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的摇橹船,一只小船下江南

江南渔港（图/东方IC）

“今晚鱼儿巧梳妆，做一个神女去会襄王”，越剧舞台上，一代代王派花旦演绎着多情的鲤鱼精爱上人间落魄书生的动人故事，而三百余年前的蒲松龄先生也在其《聊斋志异》里为我们塑造了聪慧多情的白鳍豚精白秋练——文艺作品里美丽多情的鱼仙子昭示了我国渔文化之悠久和兴盛。

渔业是人类最早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一，中国是渔业大国，渔文化历史悠久，蕴涵丰富。唐中叶以来，江南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财赋之区，这一区域的渔文化亦随之而越来越丰富、繁荣。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北宋大文豪范仲淹的这首《江上渔者》，短短二十个字，将鲈鱼的至鲜至美与捕鱼人的风霜艰辛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言简意赅，意蕴深刻，其振聋发聩之力不亚于人人耳熟能详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毋庸置疑，渔民以打鱼为生，于波峰浪尖讨生活，不仅非常辛苦，其危险性也比陆地作业大得多。江南东临大海，地多水泽，河湖动辄泛滥，海潮屡屡侵袭，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鱼盐之利和航海贸易在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渔民和海商们承受着内陆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面对各种频发的海难，他们每一次出海都不得不承受可能葬身鱼腹的巨大风险，只能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佑，由此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海神信仰。

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对于海洋的幻想和崇拜，并由此创造出了庞大的海洋神系。在中国历史上，海神多达数百位，其中最正统的莫过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得到了历代官方祭祀和封诰的四大海神，即南海之神祝融、东海之神句芒、北海之神玄冥和西海之神蓐收。而受封诰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非宋时出现的女性海神妈祖莫属。但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四大海神，还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被赐封为“护国庇民妙应昭应普济天后”的妈祖，其实际影响力都排在众多的地方性海洋神祇，以及佛教、道教等各大宗教神祇之后。

江南地区的海神类型非常丰富，有海洋水体神、航海保护神、漕运神、潮神、渔业神和盐业神，等等。这些神祇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首先，是官方认定的海洋主神如东海龙王——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在水里统领水族的王，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祥瑞。其中，《西游记》中提到的四海龙王，即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和西海龙王敖闰，最是妇孺皆知。古人认为凡有水处，无论江河湖海，都由龙王掌管，职司一方水旱丰歉，于是龙王庙与土地庙一样比比皆是。在嵊泗列岛，男女老幼皆崇仰海龙王。他们认为海是龙的世界，嵊泗即为东海龙宫之所在，而自己则是海中蛟龙的传人。因了海龙王信仰，龙崇拜、龙风俗也随之渗透到海岛渔民的思想意识、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如渔船上要挂龙旗，在海上遇到龙卷风等灾难性气候时，渔民要在船头祭拜龙君，等等。

其次，是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人物去世后被尊为神灵，如广为人知的潮神伍子胥本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被国君夫差逼令自杀。人们传说伍子胥死后屡次以神力遏止海潮入侵，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于民有功而成为潮神。另外，以孝道闻名的曹娥、为民除害的安知县、西汉权臣霍光、东晋治水功臣周凯和北宋的两浙路转运使张夏等，也都被奉为潮神。又如温州永嘉的航海保护神太尉郑侯，相传他是南宋人，常常拯救倾覆的船只，后因保护商船免受海盗袭击而死，乡人感念其恩德，奉之为神。在江南各地，地方性的航海保护神还有褚太尉、李王、张王、钱侯、忠烈侯、张真君、黄公、天门都督等数十位，甚至臭名昭著的隋炀帝杨广也因开凿大运河之功而被舟山老百姓尊为航海保护神。常熟海神李王相传是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的养子，他生前治水缉盗，造福百姓，后因故以死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在宁波地区，则有鲍盖、李显忠、张王、显灵侯、隋炀帝、褒应王和陈相公等多位地方性海神。

再次，是外来海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后妈祖。北宋时，妈祖信仰由福建传入浙江嘉兴、宁波等地，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信众范围扩大至今上海、苏州等地，成为江南部分地区较有影响的海神。江南沿海各地，天后宫遍布。如宁波的庆安会馆是中国八大天后宫之一，也是宁波古代海上交通贸易史的最好见证。而在嵊泗列岛，几乎岛岛皆有天后宫。

江南文化的开放包容，从江南地区众多的海神中，可见一斑。

董天野1961年描绘嵊泗列岛的《渔港之晨》

传统渔业生产以近海捕捞为主，由于海上作业的艰险，并需要一定范围内的合作，沿海渔民在长期的生产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习俗，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犹存。究其本意，无非是为了消灾避难，祈求平安和丰收。

渔船是渔业生产的主要工具，造船是渔民的头等大事。在江苏南通启东，渔民钉新船要选择黄道吉日“闭龙口”，由匠人将一枚“子孙钱”嵌入船头向后的中缝内，并说“合子”讨口彩，还要挂红布，赏红纸包，盼着“顺风顺水”大吉大利。在浙江台州，开工造船大多选涨潮时辰，以讨财似潮涌的吉利。玉环、温岭一带的渔船头家常将首次出海捕鱼用过的绲线放在盆内，连同猪头、鱼鲞和鸡等供品到海神庙上供许愿，祈求保佑。

旧时渔船出海俗称开洋。第一次开洋要用猪头供奉，一汛结束也要用猪头等祭谢龙王，俗称谢洋。船上吃饭先吃鱼头，意示一头顺风，盘中的鱼不可翻身，亦不得先攫食鱼眼，隐示翻船。出言必以吉利为主，如遇不吉利的谐音、方言都需用改称，如猪谐音“输”，故猪头改称“利市”、猪耳改称“顺风”，又因“塔”音似“坍”，“石”“十”读音近“蚀”，故读“塔”曰“星”，读“十”或“石”等字为“赚”，地名石浦也改叫“赚浦”。

舟山渔民出海之前要先在船上祭祀神祗，烧化疏牒，俗称“行文书”。然后由老大将杯中酒与盘中肉抛入大海，称“酬游魂”，以求出海打鱼平安无事。

台州湾内有个古老的渔镇椒江葭沚，每年逢大暑节气，渔民都要“送大暑船”。大暑船比照真渔船，缩小比例制作，木工完成后还要加上漆和彩绘。大暑节前一天要“迎圣”，就是从五圣庙出发，边敲锣打鼓放鞭炮，边去当地本保庙、乡主庙、杨府庙分别请出所供奉的本保爷、乡主爷、杨府爷这三位神爷的牌位，用小轿抬回到五圣庙。大暑节当日，先由十几个青壮年将装载了猪、羊、鸡、鸭、米、水缸等物品的大暑船从五圣庙抬往江边，随后，参加庙会的全体队伍便计算好时间从五圣庙出发，沿葭沚主要街道逶迤而行，最后在潮水涨满的时刻抵达江畔。人们点上香烛，集体诵经送船，等到大暑船被拖出椒江口外白沙洋时，正好开始退潮，船越漂越远，带走人们美好的愿望。如船顺潮漂入海洋，则为大吉大利。如船出海门关后，遇猛烈东风不能东进，涨潮时又回关内，则为不祥之兆。

淀山湖一带的渔民捕鱼和吃鱼则颇为讲究顺时而为，正月塘鳢鱼、二月鳜鱼、三月甲鱼、四月鲥鱼、五月白鱼、六月鳊鱼、七月鳗鱼、八月鲃鱼、九月鲫鱼、十月草鱼、十一月鲢鱼、十二月则是青鱼。在捕捞时节，淀山湖渔民常用牵网、丝网、裹网等渔具捕鱼。

除了适应水上条件的生产方式，江南渔民的生活方式也显然受到水、船等客观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节庆、婚娶，他们的风俗与陆地民众就往往不甚相同。南通启东的吕四渔场盛产黄鱼、鲳鱼、带鱼、海鳗、对虾、梭子蟹、文蛤、紫菜、海蜇等八鲜，吕四渔民过年，除夕就要把初一的菜全部备好。年夜饭前家家户户都要烧经、敬利市、贴对联、供尊容(祖宗画像)等。初一，渔民家里做菜不动刀，饭桌上要荤素搭配，四盆八碗，寓意“四平八满”。其中，一碗红烧鲫鱼(谐音“吉余”)不可动筷，以预示连年有余。蔬菜中也少不了带口采的豆腐(谐音“头富”)、和菜(谐音“聚财”)等。早上吃的红枣圆子，碗中必须剩几个，且数字必须成双，以示留有余步。

太湖流域水产丰饶，渔民众多。他们长年漂泊在水上，以捕捞为生，船就是他们的家，婚娶自然也离不开船，形成了和陆上人家有些不同的渔家婚俗。

在南太湖的长兴、湖州地区，渔家正式定亲后，毛脚女婿逢年过节必手提一对贴上红纸的鲤鱼，上门看望未来的岳父母，同时在婚后仍要连续三年以鱼为礼孝敬丈人丈母，以祈吉祥。在东太湖地区，婚期一旦确定，未来新娘要去自家长辈的渔船上一一辞别，长辈则必留饭招待，称“吃待嫁”，又称“出船板”。

众所周知，船上舱房面积远不如陆地房舍，往往既少且小，如网船仅一舱，只有三四平方米，又很低矮，无法直立行走。舱房就是婚房，舱内除了一只四方小搁几，无甚其他家具。而马桶、脚盆等生活必需品也都是小型的，如马桶矮且小，以降低重心，便于在水上使用。由于空间实在逼仄，故渔家姑娘的嫁妆不忌单数，一条棉被、一只脚炉都可以，司空见惯。

新婚当日，男家迎娶不用花轿，吉时一到就发喜船迎亲。女方则派出送亲船，两船相近时鸣响鞭炮。渔家婚礼也不设喜堂，新婚夫妇拜天地、拜河神、祭祖俱在船头，祭祖后进舱房饮交杯酒，与至亲和长辈们行见面礼。喜宴席上除自产的鱼鲜之外，只添加少许蛋肉禽类。浙江建德还有九姓渔民，即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九姓人家，世代生活在水上，以打鱼、载客为生，很少与岸上人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他们的婚礼也自始至终在船上进行。

渔区的文学艺术一般都以江河湖海为题材，如打鱼人所唱的歌谣，船工的号子和小调，鱼市、码头、打鱼船上表演的渔歌和戏曲等。还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如八仙过海、哪吒闹海、天后显灵，等等。

比如，吕四渔民在生产劳动中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整的劳动号子，如对草、拢绳、打索、点篙等，长短不一，有的一种作业一种号子，有的一种作业多种号子。旧时，吕四渔民一年生产两季，春汛黄鱼、秋汛海蜇，捕捞用的网是用草和麻线编结的——把从启东南部沙里农户那里收购来的水茅草铺在岸边打软，这活儿叫对草，一边对一边嘴里哼唱：“哼哇里格来，哎哼哇勺里来，哼哇哼哇勺里来，哎哼哇哼左勺里来，哎——”，这就是对草号子，共有三种，渔妇们聚在一起干活，对草号子往往唱得错落有致，非常好听。

对草后是拢绳。拢绳车在海滩上一字排开，唱：“嗨哟来呀，嗨哟来，再！嗨哟喂来呀，嗨哼来……”然后是打捆：“哎吭来吭呀；吭吭来哎，哎呀，吭衣为，吭育……”，再开始织网，织完后，用牛车把网具装载上船，赶车的嘴里哼的自然是赶牛号子：“左-噢，左-驾噢……”

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扩大吕四渔民号子的影响，对之进行了再度创作，如《接潮情歌》《海上号子联唱》和《海潮声声》等，其中男女声对唱《接潮情歌》影响较大。

成书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海陵竹枝词》有词曰：“村部平安时作会，觋巫歌舞历年年，敲镇伐鼓都卢语，聒得居人夜不眠”，描写的是南通的海安花鼓表演时的热闹场面——海安滨海，农林牧渔兼具，土生土长的海安花鼓表现的亦是当地人包括渔民的生活。花鼓的原始表演形式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打场子”，亦称“上秧鼓”，常为八男八女之歌舞；二为“杂戏”，亦称“唱奉献”，其剧目或为歌颂英杰，或为传说故事，或为倾吐爱情。旧时花鼓戏的主要角色有红娘子（旦角）、相公（生角）和骚鞑子（丑角）三种，是典型的民间三小戏。其表演一般分三段，先是在广场演出“打场子”，以花鼓灯、莲湘、镗锣为道具，表演歌舞杂耍；接着到室内“唱奉献”，以“花鼓调”“莲湘调”“穿心调”等曲牌演唱折子戏；最后“收场子”，仍以歌舞杂耍为主，其中的传统动作“十八把滚莲湘”无一定功底者很难胜任，而杂耍中的翘荷花也属高难动作，表演者要骑于他人肩上做下腰动作并在唱念中反复做多次。

值得强调的是，“鱼”和“龙”作为渔文化的重要元素，一直以来是历代艺术家的重点表现对象，不仅“年年有余”年画走进了千家万户，歌舞、戏曲、灯彩等艺术形式也对之青眼有加。

作为江南最具代表性戏曲剧种之一的越剧，就有不少对于渔文化的表现。其代表性剧目《追鱼》讲述书生张珍与丞相千金金牡丹小姐自幼指腹为婚。张珍父母去世后，家道中落，金丞相嫌贫爱富，意欲悔婚，以“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由，命他独居在后花园碧波潭畔。碧波潭鲤鱼精不甘水府凄凉，见张珍心性真纯，就变成牡丹小姐每晚与他相会，二人情深意笃。最后，鲤鱼精放弃千年道行，转为凡人，与张珍结为夫妻。在由田汉、安娥编剧的越剧《情探》里，敫桂英和王魁在海神庙里海誓山盟，王魁负心后，桂英在海神面前哭诉、自尽，并在海神判官的帮助下千里魂飞，追索了负心郎的性命。另一个越剧经典剧目《柳毅传书》改编自唐人李朝威的小说《柳毅传》，讲述落第书生柳毅不辞辛苦，仗义扶危，为龙女三娘传书洞庭，最后二人结为秦晋之好的故事。该剧又名《龙女牧羊》，和《追鱼》《情探》一样，都被搬上了银幕。

20世纪80年代，黄梅戏《龙女》也被拍成电影。该剧叙述东海龙宫云花公主与人间书生姜文玉真心相爱，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故事。而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渔光曲》是我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影片讲述东海渔家子弟徐小猫、徐小猴和船王何家继承人子英之间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旧中国各阶层人民生活的飘零动荡。该片拍摄于宁波象山的石浦渔村，王人美扮演的渔女及其演唱的主题歌《渔光曲》至今仍让观众怀想不已。

作者：郭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邵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