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沫扮演者

作为一种覆盖面最广，与观众距离最近的艺术形式，电视剧是时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体现，也是折射审美风尚和世道人心的载体。

我们的“剧匠访谈录”，既是对创作者心路历程的回溯，也是对项目运筹过程的追记。除了编剧、导演、演员之外，那些影响了电视剧创作走向的制片人也是我们感兴趣的。

刘文武是以过江龙的身份，强力加盟影视行业的。他从出版人转型为出品人，一出手就是《雍正王朝》《走向共和》两部现象级作品。

刘文武

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也不热衷于言语表达。入行20年，他接受过的采访屈指可数。网上能查到的篇幅较长的报道，只有2003年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讲述了《走向共和》的幕后故事。

两部严肃到极致的作品之后，2008年至2010年间播出的《丑女无敌》，让刘文武再次成为焦点。这四季“毫无营养”、满眼广告的剧让整个行业大吃一惊，有人指责他“堕落”。

进入10年代，刘文武参与了视频网站“响巢看看”的重组和运营，亲身经历了流媒体行业的鏖战和竞争。之后，他又回到电视剧制作的老本行，制作了张黎监制的《我们的战争》。

这是一部从微观角度出发的战争剧，每集有一个小主题，但人物情绪和剧情逻辑又是连贯的。“这是中国电视剧里没有出现过的形式。”刘文武说道。

无论是《雍正王朝》《丑女无敌》，还是《我们的战争》，刘文武始终在尝试的，不仅是对电视剧稀有题材的进击，也是对行业发展方向的探索。

《雍正王朝》：没想过要赚钱

1994年底，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出版后不久，当年还是一名图书编辑的刘文武马上飞到了郑州，从机场打车奔向南阳，前往二月河的家。

敲开这位作家的门，两人吃了一顿饭，刘文武用15万元人民币和一张现拟的合同条，买下了小说《雍正王朝》的影视改编版权。这位此前从未接触过影视行业的“门外汉”，由此踏上了出品人之路。

单枪匹马的刘文武需要一位能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编剧。一开始，他从自己接触过的作家和评论家里找，但时间过去一年，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剧本。

在业内朋友的建议下，刘文武决定从戏曲编剧里找人。戏曲的台词和结构，非“懂戏”之人不能写。戏曲编剧都有着相当的文学积累和戏剧功力，他们从戏曲转移到电视剧行业，并不是太难。

通过罗浩的介绍，刘文武认识了历史舞台剧《甲申祭》的编剧刘和平。刘文武将小说原著和《万历十五年》交给刘和平，没有提纲，没有分集，刘和平开始创作。

刘和平

半年后，刘和平的第一稿剧本出来，优点已很明显。为了让剧本达到更大的视野和格局，刘文武决定搞封闭创作，并组建策划团队。

他把刘和平接到了北京，并拉来了自己的好友吴兆龙，以及在出版社的同事苏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旁的一间招待所里，刘和平负责执笔创作；吴兆龙负责策划；罗浩主要负责制片，并参与策划会；对小说十分了解的苏斌也加入进来，一起对剧本逐集讨论和修改。

改编的难点在于，如何把“不是戏的地方改成戏”。围绕着关键情节，几个人可以讨论上两三天。在原著中，雍正登基后，戏剧的冲突性和事件密度都有所减弱。刘和平便让八爷党比正史“多存活了十年”，让其始终作为雍正的主要对手存在。

1997年初，剧本终于定稿。拿着剧本，刘文武开始组建拍摄团队。在和几个导演交谈过后，刘文武见到了导演胡玫，并给她出了一张“试卷”。他从剧本中挑出了几场戏，让胡玫写下对这些戏的想法。最初，胡玫的想法和刘文武并不吻合，几经交流碰撞，胡玫最终成为了《雍正王朝》的导演。

唐国强饰雍正

张黎当时在叶大鹰的剧组里任摄影指导，拍摄《红色恋人》。前期，他参与了《雍正王朝》剧本的策划。完成电影的拍摄后来到现场，辅佐胡玫完成了部分戏份的拍摄。在播出的版本中，他署名“艺术总监”。

做出版时，刘文武就以大胆的题材涉入和新颖的编辑思想著称。做了影视，他依然坚持着从选题到创作，再到制作的一条龙把控。虽然是刚刚入行的新人，他强力参与了制作中的每一个环节。

事实上，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创作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流程，各个行当之间的分工也并不泾渭分明。总会有一个话事人，发挥着跨越工种的决策作用。很显然，刘文武是一个创作型的出品人，他不光是参与剧本的策划，也要把控导演的拍摄方案，使其更符合作品整体的调子。

“导演的一些风格化尝试，并不是说不行，从导演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有的时候和整体的调子不配，我就会把它砍掉。”刘文武解释道。

为了打造出自己心目中的《雍正王朝》，他仔细地挑选着每一个主创人员，包括主要角色的选角。

“雍正”的饰演者前前后后找过三个演员。唐国强一开始定下的是演“八阿哥”。那时候，刘文武开车下班时，唐国强经常在路边等着和他聊戏。但他聊的并不是“八阿哥”，而是“雍正”这个角色该如何塑造。

焦晃饰康熙

“他跟我谈雍正，就说明他在研究。”唐国强的认真给了刘文武信心，他拍板将雍正的角色给了唐国强。刘文武提了一个要求：虽然拍摄地离家很近，但拍摄期间不准回家住，给整个剧组做个表率。

焦晃当时正在电影《秦颂》剧组里，刘文武便直接到了片场找他。一开始，焦晃没有接受邀请。翌日，焦晃要回上海，刘文武开车送他去机场，这一路上，刘文武总算说动了焦晃，答应先看剧本。

也正如刘文武所期待的，这部精心打磨的剧本，成功地说服了焦晃。“他是我见过的最严肃、最认真的斯坦尼体系的传承者。”在拍戏时，焦晃会将自己在每一场戏中的位置和走位路线，全部在纸上画出来，再照着图去演。

在拍摄期间，刘文武每天看回放，不允许演员改台词。然而有一天，焦晃敲响了他的房门，告诉刘文武，他想改一个词。

王绘春饰八阿哥

那是第一集中康熙下罪己诏的一幕。原稿中，康熙坐在殿中，向群臣下诏。而在焦晃的设想里，康熙应该走到门外，看着天，看着雨，对天发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老天要以这样一场大雨来惩罚他。正因如此，台词中的“朕”应当改成“玄烨”。

对万民，他是皇上，自称“朕”。对上天，他是玄烨，只能以名自称。“改得太好了。”刘文武说起这两个字的修改，难掩激动神色。

1997年10月开机，1998年3月杀青。剧组在大兴的摄影棚、承德的外景地之间辗转，还进入故宫拍摄了20天。半年的拍摄结束后，粗剪出的成片有50多集。刘文武便和张黎、刘淼淼三人一头扎进了剪辑室，想要剪到40集以内。

然而，为了保证“八王议政”这一段戏能够以完整的一集呈现，最后剪出的《雍正王朝》一共是44集。事实上，《雍正王朝》的戏剧节奏堪称快马加鞭，而此处出现了一个变奏。

虽然当时的电视剧也是按集论价，但刘文武并没有想钱的事，而只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因此，他也完全没有考虑发行的问题。

当时，他的朋友都忍不住骂他“傻小子”，就知道一股脑地往里投钱，高达2470万人民币的制作成本，怎么可能收得回来。

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刘文武有了压力，开始寻找播出平台。不管是出于影响力还是购买力的考虑，央视都是唯一的选项。但最初和央视方面的接洽并不顺利。直到1998年的下半年，刘文武和《雍正王朝》迎来了一个机会。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个审片组，在九华山庄一间四合院里，对《雍正王朝》进行封闭式审片。在此期间，制作方的人不能参加，刘文武也不能和审片组的人有任何接触，吃饭都不能在一张桌上。

审片第二天，坐立不安的刘文武在房间里实在待不下去，便溜达到了审片组所在的四合院，虽然进不去，也能在门口看看。

“那会儿我看他们有人出来上厕所，都是跑着去跑着回来的。”刘文武回忆道，“那时我心里就有底了。”

很快，央视以60万一集的最高价，买下了《雍正王朝》，作为1999年的开年大戏播出。不过，央视给出的这个价码只是让刘文武收回了成本，几乎没有利润。

这部剧一播即火。《雍正王朝》创下了央视一套的收视高峰，开局收视就超过了10%，最高时将近17%。随后，又横扫了当年所有电视剧奖项。

剧中讲述的雍正的励精图治和铁血改革，与当时中国国企改革的艰难征程相呼应，多位高层领导赞扬了电视剧的立意和故事。于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购买这部剧的影碟，分发下去让工作人员观看。而《雍正王朝》小说的销量，也因此增加了200多万册。

在《雍正王朝》最火爆的时期，刘文武“躲”掉了所有的采访。虽然最后他还是同意在颁奖时上台领奖，却还是坚持不穿西装。

“任何一个作品的成功，都是属于集体的。”与剧集播出后外界给予他的光环相比，刘文武更享受的，还是创作的过程。

严肃是坚持，荒诞做探索

刘文武本以为《雍正王朝》是他的第一部戏，也是最后一部戏。

然而，由于《雍正王朝》的成功，时任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的高建民在剧一播完就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制作一部关于民国的电视剧。

考虑再三后，刘文武把这部剧的背景定在了晚清时期。《雍正王朝》展现的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术”的层面。而晚清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则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中国政治文化里属于战略层面的部分。

如此，便有了2003年播出的《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的编剧盛和煜同样来自舞台戏剧领域。剧本开始创作一年后，在两人来来回回的碰撞中，盛和煜只完成了三集剧本。

“最大的问题是‘民国’要怎么写。”刘文武道。在人物繁多、事件杂乱的清末民初，怎么描写历史人物，又应该怎么表达“民主”的概念，创作的难度着实太高。

在刘文武看来，刚开始一年三集的缓慢速度，并不是浪费，而是在摸准《走向共和》的定位，这部剧应当是怎样的风格，有怎样的味道。有了能作为定位的文本，才能继续剧本的创作。

刘文武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光不同版本的《孙中山传》就有十几本。而在读到一本《历史报告（晚清篇）》时，作者张建伟对晚清政治历史的了解让他印象深刻。刘文武马上找到了这位当时《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记者，邀请他加入剧本创作。

记者田沫

在剧本创作中，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也是争议最多的决定。在这段历史的描绘中，剧本中加入了两个虚构人物：国会议员罗文和记者田沫，用他们的眼睛带观众穿梭于晚清各政治场合。

与《雍正王朝》的强情节不同，《走向共和》更注重于表达。两位编剧的台词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盛和煜的台词更为艺术化，而张建伟的台词则带有政治色彩，更为尖锐。

张黎在《雍正王朝》创作中的表现给刘文武深刻印象。在《走向共和》启动之初，张黎便已是刘文武在导演上的不二人选。“如果说有一个导演拍出来的东西能超出我的预期，那只有张黎。”

刘文武和张黎

通过张黎的镜头，刘文武得以埋下了很多剧情主干道之外的历史信息量。他并不认可坊间所谓给历史人物“翻案”的解读，他认为《走向共和》是一次关于“如何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探索。

《走向共和》里的每一场戏，都“有迹可循”，并有着深层的意蕴和解读。只要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能体会到剧情深义，刘文武都一定会主动联系发帖人，甚至亲自到观众所在的城市，去和他聊戏。

《走向共和》的成本超过5000万。在拍摄《走向共和》时，刘文武在一个两万平米的厂房里，按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故宫。内景在棚里拍，而外景则全是在故宫里拍的实景。

在当时已是造价最贵的一个戏，但国内并没有能做出震撼视觉效果的公司，以至于几场大战役中的特效场面，效果不尽人意。这让刘文武有些遗憾，“要是更有钱，我们可以把特效带到国外去做。”

连续做出两部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刘文武的名字似乎已然和“历史正剧”绑定。在这之后，他又出品了2004年的《军人机密》以及2005年《正德演义》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电视剧。

虽然《正德演义》中的荒诞叙事已经足够颠覆人们对刘文武的固有印象，但2008年《丑女无敌》的横空出世，却更让人大跌眼镜。

“我想做的，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商业剧。”刘文武道。对《丑女无敌》，他有两个坚持：首先，这必须是一部“四不像”的剧，不能是喜剧，不能是正剧，不表达任何社会矛盾，也不表达任何思想观点；其次，它需要彻底的商业化，“每一个镜头都是广告，说的台词都是广告。“

《丑女无敌》在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主要赞助商联合利华原先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暴增。每个月洗发水的出货量则增加了22%。

《丑女无敌》第一季在湖南卫视的晚间十点档播出，并迅速成为了同一时段的全国收视第一。从第二季开始，便移到了晚间20:30的黄金档播出。湖南卫视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尝试自制季播剧的卫视频道。

如今看来，不管是电视剧中进行广告植入这一商业模式，还是电视台的季播形式，甚至《丑女无敌》第三季和第四季时使用的边拍边播模式，刘文武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在我的判断里，我认为中国的二三线卫视的出路正在于此：每个台都来做自己的连续剧的季播剧，一来成本不高，二来可以把一部戏做成频道的品牌。”

《丑女无敌》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电视剧，刘文武笑称，这是一部“我觉得不对，那就可能行”的作品。但如今看来，它的确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不但留下了“山寨剧”这一特定时刻的称谓，也是对电视台发展模式的探索。

对种种未知的试验和开掘，是让刘文武能“一意孤行”的动力。然而，电视台并没有沿着这条多快好省的路线发展。视频网站随之大行其道，将电视台逼到了边缘地带。

行业根本的改变，要从完全分账制开始

在《丑女无敌》之后，电视台并没有推出更多自制的季播剧。到今天，大多数卫视靠着“二轮”播出的剧目，甚至是“三轮”剧来填充版面。

而刘文武，也暂时离开了电视剧行业，转向了视频网站。多年制作内容的经验，以及近年来视频网站的运营经验，让他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看法。

随着视频网站的壮大，影视行业必然会迎来巨大的变化，整个行业的门槛也会相应提高。然而，若要说整个影视行业能否发生根本的变化，还要看视频网站能否和制片公司形成真正的完全分账制度。

在刘文武的设想里，完全分账制会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全部的作品直接面对观众。而要实现完全分账制，必须有几个先决条件：视频网站广告量大幅下跌， “假流量”产业链的削弱，以及后台数据的透明、公正、可第三方监督。

如今的视频网站仍旧有一半收入靠流量广告贡献，而当广告模式改变，视频网站无法盈利，就需要恢复平台本身的功能：不是付给制作公司版权费来获得内容，而是对内容在平台上播出后得到的收入，采取分账的制度达到盈利。

然而，目前视频网站的播放量计算“各自为政”，播放数据不透明，没有公信力，完全分账制便也无法实施。

“在现有的计算模式下，重新开发一个源代码。播放数据交一份给第三方监管，再交一份给国家监管部门，平台再留一份。只有这样，公司才会愿意和视频网站进行完全分账的合作。”

在资本的影响下，改变可能会很快到来。在刘文武看来，中国的观众并不会只看一个平台上的剧，而是跟着作品走。哪里有好作品，人群就会流向哪里。

“各自为政”的视频网站播放效果统计

而在完全分账制下，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只要上线，就能一直从点击和流量中得到分成。因此，一部在播出五年后、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都有人看的剧，所获得的收益将是十分巨大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电视剧项目便会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导演、编剧、主演都可以占到一定的股份。

在刘文武看来，完全分账制度的实施，将会让整个影视行业更加纯净。“那个时候，资本就一定要尊重内容。”

刘文武不接受“编剧团队”，他说：“和我合作，只能一个人，最多两个人。”任何创作在他看来，都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如果没有，那么不能称之为作品，而只能成为一种“商品”。

与众多个性鲜明的编剧和导演合作过，刘文武始终秉持着一个理念，在一个团队里，不能有外行。尤其作为“没有专业”的出品人，在提每一个意见之前，都要进行相应的研究，更要有策划的眼光。

或许正因如此，刘文武才能深入每一个创作环节，并在作品中贯彻自己意志。“我叫他改，他就会改。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出品人，而是因为我说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但除了“出品人”以外，刘文武却也从不给自己多加头衔。“如果2000年后我改行，我可能是个优秀的编剧，也可能是个优秀的导演。”他笑道，“但我不改行，我一辈子就做这个。”

【文/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