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土客大战,清朝土客战争

郑德华

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广东中西路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方言群冲突， 俗称「土客大械斗」。

这场以操广府话和操客家话为两大敌对营垒的地区性民间械斗，最初仅在鹤山、高明、恩平和开平等县的局部地区零星发生，然而到了咸丰六年（1856），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新宁、阳江、阳春、新兴、高要等广大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被卷进互相抢掠，仇杀的火海之中。械斗波及之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直至同治六年（1867），土客在两败俱伤和官方的压力之下才同意议和，一场历时十二年，主要地区为九个县的方言群大械斗终告平息。

（1）土客大械斗性质

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的土客冲突，若从规模和范围来说，足可称为局部地区的战争，但是若从性质来说，仍然是属于非政治性的民间械斗范畴。郭嵩焘在当时就曾经说过：

“……土客仇雠日深，各率其恣睢险狠之常，无复问曲直是非之义。”

而蒋益澧在同治六年的告示中，亦把这场方言群的大械斗概括为“衅起鸡虫，斗同蛮触，经年累月，祸结兵连，逞一朝之忿以称雄，经数代之讐而莫解。”亦即说，在当时省一级的主事官员中，有一种较为一致的意见，均认为这是一种无是非曲直可分的仇杀。

咸同广东中西路土客大械斗无论从起因到扩展，其因素都来自方言群体之间的仇恨而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绝对不同于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或红兵起事，提出政治纲领，矛头直指清朝政府。在长达十二年的械斗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互相攻击和抢掠。虽然，传说在械斗的初期，鹤山和马从龙曾提出“六县同心，天下无敌”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鼓动操客方言的人团结一致，以对抗土人的口号。所谓“天下无敌”，绝对不是要夺天下，推翻满清政权。而恰恰相反，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土客双方都说对方是“匪”，都希望得到官方的支持。

然而，我们也确实看到，土、客双方都曾与官方发生冲突，尤其是客方，这是什麽原因呢？

同治以前，广东的官方武装力量基本上没有介入调停、制止土客之间的冲突，而在同治以后，土客与官兵发生对抗冲突较大的有五次。

同治年间土客与官兵主要冲突表

时间

地点

参与者

同治二年三至七月

新宁广海

客人福同团

同治二至三年

阳春、阳江、新兴

戴子贵、韩端元等恩、开、新客人

同治四年

恩平塘劳

土人万全局等

同治五年

髙明五坑

髙、鹤客人及部份太平军余部

同治五至六年

新宁曹冲、赤溪、田头

新宁及外地来支援的客人

这些冲突，主要是在械斗的后期，官方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引起的。特别是同治二至三年在阳春、阳江、新兴及同治五年在髙明五坑这两次，客人中杂有红兵或太平军余部的成份，官方害怕这些人会诱发新的农民暴动，所以企图用武力迅速加以平息。而最后一次，则是蒋益澧想把客家人的最后大本营驱散，借此解决土客的争纷。这种所谓“剿”，实际只是运用武力去箝制某一方或两方，使其结集的群体解散，进而达到平息土客冲突的目的，与对付红兵或太平军的残暴手法截然不同。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停止械斗，放下武器，一般都不再追究，对贫穷无家可归或处于劣势者（一般是客家人），还适当给予补贴，以便搬迁。即使是为首者，除了极少数曾参与红兵或太平军的重要人物，如戴子贵之类者， 仍然采取宽容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曾与官兵对抗的客人首领黄奕泰、韩端元、黄焕章、最后在同治六年也均被宽大处理。

“从前监禁客目黄翼泰已为恳恩提释，开复功名。即韩端元、黄焕章辈，亦奉谕旨准予弃瑕授职，厚给资本，现均入籍番禺，家室团聚。”

官方对咸同土客械斗所采取的态度，从另一角度表明持续十二年的大型民间械斗，是非政治的暴力行动。

（2）械斗的方式及其组织

咸同土客大械斗的基本特征是以方言为分野，以方言群体为组织的基础。

械斗常以一姓、一村或邻近数村的丁勇、壮勇为基本的进攻或防御队伍，展开械斗根据需要，随时组合，其中有由临时抽调或招募而组成的乡勇队伍。自道光二十一年以来，广东临时募勇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土客械斗时期也是如此。仅举三例：

其一，“（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新宁）海宴捷胜局选谭名世，苏宝为勇目，募勇千余，土勇副之，分两路夹攻大门贼寨。”；其二， “（同治二年七月）……时上洋团练局绅姚应权等募电白勇三千，并率各乡勇随同进剿，贼溃，各乡以次收复。”；其三， “（同治三年五月）恩、开、新三邑逼得再立局募勇，仍请谭在、关定烈为管带，营白沙墟，挑精勇日夜攻击，连攻两月，客人大有立足不牢之势。” 也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局或团。

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土客械斗部份武装团、局表

成立时间

地区

团、局名称

土或客

咸丰六年

新宁

绥靖局

土

咸丰六年

新宁冲蒌

升平局

土

咸丰六年

新宁、开平

元胜局

土

咸丰六年

新宁塘底、上泽、六堡

吉昌局

土

咸丰六年

新宁谭溪、都斛

隆平局、安良局

土

咸丰六年

新宁海宴

捷胜局

客

咸丰六年

新宁曹冲、赤溪

万兴局

客

（约）咸丰六年

新 宁

宁阳局

土

（约）咸丰六年

新宁

会胜局

土

咸丰八年

开平

万全局

土

（约）咸丰八年

开平、新宁、恩平

伟烈局

土

咸丰十年八月

恩平马冈墟

定胜局

土

咸丰十年九月

恩平莲塘

奇胜局

土

咸丰十年九月

恩平歇马

恒胜局

土

咸丰十年九月

恩平恩城

大胜局

土

咸丰十年十二月

恩平恩城六行

捷胜局

土

咸丰十一年四月

恩平清湾、沙冈

连胜局

土

咸丰十一年

恩平、开平

两堡局

土

咸丰十一年

新宁田头

万安局

客

咸丰十一年

新宁深井、大门

福同团

客

同治二年

恩平金鸡、赤水

泰同团

客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咸同土客大械斗中，除了招募附近的乡勇之外，还僱佣大批的外地壮勇。且举数例：

咸丰八至九年，新宁县的土人由邑绅主持，在阳江招勇收回五堡；

咸丰十一年七月，伟烈堂再募东莞、新安勇数百人，以舟师击曹冲。

同治二年，新宁土著宁阳局请开平元胜局攻大嶐峝的客家人，商定事成后，“以银一万六千两犒师。”

目前可阅的地方文献显示，当时的械斗不少已超过千人以上，而使用的武器已远远超出刀剑、长矛之类的范围，包括有红毛枪、大砲、地雷，还甚至用马队，完全达到了当时常规战争的水平。

“（咸丰五年四月）客人又围攻石冈、牛路塘，为地雷所伤。”

“客人围攻莲塘及马龙塘两村，多为大砲伤毙。”

“开平谭三才购红毛快枪数十枝，所向披靡。梁石乡向谭转购十数枝，客人不支，向阳春、新兴遁。”

“恩、开二邑立两堡堂，又立万全局。两局土勇攻击数月未克寸土，缘客人在信宜收红贼流亡，得马队百余，善战快走，每战客人先发轻骑，分绕土勇之背，土勇自乱，所以战则必败。”

在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官兵攻新兴古院、囬龙客人一役，“夺获大铜砲十二尊，大铁砲三尊，抬枪洋枪百子鸟枪大旗等次数百件，伪印一颗，火药铅子无数……”

相信当时土客械斗中使用的洋式武器，不少是从香港或澳门购进的。据J. A. G. Roberts的研究，1862年，总督劳崇光得到情报，在土客械斗看使用的武器，不少来自香港和澳门，他于是设法阻止这种来源。而不久香港政府在《宪报》上刊登了禁止从当地输出军事武器，可算得是一种回应。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指出，从香港购武器支持土客械斗的，主要是谭三才。另外，在《威斯敏斯德评文集》中，有一篇论及咸同土客大械斗的文章，谈及澳门的猪仔馆人贩，“恒以砲火，军器等项代易其价”的行径，亦可证明械斗的军火，有一部份是从澳门运来的。

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土客大械斗，早期一般以局部地区内的村落为限。但由于客人在中路只属少数，所以到了械斗的中后期，客人逐步相对集中，并形成了几个据点。而部份则采取流动的方式对土人对抗，出现了客家人的游动队伍。

曾经成为客家人相对固定的据点主要有髙明的五坑，恩平的金鸡、赤水和新寕的曹冲、田头、赤溪等地，而以同治以后的曹冲、田头、赤溪一带的据点最具规模。

这些据点除了有严密的防守组织系统，充足的武器弹药外，有的甚至可以制造防卫或进攻的武器。住在据点的客人一面参与械斗一面从事生产，因而成为流散的客人依附的主要地方。

“田头堡内战事甫休，即农满田畴，妇任樵采，耕薪守御，咸有秩序，且堡内时有儿童读书声……”

因据点能组织一定的防御力量，又能从事生产自救，所以它的出现，对械斗的持续，有一定的影响。

械斗使不少客家人失去了土地和房屋，他们成群结队寻找归宿，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及的金鸡、赤水的泰同团等流动性的客家人队伍。据说，当时光聚集在金鸡、赤水一䖏的客家人就有三十余万，安置他们成了一个大问题。初期，泰同团希望能通过武力收囬失去的村庄，以便把这部份流民安置，但这些经战火浩劫的村庄却无法栖身。

“惟各村遭兵燹后俱成瓦砾场，不复可居。悉令团衆家小随行，不另觅地安置，衆颇苦之。”

所以，我们看到在同治二至三年，泰同团向阳江、阳春、高明、新兴一带流动，并与那里外逃的客家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较大的，带有武装的寻食人流。

这种流动性的队伍因为不能从事生产，日常生活资料的来源自然依靠抢掠，给所经之地带来极大的破坏。故此，在官方的眼里，简直与土匪无异。他们在官方的公文、奏稿之中被称之为“匪”，被用剿的方式对待。

综观整个械斗过程，仇杀、觅食成为械斗的基本动力。土客双方并没有稳固的常设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是属于一种杂乱无章的非政治性暴力行为。

（3）蔓延和持续的原因

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蔓延八个县，持续十二年，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权对基层的控制力之微弱和地方平民宗族、乡绅势力的强大。广大民衆的理智被一种盲目的复仇情结所掩盖，血缘、地缘、方言成为双方组织上的支柱。

正如上文在叙述械斗的过程时已提及的，清朝的地方官员并非没有注意土客械斗的问题，也不是看不到这类事件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却只有采取劝谕的方式，谋求事件的解决。

例如在咸丰六年恩平县一份报告中，记叙了当时官方对土客械斗的看法及处理的方式：

“肇属土客民人相率械斗……经由省、由府委员前往查办，谕令两造绅耆解散徒党，送首恶，以期释怨。”

但是却毫无效果，“尔等顽抗不遵，任听不法子弟，纠结愈多，焚掠愈添。”事情已发展到“藐法模行，形同叛逆”，应该出兵弹压，但是，由于当时是“分途剿匪之时，兵勇骤难调拨，以故宽心时日，饬地方官先行剀切劝谕，冀其悔悟自新。”

可是，当时采取“劝谕”，只是不得而已的权宜之计。

既然官方不能控制，械斗迅速变成一种群体性的集体行动，人们在传统的血统思想的支配之下，成为械斗的积极参与者。

“土人既具困兽犹斗之势，在客籍后存背城借一之心……闻其言曰，死饥寒死争斗等死耳，然死于饥寒无以对父母，死于争斗尚可以是祖宗。”

当械斗全面展开，官方更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

“……土客之祸，由来已久，彼此恨入骨髓，至有不共戴天之势，是以十余年来，动辄械斗，仇杀地方，官少一问其曲直，则指为偏袒，怨谤立起，或公然与官为仇，以是官吏相率稳忍不敢过问。”

蒋益沣在同治六年总结时，不得不承认，官吏的失职，是土客大械斗酿成大祸的重要原因。

“地方大吏并未实心一为伸理，以致寻仇日甚，流毒滋深。”

然而，地方的官员们也确有他们的苦衷，像清朝那种军事体制，像咸同年间那样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县级的行政机构那有能力制止或平息土客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的无能与失职，只是清朝对地方控制衰微的一种征兆而已。

同治二年，负责处理双阳一带红兵余部和土客问题的卓兴，其统领的军队亦因欠粮过多而不能移营，充分暴露了清朝存在的各种积蔽，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对械斗的解决。

红兵起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广东的农民暴动都有部份余部加入土客械斗，他们的参加，并没有改变这场械斗的性质，却对持续与蔓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曾参与农民暴动的人群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的经验，有的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他们习惯游击作战，使械斗涉及的面更广更激烈和更残酷。最典型的代表是上文提及的戴子贵，他的加入使泰同团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官方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该团驱散。

本书曾指出宗族、乡绅的参与是械斗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咸同年间广东中路的土客大械斗，再一次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个观点。

早在咸丰六年，恩平知县便指出，该县的土客械斗之所以发生“梁、吴绅耆”实为祸首。而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平民宗族的上层人物以及乡绅阶层不论在进攻、防卫、以至安置流民，直到和谈，都是由他们出面办理，因而，他们的意向，很大程度上决定械斗的持续或结束。表面上，他们都是同宗、同族、同乡的人卫道者；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的策划和组织，械斗才连绵不断。

新宁县参与土客械斗乡

绅名单

土 人

客 人

训导：容休光

生员：容士珍、陈官衡

监生：李辑业、余德立、陈鸿业、黄业彩、邝德广

（？）：李维屏、陈兆松

武举：锺大镛

武生：余济高、锺毓英

生员：郑镕、黄胜芳、傅腾辉、陈志光、马桂英、朱慕濂、朱联壁、叶香、叶灵芝、曾敬修、刘绍敏、李凤文、傅东麟

监生：庄培俊、李照龙、陈宏泰、锺洪恩、杨元凤、汤恩长、王登龙

廪生：黄奕泰、黄焕章

贡生：杨梓钊

乡绅除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影响械斗外，他们在物质上的支持也是械斗能持续和扩大的原因。如高明乡绅刘瑶，“客匪乱，谋复疆土，以尝田百余亩助饷。”又如新宁县客人贡生杨梓钊，就是在械斗中倾尽家财：

“时有自冲蒌洞逃难至者，衆至数千人，仓卒无所得食，梓钊家素饶，乃出其所蓄。”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外，乡绅们的禀告，对械斗的持续亦起一种间接的刺激作用，相当明显，各地的宗族上层和乡绅，一定是站在自己方言群一边说话，千方百计把对方说成是“匪”。当时大埔人林达泉在为客人鸣不平时说过：

“客与土斗，客非与官仇，世之有司听土人之诬揑，遂因械斗而目以叛逆，竟助土人而驱之灭之，必使无俾易种于斯土也。”

由于广东中西路地区的“土民仕宦者多，情能上达”所以从舆论上来看，土人是占了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客人没有上禀的机会，从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中，可知土客双方均有上禀到达皇帝那里。这种情况帮助土客两方，都利用自己的乡绅与政权中的官员的关系，大造舆论，争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现象其一是把许多夸大了的情报送到官府甚至中央朝廷中去，使官方作出错误的结论；其二是引发起两种方言群之间的更大对立。

概而言之，在整个械斗的过程，平民宗族的上层份子和乡绅阶层都是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促使械斗蔓延和持续的重要根源，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他们并不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因素。

（4）械斗与方言群意识

方言群意识是咸同土客械斗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迈伦·科恩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与中国东南地区复杂的语言有关的是，方言是第三种结构上变动的因素，是集团结合的第三种手段。”应该补充的是：这种结合的手段是血缘和地缘关系进一步扩大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因素，亦即说，方言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会变成社会集团结合的力量。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南方社会的明显变化就是平民宗族的不断强化，地缘关系不断扩大，这两种变化对方言群意识的高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地区两种方言群意识高涨的过程是有所不同的。操广府话方言系统的人由于移入较早，血缘组织已有稳固的基础，在清代，其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争取地方控制权，而这种发展的趋势使地缘关系在宗族组织中逐步上升。

平民宗族中血缘关系的淡化和地缘关系的加强，把这部份人群的视野从宗族扩大到一个地区，无形中为方言意识的上升铺平了道路。但是在土客大械斗之前，广东中西路地区操广府话的方言群，并没有结集的要求，这说明其方言群意识仍不是十分高涨。而广东中路的客家人，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大部份在雍干年间从广东东路、东北路迁往中西部，迁徙的过程并不以整个宗族为单位，而往往是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种新移民在脱离了原来的平民宗族结构之后，在新的落脚点必然要联合起来，才能生存下去。这种联合，不能按照血缘而只能根据方言或地缘的关系了。

所以可以相信，在咸同以前，广东中西路的客家人，方言和地缘的意识比土人强。十九世纪初家籍士绅开始研究客家人的来源就是一种标志。嘉庆年间，客家人与土人发生局部的冲突，预兆着客家方言的群体意识进一步高涨，而土人方言群的意识也因此而相应提高。

从这场械斗发生的过程来看，首先突破县际关系的是客家人，而他们提出的“六县同心，天下无敌”亦可看作是一个地区方言群体联合的口号，反映了客家人的方言群意识已上升到要结集的地步。而客家方言群结集，直接又刺激了土人方言群意识的髙涨。为了自身的利益，土人方言群要集结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是所谓“土客分声寻仇”的来源。

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两方冲突的具体理由，仇杀、焚掠、成为行动的目的，用瑞麟，郭嵩焘的话来说，就是“人心交相为搆”。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械斗中，有部分土客乡绅富豪为了谋图私利纵容仇杀，以便占有别人的财产，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观念上的仇恨大于财产的欲望。械斗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即使是胜利者，也消耗了一定的财力，败者自然更惨遭涂炭。因而，从物质上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好处。

械斗中受伤或死去的人对方言群意识的高涨起十分大的推动作用。有些人为了发泄其仇恨的心理，挖对方的祖宗山坟，这种涉及侮辱其祖先的行动，更是触犯了宗族的尊严，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方言群的意识愈来愈高涨，械斗也就愈演愈烈，直至两方精疲力竭为止。

械斗促使方言群意识的髙涨的另一原因是失去家园的流民寻求依靠，除少数可以投亲靠友之外，大部份人只能依靠本方言群的保护，否则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械斗中客家人的据点和泰同团之类的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分析广东中西路土客方言群意识高涨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下面的结论：

1.方言群意识的形成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是地域性的方言人群聚居点的形成；

2.方言群意识平时与髙涨时所显示的功能有所不同，高涨时所具有的结集力量特别强；

3.在方言混集的地区，社会动乱以及不同方言人群的冲突，是诱发方言意识高涨的重要条件；

4.方言群意识的存在，实际上依附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它的高涨，并不意味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消失；在清代的广东，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基层组织凝聚的主要力量；

5.方言群意识的高涨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它在清代没有相应固定的社会结构。

《土客大械斗：广东土客事件研究1856-1867》

郑德华 著 香港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