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纹饰图片,商代青铜器纹饰图案

2022-09-15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商代青铜器纹饰解密

文章导读: 商代青铜器的器壁装饰第一部分：简介商代青铜史的分段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就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方法。这里所指的青铜时代显然指的是一段

商代青铜器的器壁装饰

第一部分：简介

商代青铜史的分段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就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方法。这里所指的青铜时代显然指的是一段历史发展时期。那这一时期究竟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呢？这一时期的世界怎样，中国又怎样呢？

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被认为是继红铜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较红铜的熔点低、硬度高，便于铸造。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美索不大米亚和埃及等地，开始于公元前三千年。

在中国，也经历了青铜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上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下到战国中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前期。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确立、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与青铜器是密不可分的。

而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我国青铜器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

根据商代青铜器的特点及其历史原因我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

一、商代疆域与二里冈期青铜器

1．本期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1950年在郑州发现的二里冈遗存早于殷墟文化遗存，分为上下两层，延续时间很长，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一15世纪中叶。由于郑州是商代的重要都邑，所以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极具代表性。

2．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其影响北至北京附近，南至湖北黄陂(长江北岸)、江西清江、新干赣水流域，西至陕西扶风，东至山东曲阜的泗河流域。

铜器出土地点多：郑州为主(二里冈、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紫金山、白家庄、杜岭街)，其次有河南密县、登封、荥阳、中牟、新郑、偃师、辉县等14县，及陕西铜川、子长、岐山、清涧、绥德，山西平陆、垣曲，山东济南，湖北黄陂，江西新干、清江。

二、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1．兵器、工具有明显改进，青铜容器种类增加幅度较大。除了原有器种爵、斝、盉、圆鼎外，新出现方鼎、鬲、簋、甗、觚、尊、罍、卣、盘、盂等。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系统已基本形成，商代奴隶制确立。

2．总体形态脱离陶器的窠臼，青铜器自身特点形成。

3．部分青铜器壁较前一段为厚，但卷边作风存在。器腹较深，足多作尖锥足，觚、尊、罍、盘等器的圈足较矮，上有十字镂孔。

4．普遍施有纹饰，不施纹饰者较少。与夏代多不施纹形成鲜明对照。纹饰布局范围扩大，带状幅度加宽，并出现遍体纹饰的满花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还有人字纹、夔纹、目雷纹、云纹、三角雷纹、涡纹，装饰渐趋繁缛。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浮雕。所以本期有不少青铜精品，艺术价值较高。

5．已出现文字。为单个日名或族徽，但极少。

6．铸造水平较高。大方鼎、大圆鼎、中柱盂等器多用多范、分铸、嵌铸、分次浇铸的方法铸造。

7．锡青铜含锡量较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总体上有所增加，三元青铜中含锡量也属中等偏低，但含铅量明显增多，在5％以上。

8．组合形式有三类。第一类是酒器的组合，A爵、 B爵斝、C爵盉、D斝爵觚、E爵觚。第二类仅有食器的组合，即鼎。第三类食器与酒器的组合，A鼎斝爵觚、B鼎鬲斝爵罍盘。第四类食器、酒器与水器的组合：鼎斝爵罍盘。组合形式较二里头时期丰富，级别层次也趋复杂。但仍以爵斝组合为主。同时如有两件同一器类在同一墓中出现，则形制一般有区别。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

一、所谓商代中期是指仲丁之后至盘庚迁殷之前，相当于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一13世纪。仲丁之后，诸弟争位，朝政混乱，加之未能发现和确定这一时期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面貌不很明显。

主要的考古资料有：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二、特点

1．容器种类比商代早期有所增加，如新出壶、瓿、杯等，盘的数量增加。

2．器壁明显增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器口已不加厚卷边。造型雄伟，如阜南出的龙虎尊等。

3．器形方面的变化。如方鼎的鼎身由正方趋向长方；圜底器的出现，如卵形爵；斝、爵上的双柱增高；扁足圆鼎数量增加；锥足钝化，向柱足发展。

4．纹饰进一步繁化。原先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不少由带状分布变为通体装饰。甚至圈足上也有花纹。并且由平面线刻到采用较多浮雕装饰，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写实性加强，作为主纹的饕餮纹更为复杂，鼻、眼、角的刻画清晰，威严凶狠，有一种神秘气氛。有的在两旁配置小动物。

5．由于未见大的器物，所以铭文不多，也是族氏徽记之类。

6．鼎、鬲等两耳三足器，其两耳与三足对称，即一耳与一足不在同一垂直线上。由四点配置式过渡到五点配置式。器物更显稳定。器物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尚未完全解决，所以常见中空的鼎足与器腹相通。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

一、本期年代自武丁至帝辛，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中叶，铜器则以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商代晚期，随着奴隶制的蓬勃发展，青铜器的发展也步入它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众所周知的司母戊大方鼎就产生在这个时期。在小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都载有这件铜器的图片。它高1．33米，重875千克，是现存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者。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妇好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04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殷墟之外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南方有湖南南宁乡、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

二、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特点：

1．器物厚重。尺寸比较大，如前所述司母戊方鼎，高1．33米。超过1米的青铜器也有不少。这种情形在商代晚期以前以及以后都不多见。一般来说，高度超过50厘米的器物就算是大型铜器。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商代晚期是大型铜器最多的时代。由于尺寸大，加之器物的壁比较厚，所以重量也很惊人。因此，从外形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硕大、厚重、端庄、伟岸，以个头取胜，以气势夺人。

2．新出现方彝、觯、觥、豆、斗等器种。至此，商代所能见到的器种在晚期均已具备。礼器的完备体现了商代礼制的高度成熟。形式多样，造型别致。不仅有常见的圆器如圆鼎，更有方器，如方爵、方斝、方尊、方崇、方壶、方觚、方觯。簋有无耳簋、双耳簋，鼎中有方鼎、圆鼎、扁足鼎、分裆鼎，尊有大口尊、觚形尊、鹗尊、方尊、觯形尊等，觚有方觚、圆觚、觥有圈足觥、四足觥，瓿有连体瓿、分体瓿、三联瓿等等。

3．鼎、鬲、甗等器的足以柱足为主，平底器锐减，圜底器剧增。卵形底尊、圜底流行。爵、等器的上多有兽头。流行扉棱装饰，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4．纹饰精美。前述商代晚期以前的青铜器纹饰比较简单。从层面来说，只有器表面一层纹饰，叫单层花纹；从部位来说，往往在器物的主要部分如腹部、器物口沿下装饰一条带状纹饰，纹饰在器表面所占面积不大。在商代晚期，见到的是另一种现象，无论在耳部、腹部还是在口沿下及足部，都装饰有花纹，显得五彩缤纷，光耀夺目。更神奇的是，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上的花纹不是单层而是多层的，有一层地纹，在地纹上有主纹，在主纹上又加刻花纹，形成“三层”纹

饰。这种三层“满花”纹饰，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地显现出青铜器的无穷魅力。

5．制作奇巧。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三联甗，其形制前所未见。由并列的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犹如长条桌上放着三只带耳的蒸锅，案上有三个圈形灶孔，用来承置甑体。不但放置稳当，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锅饭，可见其构思之巧妙。1975年出土的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的象尊，精美绝伦。通体作象形，其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踏地有声。象鼻卷起，略呈S形，既有凝重感，又流畅而不呆板，活脱脱是一头现实生活中象的形状。如此艺术品在商代晚期铜器中很多。

6．此时青铜器上已常见铸铭。除较短的自铭体铭文外，有长达三、四十字的叙事体铭文，这对青铜器年代的断定和商代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7．铜锡青铜器含锡量较高，可高达20％。三元铜器则含铅量高。商代晚期

青铜容器合金成份以锡青铜与铜锡铅三元青铜为主，其含锡量高或中等偏高。从而提高器物的硬度，说明本期已基本掌握合金比例规律，技术日臻成熟。少数含锡量高或中等的三元青铜器，部分为明器。铅青铜器多出现在帝乙帝辛时。

8．器物组合由中期的爵、斝组合为主演变为以觚、爵为主。一般小贵族墓只随葬一对觚爵，地位稍高者拥有两对以上的觚爵。妇好墓随葬53件觚，40件爵。

第二部分商代青铜器器壁装饰的分期特点及其趋向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这时，礼器种类增多了，器物花纹粗犷有力，同时出现了铭文。

商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的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小器的纹饰很单调，大器的纹饰显得复杂一些，角不发达，也不大具体，较大的纹饰才可以看到角型的状态。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主，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机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株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这个时期新出的器形有方、高颈椭扁体壶、觥等。

方，郭璞注为“皆盛酒尊，其总名”，它是一种盛酒器。在小屯238号墓及殷墟妇好墓等都出土过方。方的截面纵短而横长，有屋顶形盖，下为圈足，每一边中央都留有或大或小的缺口，大多有四条或八条棱脊，其上有钮。除方外，还有一种偶方，外形似二方合体，器形横长两倍多于纵长，有斜肩，腹壁亦斜。

鼓，自下收束，承长方形圈足，两侧有附耳，上如长屋之盖，中空作长槽形。

高颈椭扁体壶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圆足，有的有方盖，有的还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虽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觥亦是盛酒器，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有圈足和三足、四足鸟兽形之类。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是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是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裆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方鼎是槽形的长方壮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这时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

商代中期纹饰的变化是突出了目纹，有的比例相当的大，炯炯有神，纹饰很少用粗条纹构成，而是用大量回曲形的雷纹和并列的羽状纹构成纹饰的其余部分。整个兽面纹比早期精细，神秘的气愤强烈。但图案仍然是抽象的，兽面的主干和地纹区别仍很明显。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有三种形式：形象具体的、肢体省略的和变形的。

商代晚期兽面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扩大了角的部位，兽目相对地缩小，兽的脸颊和两腮额顶、兽腿、爪、体躯和其余的地纹能够用平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

开始时纹饰仍以平雕的居多，以后出现了兽面纹主干的浮雕，并以雷纹为地。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兽面纹。一类是只有平雕或浮雕的兽面，没有兽体的其余部分，也仍然是图案结构的象征性省略，这类纹饰不足全部兽面纹的十分之一。体解的兽面纹分数种，一种是只保留一些角、目、鼻、耳、爪等彼此各不相连的线条，多数是素面的，没有地纹，然而有的也有地纹，但是仍然没有纹饰实象的整体感。另一种变形是只表现一对兽目，其余部分皆以细密而规则的雷纹组成，是构图的退化现象。又一种是变形的兽面纹，虽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大兽目，但其余的条纹仍然做得相当精丽，不以其变形而简陋粗率。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上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遍。浮雕有浑圆和峻锐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称之为“三层花”。

第三部分：商代青铜器器壁装饰的主要形象

一龙纹

从商代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龙纹的变化形式较多，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清末民初學者容庚在《殷商青铜器通论》里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它形式龙纹七类。由于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于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于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于《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

（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于青铜圆盘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盘）龙纹，盛行于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于青铜盘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

（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于《周礼‧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旗。」

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释兵》：「交龙为旗，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浮雕交龙相互穿插于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

（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于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于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

（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于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于春秋中、晚期。

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

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于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后，又可分为下列数型

（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或上卷，流行于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

（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见于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

（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于商中期偏晚。

蟠龙纹于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着头向下卷，在青铜盘中盘卷成一圈，见于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盘卷成一圈或一圈半于青铜盘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多见于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另外，「爬行龙纹」亦于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于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蟠龙纹」亦于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盘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于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于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于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

纹」于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于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

二饕餮纹

中国龙的式样反映在商周青铜器上，通称为饕餮。“饕餮”作为名称，首见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北宋时，古器物图录据此将若干表现动物首部或突出该部分的纹饰称为饕餮。吕大临《考古图》癸鼎下云“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后来流行的饕餮纹一词（也有学者主张改名兽面纹）均可溯源于此。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上也有饕餮纹，但也有对这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纹饰有否联系表示怀疑的。近年来，江苏、上海、浙江许多地点陆续发现大量良渚文化时期玉器，这为探讨饕餮纹的源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饕餮纹的定义是：“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还在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经过对商代（包括二里冈期和殷墟期）的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饕餮纹作的对比，发现其中八点足以对比之处证明，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固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之间，显然有着较密切的联系。良渚文化和商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距离。在年代上居于良渚文化与商代之间的，有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乃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就碳14年代来看，良渚文化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良渚、山东龙山两种文化的下限相差不远，后者只是略晚一些。通过对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青铜器上的的饕餮纹的眼睛（从卵圆形到“臣”字形）、羽冠人面的表现手法（对剖为左右两半，同时表现正视与侧视，即“整体展开法”）、云雷纹、口部的方向、角、侧视的人面或兽面的对比分析，尤其是对眼睛的变化和饕餮纹铜饰的演变研究，可以推测饕餮纹从龙山文化的形式转变到趋近商代的形式，可能是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际。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山东龙山文化、尤其是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因此良渚文化与商代文化的渊源关系尤其是两者在艺术传统（特别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所“积淀”的信仰与神话－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含义）上的传承关系已可以确定，看来，中国的史前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融和，而饕餮纹的变化过程给我们展现了这一演变的轨迹。

饕餮兽面纹自良渚文化时期就存在，但它一直被称作兽面纹，直到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才开始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它的涵义有“通天地”、“通生死”、“驱鬼避邪”、“威猛、勇敢、公正”、“祭神”等象征说法。

饕餮纹虽然是拼合组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意拼凑的。古人对于饕餮的具象并无概念，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动物（尤其是大型禽兽）身上发现了其应有的特质，于是在塑造饕餮形象时，他们便整合了羊（牛）角（代表尊贵）、牛耳（善辨）、蛇身（神秘）、鹰爪（勇武）、鸟羽（善飞）等，神秘的怪兽有着人们熟悉的动物的器官，这就使人们能够迅速体验出应对饕餮纹怀有怎样的情感。富有神话气息的来历和外形的夸张，又使得饕餮纹狰狞恐怖，神秘威严，令人望而生畏。

饕餮纹最重要的特征应当就是它的眼睛了。无论怎样变化，饕餮纹都少不了那一对炯炯有神、不怒自威的巨目。它瞪视着外界，震撼着人心，但同时也强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饕餮纹多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青铜器的腹部，少量在足部。宽阔的空间给了它足够的施展余地，醒目的位置则赋予了它更多的支配性与威严感。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饕餮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它所表现出来的狰狞、粗犷、豪放不羁，显示出的震憾人心的威力，象征着中国的历史挣脱野蛮，跨入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凡有饕餮形象的礼器，即显示着尊严、权威和力量，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饕餮兽面纹集中出现在三个时期：二里冈期，殷墟期和西周初期。

二里冈期的青铜器纹饰简练，大多为带状，少有通体满花的器物。此期的饕餮纹也比较简洁，多带状长条，上下夹以联珠纹。一般为单层，没有作衬底的地纹，多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它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作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所有的兽面纹都不以雷纹为地。青铜器的壁面比较素朴，装饰纹样少而单纯；且画面构造相对简单，各纹饰间泾渭分明，为单层凸起纹饰，显得古朴肃穆。

殷墟期的青铜器，器形厚重，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此时的饕餮纹已不再是简单的带状布局，而是占据了器皿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饕餮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细致、繁密的抽象兽面纹，并与刻画精致的细雷纹和排列整齐而密集的羽状纹相交织，构成繁丽诡秘的三重花纹。不仅图案的组合呈现出繁缛之势，动物纹中动物的特性（如兽面纹的角，鸟纹的羽）也被突出夸张，千变万化。这时还出现了以鸟配兽、以夔配兽等复合纹样。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大量面部完整而具象的饕餮纹。例如三星堆的饕餮兽面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像的按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每种类型三件，共九件。他们、、它们皆为薄片状，采用了浅浮雕的手法铸造而成。其面部大多为长眉直鼻，大眼中鼓着硕大的眼珠，阔长的口中露出两排方整的牙齿，这些都显示出了夸张的人面特征。而它们头上两侧一对宽长上卷的弯角，头顶额上较宽的叉状剑锋与两边一对小外卷角装饰，以及有的铸有两只尖长而又上端向下勾垂的耳朵，则展现出了神奇的动物形态。有的兽面像颐下还铸有两条头部相向的夔龙，构成了一种将兽面拱起的生动造型。综观这些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兽面像，那狰狞威武的形态、龇牙咧嘴瞪目而视的表情、奇异的装饰和夸张的造型，无不给人以惊奇之感。既有粗犷的风格，又有细致的刻画。其狰狞严峻之中，又透露出了几分质朴和善良。这些极富想象力的糅合了人面与兽面特征的面具，体现了浓郁的原始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