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奠基人,谁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

人类获得知识的途径，不外两种：一是直接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和认知；一是从前人的经验和见识中去求取。后者多以读书的方式来实现。

而要得到系统的缜密的知识，则少不了学校（无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这种形式。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无不仰仗师徒之间薪火传递的方式，承前启后，从而链接起愈来愈丰满愈夺目的人类知识长廊。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无疑承担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假若这些文明的使者都是平庸之辈，那薪火的燃点也只能是黯淡而缺少生气的。

名师，就是那些把这种薪火的传递进行得有声有色的非凡智者。他们点燃的火把越亮，这个民族的前途就越光明灿烂。

感谢本文作者许渊冲，他以亲身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精彩的“名师”画廊，一组上世纪文化巨匠们的雕像。尽管只是剪影，但神形兼备，读来令人神往！从中，我们大略读懂了“名师”两字的涵义。

什么是“名师”？名师，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仅是让他所授的学生考上多少名校。

名师的界定，首先是“人格”的范本。试看，梁启超在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上直言不讳地训诫，以及刘文典胆敢顶撞“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壮举。

名师的界定，第二是渊博的学识，是特有的真知灼见，能发人之所未发，有“识”而且有“胆”。文中闪过的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不都是由于这一点，才让人爱戴和景仰？唯唯诺诺者，照本宣科者，人云亦云者，畏首畏尾者，能称之为名师么?

“道德文章”，这个对优秀知识分子所规定的传统要求和标准，看来也应该是对“名师”的要求和标准。

文 / 许渊冲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府。谈到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梁启超在1929年已经去世，我读过他1922年5月21日在清华文学社讲的《情圣杜甫》，演讲中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古典诗词结合起来的。

据说1926年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请梁启超做证婚人，不料他却在婚礼致词的时候，用老师的身份教训他们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做不好学问，徐志摩，你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责，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从这篇闻所未闻的婚礼致词中，也可以想见任公的为人。我虽然没有亲聆过教诲，但听说了这些“雪泥鸿爪”，也就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王国维是1925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提出的“境界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达到“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

所谓“知之”、犹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使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就像译者清除了原文语言的障碍，使读者对原怍的内容可以了如指掌一样。

所谓“好之”，犹如柳永《风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侮，为伊消得人憔悴。”译者如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自然是爱好成癖了。

所谓“乐之”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译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使读者“知之”是“第一种境界”或低标准，使读者理智上“好之”是“第二种境界“或中标准，使读者感情上“乐之”是“第三种境界”或高标准。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我在小学时就会唱他作的歌：“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他都用当地话翻译，他模仿得这样像，本地人都错认他是同乡了。

谈到译诗，他也说过:“节律和用韵得完全求信。”又说：“像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跟韦烈翻译的《唐诗》……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

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译《诗经》和《唐诗》，就力求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谓“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蜡，也不能如嚼黄油面包；所谓“音美”，就包括用韵得求信；所谓“形美”就包括“节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师中，梁、王都在20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年起，长期在美国任语言学会会长，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

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愤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他才成了家。

1939年10月27日，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闭着眼睛，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笑声)。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笑声）？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人生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作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

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北大的朱光潜也没有来联大，而是到武汉大学去了。我读过他的《谈美》和《诗论》等书，得益匪浅。他曾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做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1983年我来北大任教，先生那时87岁了，还亲自来看我，赠我一本《艺文杂谈》，书中说到：“诗要尽量地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又说：“诗不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紧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从书中找到了译诗“三美论”的根据。

朱光潜虽然没有来联大，朱自清却是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早在1924年，两位朱先生就在上虞春晖中学同事，朱自清教国文，朱光潜教英文。1931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但我喜欢的不是这篇描写父子真情、朴实无华的课文，而是更能打动幼小心灵的那一篇：“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逝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

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折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在是连着。

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瘦”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瘦”是原因。

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度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了，不必再提罢；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了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朱光潜在《诗论》中也讲过《采薇》，他说：“这四句诗如果译为现代的散文，则为：

从前我去时，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

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

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却不知走向何处去了。义存而情不存，就因为译文没有保留住原文的音节。实质与形式本来平行一致，译文不同原诗，不仅在形式，实质亦并不一致。比如‘在春风中摇曳’译‘依依’就是勉强，费词虽较多而蕴涵却较少。‘摇曳’只是呆板的物理，‘依依’却含有浓厚的人情。诗较散文难翻译，就因为诗偏重音而散文偏重义，义易译而音不易译。”

闻先生宏观的综合，朱先生微观的分析，对我帮助很大。我后来把这四句诗译成英、法文时，就不但是写景，还要传情；不但存义，还要存音；所以我把原文的四个字译成英、法文的四个音节，并尽可能押韵。

例如“依依”二字，我译成“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用拟人法来传情达意，“雨雪霏霏”，英文我译成“大雪压弯了树枝”，用树枝的形象来隐射劳苦压弯了腰的士兵；法文却利用岑参《白雪歌》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形象译成“白雪在枝头开花”了。法文“开花”( en fleurs)和第二句的“流泪”( en pleurs)押韵；英文“眼泪”(tear)和我离开“这里”(here)押韵,“树枝”( bough)和“现在”(now)我回来押韵。

译完之后，觉得无论情意音形都胜过了现代散体译文，并且证明了我的“三美论”提得不错；如果译文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那就算不辜负闻朱二先生的教诲了。

2月28日，陈梦家先生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

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刘文典是一位才高学广，恃才自傲的狷介狂人。《清华暑期周刊》1935年7月登了一篇《教授印象记》，说他“是一位憔悴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他讲《圆圆曲》，如数家珍……他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文中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他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他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他不但轻视文人，当他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甚至顶撞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结果蒋介石关了他好几天，鲁迅《二心集》中都有记载。

罗庸讲杜诗。如果说梁任公讲杜诗侧重宏观的综合，那么罗先生却侧重微观的分析。如《登高》前半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的机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渚“见长江滚滚，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

有一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日”字了。由此可见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讲到她前半生的幸福和后半生的坎坷“只恐双溪胙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他就联系《西厢记·送别》说：“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译成了英、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朱、闻、罗、浦诸位先生；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只见长江天际流了”了。

关于作者

许渊冲(1921—)，笔名X.Y.Z，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学习，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张家口、洛阳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1999年起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与赏析”课程。在21世纪有“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第一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