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的初衷,公安队伍的初心和使命

破冰者

——考问一位公安监管民警的初心

■记者 陈新禄 叶晟 见习记者 傅奕

毛卓云，男，1963年4月出生，浙江临安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81年10月入伍，1997年9月从武警宁波支队教导队副营职转业至宁波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2000年1月调入宁波市看守所从事管教工作，现为宁波市看守所管教四大队民警、三级高级警长。

2007年初，宁波市看守所成立艾滋病患监区，承担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任务，毛卓云担任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成为宁波公安一名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监管民警，一干就是12年。

这注定是一条危险而艰辛之路，不仅仅是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更面临孤独、绝望与坚冰，只有敢于披荆斩棘、智勇双全的人才能闯出一片生天。

一、请缨

记者：你从小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会成为一名监管民警，一名难上加难、险上加险的艾滋病患监区管教民警？

毛卓云：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军人。小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没有想到世上会有这样的职业。

记者：2007年，你到艾滋病患监区当管教，是组织上的安排，还是你主动申请的？

毛卓云：当年由谁来承担艾滋病患监区管教工作，科长曾经找我谈过，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经过思考后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作。

这个岗位如果我不去做，没有人会强压着我去做。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做点事情，看自己能不能挑起担子。我向所长立下军令状：给我半年时间，管得好，让我干；管不好，我主动退下。

记者：安排毛卓云到这个岗位，所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百川（宁波市看守所所长）：说实话，到艾滋病患监区担任管教，工作难度很大，因为这意味每天与艾滋病患打交道，面临着职业暴露高风险。老毛是优秀的转业军人，政治素质高，有一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韧劲，到看守所后一直从事管教工作，总计管过11名死刑犯，基本上都是“难管犯”，积累了丰富的管教经验。

二、闯关

记者：到艾滋病患监区当管教，你认为自己要过哪几道关口？

毛卓云：首先是生理和心理关，接触艾滋病在押人员，说不怕是假的，我也怕被传染。在接手前，我查阅了大量艾滋病知识，向市疾控中心专家请教，向当医生的战友咨询。通过学习，逐渐克服了心理恐惧。

最难过的还是家庭关。开始我是向妻子隐瞒的，后来她知道了，与我经历了长时间的家庭斗争，最后还是妻子让步了。只是她给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毛卓云调到艾滋病患监区的？

徐爱英（毛卓云妻子，宁波望春监狱民警）：我是两年后（2009年）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才知道的，当时非常生气，也很担心，而且还为此吵架，但是也无可奈何，他比较固执，劝也无效，我只是对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注意自身安全，千万不要让自己给传染了。二是平时注意卫生，每天下班前都必须把个人卫生搞清爽后才能回家。

记者：当时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徐爱英：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被传染。如果一旦传染了这个病，整个家庭也就塌了。

毛智睿（毛卓云儿子，宁波市公安局大榭开发区分局民警）：当年父亲接手艾滋病患监管工作时，我与母亲并不知情。直到一天吃晚饭时，母亲拿着一份报纸质问父亲，问那个照片上的背影、那个报道里的毛警官是不是他的时候，父亲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慢慢道出原委、说出实情。父亲从网上找来艾滋病相关资料，让我和母亲学习。慢慢地，我和母亲才接受和理解了父亲的选择。

那几天晚上，我总想起一个以身饲虎的佛教故事，父亲的选择虽然没有王子这么壮烈，但我觉得，他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巨大勇气和善意。

三、涉险

记者：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危险性和难度主要有哪些？

袁锦（宁波市看守所副所长）：许多艾滋病在押人员，因为得病而自暴自弃，很容易破罐破摔。当时新成立的艾滋病患监室里，在押人员对抗情绪严重，监室氛围十分紧张。

我们认为，管理一名艾滋病在押人员的难度，相当于管理一名死刑犯。死刑犯是法律给他判了死刑，而艾滋病在押人员是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死刑犯不能集体关押，防止风险堆集；而艾滋病在押人员却不能分散关押，防止风险扩散，管理难度更大。

记者：你现在管理多少艾滋病在押人员？

毛卓云：我管理的艾滋病在押人员，从2007年的1个监室6个人，到现在3个监室20多个人（高峰期为27、28人）。早期多为盗窃、贩毒犯罪嫌疑人，现在主要涉及容留吸毒、贩毒、盗窃、寻衅滋事、传播性病等犯罪，90%以上都是吸毒人员。

记者：你能回忆一下12年来工作中遭遇的最危险事情吗？

毛卓云：2009年在救治自伤自残在押人员胡某的时候，面对头破血流的胡某，因为时间紧迫，自己忘记了戴手套。

董靖莉（宁波市看守所政委）：2009年，艾滋病在押人员胡某情绪激动，用头撞墙，鲜血直流，被带到医务室缝针，老毛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两只手始终紧握胡某的手，安抚他，最终使他平静下来。

在分管艾滋病患监区工作期间，我多次看到艾滋病在押人员或因情绪波动、或因身体不适、或因涉案负罪等，引发各种各样的极端表现，但最终都被老毛一一化解了。

四、破冰

记者：你认为做好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毛卓云：首先是要拆掉竖在管教与在押人员之间的“心墙”，如果不能与他们面对面、零距离沟通，就不可能消除双方的隔阂，也不可能顺利开展工作。第一天，我隔着玻璃与监室内的在押人员说话，但他们一个个冷漠地看着我。第二天，我戴了口罩和手套直接进了监室，但还是觉得“太过隔阂”。后面几日，我干脆就和平时一样，穿着制服就找在押人员谈话去了。

开始几天，监室里没有人愿意理我，我就想到写便条，写好后贴在玻璃上，我告诉他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讲，但看守所的纪律必须遵守。这样的便条我一共写了3次，其中不少是嘘寒问暖的话语。一周以后，终于有在押人员愿意和我交流，有的写小纸条回应，后来终于有人愿意向我袒露心声，交流心事。现在，我把谈话教育室搬进了艾滋病患监区，与在押人员交流更加没有障碍了。

记者：接近他们只是第一步，你又是怎样破解他们内心坚冰的？

毛卓云：不能歧视他们，要像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一样关爱他们，对于这群身心受到摧残的人，除了管理上要依法严格，更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关心他们的身体上，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记者：你记忆中有十分难管的吗？

毛卓云：2013年，暴力袭警的艾滋病患王某关押在我的监室，共计128天，我简直每天都走在钢丝上。王某来到监室以后拒不配合民警管教，大吵大闹，用头撞门。你说他为什么闹事，就是因为吸毒过量以后，产生幻觉，精神异常了。

12月18日他的审判下来，当时庭上的指控对他非常不利，那段时间他精神状态很差，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交流，找他谈话，只能像哄小孩一样哄着。

即将离开看守所的那几天，王某情绪更加失控，疯狂攻击管教和狱医，我也受到攻击，无人敢靠近。那次我径直走向近乎癫狂的王某，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抱住。突如其来的拥抱，让王某顿时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用手轻拍他的背，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像一个走失的小孩找到了亲人。王某就这样平静了下来。

五、认亲

记者：据说不少艾滋病在押人员不但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亲朋好友也把他们当作瘟神，为什么你把他们视作亲人？

毛卓云：每个在押人员都各有各的犯案原因，也各有各的罪行轻重，但我总是想，无论如何，他们首先是人，尽管很多人的行为性质恶劣，但只要他们活着，我就尽量多给予他们一点人性的关怀，甚至有时候成为他们生命最后的一丝温暖和寄托。

记者：能说说“毛爸爸”称呼的由来吗？

毛卓云：有个叫宋某的在押人员，90后，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关押。有个晚上我值班，听监室有人报告他在痛哭，我一了解，原来是他在睡前擦床板，不小心被床板的木屑戳到了，估计是身心都痛苦吧，情绪低落。我就连忙帮他把木屑拔出来。在我离开时，他声音低沉却又很自然地说：“谢谢毛爸爸。”

记者：在押人员还有叫他“毛校长”“毛老师”的？

夏红波（宁波市看守所同事）：2014年5月，所里关押了10多名来自外地的艾滋病患。因为他们大多是文盲、半文盲，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会写了。老毛提出，学会认字写字、进行文化补习也是丰富监室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针对这批在押人员，他买来新华字典、小学生识字卡、方格本，每天教他们认字，给他们批改作业，这样的“文化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一个关押8个月的能认四五百个字了。所以，每次老毛进监室检查他们作业的时候，在押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叫：校长来了，老师来了。

记者：毛卓云还从其他方面关心过在押人员吗？

孙立洪（宁波市看守所同事）：在物质方面，老毛帮助所有艾滋病在押人员申请到营养餐和被装等生活必需品；医疗方面，鼓励人人服药，配合治疗，特别是和疾控中心对接联系后，为每名在押人员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对从看守所刑满释放的“三无人员”，他还提供短途路费，帮助他们回家，或者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联系，共同帮助解决这些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六、家书

记者：我在“关爱会”微信群里看到，你们像亲人一样谈生活、聊健康，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毛卓云：我建立回归社会的监管对象“关爱会”微信群，主要是方便大家在外打拼时相互扶持鼓励，现在群里已有28名成员。我经常从艾滋病防控公众号里筛选一些专业知识和最新消息转发到群里，也常发一些正能量的信息。我还拉了两个艾滋病专业医生入群，为大家提供专业咨询。目的就是尽可能帮助他们，促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态，积极融入社会。

记者：不少管教对象回归社会或送监服刑后还给毛卓云写信，毛卓云都当成家书一般珍藏，已经积攒了好几叠。其中切切之情，已经超越普通意义上一名管教与在押人员之间的关系。下面摘录部分信件：

赵某某（2017年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刑拘入所，同年被判刑后投送监狱）：没事的时候想想我在看守所的日子，真的挺想你……这里我们所有宁波市看守所过来的人一提到你，都竖大拇指说你的好，我转来转去碰到的管教也不少，但他们都没有你那么平易近人。我想着等我年底释放出去后，一定去找您喝酒。

王某某（2015年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刑拘入所，2016年1月判刑后投送监狱）：尊敬的毛领导：您好，不知不觉我入监已经3个月了，在看守所时，您对我们照顾有加。我们就像您的孩子一样，所以我对您很是挂念。不知您身体如何，工作顺心否，来到这里我们是特别怀念在看守所的日子。时常想起您亲切的面孔，特写此信以表对您的思念之情。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早日退休享福。

牟某某（2010年因涉嫌组织卖淫罪刑拘入所，201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投送监狱）：我现在专门在这里弄些写写画画投稿的事情，想多挣点分数，但个人思想有点局限性，所以想请毛领导方便的时候给我顺带或者邮寄一些以前看守所办的、节假日发的《启航报》，以前我看见过，还有《小本黄丝带》《新生报》等资料，我们这里没有，我可以将此作为资料用。谢谢！

郭某某（2014年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刑拘入所，先判死刑，后改判死缓投送监狱，在狱中成为改造积极分子）：我想现在的我也能够成为您口中的骄傲，或为您在监室教育时可提起的正面形象，这一切也离不开您在那两年的阴霾岁月中对我的挽救与帮助。对您现在的工作我也是略知一二，但无论怎样，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身体，该马虎的马虎下也应该的，还有两三年工夫，不要太执着了，即使您对这份工作有着别样的感情，这些我都懂的。有时看到从宁波送来的犯人那里，我都可以得到您的消息，回想起那段日子，有您的温暖陪伴，现在都有种不一样的感受。

七、安危

记者：同事们都说，你的岗位，虽然没有硝烟，但如走钢丝，随时有坠落危险；如拆弹，生死系于一线；如行于暗夜，无边的黑暗让人窒息。那种不可预测的危险，逼迫的压力，甚至比刀光剑影的搏斗，电光火石的枪战更为可怕。是这样吗？

毛卓云：是的。我工作的危险性，确实是来源于种种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潜伏于这些特殊人群当中的恶什么时候会爆发。当然，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12年，我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总结运用了近心、正心、劳心、破心、宁心的“五心法”，大大降低了风险，艺高了人也胆大了。

记者：现在你完全没有恐惧心理了吗？

毛卓云：担忧还是有的。我一直在偷偷给自己做艾滋病检测，每年检测一次。我要保护家人，保护我们看守所。半个月前我还做了一次检测，因为咳嗽了20多天都没有好，因此也有点担心。

记者：毛卓云在艾滋病患监区当管教有12年了，是否已经完全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

徐爱英：没有完全理解，我经常让他换一个岗位，他从来都不和领导讲。他记性不好，容易忘记事情，我还是担心他一不小心会被感染。只要他还在做这项工作，这个担心就永远存在。他真是一个傻子，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危险的事情，他却主动去做。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少，那帮在押人员倒成了他的朋友。现在，我和儿子能做的，就是给他多一分理解支持，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把工作做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记者：你有开心的时候吗？支撑你在这个危险岗位坚持12年的是什么？

毛卓云：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原来管教过的在押人员突然有一天发给我一条短信，说自己刑满释放，重新找到工作了，那一刻我就很欣慰。

做好这份工作，我是有“私心”的，管教好一个对象，社会就少了一个隐患，犯罪就少了，关押到监室的人就少了，我的压力也就轻了。这也是我的初心吧！

记者：如何评价毛卓云12年的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

张百川：老毛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奉献给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老毛管理的艾滋病在押人员监室，我们才有底气对艾滋病犯罪嫌疑人依法应收尽收，即使是CD4指数低于200（处于艾滋病发病期）的也照收，从而有力打击了那些流散在社会上有恃无恐、报复社会的艾滋病违法犯罪分子，为社会排除了隐患，也保障了司法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老毛以一己之力背负了一大块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

同时，老毛在所内所外做的医心治人工作，让红丝带关爱精神无处不在，更是彰显了社会温度，践行了为民初心。

黎伟挺（宁波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毛卓云同志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责任担当，坚持的默默无闻，忠诚奉献、无私无畏，在监管岗位上“排雷拆弹”，为平安宁波和谐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活生生的身边典型，事迹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震撼人心、直抵灵魂，是基层公务员“执政为民、心系人民”的真实写照，是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