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击破铃子扮演者

2019年的海外华文小说在平静中酝酿着新变。所谓平静，是指没有出现现象级的“长篇”话题，但新变是明确且扎实的。若从形式与内容进行概述：首先，这一年储备着一批精彩“短篇”；其次，贴近当下现实的“他国故事”再为亮点；第三，不同“身份共同体”作者注重对教育伦理、文学伦理的深度思考。

不难发现，作家主动慢下来，聚合现时、地域、文化、人物再次布局，探索真实性、情感性、思想性的深厚度与表现力，重新定位归属海外华文小说的特质及优势。

“短篇年”

2019年是海外华文长篇小说的“小年”，年度首发作品不多，出版的单行本中多为往年已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佳作，如《大野》《姐姐》《锦瑟》。但短篇小说数量急增，文本质量较高，例如张惠雯《二人世界》《雪从南方来》《天使》《劝导》、柳营《旋转的木马》《卦》、李凤群《路》、黄锦树《迟到的青年》、陈永和《铃子小姨》、曾晓文《鸟巢动迁》、二湘《费城实验》、凌岚《鹦鹉螺》、哈南《诺言》、王梆《女巫和猫》、沙石《人间四月雪》、陆慰青《课业》。华文短篇展演着人性的微火，泯除了道义的预设。

张惠雯专注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刊发了6部作品，她越发以洗练且诗意的语言讲述日常。《二人世界》是从自身的经验性对女性心理坚硬度与柔韧性的全力探测，她通过为母为妻的琐碎细节罗列，提醒女性去正视、去取舍、去接纳，在理解自己后重塑自己。我想讨论张惠雯小说“中国故事”和“他国故事”的关系，两者并非平行或交错，而是嵌套，保持他者（他国）视阈的反观。作者以间离立场关注当下，不回望历史现场，也很少取材于个人亲历或熟知的青少年时期，叙事攀缘人物的情感折线，没有悲怆、痛苦、拯救等宏大理念加持。《天使》可以与《两次相遇》《梦中的夏天》对照阅读，情节拥有共同点——男主人公期待并践行与昔日恋人（暗恋对象）重遇。3部作品都环绕“物是人非”的议题，但不再见（《两次相遇》）——不敢再见（《梦中的夏天》）——接受再见（《天使》）的动态变化，折射出作者对现实的包容和达观。“我”心中、梦中“天使”的美好不会被世俗亵渎。《天使》不是感伤“美”的现在破灭，而是肯定“美”的曾经存在。我认为张惠雯创作的成熟度落实于叙事节奏的处理，她可以在慢速和轻盈的讲述中控制住情感驻留，提示阅读者屡次折返某个人物或某处细节。

《旋转的木马》《诺言》是两个“走心”的文本。柳营出人意料地将母亲之恶埋设为痛苦之源，于是《姐姐》中亲厚的母女情，在《木马》里反转为恩将仇报的“暗黑”。“木马”一直凝聚着“我”残存的母爱记忆，母亲王秋梅归来后，无休止地利用与榨取“我”对她的不舍。“我”终于决定不再软弱，坚决迎击。遭遇背叛和欺骗，“我”依旧相信世间真情，为孩子重建“旋转木马”。“诺言”由心理描写开启并维系，坚守和放弃皆需要心理建设。球场偶遇促成“我”与伊藤之间的诺言，它化身为“我的生物钟的某一时刻”，哈南巧妙地将其设定为“我们似乎都在用恰如其分的缄默去恪守它，生怕变更它的形态”。两周后，“诺言”必须终结，伊藤结婚使它从妙不可言的期待转化为急于摆脱的包袱。

《路》和《铃子小姨》精准击中和解释人心复杂。一场暴雨澄清了“青春的轮廓”，《路》关怀的对象变为“家庭”制造的“问题少年”。李凤群用虚实交错的方法展示老金和少年的心理博弈，雨势、灯光、对话、动作、情感五组力量在强弱上激荡回应。失爱是叛逆的动因，已破碎的家庭不能再令其复还完满，少年从侧身到仰卧的睡姿变化，喻示着他已放弃将个人的恨意扩散至世界。辰和母亲铃子一同实施完美的死亡，火达成了身体的毁灭与信念的重生。“我”借助一本书和一幅画的讯息补叙出铃子刻意隐藏的法国十年浪漫史。铃子的死是一个谜，悬念推动性格的葱茏棱角从月圆花好中探出，恰当的留白是控制力，掌控故事主次得当、强弱分明，陈永和还是沿用书信揭晓谜底。《铃子小姨》有一场别致的心灵对话，辰在“我”探视时，将“我”梳妆为“铃子”，刹那“我”与镜中的“铃子”心意相通，灵异般的秘道突然铺就，成全“我”在靠近铃子的过程中体认自己。

“幻”是《迟到的青年》和《女巫和猫》的文学气质。《迟到的青年》延续黄锦树作品的“潮湿”与变奏，他继续铺设悬念、迷幻、绮丽的语境，成长之快与死亡之慢打造出博尔赫斯式人物：“他”在反复“被弃”中，野蛮生长和自由闯荡。“迟到”虽屡屡拖慢其死期，可一次诡异的幸运实则源于一轮新的“被弃”。我觉得小说的深意体现在“他”被世界持续遗弃，同时又不断地由人为“机械式”再造，人生被循环地拼凑叠加为万花筒状的繁复与神秘，以至于再也无法剥离出本来面目。《女巫和猫》质地科幻，王梆讲究色彩、光线、构图结构的画面感与镜头感。从隔离区进入开放区，女孩化身为女巫，小炭变形为全息猫DD。干旱和暴雨轮番击打世界，人的记忆会被技术清除，但情感难以彻底归零，女巫本能的对DD亲近，因为DD（小炭）的生命来自外婆爱的赐予。

《鸟巢动迁》和《人间四月雪》都是以父子情为描绘重心的现实主义作品。前者埋设隐喻，将鸟巢搬迁与亲情修复结合为明暗双线。生存权高于一切利益的价值认同，敦促父亲重新检视父子关系和生死态度。后者承续交融文化隔膜和家庭问题的写作范式，误解—沟通—理解是小说主线。作品绷住紧迫感，被困雪山、与狼同行的父子，原本关系紧张且此刻处境紧张，一触即发的危机容不得钟老汉坦白个人所求，他在时刻准备为儿子牺牲自己。

“他国故事”

“他国故事”是2019年海外华文小说的热点，其基本叙事要素仍是他国（空间）、当下（时间）、新移民（人），如虹影《燕燕的罗马婚礼》、二湘《暗涌》、黑孩《惠比寿花园广场》、方丽娜《夜蝴蝶》。作品的地域及视域虽互有差异，但都兼容既有生活的解体和重组，通过黯然失色与焕然一新的对比实现矛盾解决。我想，对于地域性与个体性的倚重，当前海外华文小说的构思策略该是在地域性基础上打磨个体性，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是研究各国文化，而不是取用一体化的域外文化概念。

准确地说，《燕燕的罗马婚礼》发生于而非产生于罗马，城与人贴合，平行时空里的重庆/罗马由燕燕产生“纠缠”。相似年龄、背景、阅历的燕燕与露露，在凝重且率性的罗马，因王伦而结识。精神/物质叠加女性人物，重庆/罗马叠加故事，小说展现两个新质。第一，影像与现实互证“他国”。虹影将费里尼的电影和燕燕探访的实地比照呼应，同时《罗马假日》的童话与燕燕的夺爱颇有意味地成就一段“前世今生”模式的戏剧性接续。虹影说：“罗马不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人，有血有肉，有悲叹有喜悦，有高潮有低落。他信心百倍，又勇气无限，像歌剧里的咏叹调。”据此立论，我认为燕燕和罗马在精神层面重叠在一起。第二，“山”“水”隐喻阐释故土和人的关系。重庆是山城，是原乡，燕燕、露露还有虹影，都会回去。“水”是长江，它鼓励各种形式对自由的追求。作者“把心灵深处秘不可宣的那部分，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江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去创造一个使之相遇的四维空间”。两个女孩梯山架壑的求存，在罗马收获依心像意的圆满。

《暗涌》是一部跨越亚洲、美洲、非洲的“大制作”。所谓“大”，不是于时间累积，而是向空间开放。时间的关键词是年代或家族，历经几十年、几代人，纵向地讲述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空间的关键词是国籍或地域，横向对比人类的极端遭遇与心理困境。《暗涌》的创作难度在空间调度，作者需要先期将“贵林”放置于结构中心，通过思维导图式构架，厘清他与地域的关系、相关人物与地域的关系，更待解决的是要以隐线埋设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二湘作品铺展留学生走出校门后，由学生群体到中产阶层的个人发展史，从内容上补叙着“留学故事”，从对象上拓展了“移民故事”，特别是对现时“新移民”奋斗者的刻画。孤岛寂寞、夹缝呐喊，都不再是她着力的处境和心境，贵林们已无暇陈述问题，而要迅速解决问题。

《惠比寿花园广场》立足东亚，黑孩采取了事无巨细的“私小说”写作方式，高精度还原在日本“永居”的一对中韩情侣的相恋与相撕，剖析中、日、韩相似人伦情境促成的亲密与仇视。金钱危机一遍遍强化二人世界的裂纹，生动地揭示恶念和谎言一直潜伏于甜言蜜语，利益定然嘲弄既定原则。我们在没有文化使命干预的情况下原谅背叛，显性效果还是将自我从无休止的情义拉锯中解救出来，而他人的恶并不会因被宽宥而羞愧消遁。小说对欺和瞒的揭露途径是将韩子煊的预谋即时给予个个击破，秋子对贪婪虚伪的念想即刻迎头痛击。衣食住行都是一块块碎片，一旦它们被拼合成整体，那么真相缝隙里的残酷与荒诞也被和盘托出。黑孩的观审视角自由地穿插于“亲历者”和“旁观者”，她坦陈无所谓丑陋的哪国人，世人都有丑陋，秋子与韩子煊的速食恋情，揭晓“爱是悲切的，悲是深沉的，爱和忧伤一样完美，一样可以放之四海”。这是一部难得的不用标榜女性立场的女性书写，秋子睥睨男性的强硬与妥协，以断舍离冲破两性和谐的镜花水月。

欧洲华人“闯世界”经历在方丽娜小说集《夜蝴蝶》中汇聚。《蝴蝶坊》悲悯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女性，她们周旋应酬各色男性，欧洲对于其而言，“凝聚着全部的憧憬和希望，也隐含着天大的灾祸与深渊”。《魔笛》透露青春期男孩的情感萌动，在师生恋与异国恋中阐释爱和责任。20年后，麦戈文回国探亲，老师桑雅已患精神分裂症，她因不堪误解而完全自我封闭，只记住将麦戈文的秘恋守口如瓶。《魔笛》也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小说《魔笛》与莫扎特《魔笛》实际具有同步性的情感演进，歌剧里王子塔米诺与公主帕米娜终成眷属，第一幕中一段经典二重唱就以《知道爱情的男人》命名，麦戈文决意以无保留的爱砍碎桑雅内心的冰海。

代际关系

当世界华文小说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时，家庭伦理是常规的、重要的切入点，它与教育观一度捆绑在一起。2019年有4部精致的“灰色”中篇：陈谦《哈蜜的废墟》、二湘《母亲节的礼物》、凌岚《桃花的石头》、黑孩《百分百的痛》，它们颇为一致地探讨同一个论题，即摇摆不定的母女关系，但却共同挖掘出触目惊心的人性恶，阴谋、报复、欺诈、利用交替出场，废墟、礼物、石头是别开生面的亲情斗法的精神图腾，时刻激活百分百的心灵之痛。需要指出的是，前3篇小说披露代际矛盾衍生的“痛”，而第4篇名为“痛”，实则雕琢深入肺腑的爱。

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留学，其显现出与之前两代“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全然不同的知识储备与个性表现。感觉的过程是由物质向心理内化的过程，“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同构”提出心理现象是一种“场”效应，必须借助两种力的推动而实现：第一种力是由主体的动机和需要形成的内驱力，即“张力”，它会随着需要的满足或目标的实现趋于松弛乃至消失；第二种力则来自于客体的结构性功能与目的。这两种力杂糅并回旋于代际，继而在场内产生应力及应变效应，引发心理变化，促发相关行为。《哈蜜的废墟》由代际间的应力和应变推导出行动，将陈谦在《虎妹孟加拉》中业已启动的对新一代留学生精神世界的探索，又推向深层。哈蜜一家谜团重重，哈妈的密集布控和严防死守是抵御更是进攻。中国母亲摆出的一致论调“都是为了你好”，成为抽取孩子所有自由、梦想和欲望的最恰如其分的理由。“我”认定哈妈对哈蜜管教行为失当，正因为她习惯以“为你好”施行道德捆绑。哈老补充了畸形母女关系的根源环节，他是悲剧肇事者，但令人惊诧晚年的他，驯顺承受慢性被杀。小说种种翻转设计意味深长：苛求平等的“我”变成新的“哈妈”，善良柔顺的哈蜜实为施行罪恶的凶手，神经质的哈妈原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受虐的哈爸才是全部苦难的罪魁祸首。失母失父后，哈蜜获得了自由，但作品也同时暗示：死亡也能让父母得以解脱。

《沉默的母亲》和《桃花的石头》题材相似，都以新移民“二代”为写作对象，挑选“母亲节”为起点。17岁的珍妮向母亲抛出了怀孕消息后，周瑗琦迅速地与医生、与前夫、与自己的过去恢复联系。她开始排查女儿成长轨迹上的蛛丝马迹，质问自己：她究竟是不是女儿口中的控制狂。当瑗琦必须安置棘手的孩子时，她无意中引爆出珍妮的身世秘密。放下执念、放过自己，是与女儿、与命运、与世界的和解。桃花的母亲叶曦极为强势，她将任何取舍和行为都标明有用性与实用性。但桃花，“在她的意识和潜意识里反复掂量、拷问、追逐，成为她的道路、梦魇和源泉”。“无儿无女无母亲”是最受新移民“二代”喜爱的生存格局，“石头”是约束，“回声”是自在，桃花虽踢出了那块“石头”，但她既无机会也不敢说出真实想法，“从来都是妈妈说话她听着。在妈妈面前，她永远是一个没有自主的存在”。《桃花的石头》抒发的母女关系真实又悲情，子辈压抑真我的目的是怕伤害着母辈一丁点儿，而母亲放弃自己、放手一搏的目的都是希望孩子永远顺风顺水。

“80后”美国华裔作家王苇柯的畅销小说《中国女孩》（CHEMISTRY），也是从新移民二代群体，对同样问题提供另一种解释。父母的永恒理由：“我为你好”、 “你最好”；“我”的永远回答：“我会尽力加油工作”、“对不起”、“好的”。即使“我”无比厌恶做一只“绵羊”，极度渴望化为一只“蜘蛛”，可“我”找不到“我”的甲壳。小说中引用J.K.罗琳在哈佛大学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责怪父母掌握方向盘，给你带错了路，这理由可是有时效性的。一旦换你自己开车了，你就得承担全责。”如果反思“我”，那么父母的干涉其实是借口，更深层原因是“我”自己对独立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故事”

诚然乡土、历史、成长仍是“中国故事”的核心视点，但创作者介入的路径与方法都呈现出新变化。《廊桥夜话》《爱犬颗韧》《长河逐日》《我和我的东瀛物语》《微云衰草》《故国宫卷》，居于唐宋明清、浙江西藏、马来日本等截然不同的时空域，但聚焦文本价值，历史现场在被发现、传统文化在被研究。小说确实书写历史之变中的躁动不安和成长之变里的落落寡合，但此次钻入历史与文化的人文关怀，不是飘忽的、死灰的、个人的，它因切实可感而抵达共情。

农村是张翎很少涉及的创作题材，她在《廊桥夜话》里，思考着造成贫困的原因和结果，转达浙南乡村在“变”与“不变”中传承的悲凉和诗意。“廊桥”既是中心地标，又是核心意象。它具备空间性，连缀起历史、现实和未来，又沟通杨家与村外，见证并包容婆媳两人，一次次的“来”、“逃”和“返”。“廊桥”蕴含时间性，它承载传统又容纳现代，白天的廊桥目睹着乡村的新变；夜晚的廊桥遍历着乡村的旧事。“夜里的廊桥”更是颇有深意，从形态看，它依然保有源于史的苍凉及敬畏；从内质看，廊桥切实安抚村里人对现代化不断逼近的焦虑，调动游子对故乡的回忆和感情。通电，是五进士村步入现代化的重要节点，它成就的第一片光明是廊桥率先目睹的。光，暴露了廊桥的纹理和姿态，它在任何“变”的面前保持不悲不喜。需要强调的是，“故乡以外都是他乡”命题，与薛忆沩的“二次移民”论点，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两者结合提供诠释新世纪家国情怀的新角度。

融汇动物、人、年代等元素的《爱犬颗韧》被收录进严歌苓新作《穗子的动物园》，作者再次强调平等和尊重，为“中国故事”的年代叙事提供了生动的、小切口的范例。颗韧凝聚着文工团员的青春记忆和人性美好，动物与人类共同挨过寒冷、饥饿和恐惧。小说最感动人心的细节不是颗韧被处死的场景，而是它独特的功能，即传递专属于“我们”的青春期的互相亲密，因为只有它才能“懂得了我们这些穿清一色军服的男女都藏得很仔细的温柔”。

我无法精准定义“非虚构”，但可以确定的是真实性必为根本要素，“开掘到的每一时段每一事件，都须竭尽全力还原真实，真实才能通向答案，真实才能见证那个消失了的时代”（薛海翔：《〈长河逐日〉创作谈》，《文汇报》2019年8月2日）。《长河逐日》和《他和我的东瀛物语》都以作家的个人家庭史为素材，讨论战争及人性等重大命题。文学记录的目的是确定生命对于个体及家庭的意义、和平对于世界及人类的意义。我认为，两部作品真正地拓展了海外华文小说的创作视野。基于“被推着走”和“自己走”的两重处境，元山里子从日本军人视角反思战争、反思人性、反思命运。绝境中，中国船夫救助元山俊美，直接激发出他对回乡的渴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质疑、对违背人性暴行的抗议。薛海翔寻踪马来，实际是洞悉结果后的求因，历史被梳理清楚，真相也呼之欲出，“寻父”事实上填补着父亲、母亲、“我”三段人生里的空白。作者钩沉父母在马来/苏北封存的革命往事，与此同时，纯粹而坚韧的革命信念从记录的文字里喷薄而出，使命感与一代革命者的理想无缝对接。

《凄清纳兰》（赵淑侠）、《甲骨时光》（陈河）、《裸琴》（山飒）都是以中国古代史为素材的海外华文小说。倪湛舸《微云衰草》将帝王将相一径还原为凡人，作者塑造“反骨”岳云和“清流”岳雷，两人性格迥异，但皆洞明世事、恪守孝义。轻松诙谐的行文一方面消解南宋岳飞抗金史的悲壮，一方面表达岳家全部选择背后的身不由己。施玮的《故国宫卷》以现代对《韩熙载夜宴图》修复为叙事线索，串联“进门”“丹脸”“聆音”“繁弦”等10组画境共置古今，从文化探赜索隐，复活历史、还原“夜宴”。

2019年，4月东京和5月法兰克福的两次华文文学国际会议，分别引领日华与欧华各个代际作家群的集体亮相。创刊30年，“立足香港，兼顾海外”的《香港文学》特设“90后”栏目，集聚中国（内地、港澳台）、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新力量。此外，这一年海外华文小说最有新意的文学创造是提供差异性的海外生活和扎实型的“非虚构”写作，我们看到了新题材、新人群和新想法，但涉及人生路向的选择分歧中暴露的价值观差异，仍是较为表面的事实陈述。好的创作，不只是崭新的平面，更要延展成深邃的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