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的后裔提安扮演者

关于牙买加文学，大多数读者最深的印象可能来自《七杀简史》。而翻开《七杀简史》，文字中随处可见首都金斯顿的暴力与污秽的场景：

他们没体验过1966年巴拉克拉瓦的灭亡，但我不想谈那个。每个人说话都好像他们只会贫民窟的语言，尤其是他。你想一个人有那么多钱，那么多金唱片，鸡巴上印满了各色白种女人的口红——。

2015年，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的这本《七杀简史》获得了英国布克奖，或许又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一刻板印象。而在近期出版的、由作家阿莱西亚·麦肯齐主编的《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选》中，这些历史性的暴力场景非常少见，故事里的牙买加人更多地生活在现代化城市中，并被移民问题和性别问题所困扰。

阿莱西亚·麦肯齐（AleciaMckenzie）牙买加作家、画家和记者，定居于法国巴黎。她的第一本书《卫星城》和小说《甜心》均获得英联邦文学奖。她也是《女王案》一书的主编。

《女王案》中的故事很少涉及牙买加的殖民历史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血腥的党派斗争，也没有明显的异域符号，例如雷鬼音乐、甘蔗种植园等等。它呈现着一个与人们印象中不同的牙买加，一个在现代世界和移民问题中挣扎的国度。

牙买加作家笔下的暴力与社会问题

新京报：这是我第二次读牙买加小说，感觉和之前很不一样，因为没有那么多地域色彩的东西，例如雷鬼音乐、蓝山咖啡、甘蔗工厂等等。很多故事里的主人公都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我想知道，这是你编这本小说集时的个人倾向，还是当下牙买加小说创作的整体特征？

麦肯齐：在编《女王案》的时候，我也和清华大学的陈永国教授商量过，我们选择文章的一个标准还是文学的质量。选择作者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寻找年轻的作家，把一些新人带到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但这本书主要关注的还是文学的质量——它是不是好的文学、好的写作。选择时有几个核心标准，例如，他/她是不是在国际上获过奖，为人们所熟知；其次，就是考虑性别平衡的问题，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数量五五开。

移民其实是这本书中一个重要特点，移民在加勒比海文学中也是个重要的议题。很多人出国，也有很多人从别的国家回来，这里选择的故事都能反映人口的流动和一些国际性的主题。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

编者：（牙买加）阿莱西亚·麦肯齐、（中国）陈永国

译者：陈永国 沈新月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新京报：刚才说到第一个标准是看这个作家有没有获得世界性大奖。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马龙·詹姆斯获得了英国布克奖，他的小说里描写了很多金斯顿的帮派斗争、枪杀、雷鬼音乐，那你觉得马龙·詹姆斯作品中的事物能代表牙买加吗？

麦肯齐：马龙·詹姆斯的作品只能代表牙买加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时代。因为《七杀简史》实际上写的是一次对歌手鲍勃·马利试图进行的谋杀，以及因为这场谋杀而受到影响的人。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文学风格。

2015年，马龙·詹姆斯以《七杀简史》获得布克奖。

新京报：这些谋杀故事发生在金斯顿。而且在《女王案》的一些故事中，例如科瓦米·达维斯的《不得罪人的人》，其中的谋杀也发生在金斯顿。这让我联想到一件事情，在1962年刚独立的时候，金斯顿是全世界谋杀率最低的城市，谋杀率为每10万居民3.9人，是世界最低的地方之一，但到了2009年，这个数据变成了每10万居民62人，成为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方。所以我很好奇，在那些年里金斯顿到底发生了什么？

麦肯齐：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暴力因素，是因为在牙买加有许多政治暴乱，尤其是在牙买加独立后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我在1979年的时候离开了牙买加，那一年也是牙买加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年。这些暴乱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贫困、毒品、枪支涌入以及当地帮派斗争，还有政客在其中施加影响。我不是研究牙买加历史和社会的专家，所以没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政治暴乱的确伴随着我们这代牙买加人的成长。马龙·詹姆斯要年轻一些，1979年的时候，马龙·詹姆斯还是个孩子，但他也在那个时候体验到了牙买加的暴力。所以，其实牙买加的文学也反映了政治暴力这个主题。

新京报：除了政治暴力，这些小说还涉及到了其他的暴力行为，例如同性恋。在《不得罪人的人》中，被谋杀的那个人是个同性恋，而在牙买加，同性恋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

麦肯齐：“恐同”这个现象在牙买加社会一直存在。不仅在牙买加，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也是个严峻的问题。其实，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我现在居住在巴黎，但也听说过年轻男人因为被怀疑是同性恋而遭到群殴。

牙买加的“恐同”现象其实也是从它的殖民国——英国那里继承来的。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也非常不友好。但现在这个现象正逐渐改变，包括牙买加的一些政客也正带给民众很好的示范，告诉人们对待同性恋要更加包容。尽管现在很多牙买加人依然持有“恐同”的态度。所以当马龙·詹姆斯回到牙买加，他特别小心翼翼，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恐同”氛围依旧影响着牙买加人的生活。你提到的那个小说，《不得罪人的人》，也的确反映了同性恋者被怀疑、猜忌、歧视甚至谋杀的问题。

他们的故事和利文斯顿的没什么区别。他们死了。没人知道是谁杀了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谁杀了他们。总督说他对此事不予置评，他说，也需要等到回特里洛尼之后再论说一二……而副校长说他知道的肯定不止这些，有谁会更震惊呢？还有那些要面对他的裁决的医科学生，那些在他的课上屡屡不及格的、因为他的缘故无法从事医药事业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人说他不喜欢女人，但是愿意通过谈话帮助男性学生，而他们都知道“谈话”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成为他们一时风中流言的全部。——《不得罪人的人》节选

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新京报：接下来的问题与英国殖民有关，首先是语言，我特意和出版社要了一篇小说的原文，发现和我预期中的牙买加英语（Jamaican Patois）非常不一样，据我所知牙买加英语是一种非常当地化的克里奥尔语，拼写和语法都与标准英语有很大差别。而在这些小说里，人们都使用标准英语写作。为什么不用本土的牙买加英语呢？

麦肯齐：这其实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从小时候开始，我们上的学校就采取了英式教育，非常欧洲中心化，在家里我或许会说一些标准英语和牙买加英语混合的语言，也就是克里奥尔语。在学校里，人们采取的都是欧洲化、英式教育，人们读的东西也非常英国化，例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只有在和当地群体及家人交流时才会用克里奥尔语。为什么选择标准英语，对一个作者来说，什么语言自然，就选择什么语言写作。对我来说，英语也是我的母语。

但其实，这个现象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由移民所构成的社会，有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我曾经在新加坡居住了8年，在那里有人说中文，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泰米尔语，有人说马来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言。以牙买加为例，黑奴贸易时代，有许多非洲黑奴被送到牙买加；奴隶制度被废除后，又有许多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牙买加，在这之后还有中东商人和欧洲逃难的犹太人，大家都说不一样的语言。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什么语言和用什么语言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印度作家就在讨论到底该用本土的印度语书写还是应该用殖民国英国的语言书写，非洲著名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在谈到英语时候会加个引号，称其为“殖民语言”。我使用英语是因为我受到的教育里使用的就是标准英语，而在牙买加当地，有许多人没有受过英式教育，就会把英语视为殖民地的语言。之所以加个引号，即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评判和认知是不一样的。

（思索了一阵子）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困境。因为假如没有了英语——这门殖民地语言的话，我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作为非洲后裔，我们原本的语言已经离我太遥远太遥远，我也没有学过它。所以在面对“殖民地语言”的时候，我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新京报：既然牙买加有如此众多的民族，那该如何理解国家格言，“起源众多，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

麦肯齐：1962年牙买加独立后，政客们也看到了牙买加多民族的状况。他们希望能超越民族界限变成一个国家，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人们并不希望在牙买加看到一个人就说“啊，你是黑人”或者“啊，你是白人”“你是中国人”之类的，不用这种小的民族区划分他们，而是让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牙买加国民。

不过，这在牙买加国内依旧处于辩论中，有很多争论，但作为牙买加土生土长的人，我能够感受到牙买加的国民还是相互联结的。

新京报：除了殖民语言外，英国的确在很多地方都影响着牙买加，英国女王在今天还是名义上的牙买加国家元首，可以指派总督。我不知道接来下这个问题会不会让你感到敏感，那就是在很多牙买加人心里，依旧会把今天的牙买加视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麦肯齐：其实对现在的牙买加而言，给它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传统的英国，而是美国。尤其在文化方面受美国时尚产业的影响，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还有美国文坛的影响。虽然我们依旧在阅读传统英国文学，但总体而言的文化影响还是来自于美国。

其次，英国和牙买加其实是互相影响的。英国的时尚与文化界也受到了牙买加文化的影响，比如说雷鬼音乐。所以有很多牙买加的影响其实又回到了英国身上，英国反而变成了接受者。

移民与文化之根

新京报：在雷鬼音乐里，有个很重要的牙买加歌手，鲍勃·马利。他的音乐里有很多民族独立的倾向，他本人也是个“拉斯塔法里”信徒，认为非洲才是牙买加人真正的精神与文化归宿。目前，“拉斯塔法里”在牙买加依然是主流信仰吗？

麦肯齐：拉斯塔法里在牙买加从来都没有形成主流，它只是一个小众的、少数人群的信仰。但是它依然有非常坚定的信徒。在1970年代的时候，拉斯塔法里的信徒要更多一些，现在没有当时那么兴盛了，但这个宗教运动还是存在的。

鲍勃·马利（Bob Marley），牙买加音乐代表人物，雷鬼音乐鼻祖，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牙买加文化人物。他的音乐充满挑衅性和政治意味，呼吁和平，主张黑人的独立。1978年，他还通过自己的演唱会“同一种爱”，让牙买加政坛上冲突不断的民族党和工党领袖在音乐声中握手言和。1981年，因黑色素瘤去世。

新京报：那么再回到牙买加文学的移民问题上来。许多牙买加作家都选择在国外定居，你本人也住在巴黎。为何不选择留在牙买加？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留在牙买加可能更有利于观察它的社会现实。

麦肯齐：离开牙买加并不是一个“选择”。在我生活的70年代，也是牙买加国内最为暴乱的时期，很多人离开牙买加是有这方面原因的。有句俗话说，“一旦你离开家乡，你就再也无法归来”，你在世界上进入了一个永远迁徙、永远漂流的过程。在1950至1970年间，有许多人是因为经济原因离开的，我的姑妈就在那个时期去了英国，只是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她做了护士，在英国和另一个牙买加移民结婚，在英国组建了家庭。因此，牙买加的移民也构建了很丰富的文学群，在英国有许多牙买加作家在写英国牙买加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一个文学现象也很有意思，因为不仅有人写牙买加，还有人写海外的牙买加人，这样的话，才能扩展我们所说的“离散文学”的功用。用个术语来说，可以称它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离散文学”。

我也会偶尔回到牙买加，虽然频率不很高。有些人质疑，你不在场，你怎么能观察到最本质的东西？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们也有权利书写我们本土的文化。

我认为移民是个全球化现象，它会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作家们，他们也积极参加到当地的牙买加文化活动中，由此而见他们并没有远离自己的本土文化。加上现在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每天都能通过媒体看到发生在牙买加的事情，仿佛牙买加就在我们身边。

新京报：很多人都因为经济状况或者无法接受教育等原因而移民，我想知道这些造成移民的原因会不会因为肤色不同有所差异。我看过牙买加画家埃博尼·帕特森（Ebony Patterson）的一些油画，她描绘了大量漂白的黑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但这些画仿佛就是在控诉牙买加在肤色问题上的不公。而且，移民的人也大多以黑人为主。（注：有一段时期，牙买加也是全世界黑人漂白数量最多的国家）

麦肯齐：就移民问题来说，和肤色有关的现象或许是奴隶贸易的一个遗产。尤其对非洲一些后裔来说，黑奴贸易是痛苦的回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你说的很对，肤色问题的确是很多人选择移民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得意识到，移民也是双向的，比如说，中国人在19世纪的时候，也有不少人移民到了加勒比地区，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贫困，因此移民的因素或许有很多。我在新加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房东就是中国人，他和我聊到许多中国人选择移民到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说移民的动力则来自于经济。另外，母国的战乱、政治暴力都有可能成为移民的原因。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总是使用“加勒比海文学”这个词语，而不是“牙买加文学”，所以你是不是更倾向于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依据国别单独对待。

麦肯齐：（双手合十）唔……这个问题你得给我点时间想一想。嗯……加勒比海文学，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也是OK的，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都经历过奴隶贸易、都有被殖民经历，很多国家也在使用殖民国的语言比如英语、法语、荷兰语等等。移民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但它们的近代历史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牙买加，它们的近代历史就非常不同。

另外加勒比海地区还有很多法属殖民地，这些地方直到今天依旧处于法国的管辖内，比如说瓜达卢佩——那么，这些地方又是否能算作加勒比海文学呢？再比如说古巴，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更多还在使用殖民国语言的岛屿，以及还有更多不同地区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各自的土语，所以，也很难给“加勒比海文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个人更倾向于给这个名称后面加个复数的后缀s，变成“Literatures”，这也是一个学理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愿意把自己视为牙买加作家，至于其他人怎么看，是把我称为“后殖民作家”、“加勒比海作家”还是“加勒比海离散文学作家”，我都并不关心。我更关心自己如何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