格莱姆斯是有太太的，但后来他和他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恋情，这事对他的名声自然不好。那时日本人越来越咄咄逼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进租界，他就回国了。

▲少女时代的杨苡

我的宗教信仰

我们上午8点到学校，8点半才上课，上课前的时间，是朝会——除了唱赞美诗，就是念一段《圣经》。我们都喜欢朝会，其实是喜欢大声唱歌。《颂主歌》有三百多首，老师会先问，今天唱哪首？大家就举手告诉她想唱哪首，老师准了，我们就很高兴。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唱了十年，对这些歌太熟了，到现在还能一首一首从头唱到尾。

除了朝会，吃饭时的仪式也有教会味儿。管吃饭的是舍监杨太太，到午饭时，她就在两间屋子的门口摇铃，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原先是坐着的，这时要站起来一起唱：感谢天父赐我忠诚，养我肉体，保我平安。恩赐盈粮，心灵感谢，敬虔为人，讨你喜欢。唱完了，杨太太示意我们坐下，这才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离开座位，要添饭则摇桌角上的铃，让学校的阿姨去添。

学校里和基督教有关的就是这些了。学校不布道，我听布道都是在外面的教堂。比如有位叫宋尚节的牧师，大家都叫他“Dr.宋”，据说是留美的博士，他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教堂布道。那是我初二的时候。因为不许影响上课，听布道大多是在晚上。Dr.宋布道极煽情，有一次就把我们说动了。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只记得说着说着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棺材，挺精致的，里面有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基督教定义的各种罪。他抽开挡板，把纸条一张一张拿出来念：仇恨、忌妒、偷窃……

听完后谁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头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个个都往前走……说服了就登记，先悔改，然后是要求“重生”。

“重生”就是一对一的约谈，当面向牧师说出你的“罪”，悔过了，你就“重生”了。我是在刘校长家见宋牧师的，刘校长家是栋小洋楼，客厅借给宋牧师用，中间用一块白布帘子隔开，他按名字叫，叫到的人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进去了就坦白交代，像《牛虻》里写的那样。

我犯了什么罪呢？我觉着我没说过谎，没打过人，没骂过人，没偷吃过东西。贪婪、偷窃、仇恨……我都没有，甚至考试做小抄我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师就启发我：嫉妒过没有？我说嫉妒过，嫉妒我姐姐，因为我母亲爱她，不爱我。好，总算有个罪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在我头顶，另一只手竖起来指天，让我“重生”——这就通圣灵了。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像气功。

他放我头顶的那只手一直在抖，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母亲一直教我的是，男的，不能让他碰到你，更何况还是个陌生人。不过从那次以后，我倒真的再不嫉妒了。

这样我就算信上帝了，信了大概有大半年。有一次，家里东西丢了，到处找，找不到。我想到了上帝，不是说主是万能的吗？我就跟家里人说，你们等会儿。我们家有个极讲究的红木大炕，底下可以踩脚，还铺了垫子，我就跪在垫子那儿祈祷。结果东西真找着了，我当是上帝显灵了，就接着信。初中会考时，我又试了一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心里特别紧张，于是祷告上帝让我过关，结果数学还是没及格。我觉得我那么虔诚，花了那么多时间，上帝没帮我什么忙，后来就不信了。

信上帝的那段时间，我还跟同学到别人家里去传教。我们做了一个锦旗，白缎子，红边，称自己是“灵光布道团”。那时候“布道团”多极了。我们平时上课，只有星期天有时间。上初中的小孩子懂什么传教？别人家里事情忙着哩，我们在那儿讲，人家在做饭，不轰我们走是出于礼貌。

信不信都是自由的，信最好，不信也没关系，不会因此受惩罚。我认为我信的缘故是我哥出国了，家里实在太闷了。

▲杨苡和母亲

教会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前后

我初中快毕业时，学校发生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这时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首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汇文中学的刘校长兼任了中西的校长，原来任校长的范爱德教士改任教务长。实际上，学校事务还是范教士管，刘校长只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大来中西，只在毕业典礼时才出现，和毕业生合影。

最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而且要挂上党旗和国旗，还要背总理遗嘱，纪念国父。虽然我们都认为孙中山是伟人，但星期一的朝会变得没意思极了，党歌颠来倒去地唱，烦死人了。

周一是属于教育局的。朝会经常有社会名流来演讲，当然，都是教育局的安排。我记得，来的有中国银行行长卞伯眉，他是留美的，扬州人，口音特别重，说英语滑稽得很。他讲的是什么“摩登物质化”，应该就是说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对内容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顾着模仿他的口音，把“摩登”（modern）说成“马灯”。还有一位，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也是留美的，好像是位校长，讲的内容无非是上进之类。他太太和他一起来，学校专门在台上摆了张椅子让她坐，以示尊重。没想到没过几天报上登出一条新闻来，说有家酒店出了命案，一对男女在客房里自杀殉情，女的就是那位校长的太太。

教会学校和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英文学得多。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了，到初中已开始用英文授课——数学、物理、化学，都是英文课本；古希腊史、文学等，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国文课和中国历史课用中文上。对了，宗教课也是用中文教的，我们小学时就听《圣经》故事，那时还不懂英文，外国老师只会简单几句中文，这课当然要由中国老师用中文教。学校在教育部立案以后，英文授课的比重下降了，高中时数学、物理、化学也开始用中文上课。之前我们上课是英文里掺点中文，立案后变成了中文里掺点英文。

我们都很爱国，一点不反对用中文上课。毕业时，我们还争取到用中译本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按惯例，中西的毕业演出都要用英语。滑稽的是，用英文演，家长多半听不懂，观众大都是外国人。在学校里说英文，弄得我们也烦，开玩笑把说英文叫“放洋屁”，还互相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放洋屁呢？”

立案以后，教会学校也必须参加中学会考。原先，中西自己考自己的，初中的功课，大考完了能升的就升，不能升的也没关系，哪门不及格就留级。会考是统考，不同学校考同样的卷子。其实会考卷子并不难，各门难度都低于中西，问题是考卷是用中文出的，我们学的是英语课本，一下变过来，真的很不适应。像化学分子式，我们用英文知道怎么说，用中文就写不出来。那次考化学，我整个傻眼了，也不管了，就把英文往卷上写，表示我知道。

但我的数学考砸了，这怨不得会考，我本来就怕数学，不及格也正常。会考的成绩要在报上公布，成绩出来那天登了好几版。我在第一版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的名字，后来在下一版上找着了。原来它是按照成绩高低排的，各门都及格的在最前面，而后是一门没及格的、两门没及格的……我姐一看，就嚷：不及格，丢死人了。我母亲说，她就是笨呗。说是这么说，她还挺当回事的，专门跑到学校去，问该怎么办，是不是要补课，也没问出名堂来，到最后也没个说法。新学期开学，我还是照样升级了。可见，虽然按规定让我们参加会考，但中西还是自己的规矩，会考成绩对升学没多大影响。

中西看重的还是英语，我们那一班没顺利升上去的，都是被英语绊住的。那次考试全班二十多人，居然只有崔莲芳、单又新和我三个人过了关，其他人都不及格。但其实颜枬生、钱伯桐、吴华英她们成绩都挺好的，谁也没觉得英语难。

按中西的规矩，顺利升级的，叫“正班生”，没过关的叫“副班生”。我们只有三个“正班生”，学校就让我们和高一年级的人一起上课。那门课叫“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相当于英美人的语文课，用的是美国的教材，有四大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有，选的都是英美名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亚当然是少不了的，我记得高一时第一个读的就是《裘力斯·凯撒》的片段。还有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片断、兰姆的散文、丁尼生的诗、萨克雷《名利场》的节选……

说起来这英语的语文课小学三年级就有了，当时的读本好像是Fifty Tales（《五十个故事》）。我们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哪有不好的呢？因为这个不让升级，太可笑了。

学校大概也觉得标准定得有问题。还有一条，当时气氛越来越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人就把天津全占领了，学校也想快点让大家都毕业。于是过了一阵，“副班生”全部成了“正班生”，原来的“正班生”换个说法，叫“特班生”了。

家政课和心理课

中西的课，有些是一般学校没有的，比如“家政”课。女校的目标是培养淑女，将来做太太，“家政”就是围绕这个目标设置的，教我们怎么穿衣好看，颜色如何搭配，家如何整理，如何装饰等，还教怎么做面包、饼干、蛋糕、冰激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我们的第一个家政课老师，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她又讲解，又带着我们做。我们兴奋得很，都很喜欢她。这是我高一时的事，那时附属小学已经不招生了，做点心的教室就是我上小学的房子，里面摆上了电烤箱、好多模子，还有做冰激凌的工具。

我学了几招，回家就要显摆。家里没烤箱，就用铁锅烘烤，下人也跟着忙，就是不知我在鼓捣什么。待烤出来，潘爷用盘子装着，端了就往娘那儿跑，嘴里说“太太，六姑娘做的——”，跟报喜似的。我跟过去，看那“蛋糕”掰开来面糊还没熟，就赶忙又端下去了。

虽然在家里做得很失败，但我还是想上这课。谁知第二学期就不教了，据说有家长议论，学这些没用的干什么？以后哪用得上？不知是不是家长的要求，第二学期变成了学包饺子，包包子，做饭、炒菜之类的。这些哪有做西式点心新奇，我们都觉得没劲，连带着也不喜欢教这些的老师。新老师是河北师范学院毕业的，过去师范学院吃饭不要钱，家境不好的学生念不起大学，就念师范，于是看不起的人就说师范学院是“吃饭学院”。我们因为不想学做饭，就背后笑话老师：“果然是吃饭学院出来的，就晓得做饭。”

我们还上过一门心理课，大概也是一般中学里没有的，在初中二年级或者初中三年级，上了一学期。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倒都喜欢这门课，因为新鲜、好玩。心理课用的是美国的课本，“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词，我就是那时知道的。后来读莎士比亚，读西方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会想到心理课上讲到的。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有门课叫“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与散文”，我特别喜欢勃朗宁的诗，还有我为什么对偏重心理描写的作品（包括《呼啸山庄》）特别感兴趣，在我看来，都和中西的心理课有关系。

给我们上心理课的范教士，除了讲解课本上的内容，还带我们做很多测验。比如她常让我们free association（自由联想），就是给个词，让我们把能想到的人、事、物、画面都写下来。比如放个娃娃在那里，你会反应那是doll（玩具娃娃），而后想到童年，从童年想到更多，就这么一直往下想。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能写好几页纸，老师夸我，我就很得意。

课上的内容我忘得差不多了，有些好玩的到现在还记得。比如范教士教过我们一个词，大概也是心理类型的一种分类吧，说有些人属于fighting instinct，就是有好斗倾向。一下课我们就用上了，谁想吵架了，我们马上就说，你是fighting instinct，被说的人回说我不是你才是，闹成一团，开心得很。

▲中西女校1927年毕业生合影（坐着的是范教士）

三位语文老师

因为我后来从事翻译和写作，说起来中西的课程里对我“用处”最大的，恐怕还要数语文课，当时叫“国文”课。我的国文成绩不错，作文在全班排第三，我对文学的兴趣就是在中西培养起来的。

教过我们的三位语文老师，一人一个样。

第一位是王老先生，王德修。他教的是文言文，但和家里请的魏老先生教得不一样。魏老先生就是讲《论语》，还是“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教法，主要是背。在中西我们有课本，内容丰富多了，而且以讲解为主。讲课文，并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而是大概地讲，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太细也听不下去。照规矩我们该端端正正坐着，可正是好动的年纪，有的人忍不住在下面说悄悄话，他听到了，眼睛会从老花镜上面看过来，眉头紧皱，却不停下来，还接着讲，偶尔低声呵斥一句“不要讲话！”，我们也不大在乎。说话的人暂时安静了，脸上却还笑嘻嘻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大喜欢文言文，好多文章只记得头一句：“夫天地万物之逆旅……”有些有意思的，王老先生没逼着我们背，我们倒一下就记住了。像李清照的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辛稼轩写自己喝醉酒的词，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一字不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是王老先生教时一边吟诵一边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二是“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不是讨厌文言嘛，这下有理由了。

学课文以外，也要做文。王老先生教的作文当然也是文言的，我们都用毛笔写。虽说烦文言，学着写时也有它的好玩之处。我记得我诌过一篇《愁城记》，后来登在了班刊上。

王老先生不怎么严厉，我不用功，他拿我也没办法。毕业纪念册上他给我写的是，“杨静如是我的弟子，颇颖悟，勤于学”，我姐一看，说，就知道玩儿，还勤于学哩！这当然是说好话，后面他用朱笔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莫到悬崖方勒马，须知歧路能亡羊”。我姐说，这才是他的中心意思，警告你哩。我哪会不知道？只是好话更容易记住。

第二位是范绍韩老师，从初中三年级教到高中一年级。

最初范老师是教党义的。在他之前，教党义的是一位姓曾的老师。曾老师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他站在前面不断地揺着手说，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了。但谁都不睬他。我们很讨厌党义课，他又一副没脾气的样子，声音低低的，一说话就脸红。我们背后叫他男Miss曾，意思是说，他像女孩一样容易害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听说，他是地下党，顿时肃然起敬，连说想不到，想不到。

不要说曾老师是地下党，连他是教党义的，我们都觉得不像。教党义的该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不该是他那样。比较起来，范先生的样子倒比较像个教党义的。范先生课讲得很好，我们一听党义就反感，他居然能讲得我们愿意听。

后来王老先生走了，范先生来代国文课。范先生讲白话文的文章，我们都爱听。他还鼓励我们自己办刊物、写文章。我们的班刊《十九枝箭》就是在他教国文时办起来的。

范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逼着我们不断地动笔，每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白话轮着做，此外还得交至少两篇周记，都要用毛笔抄好。他常说，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们很信任他，也真的什么都写。他看得很仔细，因此每个学生的性格、心思，他都了然于胸。有次我在周记里自叹才不如人，太笨，以后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很潇洒的草字。他很会鼓励人，我后来喜欢写作，爱写长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给我的鼓励有关系。

1972年我回天津时，范先生是天津的政协委员，好像是“民革”的人。我们中西的老同学相聚，找到了他，一起在起士林吃饭。他用调羹敲敲杯沿要说话，我们就静下来听他讲，好像回到了做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说了些勉励的话，就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那之前我去上海看望过巴金，就说到巴金的情况。他说，应该告诉巴金，只要有信心，还是有前途的。他是巴金的读者，我在信里跟巴金说了，巴金寄了自己的书给他，他收到了很高兴。

范先生代了一年国文课以后，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高玉爽，范先生就教回他的党义课了。高先生很喜欢新文学，自己为我们编讲义，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选的全是新文学的名家——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名篇。他还喜欢讲新诗，讲新月派，讲闻一多、陈梦家、徐志摩。我喜欢上新诗，自己也开始写，起初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并没有让我们像背古典诗词那样把新诗背下来。但因为喜欢，好多新诗我们都能背，比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虽然新诗比整齐押韵的旧体诗难背得多。

高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36年10月20日那天上的课——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头一天是鲁迅的忌日。他走进教室，表情很严肃，第一句话就说：同学们，鲁迅先生昨天去世了。我和几个同学一听，哇的一声就哭起来。

据说高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教我们时不过三十来岁，他又爱讲新文学，怎么都应算是个新派人物，我们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高老夫子”。因为他戴着近视眼镜，穿长袍，总是目不斜视的样子，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和他沉默的外表相反，他是个追求进步的人，我们排演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还有毕业季打破常规，用中文演《玩偶之家》，都和他有关。

毕业季

1937年真正是“多事之秋”，就在那一年，我毕业了。毕业是件大事，在中西的传统里，总是很隆重。

我们班是历届人数最多的，因此毕业的活动搞得特别热闹。我们做了班服，绿色的，象征春天的气息。我们选择了绿色和银白色作为班色，并到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去买一种南方生产的面料——绿色带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班服为旗袍款式，脚上穿白皮鞋。毕业典礼上，我们穿着这一身一个一个上台，向校长、教务长鞠躬，恭恭敬敬地双手从他们手中接过毕业文凭。文凭是白底上烫着金字，卷成筒状用缎带系着，接过时我们又兴奋又激动。

▲天津中西女校1937班毕业纪念。前排左三为杨苡

典礼上全班人唱起了“班歌”。这也是中西的传统，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歌，一般是用现成的曲子填上新词。我姐她们班的班歌是我哥写的，我们班的班歌是我姐写的，曲子用的是德国作曲家弗洛托（Flotow）的歌剧《玛尔塔》里的咏叹调“像一道光”。我姐喜欢古典文学，歌词写得文绉绉的。她还在的时候问过我，说你们的班歌你还记得吗？我说都忘了，只记得最后是“去矣去矣”，谁叫你写得那么文乎！

那是老年忆旧，当笑话说。当时可笑不出来，十年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班歌我们几乎都是流着泪唱的，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家长在下面也很感动，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我母亲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花篮。我哥虽在英国，也订了花给我。那时我照的相片，放在前面的是母亲的花篮，捧在手上的是我哥送的。另外颜伯母（我的闺蜜颜枬生的母亲）还送了一个花篮给我。别的同学都是一个花篮，我有两个，另外还有一束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得意。母亲很要面子，她送的那只花篮特别大，很显眼。其他同学用我的花篮作道具，拍照留念，她就嘀咕：怎么把我们的拿去了？

中西还有一个传统，毕业班会向学校赠送纪念品，费用同学们自由分摊。前面有一届送过一个落地的报时大钟，就放在教室楼的瓷砖过道上，我们从初中起在那楼里进进出出，每天都看见那座钟。每隔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钟就会长短不一地响一阵，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报时的低沉声音。还有一届送的是几只亮闪闪的铜铃，每张饭桌的角上都装一只，有事时敲铃，免得大喊大叫。

我们班送什么呢？我们想到了旗杆。好像是我提议的，一说旗杆，大家一致同意。学校原来的旗杆已经用了一二十年，破旧不堪，每次升旗时都摇摇晃晃的。大礼堂建成以后，那旗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不过我们想到送旗杆不光是为这个，更多是因为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其实学校平时是不升旗的，只有重大节日时才升。但是日本人侵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我们班是受“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班，从送给学校的礼物上也能看出来。

旗杆很快竖起来了，水泥的基座，像模像样的，可惜上面没挂几天国旗。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虽然还没进租界，但中西已在日本人的控制范围内，国旗不让挂了，逼着挂日本旗。这当然要抵制，美国教会为了保护校产，挂起了美国国旗。我要离开天津去学校辞行的时候，旗杆上挂的就是美国国旗。

▲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校毕业留影

范教士很伤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每个学生来辞行，她都这么问。当时形势越来越糟，她说她要回美国了。回国之前，她到北平去看望中西的学生，她特别带了蛋糕去，路上通过日本人的关卡，要检查。日本人怀疑蛋糕里藏着发报机，就拿手指头捅，如此蛋糕还成个什么样子？范教士气得要命，和我姐她们说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范教士在中西的时间最长，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虽然平时很严肃，但对学校、对我们真有感情。

我看范教士伤心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难过，但那时我年轻，正要离开家去更大的天地，而且我们都相信已经全民抗战了，很快就会把日本人赶走。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时，我就回来了。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但我心里想的是一年，没想到会是漫长的八年，当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

（本文综合摘编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6、7、8期中“独家关注·百年杨苡回忆录”专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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