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扮演者

作者：David Thompson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1993年1月）

1947年，哈维·凯特尔出生于布鲁克林，他的父母在布莱顿海滩开了一家小吃摊。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三年后，凯特尔进入了纽约大学和「演员工作室」深造，向斯特拉·阿德勒、弗兰克·科萨罗和李·斯特拉斯伯格等人学习。

凯特尔在夏令剧目爱德华·阿尔比的《美国梦》中贡献了舞台首秀，之后又出演了外百老汇剧目，很快，他成为了马丁·斯科塞斯的首部长片《谁在敲我的门》的男主角。

《谁在敲我的门》

1975年，凯特尔在百老汇出演了《推销员之死》，与乔治·C·斯科特演对手戏，并在80年代中期与威廉·赫特联袂出演了由迈克·尼科尔斯改编自大卫·拉贝《浮世男女》的同名舞台剧（译者注：该剧于1998年被翻拍成电影，由西恩·潘和凯文·史派西主演，这里选取了电影的译名）。

但与他密集的电影工作相比，戏剧已经退居其次，可能甚至出乎凯特尔本人的意料，他已经在电影和电视电影中扮演了大约50个角色。

去年11月我见到凯特尔时，他正在伦敦拍《伦敦街头档案》，扮演一名执行特别任务的美国毒品调查员。

这又是一部出道之作，初出茅庐的丹尼·加农自编自导，其剧本足以吸引凯特尔加盟。对于他的下一部电影，他将再次与阿贝尔·费拉拉合作，拍摄《死亡游戏》，该片的主演还包括麦当娜。

凯特尔很少接受采访，尽管他显然感到有某种特别的义务来为塔伦蒂诺摇旗呐喊，以及《坏中尉》正名——后者可能相对让观众难以消化，《综艺》称之为「垃圾盛宴」，但不可否认的是凯特尔本人的可怕存在，很少有演员敢于呈现如此赤裸裸的自虐。当然，也很少有人像凯特尔那样无所畏惧。

问：让你想成为一名演员的契机是什么？

凯特尔：在我十来岁的时候，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等人风头正盛。由于成长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往往寻找英雄来帮助我们穿过那片阴暗的丛林。包括卡赞和卡萨维茨等导演拍摄的作品，也是如此，他们展现了应对困难的斗争，给我和我的朋友带来了希望。

《巴黎最后的探戈》马龙·白兰度

问：在海军陆战队待的三年时间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凯特尔：当时我和我两个最好的朋友在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寻找我们的英雄，并试图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一句很棒的话：「在我的这本传记中，作为主人公的到底是我呢，还是另有其人，在这些篇章中自当说个明白。」

我是在海军陆战队开始打磨自己的信念的。我得到的第一个重要的指令是在夜战课上——我们几百人挤在帕里斯岛的新兵营里，一位海军陆战队教官对我们说：「你们害怕黑暗，是因为你们害怕未知。我要教你们认识黑暗。」一段振聋发聩的发言。

问：这段经历是如何与你在演员工作室的练习产生联系的？

凯特尔：演技是一种洞察情感的手段，而想要无所畏惧就必须直面恐惧。

问：所以不仅仅是站在镜头面前的恐惧？

凯特尔：对。我说的更关乎存在本身，例如早上醒来的时候心想：我现在该干什么？

问：那这对你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影响吗？

凯特尔：我的老师斯特拉·阿德勒说，对文本的分析就是对演员的教育。我试着只参与那些能加深我的感悟力的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幸运的：我只需要不时地拍几部商业电影来赚点钱，而且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和有思想深度的人合作。

《布达佩斯大饭店》

问：你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谁在敲我的门》拍了很久——

凯特尔：不过五年多罢了！

问：——以这种方式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会很奇怪吗？

凯特尔：我当时不知道其他片场是什么情况，拍戏的同时，我还在外百老汇的La MaMa剧场表演。如果我了解的更多，我很可能会有怨言。我认为我和马蒂（马丁·斯科塞斯）在我们事业的起步阶段相遇是一种缘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坐在一起观看了一个被剪掉的场景。那是在教堂，当主题曲响起时，我意识到自己处于某种非同寻常的经历之中......我被情绪的漩涡深深地搅动着，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

《谁在敲我的门》

问：鉴于你本人的身份背景，在《谁在敲我的门》和《穷街陋巷》中扮演意大利裔美国人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凯特尔：我在布鲁克林长大，在科尼岛上学，所以我的朋友里什么人都有：犹太人、天主教徒、爱尔兰人，简直是个大熔炉。我是犹太教徒，马蒂是天主教徒，这并不重要，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宗教。

问：据说斯科塞斯力争让你出演《曾经沧海难为水》中的牛仔一角。

凯特尔：我本来可以拿到一万美元的片酬——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后来电影公司不想要我，所以他们对马蒂说，如果他想要我参演，我的片酬得降到3000美元。这是演完《穷街陋巷》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没有人愿意用我。

我上过几个电视节目——我客串了《神探酷杰克》第一季，拍了一集《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希望我开始进军好莱坞。但我还是回到了纽约和演员工作室，因为我对此毫无成就感。差不多一年后，马蒂邀请我参演《曾经沧海难为水》。

《曾经沧海难为水》

问：你会后悔自己没有多在舞台上花些时间吗？

凯特尔：我目前已经五年没有演过戏剧了，但我很想再演一部。除非你是最卖座的演员之一，不然要想在电影事业上长久地走下去是很难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自己的事业往往没有什么发言权。

我想做更多的戏剧演出，尽管我不喜欢一周演八场——我认为这是剧院老板为了赚更多钱而创造的机制。一天的休息日只是为了让你调整状态迎接下一周，如果不是因为工会的条款，你可能不得不每周演九场或十场。

问：你对于《出租车司机》的皮条客一角好像下了很大的功夫。

凯特尔：马蒂把剧本交给我，说：「你想演什么角色？」我翻看过后，说我想演皮条客这个角色。他以为我想演竞选办公室的员工——皮条客大约只有五句台词——但我当时生活的地区恰恰是皮条客活动的区域，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和他们有接触。

他在剧本中是一个站在门口的意大利人，这就是我开始的起点。我和一个跟我分享皮条客生活经验的人一起创造了这个角色——我们一起合作了几个星期，做即兴表演，然后让马蒂来拍板。后来，马蒂想让我演另一场戏，所以就有了我和朱迪伴着我写的歌跳舞的想法。这表明他真正关心这个女孩，并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出租车司机》

问：詹姆斯·托贝克的《手指》是第一部完全以你为中心的电影。你怎么去塑造这个角色的?

凯特尔：完全按照剧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即兴的。吉米（詹姆斯·托贝克）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以了解这个角色是谁，特别是他与父母的关系。我不会弹钢琴，所以我学了很久，练了很久，我听了很多格伦·古尔德的录音带。

准备工作很难去谈，因为它涉及到演员的技巧，即对文本的分析、即兴创作和感官运用，这是我们在使用方法派演技时所涉及的一部分。如果它对你有用，你就使用它，如果不然，你可以将其抛在一旁。

《手指》

问：你在《手指》里扮演的角色十分浪漫，不是吗？

凯特尔：如果要我对此进行评论，就相当于是在给这个人物下定义，我认为让观众自己去看电影比我的赘述能更好地去定义它。但当然，我心目中最棒的角色是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看看莎士比亚或易卜生的作品就知道了。

问：你说过很多次自己希望和初执导筒的人合作。

凯特尔：我的经纪人一度也为雷德利·斯科特代理工作，他恳求我看看雷德利拍的广告片，因为他想让我参演《决斗的人》。我回答说：「我对于和一个广告导演合作不感兴趣。」但他不厌其烦地让我去看那些视频，最后我看了一些，发现每一部都像制作精良的小电影。因此我学会了不要以貌取人，我需要和他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聊一聊，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决斗的人》

问：雷德利·斯科特和美国导演相比，合作起来有什么不同？

凯特尔：雷德利总是非常开放，很有幽默感。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排练拿破仑战败后发生在作战室的一场戏，我扮演一位将军，和上校们一起商讨战略。然后爱德华·福克斯走了进来，坐在了我的桌子上。

我把雷德利拉到一边，说：「他不应该坐在我的桌子上，因为他是一个上校，而我是一个将军。」他走到爱德华身边悄悄说了句话，然后回来说：「好吧，哈维，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是这样。」我问：「你怎么知道，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吗？我当过兵，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雷德利继续回答，「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拍，爱德华需要这样做，」所以我说，「好，那就这样拍吧。」

然后我们继续拍，爱德华走进来，说「长官！」，我转了下身，他坐在我的桌子上，我说，「从我的桌子上滚下来！」而爱德华——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立刻站了起来。

问：八十年代你在好莱坞之外拍了很多电影。为什么会这样？

凯特尔：这只是因为好莱坞并不怎么待见我。但结果是幸运的，因为我得以和一些伟大的导演合作。例如，贝特朗·塔维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呈现的空间也是我非常熟悉的环境，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不讳去展现自己的矛盾。

问：《死亡的窥伺》是在英国拍的外景。那么拍摄像《瓦伦之夜》这样的影片——主演几乎都来自不同国家——的感受如何？

凯特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会说英语，让-路易斯·巴劳特只会说法语。但这部作品的分量和所有人的全力参与克服了所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我到罗马去见埃托尔·斯科拉的时候，他问我是否需要翻译人员的帮助，因为当时他的英语说得很差。

我说不需要，所以我们结结巴巴地聊了三个晚上，彼此都不太听得懂对方说的话。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的合作也很自然，尤其是他邀请我扮演的是托马斯·潘恩。

问：虽然你说自己不算卖座的演员，但你的名字似乎也能帮助一部电影顺利制作下去。

凯特尔：确实也有这样的例子，但看看这些项目的预算！当然，我为《落水狗》和《坏中尉》这样的电影感到骄傲，不过它们的预算将将超过一百万美金，这也反映了我在好莱坞大概值得多少钱。

《坏中尉》 《坏中尉》

问：你是怎么成为《落水狗》的制片人的？

凯特尔：我读了剧本之后，对它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给制片人劳伦斯·班德打了个电话，说我想拍这部电影。昆汀想让我扮演白先生，三个月后我才下定决心接下这个角色。我资助了他们的纽约之行——没有花多少钱，因为我想让他们面试一下纽约的演员。在试镜阶段之后，他们慷慨地认为我应该被记为联合制片人。

问：看《落水狗》这部电影时，我对于打火机那场戏印象深刻，你玩了个花招——

凯特尔：蒂姆·罗斯的儿子很会模仿我的这个动作。

《落水狗》

问：这个手势对于你塑造角色有多重要，它是怎么诞生的？

凯特尔：打火机总是打不上火，这种动作就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任何有点阅历的演员可能都会有这种经验，你在塑造一个角色时，不能总是亦步亦趋，而是需要留出一些惊喜的空间。当然，每个演员的方式不一样。它可能是一种体态，一种气味或是一个屁。

问：你饰演的白先生和蒂姆·罗斯饰演的橘先生之间的关系发展是剧本里写好的吗？

凯特尔：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内容都是有剧本的，我们没有肆意发挥。我觉得昆汀写的是关于背叛和救赎的普遍主题，白先生需要成为年轻人的楷模。而代表法律的橘先生，必须为遵循法律对他的规范而寻求救赎。

问：你演过正派人士，也演过法外之徒。扮演警察这种角色时，你肯定做了很多功课吧。

凯特尔：拍《致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和拉里·穆兰待在一起，而拍《坏中尉》的时候，我和丹尼斯·奥沙利文以及一些警探相处了很长时间。我非常尊敬警察，如果你和他们一起巡过逻，那么你心里的尊敬肯定会加深许多。除非你真实地接触过他们的工作，例如触摸尸体，否则你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些什么。

问：他们知道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吸毒成瘾的腐败警察吗？

凯特尔：不，我并没有对他们和盘托出，他们只有自己去看电影才知道。但这不是一部关于警察行业的电影，甚至不是关于警察的电影。对我来说，它是关于一个身为父亲的人，他正在失去自己的灵魂，而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做一些好事来挽回。

我的感受是，我们必须书写自己的「圣经」，而不是仅仅依靠先辈的经验。我觉得《基督的最后诱惑》也是如此。除非我们处理好自己内心的冲突，否则我们将把它遗留给我们的子孙去应对，因为我们失败了。

阿贝尔·费拉拉收养了两个印度孩子，而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告诉大家走出地狱、回到正轨是多么的困难。

《基督的最后诱惑》

问：即便这意味着无情地将这个角色表现为被毒品摧毁的人，并可能让观众敬而远之？

凯特尔：当有人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毒电影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里面没有任何道德说教。这是我由衷想拍的故事，我与阿贝尔和乔·路德一起创作了这个故事，我希望它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

我们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知道它将是一部NC-17级（17岁或者以下观众禁止观看）的电影，赚到什么钱。我认为这是一部宗教电影，因为我们呈现了地狱，同时也打开了认识天堂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