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书法图片,刘登石简介

2023-04-07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

文章导读: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识登翰，就觉得他气质上和我不同。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温文尔雅，不像我受了当年苏联红极一时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以率性呐喊自得。他还在大学一二年级，就置身于北大才子集中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识登翰，就觉得他气质上和我不同。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温文尔雅，不像我受了当年苏联红极一时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以率性呐喊自得。他还在大学一二年级，就置身于北大才子集中的“红楼”，和康式昭、谢冕、林昭、张炯、江枫以及《红楼》的主要作者群张元勲、沈泽宜、任彦芳、温小钰、汪淅成等一起，那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宝塔尖。不过1958年寒假，谢冕把我、孙玉石、洪子诚和他拉到一起写《新诗发展概况》，在《诗刊》上连载。虽然没有载完，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了了之，但是在讨论他的稿件时，我感到他颇有文采，“笔锋常带感情”。以他的才情，毕业后留在北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令人羡慕的学者的前程，他似乎并不在意，选择了回到故乡福建的目的是，照顾家庭并更多地接近生活，把生命奉献给文学创作。回到故乡以后意想不到的挫折，贬入山区的坎坷，并没有把他压倒。很快他的组诗《蓝色而透明的土地》、《耕山抒情》引起福建文坛刮目，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被实践证明了。读到郭风对他赞扬的文字时，我正在华侨大学那个“左”得荒谬的地方挨整，平均两个星期被领导“刮胡子”（挨批）一次。而我不但丧失了创作的和学术的兴趣，而且丧失了人生的自信。差不多十多年，我除了读书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放弃了文学阅读，专门钻研哲学、历史，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越是难啃的哲学经典越是能够让我忘却现实的痛苦。当时只是怀着一种“改造世界观”的虔诚，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念头。待到改革开放，朦胧诗大论战把我推向第一线的时候，我们又会师了。对于舒婷，他接触得比我早，想得也比我多，在我写出那篇引起左派愤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前，我们有过多次交谈。他的许多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其中最警策的是：舒婷他们这一代写诗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无所忌讳地贴近自己，而我们则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自己。这句话的概括力很高，我的一些朦胧的感觉被调动起来。他的话和他的个性一样温和，不带进攻性。而我生性粗率，又加上多年读黑格尔刻骨铭心的影响，养成了在树立对立面中立论的习惯，率性骂人，口无遮拦，难免言辞尖刻。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就更加锋芒毕露，他所说的贴近自我，就变成了“自我表现”，而且把当时视作神圣经典的“抒人民之情”当成对立面，还不过瘾，还加上了几个“不屑于”表现英勇劳动、忘我斗争，“不屑于”充当精神的号角。这就惹恼了全国从上到下一系列的正统派，使我在三四年的时间，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我曾经想过，同样的意思，让他来写，可能就要委婉得多，周密得多。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而且他的文风和我的文风各有优越和局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文坛和诗坛都令我失望。谢冕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新诗正离我们远去》，我当时的想法是，与其你远去，还不如我远去。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我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幽默学和散文。等到九十年代末，我重归学术界，发现登翰早已离开了诗歌创作和研究，转向台湾和香港文学，而且成了权威，主持完成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之后又进入了世界华文文学理论的探索。此前台港文学研究尚在草创，虽然每两年有一次全国性学会的年会，但是，就我的涉猎来看，基本上还是介绍，以作家论、作品论甚至赏析为主，对于当代文学评论表现出某种幼稚的依附性。由于缺乏艺术感觉和真正独立的思想，对台港文学作品一概甜言蜜语成为风气，令业外人士不屑。登翰就亲口转述过一位上海刊物主编相当刻薄的评价：“弱智。”当然，真正有分量的研究还是有的，只是比较罕见。登翰以他的辩证法功底和创作经验与这些论者相比，当属凤毛麟角。我曾经在香港一家报纸的专栏上说出这个印象，不想引起了朋友潘亚墩先生的愤怒，为文反讥扣了“宗派主义”的帽子。二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普希金所言，那逝去了的一切，都变成亲切的怀恋。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跨过了二十世纪。台湾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或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偶然参与其年会，不禁惊讶其规模之大，水准之高，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以往那种从现象到现象的感性介绍、甜言蜜语的赏析，虽不能说荡然无存，但是已经退居边缘。二三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过，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自己的草创时期，学科建构的定位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自觉。我的涉猎不广，仅仅从登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从材料的疏理到学科基本范畴的建构，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在摆脱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学科依附性之后，提出了本学科独立的范畴和诠释的架构。这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每一个概念都需要原创命名，并在内涵上严密阐释。登翰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我从他刚刚出版的文集《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中，看到了这种学理性的追求。对于一些基本概念，从命名、范畴到内涵，都企图建立一个属于华文文学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诠释体系，诸如“华人”的概念和身份变化，“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内涵的共通和差异，华人为何文学和文学如何“华人”的提问，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等，无不显示出深化论题和深入辨析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范畴的形成，还得力于内部和外部谱系的展开：“一体化和多中心”，华人的世界性生存经验与文学书写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与母国文学的“相似性”和“转移性”等，在内在的深层和外部广阔的联系中，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概念，以此基本范畴为核心，走向系统观念的建构。

这一切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学科建构，而且是学术升级。

较之早期的新诗讨论，这是登翰二十多年来付出最多的一项研究，一项富于独立性和开创性的研究。

然而，登翰在华文文学研究之余又拓展了另一个新的领域：地域文化研究。

在当前，地域文化研究是门显学。不过，大多研究者关注的要么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要么是地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方言、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戏曲、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等。登翰主持过一套总计十六本、约五百万字的大型“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每本一个主题，林林总总，就涵盖了上述这两个方面。但登翰所写的作为“丛书”导论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其着力点不在讲述历史，介绍背景，而在于透过历史背景的现象描述，揭示中华文化如何走向海洋的意义和价值，从理论上建立对闽台文化的认识体系和阐释框架。他借鉴文化地理学的视野和方法，却发现传统的文化地理学对文化区域划分的缺陷，只重视“地域”而忽略了“海域”；而“海域”的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滨海大国，具有重大意义。福建和台湾恰恰处于台湾海峡这一黄金水道的两侧，历史上由中原经福建再度移民台湾，方言、习俗、信仰等的传承性和相似性，使闽台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从文化传播的路径上看，其特征不是相邻地域的“传染”传播，而是面对海峡的跨海传播。为此他提出了“海峡文化”和“海峡文化区”的概念，作为对“闽台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命名。这样的概括，把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统一和转化当作主导，突出海峡的特殊性，正面指出闽台作为移民播迁的文化积淀的特色，肯定了中华文化的内陆性质在走向大海过程中对海洋文化精神的涵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海口性”文化的范畴，这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精神的概括，并且在阐释中衍生出系统的、有机的概念谱系，而这正是作为学科建构、提升的标志。他从移民、移民社会和移民文化入手，围绕共同面对的一道海峡，分析闽台社会的地理文化特征和社会文化心理，提出如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点。他这样概括闽台社会地缘的文化特征：

一、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多元交汇的“海口性”文化。

二、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

三、从边陲海禁到门户开放的反复：商贸文化对农业文明的冲击。

四、从殖民耻辱到民族精神的高扬：历史记忆的双重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孕育了闽台相似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性格：

一、祖根意识和本土认同：移民文化的心理投射。

二、拼搏开拓和冒险犯难：移民拓殖性格的两面。

三、族群观念和帮派意识：移民社会组合方式的心理影响。

四、边缘心态与“孤儿”意识：自卑与自尊的心理敏感。

五、步中原之后与领风气之先：近代社会的心态变化。

这些立论和分析，秉承着登翰一贯的不满足于表象描述的理论气度，在严格的概念内涵界定中，有自己独立的发现和概括，也有自己诠释的理论系统和话语。他以这样的研究把自己和同行的研究区别开来。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理论概括，从原创概念出发的诠释和学术建构，是登翰从华文文学研究到地域文化研究的一贯风格，也是这二十多年来我所看到的登翰的成熟。

……

（节选自《福建文学》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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