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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快结束，记者问了苏有朋导演一个与电影无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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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的微博头像是愤怒的小鸟？一般来说，电影宣传期的话，不应该是电影海报？”

苏有朋笑了一下：“不是啦！我没有赶在第一波开微博的人潮里面，我比较晚才开的，刚开始也不太知道微博是什么，只记得那个时候很流行愤怒的小鸟，我也基本上不太打游戏，可是我玩儿这个游戏我还把它通关了，所以我就选了愤怒的小鸟。”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苏有朋做导演的一个侧面。

“我都是老人家啦，不太会摆造型了！”苏有朋手摸着脸，用撒娇的语气自我调侃了一下。

作为导演，苏有朋已经不怎么习惯在相机面前熟练的摆出帅气的造型，所以，微笑扑克脸是他最近几年最多的Pose，正面拍用微笑Poker Face，摄影师喊换个姿势，转成侧面微笑Poker Face，最多，他会附赠一个手抱着胸的微笑Poker Face。

采访苏有朋是在光线的VIP休息室，当天宣传方给他排了一整天的通告，这意味着，苏有朋从早到晚都要接受媒体的轮番轰炸。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上一个采访，苏有朋说了一个小时，记者的心一紧：“按照过往的经验，轮到我们的采访，他的答案可能多数会用是或否来代替。”

30分钟后，苏有朋匆匆来到采访间，和工作人员问好后，他迅速坐在沙发上，右手拿着助理塞给他类似饼干类的食物并填入口中，眼看着食物的残渣掉到衣服上，苏有朋没空理会，他把眼睛眯成一道小缝笑着说：“见谅一下，我快一天没吃东西了。”得到工作人员的微笑回应，苏有朋才安心的大口吃着，或许因为吃得太急，脸上的表情变得扭曲，喝了一大口矿泉水，他给记者做了一个满足的表情。

苏有朋完成这一系列被认为是偶像禁忌的动作，却丝毫不介意展现在镜头前，作为以偶像出道的“乖乖虎”，他向来严格控制着公众形象输出，但如今的苏有朋，这一切好像都变得不太重要。

私下里，苏有朋曾说自己的个性颇为阴郁，但正像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样，苏有朋大多数时候公开展示的是让人温暖或快乐的形象。

连饰演的角色都是这样，比如五阿哥、杜飞、张无忌，反倒做了导演，他的“另一面”才被拿了出来当众展示。

比如聊到青春电影，苏有朋第一反应是日本导演中岛哲也颇为血腥阴暗的《告白》，而不是他后来才提及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苏有朋和光线影业有两部片约。

《左耳》做完之后，光线希望他做另外一个偏商业的题材，苏有朋想了半天，想起有一次聊天提过《嫌疑人X的献身》，恰好自己也看过这本小说，就想从这个项目开始。

2015年，苏有朋交出处女作《左耳》，尽管豆瓣口碑评分仅为5.6，在近几年的国产青春校园题材电影中，算不上一个好成绩，但全国拿下近5亿的票房，还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的提名，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位新人导演已然不俗，但对于苏有朋个人而言，他显然是不满意，甚至有点委屈。

苏有朋自称是“对自己很苛刻的人”，面对负面评价，他把自省放在首位。当然，在众多负面评价中包含“连电影都没看就给一颗星”，但关于《左耳》“幼稚做作”“狗血”“廉价煽情”的声音并不少。两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在改编上已经避免了狗血和煽情，我个人喜欢的电影是有余韵的，《左耳》的调子稍微有点暗，稍微深刻一点，不是那种大哭完、大笑完、出了电影院什么都没有的电影。”

两年后，谈及《左耳》，苏有朋认为一方面自己是新导演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把这归结于忽略了市场：“我以为青春片就是，我要去里面找我自己的青春回忆，没有特别去针对精准的定位市场群众，做他们喜欢看的东西。”

所以，当苏有朋刚宣布第二部作品，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嫌疑人的X献身》时，被原著书迷格外关注，毕竟这部小说已经有日韩两版在前，这让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和所有追求自我表达的导演一样，苏有朋选题材方面不太喜欢纯商业，如果完全依照个人喜好、做纯文艺，他又担心老板赔钱，所以从《左耳》的时候就希望做到商业和文艺兼顾。“拍《嫌疑人》我依旧很自我，但这次是个剧情片，好在它的故事不套路，本身也有很商业的因素，要深挖还是有很多深度可以去做。”苏有朋说完，扶了一下眼镜。

《嫌疑人》的拍摄周期，原本定在2016年的年初，阴郁、疏离的冬天，很符合苏有朋对于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环境设定。

但要在华语演员里找出唐川和石泓的人选本就不是易事，等好不容易锁定了人选以后，又有档期问题，就延到了7月份。

电影开拍的时候，正是炎暑，开拍的那天，几乎全组的人都大汗淋漓，苏有朋坐在监视器前都能看见热气，他第一个意识就是：“不行，换环境，换拍摄地，北上，往东北找。”

这是苏有朋在开拍就做的决定，当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工作人员都很反对换拍摄地，他们一致认为哈尔滨的夏天也会有绿树，也会有热气。但苏有朋坚持，作为演员他很清楚，即时你给演员穿上长袖，假冒那是冬天，但演员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坐在大银幕，你一定能看出那是夏天。“人一热是有反应的，我在横店待过，我清楚，尽量找一个最冷的地方。”

最后，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遵从苏有朋的意见，换掉了整个拍摄地。

拍摄地以外，苏有朋对原著情节也尽可能的贴合中国国情。他曾接受采访时说：“比如自行车，小说里面石神弄了一台新的自行车，所以车主会去报案，报案就可以证明他失窃的时间，但在中国，你买一台特别好的自行车，你一定不会随便停在路边。如果你弄了一台普通车停在路边，丢了就丢了，你也不会报警的。”

除了剧作上，和演员的沟通上，苏有朋也采取了和上一部全新人的《左耳》完全不同的方式。

苏有朋在开拍前要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各一个画面都要思考过一遍，他得开放更多空间的道德线。

“因为在开拍之前对角色的每场戏，不管剧本的表面的戏，还是深度的戏，我自己大概都要顺过，包括这场戏这个演员大概要传递哪些讯息出去，但这次我可能要留更多的空间到现场去听演员他怎么想的，我不能绝对的非常的主观，或者是武断，我们还是会要沟通，有些地方你想的比我还好，有些地方可能会觉得我想到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是成熟、很有经验，非常聪明的演员，他们可以帮你一些对角色的思考，也可以说增加了做导演的难度。”

作为导演，苏有朋认为：“这就像你打怪，第一关之后累计了一点经验值，以为可以打第二关的怪，然后来到了第二关的怪，刚好在你经验值的那个地方，我还是得非常努力的去做，尽量不出错”

无论作为导演还是演员，苏有朋几乎都努力的做到，他每一关打怪的经验值上下。

创作《嫌疑人》，苏有朋用“溺水感”一词形容。

“所谓的“溺水感”就是溺水刚好在水面上下，有时候呼吸到，有时候呼吸不到，就是在你能力的边缘，所以你总是要不停的很努力拼命滑水才能不掉下去。”

在自传《我在建中的日子》中，苏有朋提到一个故事：“我怕要是我没有考好，在路上遇到一些带着小孩的妈妈们，一定都会指着我，然后跟他们的小孩说，‘你看，那就是只会玩不会念书的乖乖虎’。”最终，他被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那是台湾最好的大学里最好的专业之一。

从“乖乖虎”开始，到《还珠格格》的成功，苏有朋近乎努力地去挑战所有“溺水感”的角色，他知道，这是他的水平可以达到的角色，从反派慢慢开始，直到2008年《风声》里的“白小年”。

一年后，他站上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领奖台，苏有朋哭了。他哽咽着说：“我想我会这么激动，从一个出道就被定义为偶像派的艺人，我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

作为“导演”，苏有朋有太多的表达，还没有得到充足的空间去释放，比如采访结尾，他提到自己对于《嫌疑人》改编的看法。

“我觉得石泓他千算万算，唯一失算的是人心，他可能觉得牺牲自己，只要你幸福就好，但他不知道，陈婧也许在说谎，或许她知道...”

“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早就不是这样的了。”苏有朋又补了一句。说完，整个人陷在了沙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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