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国民党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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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中，法币膨胀的速度在初期较为缓和，中期逐步加快，愈到后期速度也就愈快。

1、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从1942年起，法币膨胀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显然已进入了恶性膨胀阶段。在1942一1945年这几年内，法币增发了10168亿元，较1941年底增加了67倍。发行指数亦从1941年12月的10.76增加到1945年12月的738.45。本期内各年的发行增长率平均在两倍以上，通货膨胀速度大大提高了。这是第三个阶段。

以整个抗战时期来说，七七事变开始前的法币发行额为14亿元(1937年6月)，到1945年8月则为5569亿元，即在8年又2个月中增加了397倍，几乎达400倍。

抗战八年中，随着膨胀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尚合值战前6角，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至8分左右，自此递降到1943年底只合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6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5毫。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合值战前法币1元。

尽管国民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时经济政策、管制和管理法令，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经济表现却导致国统区屡屡出现饥荒等情况，通胀更是越演越烈，民不聊生的状况随处可见，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政府抗战经济的失败。

2、经济管制的效果

为了保障战时物资供应、对应日本的经济战和抑制内部的投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对粮食、矿业资源、日用必需品、燃料、日用工业品和外销物资等采取统购统销、专卖和限价的办法，实施管制。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成立后，战时物资管制的大部分工作就由该部负责，另外财政部也对一些商品进行管制。

受经济部管制的物资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日用必需品，包括棉花、棉纱、棉布、煤焦、食油、纸张等物资；

第二类是工业器材，包括工业机器、钢铁、水泥、烧碱、漂白粉、盐酸、染料、助染剂、鞣剂、铜等物资；

第三类是出口矿产品，包括钨、锑、锡、汞、铋、钼等六种，由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钨、锑、锡、汞等管理处分别掌管。

受财政部管制的物资商品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专卖品，包括盐、糖、烟类、火柴等项；第二类为出口外销物品，包括桐油、生丝、猪鬃、茶叶、羊毛、药材等，由财政部设贸易委员会主持收购运销等业务，下设复兴、富华及中国茶叶等三公司，为实际负责经营的业务机构。

1938年11月对1937年12月颁布的《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进行修订，重新颁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对下列物品进行统制：

“（1）棉、丝、麻、羊毛及其制品。（2）金、银、钢、铁、铜、锡、铝、镍、铅、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3）食粮、植物油、茶、糖、皮革、木材、盐、煤及焦炭、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纸、漆、酒精、水泥、石灰、酸碱、火柴、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电气机器工具、教育用品、药品、人造肥料、陶器、砖瓦、玻璃。（4）其他经经济部呈准行政院指定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

然而，投机猖獗，法币贬值，迫使国民政府经济部于1939年2月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希望能打击投机；当年12月又颁布《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规定设立平价购销处，主要职责是保持大后方各省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事宜。

但事实上，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官商走私、黑市买卖日甚一日，至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一方面军民物资非常短缺，一方面官商大量囤积货物，所以经济部于1941年2月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1942年3月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强调“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之后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通过《加强管制物价紧急措施方案》。

但是，物价飞涨已经无法控制。此后，1942年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后，两部经济管制由该会议统筹，但无论组织结构怎么变动，整个抗战期间，物价持续上涨，投机炒作、囤积居奇从未得到遏制。

在工业方面，1939年5月和1940年1月国民政府分设钢铁管理委员会和水泥管理委员会，在主要负责工业器材的管制、制定法规法令等。1940年1月这两个委员会又并入工矿调整处。

1942年1月后，经济部先后核准公布《管理工业材料规则》、《钢铁材料登记办法》、《管理钢铁材料实施办法》、《管理工业机器规则》等一系列管制法令，对多达200多种工业器材进行控制。工业调整处对工业器材存量进行登记，买卖需要凭证、核定价格，然后才能发给运输执照。1942年4月，工矿调整处再将大后方划为五区，该处直接办理川鄂区的器材管制事务，另外成立中南、西南、西北三区，分别于桂林、昆明、西安分别设立办事处，并在成都、宝鸡、兰州、贵阳、衡阳、沅陵、曲江等处设立专员办事处。

尽管大力发展农业，对各种物资进行管制，然而，在抗战期间仍经常出现大饥荒的场面，比如1940年，四川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歉收，此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港口已经被日军占领，大米等无法从国外进口，由此粮价大涨，本来就在通货膨胀中运行的经济更加困难，物价飞涨。

1940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并在大后方各省各县设立相应机构，主要负责粮食的产销储运调节工作。但是该机构无法遏制物价上涨，粮食工作也未见成效，1941年7月国民政府撤销了全国粮食管理局，改设粮食部，以资统筹全国军粮民食。针对粮食短缺的严重情况，国民政府采取了“田赋三征法”，即征实、征购、征借，另外还限制粮价等手段来对粮食施行管制。后来，又把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同时，对军民实行粮食定量制、配给制。

但是，事实上，军民都得不到规定所应该得到的数额，相反，黑市粮食交易火爆，粮价持续上涨，1941年粮食价格比1940年上涨了2691%，1942年又比1941年上涨了5922%，可见粮食价格上涨的凶猛。

3、日本的封锁影响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为打击中国经济，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进行了打击，日军迅速攻占越南、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这导致中国所有海岸线就全部沦陷，并且从中国海岸线一直到菲律宾，所有出海口都被日军控制。

实际上，从1938年起，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就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中，决定“整顿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加铁路、公路，加辟航线”。发展大后方交通线，“为使战时首都与各战场所在之各省交通便利”及“得一国际路线与国外沟通起见”，国民政府就在尽可能维持一且交通线，主要的国际交通线就包括滇缅路、滇越路、桂越路、甘新路和中印路等国际要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线路就更为重要。

同样，日军的封锁本来已经导致许多民生物资匮乏，价格猛涨，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有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积极促进供给，反而使得市场更加紧张。比如棉花、棉纱和布匹是非常重要的民生物资。棉花纱布的管制，初由农本局福生庄主持，另有经济部平价购销处管纱布的购销与平价。

1940年棉纱价格大幅上涨，随之各类纺织品均上涨，平价购销处乃于8月11日公布《放纱收布办法》，“以定量之棉纱，供给渝市及附近织布机户，代为织成土布，藉以增加市场供应量，而遏制市价涨风”。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收效，价格继续上涨，1942年2月经济部物资局成立后改变了对花纱布的管制，改为“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

对各厂、各商铺的存货进行登记，并且统一收购长纱，分配供应。对公教人员实行定量购布，规定每人一次可购平价布一丈五尺；对普通市民平价布匹的购买需求，统一由农本局福生庄重庆分庄发售。然而，这一措施仍未能遏制价格上涨的趋势。

1942年底物资局撤销，农本局改隶财政部，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管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大后方，管制程度也由半管制为全管制，从棉花种植到纱厂更换纺纱机，从生产品种到销售，全程进行管制。

据统计，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共收购棉花68万担，1944年共收进机纱10.076万件，土纱14722担，收购到的布匹有40码宽布245万匹左右，把其中80%的花纱布供应军需，而20%供应公教人员及一般人民。正是由于其中80%都供应军需，结果市场上纺织品严重匮乏，这一管制反而使得纺织品价格上涨更猛烈。

4、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和应对办法

抗战爆发后，三个主要方面导致了通货急剧膨胀：

其一是物资匮乏，本身就使得货币与物资不平衡；其二，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导致货币进一步膨胀；其三，日本对国统区投入大量法币和伪钞，这更加重了国统区的通膨；其四，1939年欧洲爆发大战后，一部分国际游资重新回流中国，与国内的投机者共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其五，日本切断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和贸易港口，导致中国国际贸易一段时间内中断，物资无法交流，这也是通膨的主要因素之一。

1941年到1944年三年间物价指数增长了近37倍。

解决通货膨胀，其实主要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是货币本身，其二是物资，因为中日货币战的实质是物资战；其三是从硬通货入手。

货币本身，国民党其实是没有解决之道的，因为国民党需要维持军费和各种民生支出，而财政收入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足以满足支出，所以这种不平衡使得国民党只能增发货币，别无选择。

从物资入手，这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之一。

粮食作为经济基础和各种物价基础物价，是解决通膨的最基础、最必要的物资，也是国民党治理通膨中相对较为成功的手段。

国民政府将田赋收归中央后，采取了“三征”措施，在这一层面上大大提高了财政收入，从1941年至1944年，仅田赋一项，平均每年可征收3130万担粮食，按战前的粮价水平约值法币14500万元，相当于战前政府财政支出的8.5%。换言之，国民政府自1941年至1944年，每年少发了14500万元的法币。

5、五亿美元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援助极为有限。

在战争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苏联所提供的大约相等。英国于1939年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贷款500万英镑，购料信贷300万英镑。法国于1938年和1939年向中国提供铁路贷款约1.8亿法郎。美国方面，1939年2月通过陈光甫设在美国的“世界贸易公司”，间接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40年4月，又用同样的方式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

这两笔钱对中国只是杯水车薪，而且都严格限定用于“政治”之外，即只能在美国购买非军火类的工农业产品。

经过4年多的对日作战，中国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根据国民政府的预算，1942年的财政支出将高达150亿元，但财政收入总共才50亿元，财政赤字数高达100亿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中国政府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无异于饮鸠止渴。

中国政府决定发行以美元或英镑为担保的国库券和储蓄券200亿元(约等于10亿美元)。为此，1941年12月29日和30日，蒋介石接连致电宋子文，嘱其速向美国政府接洽借款5亿美元。重庆方面还拟出以下三种具体方式：

第一，由美国政府利用平准基金直接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5亿美元。第二，由美国联合准备银行(今译联邦储备银行)准中国政府开立信用透支5亿美元，并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维持法币之信用；第三，拟请美国政府准中国在美国发行美金公债5亿元，流通市面，便利吸收旅美华侨资金，并请由美国国立金融机关酌购若干成数，以资提倡。蒋要宋向美国政府“正式提议，以期速成”。

1942年2月，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财政援助协定》，由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战时，中国需要从英美等国获取贷款，也非常需要国际贸易以进行物资交流，但中国所能出口的物资不多，尤其是在日本占据大半个中国之后，中国所能出口的物资多为矿产资源和农业产品，主要也是为了易货偿债。

矿产资源类物资有钨、锑、锡、汞、铋、钼六项，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统制，1939年12月2日，经济部颁布《矿产品运输出口管理规则》，规定：

“钨、锑、锡、汞、铋、钼各矿产品收购运销之管理，由经济部指定资源委员会执行之”。

农产品类有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等，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贸易公司、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垄断收购和出口，为指定统销之特产品。

整个抗战时期，贸易委员会共收购茶叶100余万公担，桐油180余万担，猪鬃八万余公担，生丝、蚕茧合计约七万余公担，羊毛（包括驼毛）约44万余公担。

通常，国家间的信用贷款可以用来购买物资运回国内，但当时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海岸线，中国出口和进口都大大受限。

不过国民政府可以依靠这笔信用作为担保，采取发行美金公债、胜利公债等形式，这也减少了货币发行量，也是遏制通膨的手段之一，这一措施一直实行至1945年，为此耗去了2.2亿美元。

这一笔无息巨额、长期、无担保的借款，对中国的抗战起到重大作用，它也使得反法西斯的东方同盟战线得到进一步的稳固。

6、五亿美元为何不起作用？

但是，国民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贵投机家的俱乐部，所以，黄金并不是按照固定价格出售的，而是采取高价出售，这样权贵们才能谋取暴利，但黄金高价出售本身实际上是在促进通膨，加之黄金投机十分猖獗，所以这一措施根本没有起到抑制通膨的效果，反而可能加大了通膨。

同样，汇率和利率也是反通膨的有效手段之一，1942年初，国民政府将法币与美元的兑换率固定为20：1（约为战前汇率的六倍），但是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汇率始终未加修改，而法币已经贬值了上千倍——1945年上半年内，市场上的汇率及物价，实际上已分别达到战前的245.9倍和1181.9倍；国家银行向其批准的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提供贷款的年利率固定于10%以下，仅为1942年市场利率的十分之一，这样的效果就是那些从银行得到低利率贷款的权贵们就可以用这些贷款囤积居奇。

所以说，国民党的汇率、利率实际上都是在帮助权贵们投机，而非真正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尽管国民党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货膨胀一直呈现急速的螺旋式上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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