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扮演者

《觉醒年代》剧照

2021年的年度大剧，非《觉醒年代》莫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演员于和伟、张桐在戏剧与舞蹈《破晓》中，再现了《觉醒年代》的精彩片段。

塑造革命剧中的正面人物，对演员来说一向是个挑战。但观众对张桐的评价是，他与李大钊虽不尽形似，却极为“神似”。“燕赵慷慨悲歌之男儿，他像一座塔一样，矗立在画面中。”《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这样形容张桐饰演的李大钊。

不经历摸爬滚打的演员，演不出好角色。张桐曾是南开大学计算机系的天之骄子，后又只身前往法国里昂戏剧学院留学；他曾是北影厂门口群演里的一员，也是第一位获得飞天奖最佳男演员的80后。当面对质疑跌落低谷时，他也如普通人一般无处躲藏，而重燃希望坚定自我后，他又如禅者一般，清零了所有的执着。

热爱思考，也承受着哲学反思带来的痛，张桐接受甘蔗没有两头甜，“但作为演员，思考与表演两者最好不要冲突。”

理工男的沉思与冲动

张桐

盛夏的南开大学，树木葱茏，马蹄湖荷花盛开。思源堂、秀山堂、迦陵学舍,一座座百年建筑静默无语，见证着一代代年轻学子的彷徨与顿悟。1999年，南大迎来了又一届新生。由于个子高，张桐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当所有人还在对新校园充满好奇时，木斋图书馆到宿舍的路已经被张桐记在心里。

“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不知是哪一天，张桐在《理想国》里读到了苏格拉底对年轻人说的这句话，“那一瞬间有被击中，或者说被点名的感觉。”他说。“就像在漆黑的夜里，大海上忽然亮起的灯塔。”这句话，为张桐此后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更概括和终结了他此前的疑惑。

张桐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平房院落里。胡同道路狭窄，却是街坊们聊天的好地方。大人们穿着跨栏背心站在院门口抽烟、打麻将，老人们则坐在马扎上边聊天边给孙子们扇蒲扇。

“我从小就喜欢跟我父亲聊天，听他讲外面的很多事。”张桐说，父亲是个求新求变的人，当过工人、司机，做过驾校的总教练等，当货车司机时，常常半个月才回来一趟。难得见到父亲，张桐便凑在跟前去聊天。“他不会被条条框框锁住，生活得很随性。”

听得多了，想得也就多了。比如，6岁的张桐在爷爷六十大寿的时候问：“人死后会去哪儿？”“我只是想知道大人们的想法。”

一路思考着，学业自然不差。1999年，张桐顺利考进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和优异的成绩一起进入大学生活的，还有他对人生的疑惑。

这些疑惑最终发酵成了彷徨。

“大学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张桐告诉我，父母不在身边，接触到五湖四海的同学，以及大把大把的闲暇时间，都成为一个良好的发酵场。大学课堂上性格迥异的老师以及各自的理念，也传递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不要接受表面现象。

“那时走在南开的校园里，看着行色匆匆的同学，我总会跳出来问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将来是什么样子？谁来规定我就应该这样活？”

扔进马蹄湖的石子泛起层层波澜，张桐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些深邃的哲学质疑，让这个大一新生陷入彷徨与迷惘。

很偶然，张桐参加了一场讲座，题目是“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老师从历史的、当代的，理想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多个维度讲述，让我大开眼界。”讲座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思索了很久。

《理想国》里的那段文字，给了张桐最大的信念和支持。“我要向束缚我的一切说‘不’。”他做出了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即便搁在今天也十分大胆的决定：退学，然后出国留学。“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为了离父母再远一点，甚至离当下的生活环境再远一点。”

那是一个为了否定而否定的年纪，出国去哪儿，留学的钱怎么来、出国学什么……所有的疑问都被少年的执着撕得粉碎。由于是先斩后奏，张桐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后，已“无力回天”，但他们居然卖掉了家中唯一的房子，支持儿子去了法国。

“去法国是临时决定的，之后去里昂戏剧学院更是阴差阳错，此前我都没想过要学表演。”二十年之后，张桐说着当时的冲动，话语中带着自嘲，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势如破竹地扰乱和重写了他的生活。一个“阴差阳错”，斩断了此前的烦恼，也为新生活开辟了无限空间。

“去里昂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定数。”法国骨子里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所以在里昂戏剧学院，张桐学到的也是质疑和批判。“比如塑造一个人物时，他们会从多个侧面，甚至是角色的缺陷、不足和迷茫来塑造，而不仅仅是塑造光辉的正面形象。他们认为，在抓住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这样可以让人物更加立体和饱满。”

历史是偶然也是必然。不接受表面现象、反思和质疑人生的张桐始终走在自己的惯性里，即便是“逃”到了法国，选择了一个此前从未了解过的专业。年轻的张桐更不知道，这样的惯性对今后的演艺事业起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很快就接踵而至。

由于没有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张桐在里昂戏剧学院上了两年学，不得不再次退学回到国内。“逃了一大圈，最终回到了原点。”可时移世易，为了他的冲动，父母只能租房子住，与人挤在一套房子里。

回到家，父母没有任何怨言。母亲做的刨冰还是从前的配料，张桐却怎么也吃不出甜味来。“正是因为父母什么也没说，那种无声的支持和对儿子的爱，让我心里更加愧疚。”他说，回天津那几天，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魏和尚“亮剑”

2.8万元，张桐看着账户多出来的这些钱，一点没犹豫，都寄回了家里。“心里是高兴的，这说明我能养活自己，对父母的愧疚也少了一点点。”当张桐说起《亮剑》剧组给的工资时，依然很轻松。

那是在2005年，他回国三年间，这是第一份正式的工资。

2002年回国，在天津进行短暂的停留后，张桐决定进京，寻求更多的机会。在北京大兴黄村，张桐与人合租了一间平房，每月租金100元。安顿好落脚点，他交了800块钱报名费，进了一个群演公司。没有通知的时候，他和很多群众演员一起，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只是被相中的几率实在太小了。有时候他也会毛遂自荐，告知对方自己曾留学法国里昂戏剧学院，换回的却是没人相信，有人还回复一个简单粗暴的“滚”字。

“那时候心里没有落差，因为一切都清零了，我就在最底层的位置。”或许是真的长大了，张桐对自己的处境格外清醒。

《亮剑》剧照

为了寻找更多机会，他开始带着自己的照片和简历跑剧组。2004年12月的一个下午，张桐敲开了《亮剑》剧组的门。看到眼前这个高大的小伙，导演问：“想不想演一个和尚？”“我不想演！抗战剧里演和尚，不打仗却念经太没劲！”

好在导演对他心存好感，让他先看完剧本再决定。张桐在他的办公桌——网吧一个相对安静的座位上，被这个角色打动了。深夜，他拨通了导演的电话：“这个角色，不给钱我也演！”

《亮剑》播出后，张桐凭借“魏和尚”一角终于攒下不少观众缘。这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可他身上透出的果敢、机灵，已然让“魏和尚”成为经典。

但亮出的这柄“剑”着实是把双刃剑——证明了张桐的实力，也限制了他的戏路。之后张桐接的大多都是战争戏、年代戏，虽摆脱了无戏可演的尴尬，但知晓度并没有随之提升。

在此之后他出演战争剧《铁梨花》、革命剧《雾柳镇》《川西剿匪记》《上阵父子兵》等，都是一样的风格。更不幸的是，在2010年拍摄一部电视剧时，张桐时常被导演当着剧组他人的面厉声斥责，自信心严重受挫，患上重度抑郁症。病情无法控制的时候，他曾两度想结束生命。

再次面对质疑时，1米83的张桐被打趴下了。“事业、理想、能力、家人的代价……好像那时候一切都是否定的答案。”好在爱情为张桐辟出一块缓冲地带。妻子关思婷，这个在去卫生间路上被表白的女孩，在关键时刻给了他最强有力的支持。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住院、吃药和心理治疗，以及家人的陪伴，张桐的病情开始好转。之后又为了重返荧幕，张桐开始健身，努力节食减肥。良好的生活方式开启了生活的良性循环。他开始积极、客观地看待自己和生命本身。

“外出拍戏时，我时常坐在房间里独处。”一套旅行茶具，就足以支撑起张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曾经试图逃离，但发现逃到天涯海角，也不一定能和自己和解。我想象中全世界都在质疑我，但最后发现这只是幻象。”突然有一天，在与自己的独处中，张桐对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活在自己的本质里，才是值得。”

一个明了“否定之否定”的张桐再次站起来。

2018年，第31届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上，当优秀男演员奖公布时，给张桐的特写镜头直接把他面部的意外之态传递了出去。上台后，张桐含糊而谦虚地说：“我没有准备获奖词，也不知道自己能获奖。”只能用朴实的话说，“这个奖杯不是给我的，它是颁给为共和国牺牲的英雄的！”确实，张桐的兴奋早在前一天就“挥霍”了——因为被飞天奖提名，张桐发了一条长微博致谢。

让张桐收获优秀男演员奖项的作品是《绝命后卫师》。剧中张桐扮演男主角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作为一个将领，他的一个命令就会有若干人牺牲。所以我在剧中展现了他柔性的一面，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在决策部署时的焦虑与忐忑。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尝试，才能更接近陈树湘内心的本质。”这样独特的阐释方式，让张桐成为第一位80后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要知道，彼时与他竞争的，可是张译、于和伟等绝对实力派。

“感同身受饰演一个角色，比饰演不同类型的角色更重要。所谓戏路的宽窄，无非是自己的执念。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演员谢幕了，就应该把它清零。”张桐告诉我，在宾馆里独处的那些时间，他无数次审视自己和角色的内心。“我不是很喜欢在表演前去添加一些什么概念，就像我不喜欢给自己添加标签一样。我觉得在本质里表演和活着，已经难能可贵了。”

“那一刻，我和先生融为一体了”

张桐在《觉醒年代》里饰演李大钊。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青年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电视剧《觉醒年代》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宏大背景、历史卷轴。

这部剧让不少年轻观众不由生出一种错觉：剧中那个屡有大段台词的张桐饰演的李大钊先生，跨越时空来给今天的人们讲述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这是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主义之坚定、人格之谦虚掩映在字里行间。

20世纪初，所有人都在“铁屋子”里熟睡时，偏偏有几个人先醒了。就像黑暗与光明交接的黎明，百年前冲破“铁屋子”的信仰之光，至今仍闪耀生辉。李大钊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领袖，各自又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有各自的主张，也有各自的彷徨。不同的人遇到了不同的主义。主义之间的“道不同”，会造成先生们的“不相为谋”，也会铸就先生们的惺惺相惜……人性，在那个觉醒的年代，是最为丰富的。

百年后，若要情景化复原这一段历史，也是最为困难的。

第一次接到《觉醒年代》剧组的电话时，张桐也在熟睡着。脑袋昏昏沉沉地，听到演李大钊时，却下意识地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当时说的可能是‘不想演’。清醒后想想，这里边包含了拒绝和敬畏的成分，还有对自己没把握的成分。”

几天后，带着忐忑不安，张桐来到了导演张永新在东三环的临时住处。其时，永新导演感冒未愈，但还是坚持要见见张桐。“我们见面就是随便聊聊。他也问了一些问题，但我答不上来——我对李大钊先生的了解还只是局限在学校的课本里。”直到试戏，张桐也依然没有定下决心要饰演这个角色，“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开天辟地的人物，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又生动鲜活，太难了。他的身上，家国、个人、主义、理想……太复杂太抽象。”

“但后来我又想，这是一块硬骨头，应该去啃一啃。正是因为他这么复杂，所以才会更富挑战性。”张桐骨子里那股吃苦耐劳的劲儿，最终拉近了他和李大钊的距离。

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是张桐了解李大钊的起点。那个上午，张桐带着花篮走进了李大钊烈士陵园。“迎面是先生的汉白玉雕像，我行过礼之后在那里站立了许久。”像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孤本典籍，张桐从烈士夫妇墓到纪念石碑，从邓小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到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都逐字逐句读过，恨不得刻在心里。

为了了解李大钊的主义，张桐找来了文集、自传参考。李大钊熟读《共产党宣言》，张桐去看；李大钊熟悉《资本论》，张桐也去研究。“不敢说全部读完，但也力图能够更多的了解它的本质。”为了了解李大钊的生活，他追随先生的足迹，并走访了他的后人。《觉醒年代》在李大钊这条人物线上除了展现人物思想层面的转变与探索，也展示了他生活的多个方面。张桐说：“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民族的同时，也装着对家庭、对妻儿的爱。这样的塑造能让这个人物更立体和饱满。”

张桐试着对剧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剧中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有几场戏，便是在张桐建议下增加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国见到许久不见的孩子，并没有儿女情长般地宣泄情感，而是采用了一种克制的、保持距离的方式，等待，交谈；另一场戏，他向爱人坦陈了政治主张和志向，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后果，台词平实而富有力量。“直至今时今日，那一段戏仍然能感动很多人。那些话，其实是他给家人的一个交代。”

慢慢地，张桐一步步走近这位思想巨人。刚刚开机的第二天，演绎胡适和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时，张桐的表现就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是一段在电视剧里极其少见的戏份：15分钟里，李大钊独自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这期间仅有学生几句台词，剩下的，就是张桐一个人几千字、夹杂着政治经济学专有名词的台词。开拍前，导演张永新语气中带着“理解”：“不用一口气拍完，哪儿断哪儿来，交给你啦！”结果，15分钟的戏，张桐一气呵成。停机后，导演愣了几秒，在监视器里说：“我们全组工作人员给张桐老师鼓鼓掌吧！”

“这掌声，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但张桐接着说，其实那段戏对他来说并不难：“大钊先生的共产主义信仰非常坚定。我和先生之间，就是靠这种‘信仰’进行的连接。所以拍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在说，而是当年的先生在说。”

这给之后整部戏中李大钊的塑造奠定了基础。于张桐而言，这次的饰演更是一次心灵洗礼。

剧中有一场戏，用写意的镜头展现李大钊攀爬长城，象征他在革命中不断摸索前行。拍这场戏的那天，剧组选择了一段野长城，所有人都扛着设备坚持爬完了。“风很大，日头也晒，过程很艰苦，大家都想到了红军长征。”张桐回忆，“我爬到山顶，眺望远处的山川河流，俯瞰脚下的绿树红花，那一瞬间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正是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对祖国山河忘我的大爱，才让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正在拍的这部戏，正是回到了党的初心和起点。”

张桐还是习惯称李大钊为“先生”：“那一刻，我和先生融为一体了，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了。在那个觉醒的年代，这就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