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果扮演者资料

这是第109个国际妇女节。

百年里，无论从外貌到社会角色，世界对女性的“定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杂志、电视、医美整形，共同对“美女”的定义是：锥子脸、A4腰、高鼻梁。

八十年前，人们如何定义“美女”，来翻翻八十年前民国版“时尚芭莎”——《良友》。

80多年前，当上海工人每月收入仅20块大洋时，《良友》却卖到了大洋四角。

鼎盛时期，它的销量达四万册，远销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西班牙等地。

始创于1926年的《良友》，在上海、香港两地出版了19年，172期中有161个封面女郎，只有11期的封面肖像是男性。

161个封面女郎中既有可与格丽泰·嘉宝相提并论的当红影星胡蝶、华籍美国电影女星黄柳霜，还有徐志摩夫人陆小曼、“美人鱼”杨秀琼，不是明星就是名媛。

如今看来，封面女郎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将闺阁女性的真人照片放上杂志封面，是一件极具开创性的事。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果中

“《良友》大胆突破了中国女性不出闺阁的历史惯例，它将女性从闺阁推向广阔的社会，开拓了中上层女性展示其形象的公共空间，营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及审美价值上的时尚，制造了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一套流行体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果中说。

她一本本细读了近二十年《良友》画报原始文本，写下了《〈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和《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49）》两本著作。

1926年2月15日，上海街头，一本24页的画报悄然出现。封面上，一个留着前刘海儿的女孩，捧着一束鲜花，侧脸微笑。她就是当时寂寂无名，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演员胡蝶。

清末，女子肖像登上封面是民间名妓小报的传统，闺阁女性是不愿意露脸的。十几年后，当刊登着“胡蝶恋花图”的《良友》一上街，就发行了7000册。

《良友》一诞生就带着强烈的时代感，而十九年中封面女郎风格气质的变化，也与时代保持着共振。

“女性身体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它的权利话语演变以及在社会空间的形象变化，均为观察社会进步提供了极佳窗口。”吴果中说。

前期的《良友》，封面女郎更偏“中式”。封面背景里有西式花纹图案，而封面女郎衣着古典时装，留着“前刘海儿”，画着柳叶眉，或侧脸抿嘴浅笑，或低头不语，气质含蓄。

到第13期，封面女郎穿着西式吊带时装，左肩和胸背几乎裸露，华丽的围巾随意搭在右肩，背景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队列和西式屋柱，但是女郎的齐额刘海、柳叶眉、朱唇粉腮的妆容依然是东方美女的传统标准。

到了第77期，穿着背心运动上衣和短裤的游泳健将杨秀琼登上封面。有着“东方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是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游泳比赛的女选手，与胡蝶、宋美龄、丁玲等人一起被《良友》评为“当代十大标准女性”。

“女性健美的身体是《良友》画报所营造的摩登女性空间的核心要素，而娇弱的病态美是其一贯摒弃的。它倡导‘有健全的母性才有健全的民族’的现代性理念。”吴果中说。

到第84期，封面女郎可以说是彻底的现代性了。女郎穿着一袭明黄色西式长裙，夸张的泡泡袖，露齿而笑，一手叉腰，一手上扬，指向充满未来感的“1934”和一只巨大的钟。

封面有中英文两种语言，“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pular magazine in China”（中国最流行最有吸引力的杂志）。

吴果中对161个封面女郎做过一个统计，有名字可考的有96名，其中体育健将或体育家2名，美术家1名，学生9名，闺阁名媛6名，电影明星或演员占绝大部分比例。

《良友》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时尚”的画报，引得上海中产阶级女性争相模仿。

“东方美人鱼”杨秀琼的泳装封面照，就引领了上海滩新潮女性的游泳热，而泳装照也从旧时人们眼中“伤风败俗”演变为健康时尚，杨秀琼更是成为上流社会淑女的偶像，成为达官贵人的座上客。

“20世纪20年代各大报刊所开辟的服装专栏或者时装杂志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装的产生和流行。”

上海得西方时装风气之先，时装的流行极为容易与普遍。1933年上海报刊上曾刊登过这样一首歌谣：“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良友》就接受了许多时装设计者、画家或时装摄影师的要求，开辟专栏，专门设计和描写上海的流行服饰。

吴果中发现，“旗袍”是《良友》画报时装版面的主题词，第150期“旗袍的旋律”，以两页整版的篇幅，建构了旗袍从1925年至1939年共15年的发展空间。

在这一期，编者写道：“盘桓起伏于女子膝部与足部之间的那根旗袍高度线，不但配成音乐上一条最美的旋律，并且说明了十五年来中国女子服装显著的变迁，跟了旗袍高度的起伏，袖高边饰领头开衩都发生显著的变化……”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女子的旗袍随政治上的改革而发生大变，“当时女子虽想提高旗袍的高度，但是先用蝴蝶褶的衣边和袖边来掩饰她们的意图”。

1928年，旗袍进入新阶段，高度适中，极便行走，袖口边保持短袄时阔大的风度，领口也有特殊设计；

1929年，旗袍上升，几近膝盖，袖口也随之缩小。“当时西洋女子正在盛行短裙，中国女子的服装，这时也受了短裙的影响。”

到1930年，短旗袍为适应女学生的要求，又提高了一寸，可是袖子完全仿照西式，可以跑跳自如，“象征了新女性在服饰上的解放”。

到了1933年，旗袍不但左襟开衩，连袖口也开起半尺长的大衩来；到1934年，旗袍又加长，衩也开得更高；

但到了1935年，由于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旗袍又发展到低衩，长度也发展到顶点，连鞋子都看不见。到1938年，袖子被取消，“光光的玉臂，正象征了现代女子的健康美”。

到1939年，旗袍已成为中国现代女子的标准服装，“打倒了富于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使中国新女性在服装上先获得了解放。”

“这时的旗袍已和欧美女装的风尚，发生了联系，它不但为二万万中国女同胞所采用，而且被许多欧美女子所爱好。像中国女子在国际上已获得有地位一样，旗袍也是世界女子时装界的一支新军了”。

奇妙的是，引领上海时装风气之先的《良友》，其五任主编都是男性。封面女郎的选择自然与杂志的创作主体密切相关，吴果中认为，“选择背后至少蕴含有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把女性身体当作艺术品。艺术品扮演着两种作用，一个作用就是提醒女性，你要注意这种美的追求；另一个作用就是提醒你注意自己在家庭或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应该怎么样。”

第99期《良友》刊登了以“标准女性”为中心的十幅图像：如胡蝶之闻名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如宋美玲之“相夫贤德”，如何香凝之艺术手腕，如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尽孝，如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健美如鱼，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总之，《良友》画报所确定的女性标准是德才兼备：既能相夫教子，又能建功立业；既是摩登的“贤妻良母”，又是天才式的“职业女性”。

“女性的社会地位自然大大提高，然而社会给予的压力却丝毫不亚于男性。女性仍然在社会或男性视野下建构自己的形象，在大众媒介所再现的内容之下，似乎隐藏着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

“第二个逻辑就是商品逻辑。女性身体所折射出来的审美观念和现代性观念会被读者模仿，甚至读者会把有名的画报收藏起来，装好挂在家里墙壁上，以此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欣赏的趣味。因为欣赏封面女郎，所以喜欢和购买画报，所以是杂志促销的一个工具，用今天的话就是‘引流’。”

《良友》画报的售价不菲，1930年8月，《良友》画报的定价增至每册实售大洋四角，订阅全年国内四元四角，另加邮费四角，共计四元八角，而据上海工人生活程度调查资料，年收入200~300元的低薪工人家庭，每年仅有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大洋一角可以买五斤面粉，或十个鸡蛋”。

因此，吴果中认为，《良友》的固定消费对象应该是每月娱乐能够支付大洋一角的中上层，包括实业家、企业家、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等。“中上层的文化嗜好和精神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必然成为社会的流行趣味。”

尽管《良友》注重商业性，主要满足中上层消费者的需求，但主创群体的气质和“朋友圈”拔高了这份画报的眼界和视野。

它标榜自己是“大众现代生活的探索者”，“因此在营造中上层摩登女性形象的同时，对乡村女性的关注赋予了《良友》画报超越于其他时尚杂志的社会文化内涵。”吴果中说。

第73期“时代女性”主题报道中，刊载了迥异于都市女性的乡村妇女形象，包含街头的补衣妇、挑水的妇人、卖花的妇人、农作的妇人、浣衣妇、“杭育！杭育！”拉纤的妇人，报道中有一段评论文字，

“在常人的眼光中，她们是时代的赘物，落伍者。但是事实胜于巧饰的名词，她们，无疑地，是最时代的。她们没有华丽的衣裳，但是她们却满足而且骄傲地穿起她们的粗劣的布衣，因为这是她们自己的劳力所获得到的……”

在当时“只认衣衫不认人”的上海，这样的眼光是难得的。这与主创群体是一群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和西方文明浸染的知识青年有关。

首任主编伍联德就是一位颇具国际性文化视野的有志青年，有人回忆他时说，“特别使我钦佩的是绝无旧社会中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

第三任主编梁得所出生于牧师家庭，深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出任主编时值22岁，却大胆革新，去除消遣无聊之气。

主编们与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们都有交往，如鲁迅、郁达夫、巴金、老舍等等。“这样，他们的思想和眼界是相当高的，对当时上海都市文化的呈现就更全面了。”

吴果中说，“因此，《良友》的封面女郎成了一种符号，成为一个时代受众和传播主体之间对于一个文化世界的共享，成为一个时代的透镜，折射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文化的意义。这也是它的第三个逻辑，成为了重要文化事件的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