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和他的儿子们英语,我的爷爷和他的儿子们英文

我的爷爷张老林，出生在清朝年代行唐县上碑镇西街一个贫寒家庭里。

在他12岁的时候，因家里实在太穷，母亲就带他到县城正西李市同村他舅舅家，帮着舅舅干杂活，也好混口饭吃，但是，在他十五六岁时，为一些家庭索事，被他舅舅冤枉了，而且被他舅舅赶了出来，此时的爷爷只穿着他舅舅的一条黑单裤，光着膀子就从他舅舅家出来了。

我爷爷很有志气，从他舅舅家出来后立马到别人家打了一天短工，挣了一点钱，当下买了几尺布子，拿到王市同村染坊铺染成了黑色，回来找人做了一条单裤穿上，把舅舅的裤子还了回去，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自己的生活不断壮大，利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了他舅舅的一片地方，盖了三间北房，村里的乡亲看着他肯吃苦，又能干，不久大家给他说了一宗媒，婚后爷爷的干劲更加高涨，后来生下了父辈姐弟七人。

后来爷爷就起早贪黑，加劲打工挣钱，奶奶在家照顾孩子。

转眼之间父亲他们弟兄都长大了，爷爷就带着伯父父亲三叔整天给人家扛长工打短工，可以说他们在村里几百余户家家都吃过打工的饭。

由于他们父子干活勤奋，不怕吃苦，临近村庄都爱找他们干活，为此也挣了一些钱，把四叔送进了学堂念书，又置地又建房，光景过的有滋有味，父辈几个也相继成家。

但是好景不长，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伯母因和奶奶的脾气不和，伯父张老贵带着伯母离家出走，到石门（现石家庄)以卖木柴为生，后来木柴垛倒塌，竟把伯父砸至而死。

我父亲排行老二，名叫张老品，小名叫小顺子，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弟兄四个三个都走了，只有我父亲一人在家，当时在村里任村长，又得应付炮楼上的事，又得应付八路军的事，又得帮爷爷干庄稼活，利用晚上带领着乡亲们给八路军送粮食，为送粮食还出了段笑话，一天晚上，我父亲又集结了十八九名乡亲，晚饭后，开始往西北方向行走，每人背着三四十斤粮食，一出村，我家邻居陈大爷对我父亲说:小顺子，我犯迷糊，走了一段，你叫我一声，别把我丢了，”就这样，我父亲走了一里左右，叫他一声:喜毛，跟着里，带着纯脆的新乐音，一路上逗的大伙不断的发出笑声，也没人说瞌睡了。

在社交方面，我父亲很爱交朋友，有一天，天色黄昏，从北边来了一位小伙子，迎面向我父亲走来，拱手施礼:老哥:我是正定陈家疃的，看这天色已晚，我想找个宿，是否方便？我父亲当场就答应了，把来者领到我家，又吃了饭，晚上两个人续起了话，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的交通员，叫陈录子，他给我父亲讲述了革命的大道理，我父亲听的入了迷，当下两个人结拜了，成了我干叔。后来录子干叔又介绍我父亲和鳌鱼村王振山结拜了，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王振山比我父亲大，也就是我干伯父。总之那个年代我父亲结交的进步人士很多。

我父亲和三叔两人合谋为八路军在炮楼弄过不少子弹，因为我三叔当时在炮楼上是一名敌工。

还有一次，我方敌工科科长王牛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老品，我有一封信，你敢不敢送到炮楼上交给那个伪连长，我父亲就豪不由于的答应了。

王牛子走后，我父亲就带着信件来到了炮楼，那个伪连长姓宫，都叫他宫连长，当他见到我父亲来时，挺高兴，以为我父亲给他送什么好东西呢，可他看了我父亲给他的这封信后就翻了脸，当时就把枪拔了出来，指着我父亲的脑袋，说:老品啊老品，咱弟兄俩是不赖，可你让我投降，我这把枪真不想投，你说怎么办吧？说着又将枪头点了点我父亲的脑袋，当时我父亲也没有害怕，说:宫连长，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还说咱弟兄俩不赖，这不是和你商量吗？不投降就不投降呗，发那么大火干什么，这个宫连长让我父亲这么一桨，最后还是把我父亲放回了家。

第二天（大年初夕）我村村民杨老乡到炮楼送菜，宫连长一看是我村的，当下又变了卦，把杨老乡扣了下来，下午杨老乡的妻子见自己的男人还没回来，就找到我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起来，“二哥哥呀，你救救命吧，”我父亲见此情景，搀起了老乡的妻子。回到屋里，我奶奶正和母亲婶子捏饺子，父亲说:娘:你们捏起饺子你们该吃就吃吧，就别等我了，奶奶问:孩子你要干啥去？我要到炮楼换回老乡兄弟来，我奶奶当时就急了，哭着说:我的儿啊，你不要命啦？说罢，拽住自己的儿子不放，这时院子里来了不少人，都在想办法，怎么办？不去，大年大节的人家的男人回不来，去了，恐怕自己也别想回来，最后有人提出让吴磁沟吴小路和我父亲一块去，因为吴小路给宫连长开过汽车。就这样，有人把吴小路叫来了，经过做工作，摆了香案，让我父亲和吴小路拜了生死弟兄，我父亲大吴小路小，那吴小路就是我干叔了。我干叔当下也发了誓“干哥死！我也死！干哥活！我也活”结拜已毕，两人丛丛的往炮楼去了，到了炮楼，双方相互打了招呼，伪连长说:路子你怎么来了？干叔说:你不是让我来的吗？明天是大年初一，你让我哥哥来，我不来行吗，顺便给你拜个早年，说的伪连长倒乐了，当下摆了酒席，边说边聊，我干叔会说，哄得伪连长一个劲的笑，最后又都把送菜的杨老乡和我父亲放回来了。

解放以后，我父亲更是一把庄稼好手，锄耪耕种，都是领别人于先，耕地种地，不管地头再长都能耕种的笔直，再倔的牲口到了他手里都能服服帖帖，为此队里有了新牲口都是让我父亲来调教。

我父亲说话不饶弯，文革期间，有个歌曲叫男“南越人民打的好”我父亲就说了句“那哄也有打败仗的时候”就这样挨开了批斗。造反派拿他当起了活靶子。

1967年家里做饭没柴烧，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就到阳泉拾煤去了，可是，到阳泉就得了病，回来后也没钱治，一年后不幸逝世。

我的三叔叫张三，从小就爱干活，十几岁就跟着爷爷给别人家打短工，二十岁左右就和我父亲抬大水车角子。日本鬼子进攻中国以后，在敌工科科长王牛子的引导下也参加了抗日工作，

先是打入仝市同村炮楼，为我党传送了不少情报。后来又打入了行唐县城特务队，在一次和汗奸喝酒时，由于饮酒过量，说漏了嘴，被本村汗奸石全保告了密，在四二年春天，我三叔正在家里出粪，忽然来了一群汗奸，把三叔叫了上来，开门见山就说:张三请你把你村的地道给我门找找吧，三叔当时就领着他们看了几家红薯窖，汗奸们一看不是地道，就说三叔不老实，就又让三叔说出谁是村干部，三叔豪不由于的回答:干咱们这行的，真的地道在那里，谁是村干部，不可能有人跟咱说，你们不是活难为我了。

当时三叔心中暗想，别看你们在这闹的凶，等到了行唐城我就不怕了，因为日本人正重用着我三叔呢，可是，为首的汗奸根本不往城里解他，来了个就地动刑，先是众人拧着三叔，一人用壶往三叔嘴里灌凉水，灌了以后，将三叔摁倒，人上去用脚踩，当时三叔鼻子口往外酿水，可是，他宁死不屈，始终保守着党的秘密，最后又昏了过去。汗奸们不耐烦了，冲着三叔开了一枪就走了。

乡亲们立即围过来，众人把三叔抬到屋里，一看三叔还有气，马上给他擦洗了伤口，并通知了上级，上级回答三天后八路的担架队抬走治疗。

可就在第二天上午，一群汗奸又闯进了我家，为应付他们重新返来，乡亲们早就安排了置丧办理，可是那些汗奸根本不理睬这事，进门就问:张三在哪里？乡亲们回答:早不行了，这不是正给他料理后事吗，为首的汗奸凶狠的说，进屋看看，当他们进屋一看还有气，为首的汗奸掏出手枪对准三叔的脑袋噹噹两枪，带着那些汗奸就走了，当时我爷爷看着自己儿子的脑浆飞溅在四周的墙上，放声大哭，又将脑浆从墙上扣下来塞到儿子的脑壳里，全家上下悲痛万分，乡亲们都来帮忙，把三叔掩埋了。

事过没有三天，八路军武工队悄悄地来到了我们村里，活捉了汗奸石全保，将其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并追任三叔为抗战烈士。

四叔张祥选，小名叫小中子，解放后改名为张向阳。日本人来时，他还在正定师范读书，因为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学校不得不解散，当时四叔和几个同学跑到了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就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他们七个同学，一路连打带战走了一个月到了济南。

在济南休整了一段时间，四叔和刘少奇主席的私人秘书相识了，出发前，刘主席的秘书非让四叔跟着他们北上，可上级早给四叔作了安排，让他跟随南下部队当前线记者，就这样，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融炼了他的一生。

在部队上，四叔常和侦察员在一起，侦察员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也给四叔发了一辆自行车，有一次在旷野行军中，刚一拐弯，迎面碰见一股敌人，侦察员有经验，把车子一撂，钻进了高粱地，四叔刚想也钻高粱地，敌人却围了上来，四叔只好调转车子飞身上车往回跑，四叔飞车如箭，敌人快步追赶，后面的大部队听见枪声，也跑步行军，四叔眼看被敌人抓住了，我方大军也赶了过来，一顿枪炮，把敌人打的死的死伤的伤，抱头鼠窜。还有一次，和侦察员们进了一座城市，突然有一股敌人迎面而来，侦察员冲天噹噹放了几声枪冲了过去，四叔没有经验，又调车而归，又差点被敌人抓住，在这次事情发生后，部队领导特此召集了全体侦察员开了会，讲明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让侦察员专门传授给四叔各种经验。以应付突然遇到的各种变化，又给四叔配备了一把手枪，这样一来，四叔大大增强了随军作战采访有利条件，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

解放后，四叔分配到贵州省日报社工作，并担任报社总编。后来又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在文革期间四叔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人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四叔当过国民党，这个人并注明他离我们老家有四十里地，四叔在被批斗的时候，造反派问他家里什么成份，四叔光知道小时候能上起学，家里什么成份自己也不知道，又不敢报的低了，怕又定他个隐瞒成份罪，所以就回答: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这一来被批斗的更历害了。直到政策落实，贵州省工作队曾两次来我村调查，先是查给四叔写大字报的人，在离我村周围四十里都查了，查无此人和实据，后来又调查了我家解放前到现在的情况，调查结果是:“这本是一个革命家庭，上中农也够不着。就这样，四叔四婶结束了他们一生的劫难，官复原职。

离休后又被聘用多年担任省科委主任，2006年因病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