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乡软语什么意思,乡音啥意思

1905电影网专稿无论是喜剧表达的需要，还是真实再现的还原，抑或只是导演对乡情一次释放，方言对于电影，不仅仅只是一段对白，一语乡音。它饱含着艺术表达与人文情怀，以及与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今天我们来听听吴侬软语。

代表作

乡音重现

不少人心目中的吴洲“江南”，是灯影桨声，是小桥流水，是白墙黛瓦，而这独有的精致，没有软糯浓稠的吴侬软语的装点，似乎也就少了点那一抹点睛的妙韵。

所谓的吴语，是“客梦初回，卧听吴语开帆索”的迷离，也是“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的缠绵，甚至是“我自操吴语，谁来问楚囚”的激昂……

《罗曼蒂克消亡史》

早先的吴越先民，断发文身，好勇好剑，轻死易发，创造青铜兵器文明和波澜壮阔的吴越春秋史。后又裹挟着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在隋唐起作为华夏文明核心而愈发精致。工商业于吴越率先萌芽，海派文化亦根植于斯，既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又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诗性审美情怀，而吴语作为吴越文化的灵魂，深深流淌在江南人民的血骨之中。

上海，如今吴语文化的核心区域，诞生了别具一格的“海派文化”。《海上花》改编自《海上花列传》，原著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也是最善描摹上海的旷世才女张爱玲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她也因此特意翻译并出版了普通话版《海上花》。

大导演侯孝贤在上世纪90年代将其搬上银幕，全片对白都是吴语，宛若一颗“异常温婉的语言水晶球”，其间却压抑着浓稠的罪之美，氛围正映衬着张爱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影像包裹着情绪，烟雾包裹着精致，亦幻亦真，像梦又像现实，侯孝贤用双重的封闭空间构造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千红一枯孽海花，万艳同悲青楼梦，吴侬软语，缱绻低回间的爱恋深深，不过是寥寥无几真心下的匆匆一瞥。

“是个戆大，沈小红说了你几多坏话，你倒替她瞒着”、”我嚒就说，告诉洪老板有什么不好，有事嚒还可以拜托拜托”、“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哚陆里？”

那些吐纳烟气的对白，于清末上海这燥气喧闹之中，有些过分悠然和慢吞，但它的抑扬顿挫，让那些华服上的光鲜抹上了层淡淡的朴质与哀怨。

黯红的灯光下，人物像是画在朱漆屏风上，凝固了时间和姿态，我们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就在其身边经历耳语的轻声呢喃，一时亦幻亦真，悲喜莫名。在拍摄《海上花》之时，因为梁朝伟无法地道地讲出老上海话的韵味，侯孝贤将他的“人设”改为从广东来的洋务专员。

同样是风雨飘摇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之下，繁华落尽，文明的建立需要很久，文明的毁灭却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上海那个时代的繁荣与喧嚣却随着一个时代而消亡，这或许是《罗曼蒂克消亡史》最深层次的涵义，也是导演程耳要求全片尽量使用上海话的原因。

片中的“罗曼蒂克”并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一种诗意和美感，上流人士都在刻意临摹攀谈交流的“上海话”，仿佛那就是一张身份的“通行证”。

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讲，诗意和美感是无用的，属于生活的非必需品，是某些阶级的无病呻吟，但正是这种“无用的罗曼蒂克”，真正定义了一个所谓“海派精神”，赋予了这段历史特殊的味道。

导演程耳为了还原“三十年代的上海话”，也可谓用心，如今上海话说“钞票”，片中暗中刻意说成“洞地（铜钿）”；再比如“童子鸡”、“比脚”、“四马路的女子”，每每及此，“老克勒”们定然会发出会心一笑，这些略不上台面的市井之言，既俚且俗。

即便平时不讲，也由不得不被耳濡目染。一旦土壤温度合适，难免会脱口而出。就如同王传君一句即兴的“册那”，立即引来满堂彩，堪称点亮影片。不过，糯、轻、慢，但绵里藏针，终究是程耳造作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拿伊做忒”。就如同片中的杜先生，“人前讲人话，鬼前讲鬼话”。

“上台面”的普通话和“不上台面”的上海话灵活交替使用，不用错地方、辰光和对象，这才称得上标准的“老朊”（大佬）。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言，《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不少演员的口音演绎就过于“洋泾浜”了。

对方言运用的不纯熟，或许这是当今演员们的一个通病，然而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也有些“历史必然”——那个年代的上海，本就存在口音混杂的现象，上世纪初上海市区祖籍外来的占到95%以上，彼时的上海话，更多是苏州话的变体，因为很多富商巨贾都从苏州迁徙至上海，这也是吴越文明融合传承的一种形式。

桑梓风物皆是江南旧梦

同样的情况存在于影片《金陵十三钗》。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甚至“预言”了南京的流离变迁：六朝古都，三百年间，征战不息。

在影片中，除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光辉，南京方言的啼莺婉转、九曲回肠也为影片带来一抹别样的风情。

片中所用的是解放之前的南京话，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南京官话，相当于现在的“六合话”（流传于南京夫子庙，六合，浦口，江宁一带），部分词汇已经由于人口的流动如今很少使用。而影片加强了历史中吴语的痕迹，比如“去”读作“key”, “哥哥”读作“guoguo”，不过或许刻意为之，反让演员们在台词表演上显得生硬，甚至有些“垮”。

《金陵十三钗》在方言运用上倒不是一无是处，也有亮点，比如以苏州评弹的演唱方式演绎的歌曲《秦淮景》。

信手捻来，风姿绰约，听者看客无不沉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民歌小调是根据江南民歌《无锡景》改编而来，流行于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莺音的《我有一段情》皆是因其而来。

《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1942年冬创作的小说，导演梅峰还原上世纪四十年代从上海逃难到重庆的老爷太太们的日常，乱世隐隐可见，树华农场却俨然一幅小社会画境。

在地道而驳杂的川东口音间，却是操着吴侬软语的娇太太们打川牌，听评弹，请着川戏班子来唱下里巴人的灯戏，桑梓风物扑面而来，却是颇有时代性的讽刺。

三太太是沪上名伶，清唱了几句“醉酒”，倒是和“第三十二梦”的吴太太水平仿佛：“听京戏，侬晓得撒，唔要港，当比他们好”。而秦妙斋面对三太太的诘问，发表了一通关于故乡与他乡的辩证则点中心结：人离了故乡，故乡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许老爷和三太太的上海话圆转流利，彰显江浙出身——这富贵的籍贯出身，因为战时偏安一隅，焉知许先生是因为朝中有人好当股东，还是为了朝中有人好当股东，方言既是人情世故的载体，也是命题。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便是新世界，在网络兴起并迅猛发展的今天，“江浙沪”大吴地开始有了新的称谓——包邮区。昔日娇嗲柔媚的吴腔，也成为市井喧嚣间拿腔拿调的代表。然而，属于吴语的细腻传神却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淡化。

“包邮区”的普通人民生活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最前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的戏剧性时刻、身世沉浮间的嬉笑怒骂本身就是一出好戏。

1994年，《股疯》上映时分地区投放了沪语、普通话两个版本。内地演员潘虹与香港影星刘青云作为男女主演，内地香港的联袂引起了巨大关注。

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王小毛”扮演者王汝刚，在其中扮演一个投机取巧的掮客。

另外，滑稽戏老演员吴媚媚演的阿婆。

陶德兴演的“瞎子”，林锡彪演的“哑巴”等等均为该片增添了一抹亮色，将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演绎得生动传神到了十分。

因为沪语无法通过书面语言在剧本上呈现，所以导演在拍摄时基本采用了“文明戏”的拍摄手法——规定场景、角色、重点后，具体的台词表演由演员自己发挥。

这样的自由度让深谙上海小市民生活的滑稽戏演员充分发挥，比方说片中“步高里”生活的居民们会为用电、用水问题斗嘴，“侬组撒？”“小赤佬，疯特勒”……充满生活气息浓郁的市井腔调，着实为《股疯》增添了许多色彩。

来到二十一世纪，《海上浮城》以纸醉金迷的魔都退为背景，资本的力量和历史的浪潮左右着普通人的生活，以死猪飘江的怪异现象作为引头，从容地带出主角以及他们各自的挣扎，一幅人间百态徐徐呈现在观众眼前。

主演邬君梅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为影片“点睛”：“阿拉老早就跟侬港掉，则宁毋要信的”（我早和你说了，这种人不要相信），“个么侬来寻吾组撒？”（你来找我干嘛？）……

尖厉又形象地刻画出一个既市井又念旧的，既感性又刚烈的复杂形象，里里外外都是上海中年大妈特有的精明。她可以一当百，拦下开发商的挖掘机，气势如虹，不畏权势；

可回到家里，她却总坐在沙发上发呆，露出脆弱的一面。她为了生计，为了梦想，或为了心中某种执念，“不知死活”地与社会、与时代做对抗，或许那栋梦幻小楼就是一种方言式的隐喻。

同样是拆迁引发的故事，《阳台上》就像一部在老上海和新上海之间，缓缓流淌的诗歌。导演张猛力求在每个细节还原真实的上海老城区生活原貌，包括语言——《阳台上》全程贯穿上海方言。

“陆志强对伐？吾记住侬啦！”来自浙江温州的王锵为此苦练上海话，虽说都属吴语系，温州话和上海话却是千差万别，比如平翘舌的发音，吞音和混音等等。

而影片除了贯穿上海方言，插曲《罗马尼亚姑娘》也是用上海话演唱，显得别具风情，让人仿佛置身嘈杂的老弄堂，窗打开，喊一声，楼下的人就会跑出来。

语言总是能激起一个人最原始的身份认同感，不管在哪里，对于南京人而言，哪怕在他乡街头突然听到一句“依壁雕凿”，都能琢磨出他乡遇故知的滋味，从而热泪盈眶。

在电影《推拿》中，处处弥漫着这种城市的归属感。盲人缺少视觉的感触，对于语言更为敏感，而吴语中相对铿锵的南京话，更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的语言，这种碎金断玉的气势弥漫小小的推拿间。

“他们家菜都新鲜的一米”、“隔壁那家不行哎，一乌尽糟，就知道往菜高头滋水”，但这些语音上扬，抑扬顿挫的语句入了耳，往往受用，这种热情又市井的话语，显得真实又诚恳。

南京话有两个“闻名遐迩”的生动词语：美女叫“潘西”，男孩叫“小杆子”，而南京的潘西，就像《推拿》中的梅婷，盘正条顺浅笑嫣然朱唇轻启：“这个X人简直烦死了！”，“不要一天到晚莫里十孤，拾哒别人，阿晓得啊？”

相比之下，同样是说南京话的《宝贝儿》则遭受了不少诟病。

究其原因，到南京拍摄是因北京不行“临时应变”，留给主演杨幂的学习时间很紧张。这也提醒创作者，方言问题需慎重对待，如确实需用方言拍摄，务必在演员选择及准备时间上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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