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天津第一案,1870年天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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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安月刊《啄木鸟》，作者：东方明

一、失踪的外国人

天津。1949年3月11日，星期五。

乍暖还寒，冷风凛冽。上午八点多，一辆双轮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从远处疾驰而来，在位于“工部局戈登堂”的天津市人民政府驻地机关大门口戛然而止。

随车扑来的那阵沙尘几乎让人睁不开眼，从岗亭里迎出来意欲查问的哨兵抬手擦了擦眼睛，定睛打量从摩托车上下来的两个不速之客。那是两个高个儿男子，身穿同一式样的连帽黑色棉袄。待他们摘下口罩，哨兵不禁一怔：竟然是外国人！

接下来，令这个出生于热河省偏僻农村的哨兵更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对方竟然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请求速见许副市长！

许副市长大名许建国，是一位老革命。1922年参加著名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保卫工作开创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平津战役发起前，许建国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部长，受命负责接管国民党天津警察局；天津解放后，兼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眼前这两个洋人为何事求见许建国呢？这也正是哨兵要询问的。但来人却只是摇头，称：这事不能对你说。进入天津的部队在入城前都是学习过“入城注意事项”之类的文件的，内有关于如何正确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内容。于是哨兵根据规定请对方稍候，他去向领导请示。

其实，这两个外国人不知道，尽管报纸上公布许建国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华北局社会部部长和天津市委委员两个职务当时对外不公开），许建国在市政府这边也有办公室，但平时一般都是在市公安局办公，他们应该去市公安局求见许建国。这个话，当然不能对他们说。市政府警卫部门将此情况跟秘书科通报后，秘书科指派工作人员小杨以秘书名义出面接待两个外国人。

两个外国人先向小杨出示了英国护照，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分别叫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英国旅华侨民，是“蓝月亮欧洲食品商行”的经营者，早在民国三十四年就已经来天津开了这家店铺。

“蓝月亮”名谓“行”，听上去似乎颇有规模，其实不过是一家只有三个门面的食品商店。可是，该店经营的确实是正宗的欧洲风味食品，即使战争正酣的时候，他们照样营业，除了供应西班牙、瑞典、葡萄牙、瑞士等永久中立国的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外，还自己动手制作巧克力、馅饼、饼干、蛋糕、冰淇淋、通心粉、葡萄酒等出售。因此，“蓝月亮”不但在天津小有名气，还吸引了北平（北京）、石门（石家庄）、保定乃至河南一些地方的消费者。

“蓝月亮”由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和另一英国人保罗·托马斯合伙创办，根据当时三人签署的合约规定，保罗·托马斯出全部资金，主持经营大计并承担一部分具体工作；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两人不出资金，以技术折算资金入股。三人的股份比例是：保罗·托马斯60%，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各20%。每年的红利也按照这一比例进行分配。

现年三十九岁的保罗·托马斯比另外两位合伙人年龄稍小，但他控股最多并主持经营大计，所以就是老板。保罗·托马斯也确实经营有方，十多年下来，已经积累了比较可观的利润。但是，最近保罗·托马斯跟两位合伙人商量后，决定关闭“蓝月亮”回英国。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乞丐这个行当了。天津解放伊始，大量游民乞丐涌进城来，其中混入了部分被解放军打败后四处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他们声称，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去向富人们讨要了。

加之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到处散布“共产党来，富人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乞丐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是新社会的大老爷，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要到哪个商家哪个商家都得给”之类的言论。

这样，乞丐们还真的看到了“好日子的曙光”。当然，即使眼前放着属于你的金元宝，也得自己伸手去捡起来才算是实现了所有权转移。光看到“好日子的曙光”是不够的，要过好日子，那就得行动起来。于是一些乞丐一改旧时的行乞手段，什么打躬作揖口称“大爷”，什么唱莲花落，什么数来宝，统统不带，踏进商家，张口就要五十元（华北币，下同）。

莲花落，是一种说唱兼有的传统曲艺艺术。表演者多为一人，自说自唱，自打七件子伴奏。

数来宝，一种中国传统曲艺。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来源是流落于民间的乞丐要钱的一种手段。一人或两人说唱。用竹板或系以铜铃的牛髀骨打拍。常用句式为可以断开的"三﹑三"六字句和"四﹑三"七字句，两句﹑四句或六句即可换韵。最初艺人沿街说唱，都是见景生情，即兴编词。

而商号、店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乞丐的强乞恶讨不敢违抗，更助长了乞丐的嚣张气焰。

其他乞丐见这样做还真的能过“好日子”，当然争相仿效。乞丐为迫使商家“施舍”，有意在商铺门前“设防”，拦阻顾客进门，直到商家“出血”才予放行。对待不予施舍的店铺，他们采取砸玻璃窗、在店铺的门面上涂抹粪便等手段进行报复。由于他们的强讨恶要，有的商号店铺一天的营业额竟不够打发叫花子的。

据史料记载，“福隆绸庄”每天用于应付乞丐的费用约为四五百元，遇到年、节、假日，此项花费就得提高一倍；“戴林春线店”、“永兴裕鞋铺”的日营业额均为六百余元，而应付乞丐的支出却高达七百元。因此，不少商号被迫关门歇业。

后来，各商家为减少麻烦，与乞丐们商定，每条街由一个或几个乞丐头包下，每天各商家派一个代表将准备好的钱定时送到，这样乞丐便只需坐等收钱了。这种事情放在如今，大概就要划入“黑社会性质犯罪”予以严厉打击了。

人民政府在对乞丐采取管制行动前，悄然对乞丐的强乞恶讨进行了调查。每天每名乞丐收入多则三四百元，少则百余元。按一百元计算，他们的支出是这样的：三十元的饭费、二十元的宿费、十元的香烟费，其余的或喝酒或嫖妓。乞丐的收入比卖苦力蹬三轮的车夫及摆摊的小商贩要高出几倍，因此，天津市当时竟出现了一些下层劳动者竞相转行当乞丐的怪现象。

“蓝月亮”作为当时天津商业最为发达的第一区（今和平区）的一户中等规模的商家，当然也没能逃脱被乞丐强乞恶讨的厄运，营利情况一落千丈，几乎已经到了无利可图的程度。

况且，这三个英国股东对共产党坐天下后将如何对待在华经商的外国人不甚了解，于是大股东保罗·托马斯决定关店回国。可是，就在这当儿，保罗·托马斯突然失踪了！

前天，三个英国人午餐后照例喝茶，喝过茶后开门营业时，保罗·托马斯说要去外面溜达一圈，这也是他平时的生活习惯，只要店里不忙，他午后总要出去散步的，时间不长，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可是，这次保罗·托马斯出去后，一直到傍晚“蓝月亮”关门时也没回来。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两人寻思老板也许临时有事绊住了脚。然而，直到晚上保罗·托马斯也没有回来。

昨天早晨，老板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初时还以为保罗·托马斯是去某个相好那里过夜了，两人还是照例开店营业，反正“蓝月亮”即将关门，已经停止制作新鲜食品了，所以两个人也能应付。

中午，还没见保罗·托马斯回来。这下，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就觉得反常了，匆匆吃了午饭后，茶也不喝了，立刻关了店出门寻找老板。从昨天中午一直到傍晚，两人跑遍了整个天津城。所有他们知道的保罗·托马斯有可能涉足的公共场所、私人住宅，他们都一一跑到了，没打听到任何保罗·托马斯的消息。

他们终于意识到：保罗·托马斯失踪了！傍晚回到“蓝月亮”，两人一番商量，决定天亮后立刻前往求见许副市长，向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津门最高长官求助。

当下，小杨在了解了这两位特殊身份的来访者的来意后，将情况向秘书科领导汇报，然后根据领导的指示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让机要员立刻送往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

许建国当天上午就看到了这份报告，当即让秘书电话通知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区）分局（简称“一分局”）对保罗·托马斯失踪一事进行调查。考虑到对方的外侨身份，许建国还让市局外事科派一名警员前往一分局协助处理此事。

当天中午，没精打采地守着店铺的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就迎来了一分局治安股的两名警员和市局外事科的警员蒋先为。由于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所以双方交谈没有障碍。

三名警员初步了解了“蓝月亮”的历史、目前经营状况，以及保罗·托马斯的宗教信仰、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日常嗜好、亲朋好友、社交关系，等等。

最后，又问两人：依你们看来，托马斯先生眼下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两个英国人互相看了一眼，一个摇摇头，一个耸耸肩膀双手一摊，都说“无法判断”。

蒋先为三人回到分局后，对保罗·托马斯的失踪进行了分析——

保罗·托马斯是喝过午茶后出去散步的，出门时穿着随便，甚至连胡子也没刮。对于他这样一个严谨、正统的英国人来说，可以表明他出门确实是散步，没有其他打算。可是，他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那么，他在出门后遇到了什么情况呢？首先，从“出门后未归”的现状进行推测，有三种情况。

一是临时遇见某个熟人，接受对方邀请或者自己主动提出，前往对方住所或者其他地方办事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其涉足地应当就在天津本市，因为要离开天津的话，保罗·托马斯肯定要回一趟“蓝月亮”换上正装、拿点儿钱什么的。

二是是否去会相好了？保罗·托马斯在天津有三个相好，两个是外侨，分别是英国人和白俄罗斯人，一个是天津人。那个英国人已经在天津解放前夕回国了。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昨天已经去另外两个相好处打听过，都说保罗·托马斯没有去过。那么，是否有新的相好呢？但这似乎又不合保罗·托马斯的习惯。他每次去会相好，时间都是晚上，必须换上正装，洒上男士香水，这才出门，从来不曾中午散步出门去会相好。再说，“蓝月亮”面临关门歇业，以保罗·托马斯的性格，他不可能有心思去结交什么新的相好。

三是被人绑架或者杀害了。绑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根据解放后公安局对辖区外侨情况的初步调查，“蓝月亮”跟中外任何政治势力并无关系；如果是因经济原因而遭绑架的话，失踪至今已经五十个小时，但“蓝月亮”方面还没接到“赎票”通知，这不像绑匪的作风。

分析到这儿，三个警员的脸色不禁凝重起来了：难道保罗·托马斯被杀害了？

当然，上述推测是根据“蓝月亮”方面提供的情况得出的。要作出正式的结论，还得进行大量的工作，要把保罗·托马斯平时来往的那些中外朋友包括上述的两个相好一一走访到，因此，他们决定立刻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先把走访名单排出来，再进行分工。

三人把这件事做完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察哈尔路一处街心花园的地堡里发现一具外国人尸体！

二、财杀还是仇杀

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方面知道接下来解放军要进攻平津地区了，决定死守。奉命驻守天津的国民党陈长捷部在天津市区修筑了大批地堡，准备一旦城破，就和解放军打巷战。现在发现尸体的察哈尔路街心花园的这座地堡就是其中的一个。

发现尸体的是三个乞丐。这三位是天津郊区同一个村的老乡，都是十七八岁年龄。他们原先在乡下给地主放牛放羊兼带打点儿杂工，一年前，其中一个名叫金兴儿的听说去城里要饭比在乡下替地主老财干活要舒心些，于是就说服两个伙伴，三人结伴进入天津。

当时的乞丐等同于一门职业，要想入门也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加入乞丐的帮派组织。据不久之后民政、公安部门的联合统计，当时天津的乞丐大约有一万五六千人，分成三个帮派组织：丁门、韩门和祁门。其中祁门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声势最大；其次是韩门；丁门排在最后。金兴儿三人进城后，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加入了祁门，正式成为这个津门最大乞丐组织的成员。

旧时乞丐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并不仅仅是破坏市容，他们在从事乞讨“正业”的同时，还热衷于从事偷、蒙、拐、骗、抢等不法活动。金兴儿三人虽然来天津不过一年，但于此已经驾轻就熟了。

这天下午，三人在马路上闲逛，看见一个摩登女郎，肩上挎着一个浅绿色坤包，一边浏览着路旁商店橱窗里的商品，一边慢慢地往前走。三人见状，不约而同冒出了一个念头：卸了她的包包！

行动进行得很顺利，金兴儿三人得手之后，一阵狂奔，来到了随机选中的察哈尔路的这个地堡。钻进地堡后，金兴儿从怀里拿出坤包，开始点检战利品，准备分赃。地堡里光线很暗，他们就往枪眼口挪。就在挪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尸体。三人也顾不上分赃了，赶紧往外逃。刚钻出地堡，正好撞到一个骑车路过的警察。

警察见三人可疑，于是上前盘查。三人说地堡里有外国人尸体，这个警察马上想起已经上了公安局内部情况通报的“蓝月亮”老板失踪事件，于是下车，一手一个揪住金兴儿和另一乞丐，喝令三人和他一起下到地堡去查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随即跑到地堡口狂吹警哨。

察哈尔路属于一分局辖区。一分局刑警队当即出动勘查现场。不一会儿，市局法医也赶到了。接到警方通知的“蓝月亮”另两位股东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几乎是和法医同时赶来的，两人一看尸体，马上说这就是他们的老板保罗·托马斯先生。

刑警初步勘查的结论是：地堡内外未见搏斗痕迹，从死者身上衣服被撕破等情况判断，死者被害前跟凶手有过搏斗，因此，发现尸体的地堡属于第二现场，死者是在第一现场被害后移尸于这座地堡内的。

尸体运往市局解剖检验。当晚，尸检结果就出来了：尸体上有两处创口，一处在后脑勺，系钝器击打形成；另一处在胸部，三厘米宽，从形状判断应是匕首。因此，法医认为保罗·托马斯先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后脑勺砸昏，再以匕首刺入胸部，一刀毙命。

从死者胃脏内尚未消化的食物推测，其被害时间应在3月9日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也就是说，保罗·托马斯是在和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共饮午茶后出去散步时遭遇不测的。

这起涉外命案迅速上报许建国局长，许局长当即下令：由市局、一分局抽调精干刑警组建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以最快速度侦破该案。

遵照指令，当晚九点，市局两名刑警鲍澄衷、周康就赶到了一分局，与分局指派的三名刑警徐迎仙、朱明道、尚盖昉，加上原已参与调查保罗·托马斯失踪案的市局外事科警员蒋先为共六人，组成了“3·9”命案侦查专案组。专案组长由市局刑警鲍澄衷担任，不设副组长。

专案组随即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鲍澄衷是八路军侦察兵出身，抗战胜利后在哈尔滨公安局当刑警，天津解放后调来天津市公安局，大前天刚来报到，内定为市局刑侦处下设的机动分队组长，还没宣布任命，就被派来主持“3·9”命案的侦查工作。鲍澄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主持案情分析会也充分显露出这种特点。说是分析会，也就他一个人说了寥寥数言，大意是：凶手为何要杀害保罗·托马斯？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这样才能根据犯罪动机寻找破案线索。一般说来，凶杀案的犯罪动机不外乎仇杀、情杀、财杀和临时起意的愤杀（就是现在所谓的“激情杀人”），所以，调查可以从这方面开始进行。然后，对如何调查和人员分配作了安排。

次日，专案组包括鲍澄衷在内的六名刑警全体出动，按照分工开展调查。事后回想，鲍澄衷自受命出任专案组长以来到举行案情分析会，期间不过短短个把小时，但他头脑里却已经形成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调查方案，这的确很不容易。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调查方案，是因为鲍澄衷根据凶杀案的犯罪动机，已经把被害人保罗·托马斯的家庭、历史、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一一列了出来，调查就是围绕这些条条框框进行的。

当晚，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每个刑警汇报了各自的调查情况，然后大家对所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排除了情杀、愤杀，而将犯罪动机定位于财杀与仇杀上。

怀疑保罗·托马斯死于财杀的理由是：3月9日下午保罗·托马斯离开“蓝月亮”去外面散步时，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有大约八九百元华北币，手指上戴着一枚已经戴了多年的据说是其祖父留给他的黄金戒指，还有一块堪称古董的怀表。以当时天津市的经济水平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笔小财。后来发现保罗·托马斯的尸体时，钱包、戒指、怀表都没有了。

怀疑保罗·托马斯死于仇杀的理由如下：据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提供的情况，“蓝月亮”在最近已经着手进行的关门歇业准备工作中，老板保罗·托马斯曾受到过威胁，有人扬言要他好看。

保罗·托马斯是“蓝月亮”的大股东，所有经营方针、对外联络、业务安排等生意方面的事情，都由他一手负责张罗操办。歇业决定就是他作出的，他把这个决定对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道明后，说，按照公平的原则，你们两人有优先购下我那60%股份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想转让属于各自的那20%的股份，还想继续经营下去的话，可以拿出你们多年来的积蓄购买属于我的那部分股份。

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当时就说，“蓝月亮”全靠托马斯先生您的执掌才能运作，您如果离开了，我俩是没有这份本领继续经营下去的，所以我们的股份也一并出让就是，然后我们一起回国。

这样，保罗·托马斯就开始联系出让事宜。一共有三个对象对“蓝月亮”感兴趣，一个是曾经经营过西菜馆生意的商人潘樵生，一个是北洋军阀的后人赵世武，一个是东北人参商出身后来在天津经营东北饭馆的柏得祥。保罗·托马斯和这三个对象分别洽谈了几次，最后决定把“蓝月亮”以一百三十两黄金的价格转让给潘樵生。

这一百三十两黄金中，还包含着“蓝月亮”的生产技术转让费，在签署合约并支付70%的转让金后，潘老板将获得“蓝月亮”方面提供的制作具有独特风味的巧克力、曲奇、面包、果酱、葡萄酒等全部产品的配方和工艺流程资料，同时还可派人向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请教制作方法。

双方谈妥后，本来已经可以签署合约了，可是，由于保罗·托马斯坚持要求对方在签署合约的同时立刻支付70%的转让金，潘樵生一下子无法拿出九十一两黄金来，所以在支付十两黄金的定金后，他赶到北平去筹款了。

就在这当儿，忽然有消息传来，说“樱花馆”的老板对于“蓝月亮”的转让颇为愤慨，扬言要对保罗·托马斯采取行动。

“樱花馆”跟“蓝月亮”一样，也是一家外资店铺。那是由美国商人约翰逊和日本人黑田甲合伙开的一家饭馆，也在第一区，与“蓝月亮”相隔不过两条马路。

那么，“蓝月亮”转让之举怎么惹恼了“樱花馆”呢？

原来，天津解放后，“樱花馆”的经营状况跟“蓝月亮”相差无几，也被乞丐骚扰得几乎入不敷出。那个美国股东约翰逊长期居住于上海，这边馆子的事儿都由黑田甲一手负责。黑田甲在跟美国人联系后，达成了一致意见：转让！

黑田甲找了几个有意向的买家，其中也包括潘樵生，而且最后就是跟潘达成了意向的。可是，还没签约的时候，潘樵生听说了“蓝月亮”要转让的消息，于是就借故不跟黑田甲见面，把签约事宜晾在一旁，转而与保罗·托马斯洽谈，洽谈的结果是接“蓝月亮”的盘。

消息传到黑田甲耳朵里，这个日本浪人出身的老板受不了了，当即扬言要对保罗·托马斯进行报复。如果黑田甲当真采取了行动，那就是仇杀了。

专案组于是作出决定：兵分两路，同时对财杀与仇杀进行调查。

第三天，3月13日上午九点不到，刑警徐迎仙、尚盖昉和精通英、日、俄三国语言的市局外事科警员蒋先为三人来到“樱花馆”。这是一家五开间门面的饭馆，三间进深，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每年的四月至十月顾客也可以选择在花园里用餐。

这样面积的饭馆，在当时的天津已经算是有点儿规模了。刑警上门时，黑田甲正坐在账房里的一张藤椅上，一边喝茶，一边晃着腿听大厨汇报当天的进货情况。

黑田甲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儿，矮壮身材，脸色黝黑，剪着一个平顶头，一脸凶相，特别是那双眼睛，看起人来就像饿狼盯猎物。他见到刑警，仅是点点头，打了个“稍等”的手势，放下茶杯，从账台旁边的架子上拿下一个算盘，往桌上一放。

刑警一看，闹了个激灵：这个算盘竟是白铜制作的！不禁寻思：看这东洋老小子的架势，没准儿凶手还真的是他哩！

黑田甲跟大厨对过账目把对方打发走后，这才起身相迎，拱手作揖，一口流利的天津话。这一开口，又使刑警暗吃一惊：“三位警官先生是为‘蓝月亮’那英国佬来的吧？哎，这个保罗·托马斯啊，还真的该死！我听到他死于非命的消息，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本来我患着痛风是不能喝酒吃大荤的，前天晚上就不管了，让厨房炒了几个荤菜，开了一瓶二锅头喝了个痛快。这不，昨天痛风就发作了，没法行走了，不过我还是非常高兴！”

刑警让黑田甲说说为何听到保罗·托马斯的死讯会如此开心，黑田甲就把他和保罗之间生意上的过节儿说了说，跟之前专案组了解到的情况基本相符。

临了，黑田甲还说：“我来中国已经快四十年了，那时还是宣统皇帝呢。我学过看相，9日那天保罗·托马斯过来时，一脸晦气，我一看就知道他离倒大霉不远了！”

刑警问：“9日那天保罗·托马斯来过这里？什么时候？”黑田甲说是下午，当时饭馆的午市刚结束。午市刚结束，那不正是保罗·托马斯喝过午茶出来散步的时候吗？专案组正在调查保罗·托马斯这次人生最后散步的涉足之地，没想到原来他是来“樱花馆”了。

这自然要追问下去了。据黑田甲说，保罗·托马斯来“樱花馆”，是向他解释他跟潘樵生的转让交易是一次正常的生意，之前“蓝月亮”方面根本不知道潘樵生跟黑田甲正在洽谈转让饭馆一事，之后也是从其他渠道听说的，但这件事双方定下来了，对方支付了定金，那就没法更改了。所以，保罗·托马斯说他只能向“樱花馆”方面表示歉意。

黑田甲生性多疑，自己这一生不知做过多少“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事儿，所以认定保罗·托马斯这番话语也是虚情假意，当下哼哼唧唧应付了一下，就借口有事下了逐客令。

三个刑警商量以后，决定立刻分头跟“樱花馆”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谈话，了解9日下午保罗·托马斯拜访“樱花馆”的详情。谈话的时候，刑警请老板黑田甲呆在账房里，以防对员工产生心理影响而使刑警的调查发生偏差。

徐迎仙、尚盖昉、蒋先为三人分别跟饭馆所有员工作了谈话，这些员工中只有账房先生、跑堂、杂工等四人9日那天因为在饭馆前面忙活，因此见到过保罗·托马斯，其他人都在后面干活，不知道有那样一个英国佬去过饭馆。

那四个见到保罗·托马斯的员工的陈述，跟黑田甲所说的基本一致。这就是说，保罗·托马斯跟黑田甲的接触中双方的态度都是平和的，最后保罗·托马斯也是平安离开“樱花馆”的。

如果说有异常情形，那就是跑堂李二提供的那个细节了。当时饭馆的跑堂，是兼着迎宾活儿的。保罗·托马斯进出“樱花馆”大门，都是李二迎送的。李二说，保罗·托马斯进门时，脸上的神情有点儿异样，像是遭遇了什么不悦之事。

出门时，保罗·托马斯眼睛一扫，嘴里说了句：“讨厌！”见李二不解，可能是生怕对方误解是针对黑田甲的，就指了指马路斜对面的两个乞丐解释说，刚才他过来时这两人就一路追着他行乞，他没有掏钱，没想到他们还没走，就呆在门口等着他！李二说那先生要不您从后门出去吧。保罗·托马斯摇摇头，说了声“谢谢”就出门了。果然，那两个乞丐又跟上去了。

三刑警顿起疑心：难道保罗·托马斯之死跟那两个乞丐有关？

三、乞丐的举报函

说来也巧，徐迎仙等三刑警返回专案组驻地一分局，刚刚向组长鲍澄衷汇报了前往“樱花馆”调查的情况，分局秘书股就送来了一封由大门警卫转交的信件，称这是一个乞丐于半小时前送来的，言明转交分局领导。秘书股拆开阅读后，因内容与专案组正承办的这起外侨命案相关，就将该信函转过来了。

该信函的作者名叫强增善，是个乞丐，但他却写得一手还能看得入眼的字，遣词造句也还通顺。他在信中向公安局举报称：察哈尔路街心花园地堡命案的杀人凶手是乞丐郭二扣、完颜宝，如果公安局对此情况感兴趣需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找他当面调查。他是个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乞丐，要找他的话，中午可去“大德兴饭庄”或者“紫云馆”附近，晚上则在“全乐门舞厅”门口，只要向任何一个乞丐打听“阿强”，马上就会有人指认。

这封举报函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这个名叫强增善的乞丐所提供的情况，正好跟徐迎仙三刑警去“樱花馆”访查所获得的关于二乞丐纠缠着保罗·托马斯不放的可疑情节相符。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去跟强增善见面。

当天晚上七时许，刑警周康、朱明道穿便装去了“全乐门舞厅”。起初，两人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从聚集在舞厅大门前的十几个乞丐中找出强增善来。

可是，看来看去，总觉得眼前这些乞丐中似乎没有一个像是识字的。于是，去找了舞厅管事的，请他派人把“阿强”识别出来。

舞厅管事便把门童召来，一说乞丐“阿强”，门童说他认识，于是就去门外找。结果转了一圈返回来说，没有看见“阿强”，向其他乞丐打听，得知“阿强”今晚没来这边乞讨。至于为什么没来，其他乞丐说不清楚。

二刑警就有些担心，生怕强增善写信给警方举报之举已被凶手知晓，对他下了毒手。周康、朱明道两人返回专案组一说情况，其他刑警都有这种感觉。商量下来，决定次日全体出动，专门查访强增善其人。

可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刑警还没出动，分局门口的警卫打来内线电话，说有一个姓强的叫花子求见。

强增善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虽然衣衫褴褛，腰间拴着草绳，十足一副乞丐打扮，但眉眼间还是透着几分文静之气。鲍澄衷亲自跟强增善谈话，考虑到对方的乞丐身份，先让人去伙房拿来几个馒头和一碗特地为其烧的鸡蛋汤，请他先吃了再说。强增善谢过后就不客气地吃起来，其进食速度惊人，很快就把馒头、热汤全部解决了。

然后，谈话开始了。鲍澄衷说我们昨天收到你写给公安局领导的信了，晚上派人去“全乐门舞厅”找过你，没有找到。强增善说，哦！非常抱歉，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找我，昨晚我听说第二区一位也是要饭的好兄弟生病了，去那边看望他了。

往下，强增善不等刑警问就主动言归正传了。前面说过，当时天津的乞丐有三大组织，祁门、韩门和丁门，强增善是祁门乞丐，在该门中小有名气，因为他有一个特长：能识文断字。

在那个年代，别说乞丐这一行了，就是其他行当包括警察在内，最基层的成员中如果有谁是上过几年私塾或者小学的，那就值得另眼看待了。

而此刻他要举报的那两个乞丐郭二扣和完颜宝，也是祁门成员，也是受人另眼看待的。因为他们也有特长，不过这二位的特长并非识文断字，他们是文盲，但他们特别能喝酒，被称为“酒丐”。这在乞丐帮中跟强增善的文化一样，是可以得到特殊发挥的。比如本门弟兄跟其他门派发生矛盾需要解决时，有时来武的就打斗，不打斗那就比试，不是比武，而是玩诸如“油锅捞球”、“刀削指头”之类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残忍把戏；有时就来文明些的，这时就需要郭二扣、完颜宝两位兄弟出场了，跟对方比酒量，喝死不偿命！

言归正传。前天晚上，强增善路过东兴桥时，听见桥下似有人声，不觉好奇，悄然下到桥洞口一看，郭二扣、完颜宝二位“酒丐”正在和七八个乞丐弟兄围着一个酒坛子用一根长长的芦苇管轮流饮酒，一边喝，一边高谈阔论。那坛酒当然是偷来的。

下酒菜很可怜，咸菜疙瘩、爆米花、烤老玉米，但这于乞丐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强增善跟这班人有点儿熟，正想凑上去混几口老酒喝，忽听郭二扣手拍胸膛道：“人嘛，就要争一口气！比如我二扣，比如咱们这位完颜哥，就受不得别人的气。咱登门行乞，主人家不给可以，那是跟你没缘；可若是口出凶言恶语，那就是得罪咱了，对不起，我就要你好看！前两天察哈尔路地堡里的那具尸体——就是‘蓝月亮’那洋掌柜的，大伙儿总听说过吧？哼哼，不瞒众位弟兄，这就是咱俩干的，因为那洋鬼子……”

郭二扣说到这里，被完颜宝开腔打断了：“哎！郭兄弟你胡说些啥呀，喝酒就喝酒，怎么扯到命案上去了？诸位，别听他的，咱喝酒！喝酒！”

完颜宝这么一说，郭二扣就不吭声了，抓了截老玉米埋头啃了起来。隐藏在暗处一直没有露面的强增善听着，心里一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刑警问强增善：“完颜宝和郭二扣两人除了嗜酒之外，是否还有暴力倾向？比如平时在行乞不得的情况下是否有抢夺之类的行为？”

强增善说那两人都是孤儿出身，性格很残暴，比如捉到狗之后，别人是杀死后剥皮，他俩却是将狗吊起来活活剥皮。在行乞方面也是这样，随身都带着匕首，一个不对就拔刀威胁，趁对方惊慌失措的时候，伸手就掏人家的钱包。不过掏出来后只是打开来从中取些许，然后把钱包还给人家。因此，人家就没认为这是抢劫，也不向警察局报案。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还存在。

刑警将强增善的这番陈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见强增善用担心的眼神望着他们，便对他说：“你尽可放心，我们对你的举报绝对保密，我们有责任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强增善高兴地点点头，却又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鲍澄衷看在眼里，于是说：“根据政府的政策，你的举报内容查实后确认对我们的侦破工作有用的话，我们将会给予奖励。”

强增善点头称谢，然后大着胆子问道：“不知我是否可以提一个要求？”

鲍澄衷说：“当然可以，只要合理而且可以办到，我们会考虑的。”

强增善于是说了自己的情况：他出身于静海县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小时候曾去一个亲戚开的私塾免费读过三年书，所以识得一些字，也练过书法。日本人占领天津地区时，其父母兄妹先后死于战乱，家里的草房也给烧了，于是他只身一人逃到天津以行乞为生。现在解放了，像他这样的穷人也该翻身了，他对翻身的理解就是最好能给一份正式的工作，让他靠自己的劳动谋生。

鲍澄衷说：“人民政府是不会让一个要求自食其力的公民失望的，根据东北诸省对于乞丐的政策，天津在这方面不久也会有措施。你放心好了，只要有这种机会，我一定会向民政部门推荐。”

强增善离开后，专案组随即举行会议，对强增善的举报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信，于是就决定传唤那对“酒丐”。

据强增善反映，郭二扣、完颜宝两人通常是在第一区长沙路民国大楼一带行乞的，两人有时一起搭伴乞讨，有时分开行乞，没有定规。专案组于是出动了四名刑警，前往长沙路民国大楼地段去访查。午后，刑警周康、徐迎仙找到了郭二扣，把他带到了一分局。

郭二扣不愧为“酒丐”，也不知他凭着何等神通，别的乞丐连混个肚子圆的愿望也常常落空，他却弄到了半瓶白酒，刑警找到他时，已经喝光，正蜷缩在民国大楼对面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里晒太阳。他肯定觉得很舒服，不但已经睡着了，而且还打着很响的呼噜。

刑警推醒他，让他起来跟他们走。他点点头，身子一歪却又睡着了。刑警寻思看他这副模样即使勉强起来只怕还走不到分局又要躺下了，于是就雇了一辆黄包车，将他拉到了分局。

进了分局，刑警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搜身，果然搜出一把匕首。再搜，在其绑腿里又发现了一把被称为“攮子”的无护手尖刀。周康、徐迎仙一看刀身宽度，心里一动：跟死者胸口的创口尺寸相符！

专案组安排三名刑警对郭二扣进行讯问。可是，当最后一名刑警朱明道从邻室搬了张凳子进来在讯问桌前坐下时，被讯问人已经在他那张椅子上垂头抱臂又睡着了。

刑警知道乞丐都有装疯卖傻那一套，怀疑这小子是佯醉装睡，于是就推醒他，说去洗个脸吧，清醒清醒。郭二扣点头同意，于是就把他带到后院的一口水井旁，给了他一条毛巾，让他自己打水洗脸。没想到郭二扣竟然把衣服脱了个精光，连冲了几桶井水。天津的阴历二月天，气温还是很低的，可这家伙竟然满不在乎，连说“过瘾”。

这样一折腾，郭二扣当然不“睡”了，醉意似乎也消失了，于是开始讯问。但他听刑警一问“蓝月亮”洋掌柜命案的事儿，沉默半晌却说：“要我开口说这事儿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那我也可以满足你们。”

这种被讯问人，刑警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这当儿口供要紧，那就变通一下吧。刑警问：“什么条件？”

郭二扣说他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给他弄一点儿酒来喝喝。刑警便有些恼火了，揍他一顿的心思都有。这时，守候在门外的另一位刑警朱明道递进一张条子来。

朱明道是天津人，解放前就是刑警，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他跟郭二扣这样的主儿打惯了交道，深知津门乞丐的习性。郭二扣此刻的这种要求，江湖上称为“摆谱儿”，以便日后好对他人吹嘘自己如何了得。具有这种念头的主儿，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敢跟你对抗到底。日伪、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曾经冒出过若干个此类主儿，最后都死在刑讯室里了，据说死前还笑称“痛快”、“老子值了”——这也是一种摆谱儿！因此，朱明道建议同意郭二扣的要求。

于是，一瓶四两（老秤）装二锅头送进了讯问室，还有一包花生米。郭二扣乐了，对刑警说：“哥们儿，够朋友！”开瓶喝了一口酒后，又对刑警说，“你们要问的这事吧，还有一位也有份。谁呢？跟本人在天津卫地面上齐名的另一‘酒丐’完颜宝。他今个儿大约在第四区成林道东局子那一带活动吧，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也请到这边来。”

刑警窃喜，看来给他喝酒一举还是对头的，才喝了一口酒就把同伙交代出来了。于是鲍澄衷就派朱明道、尚盖昉去第四区拘传完颜宝。

郭二扣喝完酒后，没等刑警再次开口讯问，就主动交代了，一开口差点儿让刑警就地跳起来！

“‘蓝月亮’那洋掌柜被杀的事儿吧，其实跟咱没有关系。咱不过为了在弟兄们面前吹吹牛，加上又喝了酒，就信口开河了。呵呵，酒后胡说，不当真的，是吧，警察同志？”

再问，郭二扣就只是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了。

一会儿，另一个乞丐完颜宝被带进局子了。完颜宝虽然也是“酒丐”，但胆气似乎比郭二扣小得多，所以没向刑警提什么喝酒之类的要求就乖乖回答问题了。

他一开口，情况就清楚了：3月9日保罗·托马斯被害那天，他和郭二扣等七八个同是祁门的乞丐弟兄，没在第一区，而是去了第九区昌图道的一户马姓人家相帮办事了。

那户人家的老爷子活到九十高龄仙逝了，决定大办喜丧，为防止乞丐去捣乱，就决定雇佣若干名乞丐前去相帮，说是打杂，其实就是劝阻其他登门乞讨的同行，见好就收，拿到一份吃食就走开。

这种差使，祁门的两位“酒丐”是少不了要出场的，因为祁门的掌门人认为这是在替本门做广告。因此，派去的弟兄名单上头两位就是郭二扣、完颜宝。

再去讯问郭二扣，这家伙哈哈大笑：“小人抱歉得很，闲着没事做闷得慌，跟诸位警官大人开了个玩笑。”说着连连作揖，“得罪了！回头小人请诸位大人喝酒！”

可想而知，刑警给弄了个哭笑不得，心里愤愤却无可奈何。

四、两个嫌疑人

“酒丐”线索落空后，专案组开始对另一条线索的追查。这条线索也是两个乞丐，就是“樱花馆”跑堂李二所看到的对被害人保罗·托马斯实施跟踪缠乞的那二位。

前面说过，当时活动在天津市区的乞丐大约有一万六千人，要在这么些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没有户籍、不知姓名也不清楚容貌长相的人中间找到3月9日下午对保罗·托马斯实施缠乞的两个乞丐，对于外行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法着手的事儿，但对于刑警来说，这并不是一桩特别犯难的使命。

专案组对乞丐情况进行了分析：天津的乞丐分三大门，每个组织都有各自固定的势力范围，只允许本门乞丐在势力范围内活动。第一区属于祁门的势力范围，因此要追查的那两个对象肯定是祁门中人。

再说缠乞，旧时乞丐的乞讨方式有所不同。一种是“正常乞讨”，如今我们在街头、地铁站、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遇到的乞丐的行乞方式，基本上都归于“正常乞讨”。另一种是“非正常乞讨”，那方式就多了，有的弄条蛇盘在脖子上，或者手里拎一串有活有死的老鼠；有的自伤自残，血肉模糊；有的故意将粪便涂在自己衣服上；也有会些功夫的，把百十斤重的大石头搬到店铺门口挡住进出通道；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脏兮兮地往商店门口摊开四肢一躺；还有一种是事先选准目标，认定对方是“出得起血”的，就紧紧盯住这个对象不放，半天一天甚至两三天，对象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对象回家他们就在门外守候，次日待你出门时再盯着乞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最后一种乞讨方式，就是“缠乞”，在乞丐切口里则叫“盯巴”。

一般说来，在每一个城市中，“非正常乞讨”的乞丐都比较少，因为“非正常乞讨”所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且需常人少有的勇气、忍受力和毅力，有的还需要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耍蛇，比如玩鼠，比如武功。因此，这类乞丐在本行业中都是比较有名的。

专案组因此认定：那两个敢对外国人“盯巴”的乞丐，肯定不是一般乞丐，在祁门甚至韩门、丁门中都是有人知晓的。

鲍澄衷想起了那个举报信的作者强增善，决定派员向其悄悄了解。刑警朱明道奉命前去找强增善，得知祁门中专搞“盯巴”的乞丐大约有十几个。强增善还提供了这些乞丐的姓名或者绰号、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地盘。

可是，当刑警去找“樱花馆”的跑堂李二，把这些乞丐的特征跟其说了请他进行鉴别时，他却是连连摇头。这也难怪，因为光凭口头介绍，很难说得准仅仅远远地瞥了一眼的对象是否符合鉴定条件。

专案组于是决定用支付误工费的方式向“樱花馆”借出李二，领着他对祁门的那十几个擅长搞“盯巴”的乞丐进行暗地识别。

这样，从3月15日开始，李二就跟着化装成市民的刑警在全城各处转悠。当时公安局的装备很差，像这样的差使，只给配备了两辆自行车。

李二不会骑车，就由两个刑警轮流驮着他。路上，只要看见乞丐，就盯着观察。这样折腾了一天，碰到了七个搞“盯巴”的乞丐，但李二都是摇头。

第二天，运气来了。上午十时许，两辆自行车来到第七区鼓楼北街时，李二看着站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两个乞丐，悄声对刑警尚盖昉说：“停一下！”

自行车停下后，李二凑近乞丐只一看，就发出了暗号。然后，他假装跟此事没有关系似的，进了百货商店。门外，尚盖昉和另一刑警徐迎仙就在马路对面停了车，支好了撑脚架，蹲在路边抽起了香烟。

这两个乞丐不过是怀疑对象，目前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还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对方是一般市民，那倒好办，刑警上去出示证件，让对方跟着走就是。

可是，现在的对象是两个乞丐，那就不大容易对付了。你说传唤，他们不理不睬，如何？动手扭，他们来个倒地十八滚大耍无赖，你拿他们怎么办？

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市民肯定要围观，不说什么可能混杂其中的敌对分子乘机煽动闹事，就是冒出几个乞丐来相帮那二位也已经足够刑警喝一壶的了。

还有，一说传唤，如果那二位二话不说，拔腿就逃怎么办？当时的乞丐，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余者都擅长跑步，要速度有速度，要耐力有耐力，因为他们平时抢夺市民财物后，就是靠一双腿来逃脱惩罚的。

后来天津市举办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有一家工厂夺得了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冠军，四名夺冠选手中有三位是叫花子出身。所以，刑警对于自己能否跑得过这两个乞丐没有把握。

这样，尚盖昉、徐迎仙商量下来，决定暂不动手，暗暗尾随其后，到哪个派出所门口再下手。

一会儿，那二位可能已经商议定当准备去哪里物色“盯巴”对象了，拔腿慢慢地往南边走去。尚盖昉、徐迎仙两人于是一个骑车，一个推车，假装互不相识，在马路两侧分别跟着。

两个乞丐行至鼓楼北街派出所门前时，尚盖昉、徐迎仙两辆自行车已经骑到了他们的身后，互相使个眼色，一齐下车，也顾不上支撑脚架停车了，把车往地上一放，扑上去一人一个扭住了就往大门里推。乞丐猝不及防，吃惊之下一边挣扎一边嚷嚷。

派出所门口是不设岗哨的，但里面的警察听见声音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徐迎仙大叫一声“分局的”，对方就明白了，早有人上前相帮制伏了两个乞丐。一搜身，没有利器。

讯问就在鼓楼北街派出所里进行，那两个乞丐一个叫彭小财，一个叫史二郎，都是天津郊区人，二十岁上下年纪，却已经当了八九年乞丐了，属于韩门。

刑警听说对方是韩门的，就不解了。尚盖昉说，你们三大门的势力范围不是划分得很明确的嘛，你们说是韩门的，可是3月9日那天怎么在第一区活动呢？第一区可不是你们韩门的活动范围吧？

那个叫彭小财的便冲刑警拱手，说，这位大哥听口音是关外热河的，那就是刚来咱天津卫了，才两个多月已经对天津卫乞帮三大门了解得这等清楚，在下实在佩服！至于您所说的活动范围，是这样的：三大门之间有约定，乞丐弟兄中凡是“盯巴”的就不受活动范围限制。这是因为干“盯巴”的弟兄不容易，铆准一个目标至少得费半天时间才能拿下来，长的呢，两天三天的也有。如果划定活动范围的话，这活儿就更不好干了。

于是，刑警就问他们3月9日那天午后“盯巴”盯了谁。两人眨巴着眼睛说不上来，愣了片刻，史二郎说都快一个礼拜的事儿了，谁还记得清楚呢？刑警说，记不清楚？那好，给你们提个醒：“那是一个高个头儿外国人！记起来了吗？”

这一说，那二位就点头了。史二郎说：“想起来了，是那个洋铁公鸡，哪像别的洋人那样爽快，手一伸就给了，我们跟着他好话说了几大箩筐，那洋人瞧都不瞧咱一眼！”

彭小财大概觉得不对头，于是打断同伴的话问道：“自古以来，哪家官府都没说过要饭犯法，人民政府执掌政权，也没规定过不让要饭。咱们那天盯了个洋人，是犯法了还是怎么的？”

刑警说，乞讨不犯法，眼下的问题是，那天你们盯着乞讨的那个外国侨民就在那个时段被人杀害了！

彭、史两人看上去像是还不知道保罗·托马斯被害，闻言顿时怔住了，一个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另一个倒抽一口冷气：“啊——还有这样的事儿？”

刑警说，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找你们了吧？这样，一人一个，分别谈谈。徐迎仙便起身招呼史二郎跟着他到隔壁屋里去了。

谈下来的结果，两个乞丐的说法是一致的。3月9日那天午后，两人路过第一区“蓝月亮”门口时，正好看见保罗·托马斯从店铺里出来。他们并不知晓这个洋人是“蓝月亮”的老板，只道是一个顾客，于是互相使个眼色就盯了上去。根据经验，“盯巴”对象如果是洋人，那成功的概率通常会比中国人高，因此彭、史两人对于保罗·托马斯是满怀希望的。

别看彭、史二位出身农村，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他们在长期的“盯巴”生涯中，由于行乞需要，竟然学了几句英语、日语。当下，便冲保罗·托马斯张口了。

保罗·托马斯有反应没有呢？有的。不过这个反应令彭、史心里一凉，因为保罗·托马斯张口吐出的是一串天津话，说得很明白：别跟着我，我不会施舍像你们这样的叫花子的！

用彭、史的话来说，“盯巴”遇上洋人或者外地人，如果对方能操一口流利的天津话，那说明是老天津级别的角色了，天津地面上的事儿人家还能不清楚吗？所以，这种对象通常是不会出血拔毛的。

那么，就这样算了？也不尽然。因为一则彭、史中午溜进一家小面馆，从一个看上去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那里要到了午餐费用，午饭吃得比较饱，正好需要消化消化；二则一遇到对象拒绝就乖乖退下的话，有违“盯巴”行规，也太便宜这个洋人了，即使最后要不到钱钞，也得让他烦烦。

于是，两人就盯上了保罗·托马斯。

这一盯，一直盯到了保罗·托马斯此行的目的地“樱花馆”。彭小财、史二郎照例呆在马路对面守住门口不离开，还作好了至少驻守三个小时的打算。可是，史二郎刚在周围捡了几个烟蒂想卷支烟抽的时候，保罗·托马斯已经出来了，于是烟也不卷了，继续上岗。

两个乞丐接下来陈述的内容，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保罗·托马斯离开“樱花馆”后，并未往“蓝月亮”方向走，而是朝相反方向去的。彭、史两人就跟了上去，而且跟得很紧，一边跟一边还唠叨。保罗·托马斯并不吭声，只管昂首行路。

走了几分钟，拐了个弯儿，忽然驻步，然后进了一家咖啡馆。这下，乞丐傻眼了，只好继续蹲守。这回，一直蹲守了将近三个小时，看看天都黑了，保罗·托马斯还没出来。两人便嘀咕：一杯咖啡才那么几小勺，这洋人喝得再慢，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三个钟头喝下来，他要喝多少杯咖啡呀！这好像不对头啊！

这时，一个路过的祁门乞丐估计也是搞“盯巴”的，用职业眼光看出彭小财、史二郎蹲在马路旁是干什么的，便上前指点，说，二位是外区盯到这边来的吧？可能你们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有道后门通旁边那个胡同，目标会不会已经从后门离开了？

两人闻言如梦初醒，赶紧奔到胡同里去看，果然是有后门的，不用说，那洋人肯定已经走了！

刑警问：“那家咖啡馆的招牌字号是什么呢？”

那二位说是英国人开的“灿烂星光”，就在离“樱花馆”不远的地方，旁边那条胡同叫“鞋匠胡同”。

尚盖昉、徐迎仙立刻给鲍澄衷打电话汇报，鲍澄衷说你们辛苦了，原地休息待命。然后，专案组长就指派刑警周康和外事民警蒋先为两人到“灿烂星光”去了解情况。

周康、蒋先为赶到“灿烂星光”，接待他们的是英国老板的妻子亨利太太，操一口伦敦腔，说她的丈夫亨利先生月初去了南方，要到本月20日后才回天津，咖啡馆的一应事务均由其处置。

然后，她问刑警登门有何贵干。蒋先为也用英语跟其交谈，问她是否知道“蓝月亮”的英国老板保罗·托马斯先生。亨利太太说知道啊，他被人杀害了，我已经代表我丈夫去“蓝月亮”表示过哀悼。周康一听“代表丈夫”一语，马上让蒋先为问她其夫亨利先生跟保罗·托马斯是什么关系。她说是朋友关系，也有生意上的交往，因为咖啡馆的原料是通过“蓝月亮”从国外进口的。“灿烂星光”跟“蓝月亮”已经有数年的合作关系了。

刑警询问3月9日下午保罗·托马斯去咖啡馆之事，亨利太太说这个她倒说不清楚了，因为那天下午她感冒了，去医院治疗，没在咖啡馆。

那么，店里由谁临时主事呢？亨利太太以一声高嗓大调代替回答，连蒋先为也没听清她吆喝的是什么，冷不防倒被吓了一跳。

却见一个英国小伙子应声而至，亨利太太向刑警介绍说这是她的儿子，那天是他在店里临时主事。

蒋先为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小亨利想了想，说有这事，那天下午两点左右，“蓝月亮”的老板保罗·托马斯先生从前门进来，跟他打了个招呼，微笑着从后门出去了。

周康说请把那天在前门值班的门童叫来，我们想向他了解一下。门童来了，问下来，证实保罗·托马斯确实去过咖啡馆，身后紧跟着两个乞丐，被他打个手势拦了下来。

这样，乞丐彭小财、史二郎的嫌疑就给排除了，线索又断了。

当晚，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根据“灿烂星光”提供的证言，结合法医尸检结论中的死亡时间，保罗·托马斯是在离开该咖啡馆后最多一个小时内遇害的，这一个小时里，保罗·托马斯去了什么地方？遇见了什么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保罗·托马斯不可能大白天当街遇害，他肯定是在离开咖啡馆后去了某个熟人那里，而这个熟人却要了他的性命！

专案组最后作出决定：去“蓝月亮”向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两人了解保罗·托马斯在附近地段还有什么值得拜访的朋友——可以是熟人，也可以是才认识但已经开始交往的新友人。

刑警周康、徐迎仙两人奉命前往“蓝月亮”访查，这一去，意外获得了一条新线索！

五、意外收获

“蓝月亮”门口，几个乞丐围坐一起正掷骰子玩耍，见有人进店，以为是顾客光顾，立马一跃而起，把两个穿便衣的刑警围住。其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手打竹板唱起了数来宝：“客爷到，脸带笑；脸带笑，衣兜爆；衣兜爆，钱涨了；把手伸，往外掏；不需多……”

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徐迎仙抬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而周康的手已经往怀里伸了。乞丐以为这二位要掏钱施舍了，一齐眼睁睁地盯着他。

周康的手从怀里出来了，亮出的却是市公安局的证件。于是，乞丐发声喊，一哄而散。

刑警进门时，正好店堂里一个胖胖的中年顾客往外走，后面跟着西装革履的迈克尔·泰勒，边走边说：“您走好！不送！不送！”

迈克尔·泰勒转眼就看见了两个刑警，上次专案组找店方调查时所派的不是周康、徐迎仙，所以他不认识，还以为是顾客，遂点头哈腰：“请，二位里面请！”

店堂里，有一半橱窗已经空了，摆在另一半橱柜里出售的都是罐头、果酱、巧克力、饼干、咖啡之类保质期长的食品，原先作为“蓝月亮”特色的现制现卖的新鲜西点已经停止制作了。迈克尔·泰勒把刑警领到放食品的那几个橱柜前：“二位，想买点儿啥，本店即将转让，全部食品都按八折计价！”

徐迎仙出示了证件，泰勒、琼斯都笑了：“哦！原来是警察先生，对不起，失敬了！”

周康向两个英国人说明了来意，戴维·琼斯说：“这个，上次你们来调查时不是已经提供过了吗？”

周康说上次是提供过了，这次想请你们再提供一次，顺便回忆一下看是否有遗忘的。戴维·琼斯便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嘟哝着好像是在发牢骚，说的是英语，因为蒋先为没有同来，所以周康、徐迎仙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意思。

迈克尔·泰勒微笑着用汉语对戴维·琼斯说，这又算不上什么麻烦事儿，再跟警察先生聊聊就是了。戴维·琼斯也笑了，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说了声“失礼”，就去冲咖啡了。

当时的规定，侦查员不论向什么对象进行调查，如果工作确实需要，可以请对方吃喝，费用由公家报销，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对方的吃喝，包括喝一口开水在内。因此，周康向对方说明了这条纪律，客气地谢过，把咖啡挪到一旁。

谈话在进口咖啡的浓郁香气中进行，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轮流开口，把附近这个区域保罗·托马斯可能接受对方邀请登门做客、谈事的对象一个个说了一遍。

那二位一边听一边记录，待到说完一数，一共有七人，其中包括“灿烂星光”的老板亨利先生。跟之前调查的那份记录一对照，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这趟是白跑了！两个刑警意识到这一点，心里难免失望。两人起身正要告辞时，徐迎仙忽然看见柜台里的那张账台上摊开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张上面还有鲜红的印痕。

几乎是同时，周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里一动：这好像是一份合约嘛。他的思维也实在是敏捷，马上想起了刚才进门时遇见的那个男子，那人离开时手上并未拿任何东西，这说明他进“蓝月亮”不是为购物，而是为了其他事情。

那么，此人的来访莫非跟桌上貌似合约的那几张纸有关？这是一份什么内容的合约？

于是就开口询问，琼斯和泰勒如实相告：刚才离开的男子名叫潘樵生，就是那个已经下了十两黄金定金准备接手经营“蓝月亮”的老板。

刑警问，他来跟你们说啥事呢，是准备接盘了？戴维·琼斯说接盘倒好了，他是来要求解除转让的，还要把已经付了的十两黄金的定金收回，理由是“蓝月亮”的大股东托马斯先生已死亡。

迈克尔·泰勒接着说：“这明明是一个反悔的借口，我们当然不会同意。刚才谈得有点儿不愉快，他就走了。估计过两天还会过来谈的。唉！保罗·托马斯先生一死，我们麻烦就大了。本来，经营上的事儿全都由保罗·托马斯先生管，我和戴维·琼斯只管制作和买卖，现在要我俩谈这方面的问题，没有经验，真不好弄哩！”

周康想了想，问，这位潘樵生家住哪里？迈克尔·泰勒把合约拿给刑警看：“这上面写着的，他住第四区郭庄子大街那边。”

周康、徐迎仙两人把合约看了一遍，告辞而去。回分局的途中，两人对此事交换了看法，观点是相同的：之前获得的情况是这位潘老板支付定金后，为筹款上北平了，看来款子没筹到，回来后听说保罗·托马斯死了，就以此为借口要求解除合约。

不过，合约上写着“双方约定，在店铺（含全部设施）、技术资料和操作流程尚未完成转让前，如果一方或者两方发生了不测之事，不论哪一方都可以提出解约，另一方不得拒绝”，因此，潘樵生提出解约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会不会是潘樵生在签约后又想反悔了，苦于缺乏理由，为了制造一个理由，就把保罗·托马斯给杀了？

周、徐两人回到专案组一说情况，其他几个刑警都认为这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往下查一查。鲍澄衷于是下令先去第四区查一下这位潘老板的基本情况。

这回出场的刑警是朱明道、尚盖昉二位，两人去了趟第四区，在四分局同行的协助下很快就把潘樵生的基本情况查清了。

潘樵生，字繁竹，四十一岁，天津人，年轻时曾去纽约其伯父处居住过数年，回来后开了家西菜馆。抗战胜利后因西菜馆的股东中有一人是汉奸，馆子就涉及敌产问题。潘樵生面临着财产被没收而且有可能入狱的厄运，于是只有托人疏通关系一法了。

当时负责平津地区接收工作的“军统”大特务马汉三是个出了名的狠将，据说连戴笠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潘樵生的关系没有完全托到，西菜馆的一半资产被马汉三下令没收——而据股东入股原始记录和划款凭证表明，那个汉奸入股的资金占了西菜馆全部资金的15%。这样，西菜馆就无法经营下去了，只好关门。

潘樵生从此闲居在家，不再抛头露面。表面看他似乎对金钱没有兴趣了，其实一天也没停过跟金钱有关的动作。他在干什么呢？放印子钱（高利贷），对象都是平津地区有头有脸的资本家。

他们认为抗战结束后国家应当休养生息，正是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于是就纷纷扩大经营，资金一时不够，就借印子钱。等到国共在东北打起来，发现形势不对时才恍然大悟急刹车，但扩展动作可以停下来，借的钱款却是要还的。据说，潘樵生凭此举所赚得的钱，比被马汉三拿去的还要多。

马汉三，不知道为什么只看到了这张照片……看来他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嘛

天津解放后，潘樵生观察了一段时间，判断共产党真能坐天下，于是决定投资实业，这就有了意欲接手“蓝月亮”之事。至于他想解约之举，四分局方面说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消息。

四分局还提供了潘樵生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个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之所以引起注意，并非那个社会关系的姓名、职业，而是住址。这个名叫何复的房地产经纪人，是潘樵生的内弟，家就住在察哈尔路，距发现保罗·托马斯尸体的那个地堡不过百来米距离！

这是一个在以往调查中被遗漏的对象，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他跟被害人保罗·托马斯并不认识。专案组作了一个假设：如果潘樵生邀约保罗·托马斯去何复家商谈履行合约的具体事宜，保罗·托马斯会去吗？答案是：肯定会欣然赴约的。那么，潘樵生是否发出过邀请呢？这，就需要调查了。

傍晚，周康、徐迎仙两人二赴“蓝月亮”，向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了解关于潘樵生是否向保罗·托马斯发出过邀约的问题。那二位说他们没有听保罗·托马斯说起过，他们甚至不知道当时潘樵生是否从北平返回天津了。专案组经过一番研究后，决定跟潘樵生的内弟何复当面接触。

这天是3月17日，距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向公安局报称保罗·托马斯失踪已经七天。这期间，不但一分局领导、市局刑侦处领导，许建国局长也亲自给专案组打电话询问侦查工作。

专案组上上下下每个刑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恨不得立马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一举拿下这起涉外命案。因此，尽管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但鲍澄衷还是决定立刻去走访何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有意外收获！

三十岁的何复出身富裕人家，结婚时父母给了他一套独门独户的两层日式小洋房，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精致，缺点是紧挨着马路，前后都没有院子，更别说花园了。

警方的收获，就是因这个缺点而得的。当时的天津，夜生活谈不上丰富，一到晚上，市民如无要紧事，都习惯于待在家里。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所以一般都早早歇息，还能节省点儿电费、灯油。

何复家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但也未能摆脱这种生活习惯。鲍澄衷等刑警登门时，将近十点，何家已经熄灯了。叩门，里面倒是很快就有了回音，那是何复的声音，问是哪位，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来敲门。

在头前敲门的是刑警朱明道，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十足一副威猛模样，如让他上戏台唱大花脸根本不必导演费心关照，按剧本上的台词照念即可，典型的本色演员。

他不但模样如此，嗓音也相符，当下考虑到夜晚登门说话声音要轻点儿和气点儿，不能惊扰了人家，但开口还是不失威严：“警察！有事找何复！”

屋里传出一个女人脱口而出的声音，虽然低调悄声如同耳语，但夜深人静，还是清晰地传入了每个刑警的耳朵：“坏啦……”接着，像是被人堵住了嘴巴似的戛然住口。但这两个字已经够了，刑警互相使个眼色，示意“有戏”，都悄然拔出了手枪，推弹上膛。

屋里灯亮了，何复说：“哦！请稍等，我穿衣服。”

片刻，门开了，出现在刑警眼前的却是头发蓬松的何复老婆陶杏珍。刑警一拥而入，打头的朱明道觉得似乎不对头，沉声喝问：“何复呢？”

何复从老婆背后闪出来：“我在呢……请问……”却又没往下说。

朱明道已经认定这对夫妻有问题，寻思看来总算挖掘到有价值的线索了，趁热打铁哪肯降温，当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指墙角：“何复，你上那边儿站好了！”

这威势吓坏了陶杏珍，没等丈夫作出反应，马上抢在头里急煎煎问道：“听说政府有政策，有什么问题只要主动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是吗？”

刑警当下便断定绝对有戏，周康开腔道：“对！人民政府确实有这样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陶杏珍就对丈夫说：“死鬼！你还不主动跟警察同志讲清楚那件事儿！那事儿又不是你做的，你讲出来就是立功哩！”

何复还在期期艾艾，专案组长鲍澄衷朝周康使了个眼色，后者便介绍道：“这是我们领导，你们可以想想，深更半夜，领导亲自出场，可见得这事儿不小啊！”

鲍澄衷朝陶杏珍点点头，说你知道情况的话你对我们说也可以，同样是自首。说着，便示意周康、尚盖昉陪同陶杏珍去旁边那个房间。何复知道大势已去，便说愿意坦白。

这样，四个刑警分别从这对夫妇那里获得了以下案情——

解放军四野兵临城下开始进攻天津的时候，何复的姐夫潘樵生忽然来他们家，要求存放一些东西。何复跟这位姐夫一向气场不合，话不投机，所以平时来往很少，原本是想拒绝的，但又拉不下脸皮，只好答应了。

潘樵生随即让跟他来的人搬进来两口沉甸甸的箱子，亲自选择存放位置，最后放在客厅的壁橱里。天津解放后，原以为潘樵生要把箱子拿回去，哪知不但没拿，反而又拿来了一口小皮箱，也是沉甸甸的。

这次，潘樵生就显得鬼鬼祟祟了，是在晚上乘坐一辆黄包车拿过来的，还留下了五千元华北币，说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请他代为保管，他因以前做生意目标太大，觉得不牢靠，就放到内弟这边来，这五千元是保管费。何复没有多想，就收了下来，心里还乐呵呵的。

三天前，潘樵生又来了，这回是春风满面，带来了一大包卤菜、一瓶酒，还有送给陶杏珍的两块衣料和给两个孩子的礼物。喝酒时，潘樵生又拿出了二两黄金递给陶杏珍：“弟妹，拿着！”陶还以为是寄存的，谢也没谢就接下来了。

何复酒量不咋样，喝到最后已经有些迷糊了，这时潘樵生拿出一张上面印着铅字的纸张，拔出钢笔，指着下面落款处道：“老弟，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写上日期。”

何复问都没问就签了，这时陶杏珍正好端汤上来，见状就问这是什么。潘樵生知道陶杏珍是文盲，就把那张纸送给她让她过目。过与不过自然一个样，还得用嘴询问，潘樵生说那是保管单。

次日，何复酒醒之后，已经忘记了这段情节，听老婆一说，心里就犯了嘀咕。他是房地产经纪人，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联想到姐夫拿箱子来时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寻思不知是不是有问题。跟陶杏珍一说，后者也有同感了。

夫妻两个商议下来，决定悄悄请个锁匠来把箱子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昨天，何复花了一千元华北币请来了天津市面上技艺最好的锁匠、人称“锁见愁”的桂龙生，说好开锁不开箱，开了的锁具不能损坏，还要能够锁得上。这对于“锁见愁”来说，属于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给解决了。

锁匠离开后，夫妇两个打开箱子，不禁大吃一惊：先拿来的那两口箱子里，分别装着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台专用电池、十支手枪、数百发子弹、五把军用匕首，以及一些像乒乓球大小的手雷和用印着英文字母的防潮纸包裹着的如压缩饼干大小的块状炸药；后拿来的那个小皮箱里则装着金条、银洋和美钞。

何复、陶杏珍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家庭妇女，平时对于政治毫不关心，可是再不问政治，面对着这堆东西也意识到潘樵生是什么角色了。

陶杏珍主张向公安局报告，可是，何复却不敢，因为他已经收下了人家的“保管费”，而且还在一张印着不明不白文字的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他怀疑那是一纸参加特务组织的誓约，凡是签上名字的就算加入了那个组织。尽管是在酒后，但这种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如果向公安局报告了，他就牵涉进去了，谁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况且，他以前从朋友处听说，跟特务组织打交道的只有一条道上走到黑，如果中途出现不利于对方的行为，对方报复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夫妻两个意见不一，又不敢声张，无人时悄声争论不休。今晚，两人躺下了还在被窝里讨论这事，就在这时刑警叩门了，遂以为东窗事发，顿时魂飞天外。

刑警立刻搜查，果然发现了那三个箱子。当场打开，粗粗一看，里面所盛东西跟何、陶夫妇交代的相符。那么，何宅这边跟保罗·托马斯命案是否有关系呢？何、陶夫妇对此一问三不知。看来，只有去问那个潘樵生了。

从在何宅发现的这三口箱子来看，这是一个敌特案件，于是，鲍澄衷立刻向上级报告。该案当即由许建国拍板转给中共天津市委社会部承办，当晚，潘樵生即被逮捕。

原来，潘樵生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中统”局发展为情报特工，抗战胜利后虽然没再受命参加任何活动，但还是发给他一份酬金。钱钞诱人，可不能白拿。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大败后，已经被蒋介石于1947年9月下令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中统”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承恩亲自召见潘樵生，说你还是“中统”的人，必须接受组织安排，现命你潜伏天津，负责保管特工物资。整个召见就几分钟时间，说完就走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讲条件的余地。潘樵生满腹心事前脚刚回到家里，后脚就有人用汽车载来了那三口箱子。箱子是锁着的，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潘樵生根本不知道。

四野包围天津后，潘樵生寻思看这情形天津是保不住了，共产党军队打进来后一旦知晓此事，准没他的好果子吃，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所以，还是转移一下再说吧。于是，他就把两个估计是装着电台武器的大箱子送到小舅子何复家里去藏了，小箱子里十有八九放的是特务经费，就留在自己家里。万一解放后被发觉，他可以一口咬定那是自己多年的积蓄，大不了没收充公，牢是不会坐的。

潘樵生没有想到，“中统”天津潜伏组织竟是盯着他的动静的，此举已经被组织知晓。天津解放后没多久，他忽然收到一封没有寄信人落款地址的信件，说你对货物的处置方式我们赞同，为稳妥起见，可将小件货物一并以同样方式处置，并应采取有偿保管方针。

潘樵生顿时吓出了一头冷汗，暗忖幸亏没有动拿着那口小箱子偷偷开溜的脑筋，否则死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于是连忙照办，这就有了将小皮箱送往何宅及何复收到礼物和二两黄金那一节，二两黄金和购买礼物的钱都是潘樵生自己垫的。

那张让何复签名而事后疑为加入特务组织文件的纸，则是潘樵生自己想出来的花头，他起草了一份“保管经商资金”的协议让何复签了，以防日后何复侵吞小皮箱里的东西。至于那两口大箱子，他只字不提，万一露馅儿的话还有一个抵赖的余地。

那么，潘樵生跟保罗·托马斯命案是否有关系呢？调查下来并无关系。跟保罗·托马斯洽谈转让“蓝月亮”之事，确系潘樵生自己生意上的事。

之前，潘樵生曾与北平一个生意伙伴解先生说妥要在天津这边接手外资店铺自己经营的，跟“樱花馆”谈判时，解先生还特地来过天津。之后投资意向转到“蓝月亮”那边，解先生也是点了头的。所以，潘樵生就放心大胆地跟保罗·托马斯谈判，还拿出十两黄金作为定金支付了。

然后，他就到北平去向解先生通报情况并让对方支付资金。哪知，到了北平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气：解先生是“一贯道”骨干分子，刚刚被公安局逮进去。请朋友打听下来，如果没有其他事儿，性命大致上还是可以保住的，但十年大牢看来是逃不了要蹲一蹲的。

这样，潘樵生只好失望而返，他一个人拿不出那么多黄金，于是只好厚着脸皮去跟“蓝月亮”方面提出终止转让并退还定金。

潘樵生特务案后来由社会部处理。潘樵生被判了十二年徒刑；何复、陶杏珍获得从宽处理，连法院也没上就放出来了。

六、“蓝月亮”的疑点

专案组意外破获了一起潜伏特务案，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但全组刑警个个脸上毫无喜色，心头还沉甸甸的像是挂了一个秤砣。第八天，3月18日下午，鲍澄衷再次召集组员开会研究案情，考虑新的侦查思路。

专案组还是从犯罪动机着手，试着从“财杀”角度来分析这起命案，旨在理顺思路，以便寻找调查方向。

先看保罗·托马斯被杀的情况：解放伊始，社会治安情况比较混乱，因此，城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都是有军方、警方巡逻队进行流动巡逻的，此外，一些工厂、单位也自行组织员工在厂区、单位周围进行夜间巡逻。

因此，保罗·托马斯被害之后的移尸距离应当是不很长的，凶手有杀人的胆，却没有长距离移尸的胆，因为长距离移尸基本上就意味着自投罗网。

这样就可以判断，保罗·托马斯被害的第一现场应当就在察哈尔路那个地堡附近。刑警已经数次前往那一带踏勘，并无适宜青天白日杀人而不被当场发现的隐蔽角落，所以，第一现场肯定是在室内。

那么，从保罗·托马斯离开“灿烂星光”咖啡馆到被害的这大约半个小时里，他究竟去了哪个“室内”呢？刑警有一种预感，只要找到保罗·托马斯涉足的那个“室内”，就意味着见到了破案的曙光。

会议室墙上那块黑板上新刊出的一期黑板报被刑警擦掉，画上了路线平面图。刑警朱明道以前在察哈尔路那一带住过七八年，对周边环境甚为熟悉，当下以第二现场地堡为中心点，向四面八方画出了数条粉笔线，逐条指点着分析可以把保罗·托马斯请入“室内”的关系人。

一共有七人，之前全都调查过了。

朱明道说完，刑警周康开腔了：“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分析，可能遗漏了一个符合嫌疑人条件的目标……”

“谁？”几个刑警异口同声惊问。

这个被遗漏的目标，就是保罗·托马斯自己所在的“蓝月亮”！从地堡到“蓝月亮”，不过两个街口的距离，步行只需六七分钟，而“蓝月亮”是有一辆用于送货的摩托车的，如果把保罗·托马斯的尸体绑在摩托车后座驱车前往，两三分钟就赶到第二现场了。

而从财杀这个角度而言，“蓝月亮”的另外两个股东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是与保罗·托马斯有着密切经济利益的。“蓝月亮”即将关门歇业，三个股东准备变卖店铺，之后就面临着分配利益的问题，这应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会不会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因利益分配与保罗·托马斯产生了矛盾，于是勾结起来将老板干掉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针对这个怀疑，对“蓝月亮”方面悄然展开外围调查。调查分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死者保罗·托马斯的亲属及社会关系；二是“蓝月亮”开张以来的营利情况；三是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是否有杀人、抛尸的蛛丝马迹。

三路刑警获得的调查结果分别如下——

蒋先为与周康负责对保罗·托马斯的亲属与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两人走访了在天津的几个跟保罗·托马斯分别有朋友、老乡、酒友、情人关系的中外人士，将所获取的情况综合起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保罗·托马斯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其在英国没有成过家，没有私生子，当然也并无亲戚，也没有类似中国人所说的“铁哥们儿”那样的朋友。

鲍澄衷、徐迎仙负责对“蓝月亮”的营利情况进行调查，这当然是针对解放前的，天津解放这两个月里，该店铺的经营情况是一目了然、可想而知的不佳，否则保罗·托马斯也不会将店铺转让了。刑警去了税务局，根据税务局提供的国民党留下的税务档案资料，“蓝月亮”开张这么些年来经商所获取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

朱明道、尚盖昉两人负责走访“蓝月亮”的邻居，着重了解两个问题：是否听到过“蓝月亮”三个股东之间发生过争吵甚至打斗的动静？3月9日夜间是否听见过摩托车引擎声响？

邻居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从来没有听见过“蓝月亮”有过争吵动静。对于第二个问题，三个邻居都说没有听见过什么引擎声音，只有一个姓叶的邻居说他在那天晚上熟睡中好像听见过什么机器声响，但似乎隔得比较远，听不真切，究竟是做梦留下的幻觉还是真切的现实印象，他自己也无法分辨。

专案组随即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排除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作案的嫌疑，于是进一步进行调查。具体需要查的是：从抛尸距离判断，如果琼斯、泰勒两人合伙作案杀死了保罗·托马斯的话，那么“蓝月亮”就是本案的第一现场。只要从“蓝月亮”店铺内寻觅到证据，这个案子就算是解决了！

可是，怎样才能在不惊动琼斯、泰勒两人的情况下进入“蓝月亮”进行勘查呢？这种勘查是需要相当时间的，而且还得在从容状态下进行，所以难度就更大了。

不过，干刑事侦查的都是“鬼精灵”，这种事情难不倒他们。专案组一番商量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市局看守所昨晚正好关押了两名喝醉了酒争吵不休最后挥拳拔刀相向的太古公司的英国职员。

按照规定，涉外案件不论大小，犯罪嫌疑人都得关押到市局看守所，讯问时不管承办员是哪位，都得有外事科警员在场，由外事科警员担任翻译和记录。外事科还管着外国人往返天津的证件审查、发放，申报临时居留证等事儿，人手紧张，所以已经打电话给专案组，想让蒋先为回去一趟，协助治安民警把太古公司这两个酗酒斗殴职员的案子审了再回来。

现在，何不以公安局的名义跟琼斯、泰勒二位商量，请他们去市局临时当一回翻译，先把太古公司那二位审一审再说？只要他们肯去，那就有办法利用对太古公司二职员的讯问拖住他们，直到这边专案组对“蓝月亮”勘查完毕。

为防止引起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的怀疑，专案组是不适宜出面的，得由市局治安处出面。于是，当晚七点钟，市局治安处派了一辆小吉普到“蓝月亮”来，向琼斯、泰勒两人说明来意，请求助一臂之力。那二位觉得很是新奇，欣然同意，当下就乐呵呵地上了吉普车。

他们前脚一走，专案组和特地从市局请来的两名刑侦技术人员后脚立马赶到，使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店门，悄然入内，随即开始秘密勘查。

“蓝月亮”是那种旧时比较多见的前店后作坊格局的店铺，穿过店堂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靠墙一侧有三间平房，分别是制作食品的作坊、仓库和保罗·托马斯三人的宿舍。刑警分成两拨，对后院三间屋子进行了缜密的勘查，可是没有发现血迹、搏斗痕迹和凶器之类的与凶杀案相关的痕迹。

难道是在前面店堂或者中间那个小院子里杀的人？刑警于是又对店堂和院子进行了勘查，还是没有收获。

这下，众人傻眼了。大家沉默了片刻，有人说是否检查一下那辆摩托车，不是怀疑是用摩托车作为抛尸工具的吗？于是，又对摩托车进行检查。

这回是两个刑技人员一起上了，一番极为仔细的检查后，双手一摊还是摇头：摩托车上没有发现血迹或者意在消除血迹而造成的刮痕、新涂的油漆之类。

看来，保罗·托马斯之死跟“蓝月亮”这两个股东店员是没有关系的。线索又一次断了。

七、地窖谋杀

正当专案组面临着“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接电话的组长鲍澄衷还没有意识到这时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已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电话是一分局治安股副股长大梁打来的，说我们这边拘留着的三个乞丐到明天已经关押满十天了，按照以往的情况，关十天就要放人了，你们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这三个乞丐我们明天也准备放了。

鲍澄衷乍一听，还没弄清楚什么叫“三个乞丐”。这些日子专案组跟乞丐打的交道多了，他有点儿回不过神来。一问，才知道是在察哈尔路地堡发现保罗·托马斯尸体的那三个家伙。

当然，发现尸体并不是拘留他们的理由，之所以拘留他们，是因为三人结伙抢了一个路人的坤包，到地堡里去分赃时才发现的尸体。这样，三人就因抢夺坤包而被警方拘留了。

鲍澄衷想了想，说这三个乞丐跟专案没有关系，我们对于如何处置他们没有意见，你们抓的人，就由你们处置好了。对方说，那我们明天就放人了，像这种情况的人犯再不放，看守所就要人满为患了。

大梁跟鲍澄衷以前在解放区就认识，所以说话比较随便，接着就对鲍澄衷叹了几句苦经，说最近的治安状况比较严峻，各种各样犯事的人很多，够得上立案的由刑警队负责了，问题是有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比如像这三个叫花子抢夺一个包包啊，拔出把刀子向哪家商号的老板强索一顿饭钱啊，把公共场所停着的自行车的轮胎一辆辆挨着戳破啊，这些就都是我们治安条线管的了，太累了！

鲍澄衷被命案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寻思我哪有时间跟你老兄闲聊，正要说声“对不起”把话筒撂下时，对方下面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段话是：“领导上要求把案子办好，善后工作也要做细，充分体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下，咱们这边的活儿凭空就多出了不少，比如就这三个叫花子抢夺的那个包包吧，失主没有报案，也没来领取，估摸可能还不知道抢包的叫花子已经折进局子了呢。这样，我们就得专门安排人手找到失主，通知前来分局领取。哎，这不都是事儿嘛！”

鲍澄衷听着心里一动：失主被抢了包包竟然不报案？这是什么路数？难道那是一个空包？于是就舍不得把话筒撂下了。“失主为什么不报案？是不是被抢的是一个空包？”

“不是空包，当然也没装着很多钱财，点检下来……哦，等等，让我看看单子……听着哦，计有以下物品：钱包一个，内有华北币九百六十元；水果糖两卷，未拆开过；白铜发夹两枚，新的；唇膏一支，使用过的；切片中药一小包，好像是西洋参。就这些。”

鲍澄衷听了更加困惑不解了：这些钱物对于一个市民来说，还是有点儿价值的，失主为什么连案也不报呢？这后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问题？

专案组这当儿正是苦无线索，逮着匹死马也得当成活马来对付的困窘关头，凡是跟命案能够搭得上纹丝关系的迹象，都要在脑子里过一过的。这样，鲍澄衷就要求大梁辛苦一下，把那个坤包送过来让他看看。

也就是楼上楼下的距离，坤包立刻送来了，是一个七成新的鲨鱼皮坤包，浅绿色的，铭牌上印着洋文，他不认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产品，里面除了已经被治安股点检登记过的那些物品，再没有其他东西。鲍澄衷问送包来的那个小警察：看来，你们领导把寻找失主将这个包包发还的差使落实到你的头上了吧？小警察点头说就是，今天一上班梁股长就把这活儿派下来了。我正犯愁怎么找人家呢，寻思一会儿要么去派出所打听一下，看失主是不是向他们那边报过案。

鲍澄衷说那你就在这边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得了。于是就给派出所打电话，那边答称并无此事的报案记录。鲍澄衷让把话筒给他，做了自我介绍，说也有可能人家报了案，因为你们觉得事儿太小或者手头正忙着想回头再登记却忘记了。请你们向那天下午在所里值班的所有同志一个个都问一下。派出所听说是“蓝月亮”命案的专案组长，当下不敢怠慢，说我们马上查问，然后给您回话。片刻，回话来了：没有人报案。

鲍澄衷马上将失主被劫、乞丐到地堡分赃、地堡里发现尸体三段情节联系起来，觉得坤包被劫似乎有点儿蹊跷。于是当即决定：立即提审那天发现尸体的金兴儿等三个乞丐！

专案组之前曾经接触过金兴儿三人，但那是了解发现保罗·托马斯尸体之事，抢坤包的情节由于跟命案无关只字未提。现在，问的就是抢包之事了。

刑警分头讯问三乞丐，然后将所获结果汇总，了解到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金兴儿三人是祁门中人，察哈尔路那一段属于祁门的势力范围。3月11日那天下午三点，三人在马路上晃荡着，倒不是动着抢人包包的脑筋，而是想物色一个看上去有钱又不是那么强势的对象，三人上去围着对方唱莲花落半强行乞讨，不给钱不让路。

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摩登女郎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乞丐小刘说这个怎么样。三人中为首的金兴儿瞟了一眼，说这个女人不是刚才从那边“大洪福理发店”里出来的，出来时还冲咱们反复打量惹得你差点儿开口骂人的那位吗？另一乞丐小庆说就是她，我还想上去乞讨哩，金哥说这个女人的脸相不善，不是个肯施舍的主儿，还可能挺泼的哩。

正说着，那个女人朝他们看看，迎面走了过来，到了面前还驻步冲三个乞丐上下打量，看了半晌方才重新迈步。这使金兴儿三人非常不爽，更让他们恼火的是，她的眼神里饱含轻蔑。

乞丐也有自尊心，甚至比一般市民有更强烈的自尊心，当下金兴儿三人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便起了报复之意。怎么报复？揍她一顿？这当然不行，既不合祁门规矩，也容易引起市民的愤慨，而且于己无利，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乞丐一般是不做的。

那就干脆把她的那个包包卸了吧？这是小庆提出来的，小刘马上说好，金兴儿想了想也赞同。

三人计议定当，而此时已经走出十几米的那个女人竟然还在回头看他们，这使三人心里更加不爽了，寻思这简直是在向咱祁门丐爷挑衅啊，不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究竟长着几只眼。

金兴儿三人对于这类抢夺活儿并不陌生，他们年轻机灵，手脚利索，上前去只要抢到手，那对方肯定就没戏了，就是有警察相帮追逐，基本上也是徒劳。他们熟悉地形，又惯于互相掩护，七拐八弯等到追上时，手里已经没有赃物了。这次对那女子就是这样，由小庆下手，另二位掩护，蹿上去抢了就逃，方向就是马路对面的街心花园。那女子没有追赶，只是吓得尖叫不休。

她的声音还在马路这一边空中回荡的时候，赃物已经被小庆从枪眼扔进了地堡，然后，三人像遇到了猎犬的野兔子一样，瞬间就逃得不见影子了。

半小时后，金兴儿三人偷偷返回原地，看看没有什么异样动静，于是就钻进地堡准备分赃。之所以如此迫切，倒不是想拿了坤包里的赃款去解决晚餐，而是担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乞丐同行中如果有人把这一幕瞧在眼里，那就会偷偷钻进地堡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抢得的东西顺走。

金兴儿三人认为自己的运气很差，抢东西虽然很顺利，可是包包里有些什么东西还没看清楚，就看见了一具尸体，然后就被警察拿下了，关进了看守所。

三人对于自己犯下的抢夺行为进行辩解，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再三用那种挑衅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是不可能抢她的包包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叫花子，而非专门干此类事儿的地痞流氓小混混。

专案组对三乞丐所作的那番陈述进行了分析，认为基本可信。如此，就觉得那个女人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这种异样再加上被抢了包竟然没向公安局报案，就演变为可疑了。因此，专案组决定对那个女人进行调查。

怎样才能知晓那个女人的情况呢？被抢的坤包里并无任何可以表明她身份的东西，金兴儿三人也不知道她的来龙去脉。可是，三个乞丐看见她从“大洪福理发店”里出来，那看来她是去找理发师剪发烫发之类的，那就去理发店调查吧。

理发店里的几个理发师听刑警说明来意后，问了要调查的那个对象的身高、体态、外貌和穿着，你一言他一语说了一会儿，最后说印象中是有这个女顾客的。

之所以有，并不是因为3月11日那天她去光顾过，已经十天时间了，理发店每天要接待许多顾客，这样一个普通顾客通常是无法记住的，而是因为这个女顾客经常光顾，大体上是一个月一次，或剪发，或烫发。这个女人比较挑剔，哪个理发师伺候也无法使她满意，因此大家对她有些看法。但理发店是靠顾客吃饭的，每个顾客都得罪不得，所以只好对她客客气气。

话说了这么多，那么，她住在哪里呢？一个理发师说，有一次，她在等候烫发的时候，跟旁边的一个女顾客聊天，好像说住在东兴大街巧合里。

专案组于是决定去东兴大街那里试着查摸。东兴大街也属于一分局辖区，那里有一个派出所，不大，只有十来个警员。刑警过去后，没对派出所的人说是来办命案的，只说要了解一下巧合里是否住着如此这般一个三十来岁的摩登女郎。

所长马上派人去了解。不久，两个民警回来复命，说有这么一个女性居民，是个舞女，名叫石筱珠，三十二岁，离异，无子女，与母亲一起居住。

刑警一听被查对象是舞女，就追问下去：石筱珠的社会关系怎么样？一般说来，干这一行的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

民警回答：“我们最初也是这样想的，可是了解下来，石筱珠虽然做舞女，但她跟异性的交往还是很有分寸的。这么些年来，她就只有一个男朋友，是个外国人，听说是个点心师。”

刑警顿时一个激灵：“点心师？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不清楚，据说是在‘蓝月亮’干的。”

当下，专案组决定对石筱珠采取传唤措施。

当天午夜，石筱珠从她供职的舞厅出来，上了一辆三轮车。行不多时，她忽然发现方向不对，于是向“车夫”提出异议。“车夫”笑了，亮出了公安局证件，后面跟踪的其他刑警围了上来，石筱珠就这样进了一分局。

石筱珠向刑警交代了坤包被劫的情况：那是她的情夫、“蓝月亮”点心师戴维·琼斯让她干的。

3月10日晚，戴维·琼斯去了舞厅，向她交代次日下午去察哈尔路街心花园那里招惹乞丐以引发其抢夺坤包。戴维·琼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说你只要对乞丐表示出怎样怎样的神情举止，乞丐就会对你实施抢夺。在了解乞丐这方面，天津本地人石筱珠其实要比戴维·琼斯更清楚，所以她说这事儿很容易办。戴维·琼斯说你被抢后，要向警察报案，注意，一定要在街心花园那里被乞丐打劫。

戴维·琼斯最后一句特地加重语气的话引起了石筱珠的注意。她跟戴维·琼斯虽然已有十年情史，但对于对方并不是了解得很透彻。戴维·琼斯也不跟她聊属于他自己那一块的事情，比如收入、家庭、子女、经历，等等。

舞女这个职业，整天跟三教九流接触，相当于一直在上社会大学，因此石筱珠是有些阅历的，有阅历也就有心机，所以她就怀疑戴维·琼斯交办的这件事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经过一番左思右想，最后她决定对戴维·琼斯交办的那桩事打折扣执行，即可以让乞丐把坤包抢去，但她不报案。

这样，次日石筱珠的坤包被乞丐抢去后，她仅仅是虚张声势了一下，不过引起一些路人的好奇观望而已，根本没有人站出来见义勇为替她出头，于是她就离开了。

因为她的职业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加上街坊邻居对于舞女的歧视，所以她是不大跟邻居打交道的，更不可能聚在一起闲磕牙瞎聊天，所以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天地堡里发现了洋人尸体，而且死者就是戴维·琼斯的老板。

至此，这个案子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对石筱珠的讯问结束后，专案组当即全体出动，直扑“蓝月亮”。这时，已是3月21日凌晨三时。

这次夜袭“蓝月亮”，就跟上次的秘密调查取证不同了，刑警可以从容不迫、大张旗鼓地进行搜查，终于在后院那间作为仓库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半间屋子大小的地窖。凶杀，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这是命案的第一现场。

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被捕后，交代了两人合谋杀害保罗·托马斯的案情。至于杀人动机，为的是谋取保罗·托马斯的那份财产。前面说过，保罗·托马斯是孤儿，在英国没有成过家，也没有子女。

“蓝月亮”经营多年，获利可观，保罗·托马斯占了60%的股份，也就可以分取60%的红利。他是个节俭之人，因此积蓄颇丰。这次准备转让了店铺回英国，按照60%的分红比例，他又能获得几十两黄金。

如果保罗·托马斯有家室子女，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三人按比例分红后一起回国就是。可是由于保罗·托马斯是单身汉，所以他的那份财产就被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惦记上了。

两人一嘀咕，决定向保罗·托马斯试探性地提出：是否可以把转让金的分配比例改变一下，变成他占40%，戴维·琼斯、迈克尔·泰勒各占30%？这个提议遭到了保罗·托马斯的断然拒绝。

敬酒不吃，那就只好请老板吃罚酒了。戴维·琼斯提出干脆把保罗·托马斯杀了，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保罗·托马斯的积蓄和这次的转让金一分为二。天津刚解放，共产党政权是不会管外国商人的利润分配的，只要不是敌产，是允许带回英国的。而回到英国后，保罗·托马斯没有家室子女，又离开英国多年，肯定无人过问此事，这样，他们就算是发了一笔大财。

于是，就在保罗·托马斯费尽心思跟人谈判转让事宜时，他的两个合伙人却在策划如何谋取他的性命。

3月9日，两人决定下手。下午两点多，保罗·托马斯从外面回来后，被凶手骗入仓库地窖杀害。当晚，凶手将保罗·托马斯的尸体用摩托车偷偷运往察哈尔路街心花园地堡内。

在这之前几小时，戴维·琼斯向石筱珠交代了次日引诱乞丐抢包之事。根据他对天津乞丐的了解，他断定乞丐在那里抢得石筱珠的坤包后，肯定会藏匿于离现场最近的那个地堡之中，因为周边再也没有比地堡更合适的藏匿点了。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判断十分准确。

之所以要尽快让人发现保罗·托马斯的尸体，是出于能够迅速顺利瓜分死者财产的考虑。当时，由于潘樵生已经支付了十两黄金的定金，他们认为转让之事已经板上钉钉。如果保罗·托马斯仅仅是失踪，到时候潘樵生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拒绝履约；另外，即使潘被他们忽悠得肯履约了，到政府工商和税务部门办理手续时可能会卡壳。因此，凶手认为应该尽快让保罗·托马斯业已殒命之事公开出来。

命案破获后，专案组受到了市局的嘉奖。当时一般是不举行表彰大会的，就在市局小会议室开了个茶话会，许建国局长也到场了。

此案破获后，不久戴维·琼斯在看守所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凶手迈克尔·泰勒在五个月后被天津市军管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被减刑三年，于1958年3月释放，驱逐出境，经香港返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