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天相的扮演者

陈麦青

《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薛龙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出版，657页，168.00元

两年之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是薛龙春先生为其所撰《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以下简称《辑考》）构写序言时，下笔数万言后仍“欲罢不能休”而最终单独先出的成果，此与近世梁启超先生那本名著《清代学术概论》的成书原委，颇有相似之处。当时读来，除感觉其视角及思路皆独到新颖之外，于其文献功夫，特别是对大量相关信札资料的发掘利用，印象尤深。自是之后，能早日获读《辑考》，便成了一种常在心头的期待。如今，这部近六十万字的《辑考》终于问世，撰者以其勤勉之力，搜辑存世所见黄易友朋往来书信达六百多封；又藉博学之功，广征历代史籍志书、诗文别集，以及今人著述和图像资料等四百余种，对每封信中所及人物生平、叙事背景，逐一考释，并就其相互关联、始末大略等，多方钩稽，参证观照，不仅为研究黄易其人其事，提供了大量原始可靠、详尽丰富而又十分难得的重要资材，也为探索当时学界艺林的相关史事及人物活动等，增添了不少直接具体、能见细节且多鲜为人知的珍稀史料，堪称开拓奠基、有功学术之坚实力作。而作为同好，笔者关注既久，因先初读一过，已多有所得。今稍举数事，试为说例。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352页，82.00元

曾经友人梁颖先生整理校释，并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原色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庞虚斋旧物《国朝名贤手札》中，有黄易致藏书名家拜经楼主人吴骞一札，系黄易为感谢吴骞以所著《国山碑考》寄赠，因举其搜访所得汉《武梁祠画像》拓本全套报答，并再求《国山碑》精拓全本而专致吴氏者。笔者曾在《虚斋藏札中的人和事》（载2017年4月15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一文中，述及此札，并以吴氏《拜经楼诗集》《吴兔床日记》等相关文献，考其事当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至六十年（1795，乙卯）间。虽相去不远，然仍憾未得更加确切之证。今《辑考》所收，除黄氏此札（《辑考》编号为160－1，以下凡引该书所收各札，皆径注其撰者所编序号，不再一一说明）之外，另有国家图书馆藏《黄小松友朋书札》中吴骞署年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朔日致黄易一札（160－2），读其内容，正是当时回复黄氏者，故《辑考》得最终确定：黄易致吴骞之札（160－1）“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日，此际朱文藻返浙，由其带致，参160－1吴骞致黄易札”。而吴氏信中，除以《国山碑》全拓寄奉黄易之外，还另及：

昨岁有荆溪令唐君仲冕，下车即往寻此碑，摩挲椎拓，且拟结亭以覆之，可为盛事，想博雅君子亦所乐闻。设能锡之篇咏，以纪其事，非特弟预此荣施，俾荆南又增一故实矣，幸何如之。

是其又为时任当地县令的唐仲冕等拟构亭护碑一事，请黄易作诗纪咏。今《辑考》之中，恰又有唐仲冕致黄易之札残件（169－1），其中述及：“兹奉手翰先施，乃叹缘悭咫尺。且蒙绮词褒予，惭企交深。因碑建亭，荆溪好古者为之，非仲冕力也。现有拓本，亦未亭时椎拓者，并不清楚，姑寄一幅呈览。”据《辑考》撰者考说，此札当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初一，则知黄易后来确实应吴骞之请，有诗寄送唐氏，并很有可能在此同时，又向唐氏索求《国山碑》拓本。

另据《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之前的储润书致黄易一札（9－5），其中提及：“《国山碑》须俟弟旋里时入山访拓，方得善本，俟诸他日，决不食言也。”又可知在向吴骞、唐仲冕求得《国山碑》拓本之前，黄易已托宜兴籍的储氏访拓该碑，不知前述黄易致吴骞札（160－1）中提及的“弟所有《国山碑》拓手未精，且非全璧”者，是否即来自储氏？而不管如何，黄易为获此碑精拓全本，不断孜孜以求之情状及其他种种，似皆可由《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得见一斑。

其实，黄易对一些碑版拓本的留意访求乃至获取，往往会早于如今一般常见的记载和那些目前尚存的传本，如关于其收藏唐代名碑《麓山寺碑》及碑阴拓本一事，有《岱岩访古日记》所记嘉庆二年（1797）二月初五日，“秬香赠余李北海《麓山寺碑》旧拓本，‘黄仙鹤’等字尚在，后有米元章题名，亦作北海体，精妙可爱”。又有《嵩洛访碑日记》及《嵩洛访碑图》册内《小石山房图》题记所记嘉庆元年（1796）九月二十八日，“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虚谷）赠余龙门造像百余，李北海《麓山寺》碑阴、碑额”等，皆黄氏自记；而上海图书馆藏何绍基旧物《麓山寺碑并阴》内，有何氏咸丰壬子（二年，1852）一跋，也忆及“余于庚子秋舟泊济宁，曾于郭氏购得黄小松所藏宋拓《麓山寺碑》并阴，有小松及覃谿、瘦铜诸题记甚精。隔宿乃为人中途夺去，意甚悔惜”。何氏所云庚子，即道光二十年（1840）。凡此，均属稍事翻检即可得者。然《辑考》中又有方维祺致黄易一札（98－1），谓有“北海碑及湘莲二桶”，赠送黄易。据《辑考》撰者考订，方氏此札，当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间其在长沙府湘潭县令任上，而“所云北海碑，当即李邕《岳麓寺碑》，在长沙。湘莲为湘潭特产”。读此，又知早在彼时，黄易已从方氏处获《麓山寺碑》拓本，惟不知是否附有碑阴之拓。至《辑考》中另有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40），言及“惠赠之《岳麓》碑阴，是北海小楷最佳者”云云，据《辑考》之考说，已在嘉庆三年（1798），恰是黄易从虚谷（武亿）处获赠《麓山寺碑》碑阴、碑额诸拓后不久。

与黄易同好金石、又是好友的武亿，还曾受黄氏之托，为拓著名的“嵩山三阙”，《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其致黄易一札（89－1），其中言及：“少室东阙铭及他阙铭字，并遵盛指拓去，阻远恐有耽阁，须示及，趁今岁犹可亲摹也。”同年六月一札（89－2）中，又谓：“十月间属舍弟往登封，如命拓出，续当寄去，断不敢有负雅托也。”《辑考》还在纠正他人误推黄易致陈灿一札（2－19）写作时间的基础上，考定黄易收到武亿寄来的“嵩山三阙”诸拓，当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据《辑考》中考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易致同嗜金石的友人赵魏（晋斋）一札（17－7）所述，当时其不仅已数次收到赵氏所寄三阙之拓，且在此之前，还曾请时为河南知府的施诚帮助访拓，却遭嗤笑，以“再求无益”而告终。至秦明先生主编的《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6月）中，所录曾经黄易鉴藏的《嵩山太室石阙铭》册、《颍川太守等题名》整张、《嵩山少室石阙铭》册、《嵩山少室东石阙题名》册、《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册及整张等，则由黄氏自题各签，知其皆已是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三月（或题仲春）间的精拓之本。

黄易致赵魏札（17－7）

另可附此一说的是，黄易有友人洪亮吉，字稚存，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亦当时学者名家。其《卷施阁诗》卷七“缑山少室集”（乙巳至戊申），收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三年（1788）间诗作，其中有《自密县至登封谒嵩高山，留山下三日，遍游嵩阳书院及少林寺，回塗访三石阙》四首，其四曰：

太室少室阙，开母季度铭。兹文在世间，一字一列星。我来游嵩高，兼谒县吏庭。觅得数拓工，南北敢暂停。如猨升松梢，先剥苔藓青。闻声不见人，墨汁树杪零。三日始毕工，为文谢山灵。字既径寸奇，文亦比六经。牛车驮百张，回铺草元亭。

则其当年亦曾往游嵩山，并拜见地方长吏，得觅工访拓，满载而归。不过，今《辑考》所收其致黄易诸札中，述及曾以《汉射阳县石门画像》拓本奉赠黄易，并获黄氏所赠《武梁祠画像》《范巨卿碑》及《琅玡台石刻》等，皆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三年（1788）之间，其时两人且有过从，还通报武亿、冯敏昌等金石之友新得碑刻诸拓，而无一言道及访拓嵩山诸阙之事。

黄易一生访碑考古，多有文字画作，记其行程踪迹、始末大略。传世最著名者，有嘉庆元年（1796）九、十月间的《嵩洛访碑日记》及《嵩洛访碑图》册，嘉庆二年（1797）正月至二月的《岱岩访古日记》及《岱麓访碑图》册，还有《得碑十二图》册、《访古纪游图》册等。所有这些日记、图册，包括图册中的题记，其文献资料价值，长期以来一直为有关研究者所重视，至今仍然。而《辑考》所收信札中，又有不少内容，可进一步补充史实，丰富细节，亦多值得留意。如嘉庆元年（1796）六、七月间黄易致济宁当地富而好古之郑震堂一札（173－6），欲以海龙褂向其质银百金，原因是：

久思走晤，因孙观察嘱办《寰宇金石目》，急欲告成，无日不事笔札，致未如愿。满拟书成后，八月中旬践约赴曹，再作嵩洛之游。讵江南漫口，兰河帅在忧闷之时札嘱往看。弟虽不欲久留，而旧日受恩最深，势不能不作速前往。日内即须束装，颇形拮据。

因知黄易访碑日记所载成行于嘉庆元年（1796）九月之初的嵩洛访碑，原已定在八月，不料恰逢江南漫口，南河总督兰第锡急命前往治理，最终只能稽迟月余。《辑考》所收武亿乾隆六十年（1795）致黄易一札（89－3）的考说中，引及嘉庆元年（1796）时任山东运河道台的孙星衍致武亿札，有“顷以防汛到工，小松约在八月初来作嵩山之游”之语，亦旁证之一。

又如尽管黄易《访古纪游图》册中《金石重盟》一图之题记，以及其旧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汉魏五碑”中《宋拓范式碑》《魏元丕碑》内相关题跋观款等，皆已记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之冬，黄氏由杭州返济宁途经苏州时，与吴门收藏鉴赏名家潘奕隽、陆恭等同好诸友互出珍藏，品评题识之雅聚胜缘，然读《辑考》所收潘奕隽于黄易将离苏州之际致其一札（170－1）中语，则当时彼此往还酬赠之场景细节，似又能更多想见：

十六年寤想，两三次剧谈，殊觉中怀之未尽也。意欲持笔墨就正，既自愧其不工，又天寒晷短，俗冗扰之。今将箧中所存粗扇一柄奉呈求教，知公爱我，故不敢自匿其丑，以觊有所指示以自益耳，幸勿吝……《秋影图》不敢草率，容续奉。肃此奉达。明日如未行，当再出城图晤也。小松先生侍史，愚弟隽顿首。

同样，《辑考》另收黄易致潘氏二札（170－2，170－3），亦为两人平日以艺事鉴赏相交的难得见证。而陆恭致黄易一札（181－1），不仅同属此类，也可供对陆氏其人其事有兴趣者参考。

黄易致潘奕隽札（170－2）

此外，《辑考》所收，有札致黄易之邹蔚祖（字文若，号霞城），黄氏《嵩洛访碑日记》中曾提及其人，但谓：“新安邹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来订交”，“邹大令霞城遣苍头来，索书楹帖”，皆颇简略。若得读《辑考》中邹氏致黄易之札（178－1），则于其如何先识武亿，再遇黄易，又怎样“能文嗜古”等具体情状，可能会有更稍详细的了解。又如康仪钧（少山）致黄易札（179－1）、刘肇鉴(镜古)致黄易札（199－1）等，亦皆能与《嵩洛访碑日记》中相关记述参看对读，互证互补；倘再结合《辑考》中那些多方征引、广搜博考的相关考说，也许能对这些在通常记载中只是被简单提及的人和事，又会有较多关联、更加丰富的认知，从而对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或不无裨益。

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有“元拓孤本元文宗自书自刻自拓《永怀》二字卷”，是曾经黄易鉴藏之名品。据马先生著录，此卷有黄氏题跋，其中述及来源：“吾友鲍以文宝玩多年，乾隆甲寅五月从里中寄赠，可感也。”“以文”为当时藏书刻书名家、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表字，其号渌饮，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卷中尚有当年黄易金石圈内诸友翁方纲、余集、冯敏昌等题跋、题诗、观款，皆在甲寅腊月前后。杨国栋先生《黄易年谱初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3月）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记：“是年底，先生曾将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卷》求翁方纲题跋，翁氏曾作《秋盦以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永怀’二字墨本卷属题三首》见赠。”惟仅录引翁诗，未及翁跋及其他。而刘尚恒先生《鲍廷博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9月），则未载此事。其实，此卷由鲍廷博转归黄易，事关两人交往，固应当记；而更可说者，是除卷中各家相关题记能见此事大略之外，另有过程情节，似又能于《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寻绎得之。因稍事排比，列其线索。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鲍廷博有札致黄易（47－2），据该札开首“令弟素庭兄南还，辱蒙云翰下颁。临风展读，如与晤言”云云，知系其得黄易来信后之回复。除寄上黄氏委购书籍之外，又谓：“《永怀》卷留于桐乡金云兄处，容即取归，附北上公车友寄览可也”，则似答黄易欲请观此卷之语。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黄易有札致友人陈灿（2－15），谓：“以兄康里卷子，弟欲以二十金求之，不知可否？岁内弟谋得此项，即奉商也。”“康里卷子”，即指元文宗《永怀》卷，因其有元代书法名家康里夒夒（子山）至顺二年（1331）、至顺三年（1332）小楷题记二则，故借以代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鲍廷博于其致黄易札（47－3）中告知：“弟濒年颠沛，去冬更被郁攸之灾，生事益落。所幸文史半存，聊自宽慰……元文宗《永怀》卷偶逃劫火，若有天相，明春萼岩北上，附邮奉赠，以表区区。比因匆遽到省，不在行箧中耳。”“萼岩”即鲍、黄二人共同之友桐乡金德舆，《辑考》收其致黄易札共六件，其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三日一札（91－1），以“渌饮近况窘甚，欲远游而未果，惟所刊丛书已有十二集”等，奉告黄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二十八日一札（91－4），又曰：“绿饮兄近况亦甚落寞，来示当转致之。但伊惮于远涉，恐无益耳。”据《辑考》撰者考说，黄易曾邀鲍廷博北上，而鲍氏最终未往。可知其于鲍氏生活处境，多有关注。

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鲍廷博致黄易札（47－4）：“二西南旋，蒙惠手书，兼分清俸，高情厚意，感何如之。顷来省城，复于二西札中见九兄为弟区画一切，情词真挚，尤令人感激无地也，谢谢。兹届九兄五十荣诞，谨以旧藏《永怀》小卷并叶石君钞书五册，敬代春酒一卮，幸一哂存之。”“二西”为陈灿之字，“兼分清俸”当指黄易为得《永怀》卷所付酬金。

鲍廷博致黄易札（47－4）

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37）中，则已告知：“兹先将所题元文宗卷奉上，余容再觅便续致上也。”

由上可知，鲍廷博所藏孤本元文宗《永怀》卷之归黄易，名为赠予，实际很可能是鲍氏窘困之下，意欲出让，而黄氏则通过友人居间，最终以酬谢馈赠的形式，有偿获取。

此事之外，《辑考》所收鲍廷博致黄易诸札中，犹有可供研究两人交游行事等采撷者，如据《辑考》订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一札（47－1）中所述，知鲍廷博亦曾奉命刊印朝廷颁下的武英殿聚珍版图书，还应黄易委购书籍之托，奉赠自家藏版所印，并代觅其他所求各书等等。至前引乾隆五十七年（1792）鲍氏札中自述其家被火受灾、藏书损失至半等等，似又可与前揭《鲍廷博年谱长编》中所引清赵怀玉《炙砚琐谈序》、严元照《铁网珊瑚跋》等他人之记，互相参阅。

《辑考》中还有一些或许尚可资相关研究参考的记述，虽多近琐细，但因不见他处，故亦颇难得。如《辑考》所收朱锡庚致黄易之札（121－1）中曰：

昨兰泉先生谈及足下宋拓五种所得之奇，言之娓娓，始知神物必有所归，必归于足下，始为得其所归。然得之既难，守之尤难。家藏华岳之碑，先大夫手泽如新，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图以千古不磨之法，方为快事耳。

朱锡庚字少白，著名学者大兴朱筠（竹君）次子，读书好古，能世家学。“兰泉先生”即金石学名家青浦王昶。“宋拓五种”指黄易所得“汉魏五碑”，“家藏华岳之碑”则为当时在朱（筠）家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今皆已归北京故宫博物院，竟与札中预许“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之愿相符，亦可算前缘注定。而“图以千古不磨之法”，似不明究竟具体何指。今华阴本《华山庙碑》匣盖面板等处，有镌刻各家题记者，其中包括黄易观款，不知是否即朱氏所谓“千古不磨之法”？如若是，则由朱氏此札所署壬子六月十又九日，可知黄易所题观款，至少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朱氏作此札时，应尚未付诸镌刻。而今所见黄易之题，仅“钱唐黄易观”五字，无署年。施安昌先生《汉华山庙碑题跋年表》（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系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2）辛亥春，惜未及所据。然以朱氏札中“客岁入都，多承指授，渊如官邸一夕之饮，一时贤豪为之一聚，足下之惠不浅”诸语推之，黄易为题观款，极有可能即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人同在京中之时。如若再是，则又能证施先生《年表》所系，斟酌得当。

又如陆绳（直之）致黄易一札（90－1）中提及：“在西安，又见《西岳华山碑》宋拓真本一册，缺一河字，其余与天一阁本无异，惟碑额旁无唐宋人题名，盖为装潢者割去。可惜其价太昂，力不能得，真真恨事。”关于此事，说者多转引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所录桂馥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跋《华山庙碑》长垣本之语：“吴江陆直之（绳）在西安见两本，一售于惠民李君衍孙，一未剪本，索值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阁本，海内所存，可屈指矣。”今陆氏札中之言，直接出自当事本人，且具体细节，亦与桂氏所说不尽相同；而有关李衍孙曾得《华山碑》一事，《辑考》撰者又于李氏致黄易一札（76－1）的考说中，引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七所收李衍孙《得〈华山碑〉记事》长诗，证实确有其事，并考李氏得此，应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之冬。而由诗中“缃帙媿乏惠灵偃”句下注语“郭氏奴善装潢，余所得本多错乱”云云，又能略知该本装裱多有错乱之特征。凡此，不仅皆属之前研究各家所未及者，还可看到，《辑考》撰者既重视手札那样的珍稀文献，不惮费心尽力，辑录考释，整理刊布，用饗同好，更能从类似《武定诗续钞》这样的普通书中，拈出那些用时往往嫌少却又一直未经“开发”者。

《辑考》中还有行年稍早的金石学名家朱枫致黄易一札（31－1），系其八十三岁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答谢黄易“远寄《三公山》拓本，考释甚精”而作，并有回赠：“附拙刻三种，聊供雅鉴。”时黄易三十四岁，既可见两人忘年之交，亦能知该年朱氏依然健在。札中有答黄氏所问，曰：“承询车君聘延，系拓手之工者。向在关中，与之往来。近久不通信，未知其在何所。”因忆昔日在王同愈先生日记中，读到其所记曾于缘督（叶昌炽）处获见“郃阳车聘臤手拓《尉迟敬德碑》，极精，惜止半幅”。而唐碑名品《王居士砖塔铭》早期传拓中，也因其部分残石传为曾经车氏所藏，并有钤“郃阳车氏聘臤拓本”印记诸拓，流传于世，且多精善，遂使作为拓工高手的车氏，得传大名。今朱氏札中所称之“车聘延”，与其《排山小集》中《题车聘岩中州访古图》诗题内之“车聘岩”，因“延”“岩”同音，故很有可能即是一人。然其与车聘臤究竟有何关联，似不能明确。“臤”可通“贤”字，读音亦同；又可读作qian，意为坚固，则或又因“贤”“臤”与“延”“岩”读音皆相近，而仍为一人；或虽非一人，但同属车氏家族?当然，此原非必须细究者，只是在考究《王居士砖塔铭》早期拓本时，为助断代，于车氏行迹生涯、活动年代的了解确定，皆颇重要。而车氏毕竟身份普通，地位低下，相关记载，一向少见。研究者多以前人题跋中的转述传闻，以及包括朱枫《雍州金石记》在内的早期著录记载及其成书年代等，推其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今朱氏札中所忆“向在关中，与之往来”，则是其北游关中、搜访金石时的亲历之事，据该札后考说所引朱氏《秦汉瓦图记》自序中“岁辛未，大儿家濂任醴泉，余亦继至”云云，再据《雍州金石记》自序中“余于辛未入秦，迟留十载”之语，以及其他相关诸记，此应在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再往后推的十余年间。而《雍州金石记》所附《记余》之“田真人等碑”条中，还可见车氏为朱氏拓碑之记：

富平县美原镇有田真人碑，模王右军书；又富平之六井有石幢，康玠行书。土人皆禁椎拓，云拓之辄雨雹。求之久而未得，以语车聘岩，曰：易耳。未几携二纸而来，云于夜间拓得，人固弗知，雹亦无有。

又前揭朱氏《题车聘岩中州访古图》一诗，因编在其《排山小集》卷三“续秦川诗”内，即朱氏札中所云“弟同小儿薄游关中，得金石文字颇夥……客中间有吟咏，积成卷帙”者，当亦作于关中，诗曰：

门接嵩山路（白句“门前便是嵩山路”，余在秦，故云。），淹留又十年。清游慚我负，高兴觉君贤。暮宿三龛雨，晴披二室烟。至今堪羡处，金薤满归船。

凡此，皆为其当年与车氏往来中的直接记述，也是有关研究中至今尚未见关注的难得史料。此外，朱氏诗集中还颇存其与同郡友人、印坛名家丁敬（敬身）往还之作，多可见两人交情。则世传丁氏所记有关车氏与《王居士砖塔铭》其人其事，亦很可能系其闻自朱氏者。

最后还需略说的，是有关《辑考》中无从反映的黄易与冯敏昌之交往。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西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由庶吉士为翰林院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武英殿分校，又任户部、刑部主事，并先后主讲河阳书院、端溪书院及粤秀书院等。其于诗文书画、金石史志，皆有造诣，有《小罗浮草堂诗集》《文集》，《河阳金石录》，并主修《孟县志》。而作为黄易好友翁方纲的门下之士，又有金石同好，且与翁、黄诸友潘有为、洪亮吉、王复、武亿、康钧仪等皆有交往，冯氏与黄易应该也同在圈内。今《辑考》虽经广搜博征，仍未见其片纸，实属一憾。而事实上，两人确有交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存黄易旧藏《熹平石经残石》《魏元丕碑》《宋拓范式碑》《成阳灵台碑》《朱龟碑》，以及《小黄门谯敏碑》诸册中，皆有冯氏嘉庆元年（1796）七月廿四日所题观款，《朱龟碑》内，还另见“乾隆乙巳七月廿八日安邑宋葆淳、长宁赵希璜、钦州冯敏昌同观于番禺潘有为京邸寓舍，敏昌记”。乙巳为乾隆五十年（1785）。又本文开首所举薛龙春先生《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书中，亦曾据毛琛《俟盦賸稿》中《清秋登华图 黄小松为冯鱼山作》一诗，提及：“冯敏昌与黄易交往的资料虽不多见，但黄易也曾为作《清秋登华图》。”其实，冯氏《小罗浮草堂诗集》卷三十一（甲寅）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诸篇内，有《看碑图为黄小松司马赋》，其诗在纪咏黄易当年访碑历程及种种收获之后，又及与黄氏之交往：

渡河既枉索碑碣（余前在河阳修志，君曾札索碑刻。），登华更为图嶙峋（君曾为余作《登华图》，奇妙得为未曾有。）。乖离心情等胶漆，再见肝胆重轮囷。千年上下要努力，一官拓落堪羞贫（顷得君书，云年来贫与足下等，故云。）。

不仅亲述黄易为其作《登华图》一事，更记黄易还曾有札索求碑刻、叙说心境等。惟冯氏此集虽不甚稀见，而此诗却好像常常在有关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不知何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近年曾辑印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其书后所附“相关资料选辑”中，于历来题咏黄氏《看碑图》者，录钱大昕《题黄小松看碑图》、魏成宪《题黄小松司马易看碑图》，而未及冯氏所作。此外，冯氏诗集中还有《林外得碑图为何梦华上舍题》《题李铁桥得石图（李铁桥于济宁古松下得汉胶东令王君庙门碑，因为得石图，题其后）》诸篇，似皆可参阅。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