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梆子名家贾桂林,北路梆子小电灯是谁

雁门关内外,鸿雁翩翩，秋去春来,众志成城, 气节高尚,人所敬仰。金戈铁马，胡笳声咽，连绵的烽烟凝聚成慷慨豪迈悲壮的交响曲,回荡在朔风凛冽的山山水水之中。

北路梆子是山陕梆子的一支，以前只称“上路戏”或“大戏”，没有正名，无法探索，是与河北梆子血脉相连的亲姐妹，由于地域化及当地语言影响，逐渐风格和唱腔有了差异。遥想明代商贾在塞北与蒙古人开市，商人携艺人北上庆贺演出酬神宴客，“戏以商远播，商以戏繁荣”，说明了商业演出唱戏必不可少，成为明清商人交流业务的精神食粮。梆子腔的戏曲开始北流，经数代艺人迁徙北进，渐与当地乐人传习交融，在地方小戏基础上演变成具有塞外风骨、燕赵风情的激昂慷慨之声，其音高调绝,丝弦鼓乐,慑人魂魄,击人心弦,扬人斗志。“弦塞罗梆，敬神相当；秧歌耍孩，神仙不来”，梆子腔逐步替代迎神赛社小戏，渐渐壮大起来。

北路梆子，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在民国以前，不论什么角色，俱是男艺人独领风骚的年代，名伶辈出，唱腔风格迥异。到上世纪中叶，随着女艺人的出现，戏曲舞台开始男演男、女演女，声腔进步创新。晋北人民亲切称为“小电灯”的贾桂林，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北路梆子划时代的艺术家。

忻州有句俗语：“崞县人是问地，忻县人是问戏”，意思就是人一见面聊天的内容。确实是如此，小时候上学路过街上，有村里人经常坐在那里谈论看过丁果仙、牛桂英、“小电灯”的戏，颇有得意的满足感，让人觉得羡慕的样子。对于“小电灯儿”（忻州人说小电灯稍微带有儿话音）一直只是传说，也可能见过，但没有印象。有一年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应该是武承仁老师）纪念贾桂林的文章，知道了“小电灯”是贾桂林，那个时候对戏曲没有多少概念和认知，不知道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的区别，就知道唱戏是闹红火，人多，有好吃的，有好玩的。直到后来开始看戏，多以晋剧为主，北路梆子不甚熟悉，随着看戏的增多，北路梆子那动人心弦的音乐，激昂慷慨的唱腔，越发有了内心的喜欢。二州五县的人们对北路梆子有着长在骨头里、流在血液中的感情，自然而然产生了亲切感。

在太原饮马河公园看戏时，认识多位老乡，对于北路梆子“小电灯”，说起来了是更为自豪。有一位定襄籍老师，带着浓厚河边、蒋村一带的口音，给我讲述北路梆子的“四大坤伶”，玉梅红、腊玲旦、福鱼旦、花女子，还有“二梅兰”雷艳云，对于这些历史都是头一次听说。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听说有一本武承仁和俞立华老师编著的《贾桂林评传》，介绍了不少北路梆子史料，在新浪博客上偶遇了忻府区政府秘书处的张斯直老师，他经常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认识忻州戏研所的俞立华老师，他向俞立华老师说明情况，俞老师欣然送了一本。拿到手仔细翻看，一些北路梆子在民国发展的史料，穿插其中，开阔了视野。

贾桂林生于大同，学艺于塞外，成名于代州，成就于忻州，没有她的出现，北路梆子将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新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名角成就剧种不在少数，最为出名的就是严凤英之黄梅戏、新凤霞之评剧、越剧十姐妹之越剧，以及后来的白淑贤与她的龙江剧。北路梆子早期唱腔和现在有很大差别，有云州道、蔚州道、代州道一说，唱腔风格存在地域差异。到了“云遮月”刘德荣、“金兰红”赵玉亭这一代基本与现在的唱法相近了，当时与中路梆子唱腔差别不大。忻县、崞县人都说:“中路北路不分家”，原来晋北的艺人唱中路只存在降调唱法，唱腔没有大的改变。 “三女红”宋玉芬唱片存世，足以说明这一点。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是同样的命运，北路班社烟消云散，有的艺人改唱中路梆子，有的投身革命，左云县一班社被晋绥边区收编，也改唱中路。

贾桂林在大同先跟程泰师父，又转师杨三娃，杨三娃带她来到关南(雁门关内)，才使她艺术有飞跃的发展。在此期间，她勤学苦练，转益多师，学习了“八八嘴”赵俊卿的戏路，又受“林林丑”传授剧目，吸收“官堂红”、“两股风”郭守清的唱腔风格。幸运的是有名角“金兰红”、“两股风”、“草上飞”、“十六红”、腊玲、“十三红”、“算盘红”等众前辈提携，唱腔技艺渐长，特别是腊玲的“三调三弯”在北路很有名气，这对贾桂林的唱腔发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因其二目如灯，表演传神，加之当时电灯进入中国不久，这无疑比“一盏灯”、“两盏灯”、“三盏灯”、“万盏灯”等，这些中国“油灯”更为明亮一些（北路梆子音调高，清亮、明亮、灯亮多有此意）。“小电灯”的名声就从这里打开了，虽然雁门关是历代险要的关口，但对于北路梆子艺人来说，晋北大地都是他们的台口，不论雁门关南的二州五县，还是大同、归绥、包头，常年往来频繁。

抗战爆发，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将北路梆子的班社冲散，贾桂林的戏班也办不下去，只好隐居张家口，过上了家庭主妇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辗转来太原谋生，成了缝纫工人。1954年贾桂林回代县探亲，偶然一次登台演出，引起了轰动，人们知道了“小电灯”还能唱戏。适逢山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在即，忻县专区十分重视，邀请贾桂林与北路梆子老艺人，重新组台，赴省城参加演出。北路梆子那慷慨激昂的唱腔，三回九转的韵律，赢得了省城领导专家赞叹，文化部门领导田汉，亲自指示应当恢复这个剧种。从这以后才有了北路梆子的浴火重生，才有正式剧种的称谓。回忻以后，由郭开科同志组织恢复北路梆子剧团，1955年2月10日忻县专区人民晋剧二团——北路梆子剧团正式成立，请回了“压八百”安秉琪、“平旺黑”张银、“九子生”郭云来、白菊仙、“六六丑”张步青、李月梅等名艺人，名鼓师郝玉堂、名琴师田金贵，人才济济，名伶艺人重聚一堂。这一时期，晋北人民又听到久违了多时动人心弦的音乐，社会主义建设的劲头也更足了。

剧团组织起来以后，贾桂林加紧练功，喊嗓子，刻苦钻研，积极请人修改剧本，共同琢磨唱腔改革。把前辈艺人的精华，融化吸收，唱腔有了新的发展，开创了独有的唱腔风格。从早期的《算粮》录音中，可以听到贾桂林的唱腔和早期的中路梆子唱法相差无几，和后来的唱法有所区别的。1956年北路梆子到省城汇报演出后，又唱进了北京城，和当年山陕梆子一样，再一次轰动京城。北京电台做了戏曲录音专题节目，各大报纸媒体刊载了北路梆子演出文章，首都文艺界专家学者与北路梆子结下深厚的友谊。同年中秋佳节，荣幸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演出《算粮》和《访白袍》，受到领导的高度赞誉。

1957年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四大梆子恢复了活力，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戏曲的又一高峰。贾桂林与高玉贵、张银、安秉琪、李月梅、张步青等共同合作，演出北路梆子传统剧目《血手印》，这是北路梆子一出唱表过硬的重头戏，一直久演不衰。与此同时贾桂林与丁果仙、牛桂英、程玉英、刘俊英、花艳君、王秀兰、吴婉芝等艺术家，互相学习交流，特别是京剧大师程砚秋亲自指导示范水袖表演，梅兰芳先生传授化妆经验，这都使她受益匪浅。太原演出后一路北上，来到北路梆子腹地演出，多少年没有听到北路梆子的乡亲，买票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在丰镇贾桂林见到北路梆子“四大坤伶”之一的花女子，姐妹们旧事重提，好不感慨，花女子把十二本连台本戏《二度梅》奉献出来，还要向她好好学习，恢复演唱北路梆子。来到包头后，与“水上漂”王玉山、“十三红”周陈贵、“舍命红”邓有山亲如一家，共同学习交流，随后包头也恢复了北路梆子剧团，使北路梆子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1959年山西省组织山西文艺团体慰问福建前线，贾桂林带领剧团人员与其他剧种文艺团体相处融洽，互相学习，彼此交心，促进了剧种之间的友谊。返回杭州期间，京剧名家盖叫天，观看了北路梆子《算粮》、《访白袍》，通过副省长邓初民致函剧团，赞扬贾桂林的唱腔和董福的身手不凡。在上海期间，受到各界的关怀，专门灌制了唱片《钢铁战场红旗飘》、《四川白毛女》、《击掌》、《望江亭》等唱段，至今上海电台还播放当年《算粮》录音唱段。在上海期间正逢领导开会，彭真、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对剧团格外关照，彭真指示要搞好剧团服务，才能更好为广大人民宣传演出。山西有关领导立即筹备山西实验剧院，把演出的六大演出团体组成一个单位，后来由于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各方面的原因，未能成行。

上世纪六十年初期，戏曲一片红红火火，恢复不少传统戏，改编创作一批现代戏，演出形势大好。北路梆子回到晋南“娘家”演出，受到晋南人民的热情欢迎，蒲剧史学家墨遗萍带领学生跟着剧团到闻喜观摩，寻找北路梆子继承了蒲州梆子母体中的慢板。后来现代戏在各地兴起，又排演了《雷锋》、《丹凤朝阳》、《风云寨》、《江姐》、《山乡风云》等剧目。1966年风云突变，贾桂林由人民爱戴的艺术家变成了所谓的“莫须有”问题，许多人都见过她在街上拉炭，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向她压来，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1971年贾桂林调到了忻县师专文艺班当了教师，她虽然走下了舞台，又承担起培养北路梆子后继人才的重担。1972年夏天，在没有恢复传统戏的日子，冒着风险，请到了北路梆子四大坤伶之一的“玉梅红”孔丽贞，与学唱老“十六红”焦生玉出名的“河边红”曲隆福，关起门来录制了北路梆子传统唱段。贾桂林与孔丽贞演唱的《芦花》成了北路梆子唱段的绝响。孔丽贞是早期北路梆子的坤生，抗战时参加了革命，解放阳泉时接管了阳泉文艺团体，后调太原戏曲学校任副校长，在太原期间从未唱过戏，只有回到晋北她才开口，一次是她带领太原实验团青年演员回定襄演出，与“二梅兰”合作演唱了北路梆子《芦花》，郭彩萍饰演闵损、刘惠兰饰演英哥，再一次就是和贾桂林合作录音。贾桂林到太原开会，总要到孔丽贞家，姐妹两亲如一家。

一晃十年过去了，传统戏又回归了舞台，此时贾桂林年近花甲，她被任命为北路梆子剧团团长，排演了《杨门女将》，剧中饰演佘太君。北路梆子老旦原为男角出演，也没有什么老旦唱腔可循，她把青衣与须生唱腔融化其中，吸收了北路梆子名角“老十六红”焦生玉的鼻音共鸣，更显抒展大气，耐人寻味。随后《王宝钏》、《血手印》、《金水桥》等剧目陆续上演，成了北路梆子的王牌剧目。1978年她被任命为山西省戏曲学校忻县地区分校校长，197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北京回到忻县就率团前往内蒙演出，内蒙观众如久旱逢甘霖，伍角的票价被炒到二元。因为当地观众太热情，她在缺席第四次文代会的情况下，继续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胶片短缺而未能筹拍的北路梆子电影，又提上了日程。这是北路梆子的第一部电影，贾桂林与全团演员，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力求展示本剧种的特色，原定的《王宝钏》改为《金水桥》。这部电影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拍摄，贾桂林饰演银屏公主，李万林饰演唐太宗，王翠兰饰演詹妃，白桂成饰演秦英，翟效安饰演秦怀玉，段根昌饰演詹沛，康桂兰饰演国太，孙一清饰演徐茂公，董福饰演程咬金。剧本改编武承仁，舞台导演温明轩、杨耕泉，音乐设计师柯璜，集中了北路梆子实力人物，成为北路梆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北京拍演电影期间，进行短期公演，演出了《金水桥》和《祭桩》，受到北京各界人士欢迎，印度驻华大使与外国友人也一同观看演出。史学家吴晓铃写了散曲祝贺，相声大家侯宝林赞誉“千盏灯，万盏灯，不如小电灯”，戏剧家刘乃崇蒋健兰夫妇采访之后，著文评价，大为赞扬。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演出了金水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82年2月，贾桂林、董福、安秉琪舞台生活纪念活动在忻州（当时为忻县）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共同庆贺北路梆子这一盛事。文化部门领导，中国剧协代表张君秋、刘乃崇，省委宣传部刘江、刘贯文，省文化局贾克、张焕、苏光、夏洪飞、刘元彤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吴晓铃、侯宝林、胡沙、马远、龚和德、余从、张慧、王金璐、于建中、刘明山、邓有山、周陈贵、石丁、张万一、鲁克义、王易风等。戏曲界的姐妹们聚会到了一起，北京来的郭兰英、洪雪飞，呼市的康翠玲，省内的牛桂英、郭凤英、程玉英、花艳君、王秀兰、吴婉芝、郝聘芝、任岫云等又见面了，格外亲热。他们都是旧社会受尽欺凌的艺人，如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关心爱护，怎不令人激动人心。三天的活动时间，开座谈、观看展览，大家互相交流学习，畅谈艺术，贾桂林和董福、安秉琪为他们献上了拿手剧目《王宝钏》。北路梆子青年新秀进行了汇报演出，展示了北路梆子后继有人，不断发展的势头。

为了培养北路梆子下一代，贾桂林更是不遗余力，为了学员全面发展，除了忻州原有北路梆子名老艺人，还从内蒙等请回北路梆子老艺人对学员进行辅导，如“七岁红”马素琴、“海棠花”王秀英、“虎头生”王连德等。一批批的北路新秀登上舞台，1987年振兴北路梆子调演，青年演员脱颖而出，成为了北路梆子的中坚力量。1992年，正当她的学生们在京参加梅花奖评比时，她却因病离去，她这一生是为北路梆子而重生，为北路梆子而奋斗终身。

在北路梆子的历史上，每个艺人都有各自的唱腔风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融汇贯通。在须生方面，早期以“十三红”孙培亭、“卢三红”、“金兰红”赵雨亭、“十八红”马金虎，“麻鹁鹩红”张国田，到后来的“十六红”焦生玉、“十三红”曹光明、“九岁红”高玉贵、“七岁红”高三贵、马素琴、“玉梅红”孔丽贞、“三女红”宋玉芬、“十三红”周陈贵、“舍命红”邓有山、“算盘红”李定官、“小十六红”冯金泉等前辈，由于男须生的音区限制，都要喊出“背宫音”，是一种脑后共鸣音，所以没有好的嗓子，只能靠自我调节，由于调门高，上下句演唱时声音粗细不一，这也是有些人听不惯北路梆子原因之一。在旦角方面前辈代表人物众多，“云遮月”刘德荣、“灵芝草”高有富、“两股风”郭守清、“八音盒子”、“小十三旦”郭占鳌、腊玲、“福鱼旦”、“水上漂”王玉山、“筱金喜”郭秀云、“白菜旦”刘振芳、白菊仙等，早期多为男性，后期才渐渐出现女演员，唱腔各具风格，异彩纷呈。贾桂林是汲取前辈艺术特色，结合自身特点，多方面融化吸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她的唱腔吐字清楚，字字入耳，句句动情，高音悠扬婉转，低音沉稳大气，成为北路梆子特有的青衣流派，后来的青衣演员多受其影响。任建华、王金莲、赵翠英、吴天凤、郎美莲、贾粉桃等，尤其她女儿吴天凤，继承了她那高亢嘹亮的音区，似贾桂林重生再现，吴天凤的唱腔表演深得贾桂林精髓，令人欣喜不已，希望能保留更多的影像音像供后代艺人研习观摩。

在晋北的大地上，只要提起“小电灯”，确实是个响亮的名字，以至于很少人知道她的大名。有忻州、定襄、五台人爱开玩笑，说是有几个老汉在一起聊天，有人说：“人家“小电灯”可是唱的好了“，另一个说：“你快算了吧，人家贾桂林才唱的棒了”，他两吵的不可开交，过来一位说：“你们甚也不知道，小电灯就是贾桂林，贾桂林就是小电灯，还说这个好了那个好。”可见贾桂林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多大，其他地方不清楚，在忻州地区，只要说那个村子唱戏请“小电灯”，不亚于现在追星族，名头很大。我们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唱过一次北路梆子，是孙一清带团，贾桂林来演出，平时唱戏只有十里八乡的人，一听说有“小电灯”的戏，有的人从三四十里来看北路梆子，也只是听大人们说起，盛况空前，“人的名，树的影”，真是名不虚传。

唱戏讲究字正腔圆，地方戏因为地域和方言的影响，发音也会有所不同。既要保持腔调优美，又要讲究吐字清楚，戏行有句俗语“交待不清，软刀子杀人”，就是指观众听不清演员的字音，是十分难受的。新中国成立前，唱戏既无字幕，又无有扩音设备，在野台上唱戏，能达到多远，让观众听得明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昆曲名家白云生惊叹贾桂林一口唱到十八拍的气息，戏曲音乐家董文润称贾桂林是“花腔女高音”，嗓子是演员的本钱，俗说话：“钉鞋凭掌子，唱戏凭嗓子”，贾桂林具备了这样的天赋。

北路梆子发展史上，名伶辈出，唱腔风格各有千秋，时至今日几乎没有多少了。贾桂林的唱腔成为北路梆子主流的青衣唱腔，至少她这种唱腔传承下来，唱法虽不同，多以其为宗师。首先有代剧表剧目，《王宝钏》、《金水桥》、《李三娘》、《血手印》、《探妻》、《秦香莲》等。传承人多，群众基础好，学唱北路梆子青衣也多以贾桂林唱腔风格。贾桂林的唱腔极具塞北风格，好似吐字也稍带有晋北口音泥土的气息，但是她的吐字能清楚的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那清亮而有穿透力的嗓音，似鹰击长空，雁行高山，迂回盘旋，错落有致，唱腔如行云流水，自如流畅，三回九转。花腔跳跃奔放，像划过耳畔的莺歌燕语，银铃般悦耳。她的唱腔听起来明快清亮，悠扬动听，似饮甘泉，如浴春风；高唱如歌，低泣如诉，发自肺腑、沁人心脾。听其音，品其味，意味深长，观其演，赏其戏，技艺不凡。唱腔风格渐成一统，弟子学生之唱腔，多宗贾派，北路梆子青衣奉贾派为正宗。实贾派唱腔俱是前辈艺人唱腔精华之集锦，取嗓音之高亢，学他人腔调之优长，集为我用，促为大成。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唱腔也创新了，万变不离其宗。艺术发展就是在前辈艺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兼容并汇，顺应时代潮流。贾桂林的唱腔艺术，也是这样发展形成的独特风格，成为北路梆子剧种唱腔发展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