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党的女儿,《党的女儿》简介

10月28日晚，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在首演3个月后，再次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唱响。因为7月首轮演出一票难求，我也是在第二轮演出时才有幸来到现场，观看了这部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和现场的观众一样，数次“破防”，数次落泪。看完演出，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了，我的女儿竟然还没有睡觉，她在等我回家。6岁的女儿问我：“妈妈，你这么晚回来，去干什么了？”我说：“我去看了一部歌剧，里面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儿。”看着女儿的笑脸，想起鹃妹子“羊羔羔吃奶，跪望着妈……”的唱段，突然有一种悲欣交集的感觉。

从生活到小说

我们在中学语文课上都学过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党的女儿》这部歌剧改编自电影《党的女儿》，而电影《党的女儿》改编自小说《党费》。王愿坚是一位发下“写尽红军英雄志”的军旅作家。鲁迅先生说过，他在塑造人物时采取“杂取种种人，合为一个”的方法，《党费》中女主人公黄新这个形象也是由多个生活原型“杂取”而成。

其一是莒南地区的张大娘。小说《党费》中有一个细节：小孩子见了多日不见的咸菜，偷偷地拿了一根含在嘴里，却被她的妈妈黄新一把夺下。据王愿坚的夫人翁亚尼介绍，这就是1944年秋天日寇扫荡时，王愿坚在张大娘家中遇到的类似情形：张大娘把仅剩的两个窝头给了他，却把花生皮嚼碎了喂给自己的孩子吃。

其二是王愿坚的大姐王辩。1924年秋，王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王辩曾化名黄秀珍，从事党的工作，因此《党费》的主人公也姓黄。王辩去世后，人民日报头版登载了一则《黄秀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消息，仍然是用了王辩的化名。王辩也确实从事过多年的地下工作，其实她的经历比小说中的黄新更精彩。这样一位女英雄，新中国成立之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官职，在北京图书馆做了一名普通的俄文翻译，很少为人所知。据王愿坚的侄子、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透露：五叔王愿坚一贯谦虚低调，就是因为王辩是自己的家人，不愿对外公开讲，但是他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王愿坚肯定了这个说法。

其三是闽西游击队联络员和交通员卢春兰。1953年秋天，《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派王愿坚去福建东山岛采访，在路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位经历过这段生活的老同志。他们向王愿坚讲述了1934年至1937年间，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他们留在根据地的山林里坚持游击战的情况。其间，王愿坚听说一个名叫卢春兰的妇女，在组织群众给山上的游击队送咸菜的途中落入敌人之手，她为了乡亲们免遭杀害，挺身而出，唱着歌被敌人烧死了。王愿坚由此联想起解放战争时期，他为烈士收殓遗体时，曾经从一位僵硬手指上缠满手榴弹弦的战士口袋里发现过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两毛钱的“北海”币，本子上写着“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党费”。于是王愿坚把咸菜和党费联系在一起写成了小说，现实生活中的卢春兰变成小说《党费》中的共产党员黄新。不管黄新的原型“杂取”了多少女英雄，她的闪光之处都是来源于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形象才如此动人。

王愿坚的笔下还有一位妇女英雄，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妈妈，她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不幸被白匪放火烧死。我们不会忘记潘冬子眼含泪珠说的那句“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王愿坚为什么要讲述这些女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军旅作家，他十分清楚：人民军队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女兵。中国共产党让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走出家庭，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从小说到电影

1958年，电影《党的女儿》公映后，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织的1958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评选中，选票名列榜首。电影《党的女儿》“诞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编剧林杉准备着手创作一部电影剧本，当时有同事推荐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党费》为林杉创作电影剧本《党的女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准确把握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林杉在1956年前往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驻地江西瑞金搜集创作素材，他找到当年红军撤走后坚持斗争的20多位幸存者进行采访。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走后，白色恐怖笼罩着瑞金，敌人疯狂地搜捕、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女儿》保留了小说《党费》的部分故事细节，女主人公的名字改成李玉梅。为了达到一部电影所需要的“容量”，除了“党的女儿”李玉梅之外，林杉还塑造了秀英和惠珍两位年轻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影片中3个农村女性共产党员在一时无法“找到党”的困境中，为了继续开展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自发成立了党小组。3个人共同筹集咸菜作为党费交给游击队，由于叛徒马家辉泄密，李玉梅和通讯员小程被包围，在关键时刻她慷慨赴死，保护了小程并通过他将特殊的党费——咸菜交给了游击队，李玉梅用生命兑现了对党的誓言。饰演李玉梅的演员田华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电影《党的女儿》，哽咽地说道：我是一个党的女儿，正好演了一个党的女儿，我想到了生活当中那些流血牺牲的前辈们，她们都走了，我是幸存者。人家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电影到歌剧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党的女儿》被改编为歌剧，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创排演出，是上世纪9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歌剧之一。剧本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阎肃（执笔）、王俭、贺东久、王受远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王锡仁、季承、方天行作曲，由彭丽媛、杨洪基等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电影中的李玉梅改为田玉梅）”“七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的典范。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复排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曾在歌剧舞台塑造了众多经典形象的雷佳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演绎了一心向党的基层党员田玉梅，在歌剧舞台上绽放出了新的光彩。

新版歌剧《党的女儿》，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体现出一个丰富立体的田玉梅，她是党员，是桂英的战友，是鹃妹子的母亲。当桂英因为丈夫马家辉的叛变想要自杀时，田玉梅深情地演唱了一段：“我和你，从小一起打猪草，泉水旁，同唱山歌编竹篮，闹红后，同扛梭标把岗站，茅屋里，油灯下，入党宣誓肩并肩。那时候，你爱满胸膛泪满面，对姐说，要把誓言永记在心间。”从这一极富抒情色彩的唱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从小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结下的深厚友谊，因为共同的信仰又有了深刻的链接。一向怯懦的桂英最后悲壮牺牲，我在现场看到这一幕，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田玉梅的扮演者雷佳对我讲：“作为一名有着近20年党龄的新时代‘党的女儿’，能够在建党百年之际，在歌剧舞台上演绎这个经典角色，我倍感荣幸。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当我日夜循着田玉梅的生活经历不断去探寻角色的内心世界时，一次次被这个向死而生的故事所震撼：一名最基层的普通党员，在革命最低潮时，虽九死一生而不悔，毅然高擎信仰之火。虽没有历经那个苦难年代，但我知道要诠释好这个角色，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深刻感知田玉梅的价值观。我问自己，如果生在那个年代，如果牺牲了自己便能换来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孩子更好地活下去，我会不会像玉梅那样义无反顾？排练中不知多少次泪如雨下，但擦干眼泪，被精神洗涤、被艺术滋养的内心里，答案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

从剧中人物到千千万万革命女性

《党的女儿》中的3个女性党员是千千万万女性革命者的代表，从寻找党到成立党小组，她们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真正成为了党的女儿。毛泽东说过：“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真正让妇女解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每一个时期都有妇女英雄、妇女烈士，都有妇女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根据地有“红色娘子军”，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在长征路上，有数千名红色女兵浴血奋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都有女兵、女战斗英雄；在东北抗联，不但有赵一曼，还有“八女投江”的英雄壮举。解放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也不少。在回首沂蒙烽火岁月时，陈毅动情地说：我就是躺到了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1947年5月12日，32名沂蒙妇女筑起了“人桥”，把华东野战军送过了大汶河，她们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中华民族的铜墙铁壁。这些普通的中国女性为什么能够走出家庭，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救国的党，这与她们心中朴素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自己的国家存在，让自己的家园永在，让自己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活下来。她们的生命价值能够从家庭扩展到国家，这其中中国女性独具的坚忍和顽强的品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斯诺夫人、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所写的那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把1991版歌剧《党的女儿》也看了一遍，女儿听到了田玉梅最后牺牲前“万里春色满家园”的唱段凑过来和我一起看：“孩子啊！你抬头看！晨光里一群小伙伴，正欢欢喜喜进校园；孩子啊！你抬头看！春风里，家乡换新颜，好一片明朗朗的天！我走，我走，不犹豫，不悲叹，我乘春风去，我随杜鹃喊，我在天边唱，我在土里眠，待来日花开满神州，莫忘喊醒我，九天之上，笑看这万里春色满家园！”女儿突然问我：“妈妈，鹃妹子也上学吗？”我说：“阿姨唱的是你现在正在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