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情人是谁,父亲的情人散文

父亲生性善良，我相信他的痴情世间少有。但是，他和我母亲结婚二十六年零四个月又五天，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是争吵不断。有一次，他们怄气来到县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大厅，走到门口，父亲不进去，让母亲看看办离婚手续的窗口有没有人。母亲去打探情况，这时，父亲正好遇上一位忘年交的朋友。那人问他来做什么。父亲面红耳热，顿时语塞，用蒲篮般的大手捂住脸。那人抬眼看看日头说，太阳亮堂堂的，可天气不热呀——怎么，你这是遇上事了？我父亲羞臊得无地自容，把那人赶下台阶说，你走你走，别管我。母亲这时候出来了，看到那人，吊嗓子似的说：“哎呦，老董啊，我说不来，你偏要办什么人身保险，还走错了地方。瞧我这脑子，才想起煤气灶上坐着一锅豆粥，肯定都干锅啦！”

母亲说了谎，但那次确实是因为家里正煮着一锅粥，导致他们离婚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荒唐举动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对他俩是个教训，那就是无论言辞上如何针锋相对，但如果涉及到离婚，是万万不可付诸行动的。这是底线。儿子都娶了媳妇，孙孙都能摇着他们的腿喊爷爷奶奶了，还像小青年一样瞎闹腾，不怕老友们笑话？

令母亲生气的是，她管父亲几十年的吃喝，换着花样改善日子，但父亲总是不知足，忘不掉心中那个叫秦桂梅的女人。母亲一般这样说：“咱俩过日子，睡一张床上，可你是身在操营心在汉，巴不得我死，再把那个女人娶进门。”父亲心情好，就会呵呵一笑，解释说：“要娶早娶了，哪能轮到你，我这是被你捡了便宜，还不知足？”这时候母亲会换个套路，她的目标清晰明确，就是想叫我父亲亲口告诉她当年和秦桂梅发生过什么，只要父亲承认，她便既往不咎。这也许是一个女人的好奇心在驱使，她并不在乎当年的事，可被我父亲一再遮掩，便认定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更多的情况是：父亲换上练功服，从书房的墙壁上取下太极剑，踱到街心广场去打拳，一句话都不说。母亲最生气父亲的沉默寡言，对她置若罔闻。因为关于他和初恋秦桂梅的关系，几乎半个县城的人都知道，而且是父亲自己说出去的。他每喝醉一次，就要把他和桂梅的故事讲一遍，对任何人，唯独母亲例外。

母亲为此很伤心。她曾买了一瓶不错的酒，蒸了鸡肉，选了个美好闲逸的傍晚在家设宴，想陪父亲喝两盅。父亲喜欢喝酒。他才不愿错过这样好的机会，结果酒没喝多少，肉倒是吃了个精光，盆子里汤羹冷了，桌上满是嚼碎的鸡骨头。母亲问他当年和桂梅有没有亲过嘴，父亲如鲠在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机不可失。母亲又问，那么牵过手吗？父亲打了个响亮的饱嗝，喷出一股酒气说：“我是用眼睛谈对象的。”母亲赶紧斟酒，问他，那么这对象算是谈上了，到底有没有亲嘴，或者牵手，还是——母亲不好意思说进一步的发展，用一个延长的语气，希望我父亲接着她的话讲下去。父亲滋溜一声把酒喝尽，摇摇晃晃站起来，伸出五个指头，无比激动地说：“七双鞋垫，她给我送了七双鞋垫！她对我有情有义，是我辜负了她啊！”

这时候，父亲会伤心得大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母亲紧追不舍，那么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个，睡觉了没？父亲一听这话，像被什么东西烫了脚，跳起来骂道：“你们现在的人，思想真是太不纯洁了。”他说这话好像和母亲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父亲因此缄口不言，直到第二天酒醒。别人最关心的事也许正是父亲努力想证明的清白。谈论这一点，简直是对爱情的亵渎，是对情人的不忠，因此诸多疑问都会在这里打住，就像一道困扰人类的数学难题，无论怎样努力，都再也无法取得一点点进展。曾有一段时间，我对父亲的故事很好奇。我想，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往后，直到他和我母亲一纸成婚，之间的时光，父亲是怎么度过的。还有，当年秦桂梅到底对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以至于三十年来，他总是念念不忘。

父亲不会给我讲这个故事，他老了，工作上退居二线。现在除了帮我们带孩子，就是去广场打拳。他身形颀长，脑袋早早谢了顶，左耳朵上方有一撮头发，被他捋过来挡住油光发亮的脑门；他眉目清秀，面容忧愁，尤其眼睛满含深情，看人的时候总是湿漉漉的；更为奇特的是，他长着一对招风耳，耳垂很大，正是古书上讲的两耳垂肩的形象。一般说来，长这种佛祖耳朵的人都很有福气，但我父亲命运坎坷，他的耳朵完全长错了地方。我所见到的父亲，一生都是在不紧不慢中度过，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考虑他出生的年代，你就不难理解父亲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性情。他出生的时候，全中国都没有粮食吃，大家砸锅炼铁，捣毁土炕，把烟熏得焦黑的土块运到地里当肥料。父亲在我祖母的子宫里缺少养分，他能来到人世间本就是个奇迹。父亲经常说他要感谢王母娘娘保佑，叫他没有在娘肚里饿死。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显得格外有兴致，两眼闪烁着虔诚的光芒。他总要插叙一个关于周穆王和王母娘娘的故事。现在，我在转述这个故事之前，需要将周围的环境稍作描述。

泾川城西有座回山，泾河与汭河截断回中塬后在山下交汇。回山名气很大，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这里香火旺盛，梵音不绝。又在三十年前，大云寺的地宫出土了十六粒佛祖真身舍利，引起全国轰动。政府随之大兴土木，复建了大云寺，那时候父亲还在河道乡晓岚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不久他又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领导考虑他有历史考古的专业特长，便把他分配到这里工作。父亲是大云寺最早的一批员工，工作了二十年，每天都能看见回山顶上的王母宫，那几乎是泾川县城的地标性建筑。他经常看见佛光，当太阳西坠，满天红霞，云层里透下一道金光，照射在王母宫阙的琉璃瓦上，回山之巅便升腾起紫色的云，像跳跃的火焰，又像飞舞的凤凰，整个泾川城会因此而格外明亮。父亲不善表达，从他的描述中我只能知道这么多。还有他常说的瑶池，就是王母洗漱沐浴的地方，也在回山上，是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湫池，一年四季波光潋滟，当地人叫做“海子”。

据父亲讲述，周天子穆王去昆仑山西巡，来到回山脚下遇见王母。他们大概属于一见钟情的类型，于是便在瑶池夜宴，互唱情歌——父亲能把歌词一字不差地唱出来，用地方戏弦子腔的曲调儿，拍着大腿，和着拍儿。

先扮女声：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所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再唱男声：

“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每每这时候，他便眯起眼，啧啧嘴唇，陶醉在一场美妙的爱情传说中。但是，世间的事总会留有遗憾，即使是人神之恋，一个贵为天子，一个最终成仙，都逃不掉世俗的烦恼。分别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周穆王答应王母三年以后再来看她，为表忠心，他还在回山下栽了一株槐树。这类似于当今的小青年在墙壁上刻下心仪之人的名字。后来，王母站在回山上等了很多年，都没见到当日的情郎，却在日月的轮转中，把自己站成了一座人间的神像。

父亲的讲述带有浓重的个人感情偏见。他会猛咳一声，清理掉喉咙里的淤痰，大骂周穆王是个负心的混蛋：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欺骗人家？父亲入戏之深有点不正常，他可能是想到了秦桂梅，把自己置于其中，仿佛面对神龛忏悔，简直无可救药。

我恭恭敬敬听父亲讲话，可我对整个事件知之甚少，要知道他和秦桂梅谈情说爱那会，我还在天地之间像风一样四处飘荡，或者只是一枚从五谷庄稼的叶片上滑落的露珠。也许是父亲诚意礼佛起了效果，也许是上苍有意要考验他，后来发生的事，我们想都没想到。于是，他和桂梅的故事终可以大白于天下。

那是2008年五月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睡午觉。自从他调到政府机关，就再也不用去大云寺值班守夜，现在的生活规律极了，朝九晚五，还有两天周末的休息时间。他有良好的作息习惯，午休起床，喝一杯茶，然后下楼，步行一百米去单位。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几点钟到单位，甚至每分钟走多少步，都不会出现差错。这和父亲经受的教育有关，他是个严苛守时的人，如果让他迟到，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天，他站在客厅里，手持亮晶晶的玻璃茶瓶。瓶子里一半是泡烂的铁观音，一半是淡绿色的茶汁，不出意外他会在五分钟之内将茶喝完。这会儿他走近窗户眺望，看到远处大云寺雄伟的七层宝塔，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站也站不稳了。事后父亲说，他看见大云寺上空罩着一团巨大的黑云，围着宝塔的尖顶高速旋转，像用棍子搅动一池腐水，只不过这一切都颠倒了，水在上而棍子在下。父亲是学过历史考古的人，又因为工作关系这些年对阴阳五行天象异数颇有观察。那时候，父亲没有联想到神神怪怪的事，而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地震啦！

没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5·12”汶川大地震。当时泾川城里震感明显，事后统计，在天地颤抖的瞬间，这个佛缘普渡的县城人畜皆有伤亡。父亲的举动令人目瞪口呆，他扔掉茶瓶，趿着一双拖鞋跑进我祖父的卧室，一句话没说就把老人家从床上卷了起来。屋顶的吊灯在剧烈摇晃，酒柜上的玻璃器皿纷纷摔落，液晶电视像一堵墙反扣在了地上。地板瞬时倾斜成三十度的斜坡，父亲的逃亡之路变得陡峭而艰辛，好像站在冲天而起的飞机里寻找舱门，身体根本不受控制。在几次撞到茶几或者沙发扶手之后，父亲变得异常暴躁，他用手托着背上的老父亲，放声大骂我母亲快走，是不是不要命了。用骂这个词确实比较准确，因为在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刻，母亲钻在卧室里翻箱倒柜，还在寻找她的宝贝呢。父亲背着我八十二岁的祖父从五层高的单元楼里跌跌撞撞跑下来，院子里密密集集站满了人，乱嚷嚷地打手机，询问亲人的近况。可大地震发生之后，地磁变化，通讯信号也中断了，人们急得不得了。滑稽的是，街对面的洗浴城里，一伙光屁股男女被摇了出来，围着白色长条浴巾，蹲在地上，像一只只生蛋的母鸡。母亲面色凝重，看到这么多人突然抹起了泪水，说她还没有把存折找到呢。

人们站在楼下的空地上等待大地再次摇晃，但一切都归于平静。这时候，父亲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我的祖父搁在花园边上，然后拔腿就往楼上跑。母亲喊：“富贵，富贵。”母亲以为她的泪水打动了父亲，哭着说：“别去啊，找不到就算了，人要紧，你回来。”可是，父亲哪会管这么多，他在众人的注视下奋不顾身地冲进危机四伏的大楼。也许只用了三分钟，我们又看见了父亲，他好似一个恢复理智的疯子，从黑洞洞的楼门跳出来，安静地站在我们身边。我们都看他，他左耳上的那一绺头发垂下来，搭在肩膀上，样子十分狼狈，光亮的脑门上满是汗珠，他连忙用手擦拭，结果这一下，就抹出了满脸的血。他的胳膊受了伤，被钉子还是玻璃划开了一道口子，藏在袖管下面。父亲的手正在喋血，紧攥着用旧报纸裹住的东西染红一片，那并不是母亲想象的存折，或者金银首饰，而是当年秦桂梅送给他的鞋垫。

家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地方，以前，躺在床上身心放松，闲逸自在，但现在熟悉的窗户看起来危险重重，有人胆敢这时候闯进去，无疑于拿生命开玩笑。父亲痴痴笑着，满含歉意，我不忍直视他的脸，这让我想起那些粉墨登场前用油彩涂红脸的武生花旦。父亲的人生从来不曾冒险，更不要说付出血的代价。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而现在，他以此举动证明了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东西就在他的手中。

毋庸置疑，这件事情让父母的关系雪上加霜。你说他连命都不要，就为了几双破鞋垫？母亲吃醋，说天塌下来第一个把她埋了吧，她也活得够够的了。那些天，我们像无家可归的难民，在父亲打拳的小广场上搭起了帐篷。这是我的主意，万一再有余震，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了，电视里到处都在播放四川灾区的情况，画面上满是残垣断壁，人们哭喊着在废墟中寻找亲人，看得人心惊胆战。我们感叹生命脆弱，亦感到亲情可贵，在天地抖擞的一瞬间，多少生灵灰飞烟灭。人有时候真不如一只蝼蚁。父亲似乎没有多少变化，每天打拳更加方便了。他体型高大，穿上练功服，站在一株梧桐树下，凝神聚气，伸臂提膝，一招白鹤亮翅的动作，活活把自己舒展成一只长腿的仙鹤。他从呱呱坠地起到现在，五十年了，早已参透了生生死死的事。他边舞剑边念叨。我们仔细听，原来是老子《道德经》里的内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想父亲真是超脱，早已将生死看淡，要不然，他哪来那么大的勇气。

我们在帐篷里住了半个月，那段时间生活突然变得有趣了。夜里，睡在简易的竹板床上，清风吹过，头皮儿凉飕飕的。天上的月亮又大又亮，月光雪白雪白，沉睡中的父亲气息均匀，能清晰地看见他额头的纹络。我曾想，他光亮的脑门一只蚊子爬上去都要打滑，月光照在上面，竟然像泉水一样透明，如果丢下一枚石子，也许还能发出“咕咚”的声响，泛出几个洁白的水泡。夜很静，偶尔会有鸟落在帐篷旁边的树杈上，在树叶间跳跃，叽叽喳喳叫几声。但这种宁谧的氛围经常会被草坪里窜出的狂吠不止的野狗打破。父亲醒了，披上衣服在月光下踱步，像哲学家一样沉思，然后盘腿坐在石凳上一动不动，仿佛一尊石像，很久很久。

也有热闹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周围还驻扎着十几个从小区搬出来的人家，以前住在大楼里面，大家都锁紧了门，相互防范，又怕遭人偷窥，即使楼梯里两个人遇上了，宁愿低下头也不愿给对方一个临时拼凑的微笑。这也不怪我们，因为县城里这种事件发生的频率极高，点头微笑时你会发现总是那些面孔，越来越会觉得没意思。有时候正准备给对方友好的示意，脸上的肌肉都调动起来了，结果人家偏偏低了头，佯装没看见。这个场面极其尴尬，挫伤交往的积极性，所以人们宁愿擦肩而过，做个熟悉的陌生人。现在的情况大有改观，大家空前团结起来，像原始部落的居民，在小广场里用红黄蓝三色的彩条布搭起大大小小的帐篷，也有军绿色的野战帆布帐篷、深蓝色印着“救灾”字样的油布帐篷，大家闲来无聊，就会凑在一起打扑克，喝喝酒，吹吹牛，发个牢骚，顺便交流地震的新闻，仿佛庆祝劫后余生。

父亲有三个要好的文友，那几日经常坐在我家帐篷里的竹板床上彻夜不归。父亲一见他们，分外热情。他从小超市里搬来啤酒，再去街上弄几样小菜，比如椒盐花生、水煮毛豆、卤肘、酱醋萝卜，都是现成品，抓一把塞进手提袋，再被父亲拎回来。他们喝到半酣，就会招呼小广场上打此经过的那些半生不熟的路人。“嗨嗨嗨，来喝一杯，某局长，某主任。”到后来好像都很相熟，言词没了分寸，“大儿大孙子”地叫，便把距离拉近了。其实大家都是认识的。

父亲喝一点酒就醉，又会讲桂梅的故事。我怀疑，父亲是不是患了老年健忘症，因为数日前他刚对同几个人讲过那些陈谷子烂糜子的事。还好，这几个文友以及不甚相熟的朋友对此毫无介意，他们倒是乐意听一个年逾半百的老人诉说他年轻时的风流往事。但他们总是失望。

前文说过，父亲的工作经历是从晓岚小学教书开始的，那是他和秦桂梅交往的起点。他在那里遇到了一生的挚爱。父亲的讲述总是片段化的，有头无尾，缺少必要的过度，很多地方需要想象。这天晚上，是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在他们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之后，父亲把他和桂梅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很多情节初次揭秘，连那三个老朋友都不知道。

父亲绝顶聪明，十九岁高中毕业，尚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那一年，他在河道乡晓岚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学校是修缮过的三间小瓦房，就一个班，大大小小二十个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第一组是一年级，第二组是二年级，到了第四组可能就需要把四年级和五年级和起来。班里的孩子虽然还是小学生，但农村子弟，家里的农活离不开，学习只是捎带的事，大人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能学多少是多少。庄稼人爱讲个生辰八字，生在哪个“字”上便是哪种命，没必要强求。吃饱穿暖莫生病就好，一切以农活为重。有的孩子胡子黑茬茬的，一问还在三年级，写一篇作文，还会把“我和老大娘睡一个炕”写成“我和老大狼睡一个坑”。只有一个叫文华的男生学习好，人机灵，脸蛋儿也白，总背着一只白布绣花的挎肩书包。脚上的鞋子黑绒方口，毛底白边，到了冬天棉袄上还有件罩衫，洗得干干净净，不像其他娃娃，手要么被核桃的青皮染得乌黑，要不就用凤仙花把半截指头裹成赭红，脸皴得像瓜瓜，伸出手来，裂了冻疮口子，指甲里满是黑泥，胸膛和袖管上鼻涕抹得明溜溜的，上学时腰里扎一根捆草的绳子，或者背一个捡羊粪牛屎的小笼，成绩上不去，一点都不着急。教书匠对文华另眼相看，问：“你这鞋子谁做的呀？”文华说：“我姐。”又问：“你这头发有股香味儿，也是你姐给你洗的？”文华“嗯嗯”点头。接着问：“你作业本上红色的批阅也是你姐写的？字很工整呦！”文华把眼睛眨一眨说：“老师，你是不是看上我姐了。”教书匠脸一红，用作业本轻轻往他的大脑袋上拍了三下，斥责：“胡说！这几天上课老丢神儿，去，把你姐给我叫来！”

第二天文华的姐姐来了，身上有股和文华头发一样的香波味儿。

父亲讲到这里停住，犹豫一会儿，把他那日本武士一般光亮的脑门拍一下，生怕漏掉任何一点细微之处，又好像是回味往事，在脑子里寻词摘句，找一个比上次更加完美的表述。

那天，村里来了一个收猪毛的货郎，收去了秦六叔家攒了一年的猪毛鸡骨。又来了一位拉架子车走村串社爆玉米花的师傅。小学挨着村部，在村子中心，旁边有个很大的涝池，边上有五棵老成空心的大柳树。爆米花的黑脸汉子在小学门口安营扎寨，他先是把自带的玉米颗粒量满搪瓷缸子，灌进米花机，搁在小火炉上，拉动小巧的木风箱，火苗便在米花机圆鼓鼓的肚子上烧。他左手拉风箱，右手搅转盘，目视前方，陷入机械的循环之中。转盘上有一个坏掉的表盘，汉子爆米花凭感觉，时间一到，便将米花机倒提起来，塞进特制的网箱，一脚踏得白烟直冒。“嗵”一声，人们便知道爆米花的师傅进村了，于是便出门去看究竟，打问行情：爆一窝子米花五分还是一毛？黑脸汉子走南闯北，精通生意，会将第一缸爆熟的米花分给孩子们吃，并说，快回去找你爸妈要钱。至于玉米，他不用说，秋收刚过，孩子们家里多得很。

黑脸汉子的生意在晓岚小学门口遇上了麻烦。米花机一声炸响，孩子们便知是怎么回事，于是一窝蜂从教室里跑掉了。教书匠正往黑板上写字，一回头，教室里只剩下歪歪斜斜的课桌板凳。他紧步追出去，孩子们手捧爆米花，大口吞食，见到老师，又一窝蜂飞回教室。教书匠很生气，对那汉子进行了一番于情于理的劝诫，告诉他教育为本，百年大计，此地不宜爆米花，请另择他处，令觅财源。

可是，那汉子见多识广，并不接受他的意见。最后答应教书匠，送他一窝子爆得酥脆喷香的米花。父亲当年还是个大孩子，也是不经诱惑。于是，他便进了学校的栅栏门，敲响了放学的铁钟（其实是废掉的半个犁铧）。

教书匠免费得到了满脸盆的玉米花。他背对着五十米外的涝池，也就背对着学校门口的那条机车路。这时候，文华来了，从后面拽他的后襟。教书匠闻见农村少有的化学香波的味儿。文华说：“董老师，我姐来了。”教书匠说“啊啊？”转头就看见一个姑娘大大方方地站在他面前，距离不近不远，头发扎在脑把子上，两只耳翅白生生的，再看眼睛，闪动着纯洁的光芒，心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好嘛。”他回答，脸烧到了耳根上。

姑娘问：“‘好嘛’是什么意思？”

教书匠说：“‘好嘛’就是‘好’的意思。”

文华跑开了，把两个男女扔在了一起。大姑娘，小媳妇，孩子们，狗崽子，都跑来爆玉米花，你说，他们站在那里还能说什么呢。教书匠说：“吃花，吃花。”那姑娘浅浅地抓了几粒。教书匠伸手在盆子里捞起一大把，往那姑娘蓝色布衫的大口袋里装，装了一把不够，还装一把，再装一把。那姑娘也别扭起来，捂着口袋，不停地说：“够了，够了，董老师。”

之后的故事很平庸，教书匠和那姑娘一见钟情。她叫秦桂梅，十八岁，是本村沟圈社秦木匠家的大女儿，正是人面桃花的好年纪。她家就在涝池以东的岔路边上，离学校不远。她经常在涝池边的青石板上洗衣裳，在柳树旁的草坡地上晒褂子，可年轻的教书匠竟然一次都没见过。他爱看书，学生放学后就躲在宿舍里，看那些语文算数之类的书，到了周末就坐上班车回高平镇的老家去，帮他的老父亲干点儿农活。薅草、锄地、耧柴、煨炕、挑水、扫院，喂鸡喂狗，手脚不闲。但老父亲从不叫他干抢收抢种、起圈拉粪之类的脏活重活。老人家说：“我儿一只脚踏进公家门，就看后一只脚能不能跟进去，别让这些活霉了我儿的官运。”他让教书匠把时间余出来，多看会儿书，往往是星期六中午看他进门还眉开眼笑，等到下午就开始吹胡子瞪眼，叫屋里人（我的祖母）赶做一顿好伙食，打发教书匠去晓岚村，并告诫他：“男人单身在外切不可沾花惹草，要瞅就正正派派瞅，往后你走哪，她跟到哪。”

我想这句话可能在父亲和桂梅的交往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书匠两条泥腿，一条还奓在公家的门槛外，你叫他沾花惹草，给他十个胆都不敢。他和桂梅开始了秘密交往。教书匠趴在桌上写信，写好后再用白纸包起来，浆糊封口，叠成小小的纸角儿，然后叫文华送给他姐。文华机灵，啥话都不问，一跳一跳从学校门口跑走了。雪白的绣花书包在机车路上晃来晃去，直到从大涝池边上拐进去不见了。

偶然一次机会，我发现了父亲的这些信件。桂梅写给他的，还有他写给桂梅的，都在一只大档案袋里装得好好的。翻看信件真是不可思议，里面没有一句亲亲蜜蜜的话，倒是说点儿家常事，拉一拉广播里的新闻，还有写几道数学算式，问会不会解答。他们互称“亲密战友”，搁笔处总要“致以革命的敬礼”。当然也送礼物，无非就是粉笔、蘸笔、红色墨水之类。

教书匠的心乱了。不见桂梅就发慌，见了慌得更厉害。有时候，他会去涝池边上转悠，偷偷瞅一眼秦木匠家的大门楼子，希望看见桂梅从土墙下走出来。很多时候都落空，却不经意间撞在巷道里小路上，两个人都羞，脸一红，别过头就走。都不好意思回头，感觉对方走远了，假装蹲下去提鞋，或者故意捋一捋裤管，发现四下无人，才敢遥遥远远地望上一眼。教书匠有时候看见桂梅在涝池边上洗衣服，露出一段纤细的腰身，他便正正走过去，胸腔里仿佛装着一只鹁鸪，扑腾乱跳。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日子，终于迎来了变化。冬日的一天早上，教书匠去村里的机井担水。这是全村人的水源，不用再下到深沟里肩挑驴驮，省了大事。教书匠远远看见桂梅，她挑着两只铁桶走到水房下，排起了队伍。教书匠躲不过了。以前他们心有默契，押准了时间，桂梅挑着水往回走，他正好赶过去，半道上偷偷看一眼，整天心情都很美。他们的水桶靠在一起，挨个儿放着。前面有个碍眼的秦六叔。教书匠想，如果旁边没人，他便和桂梅说几句话，比如“吃了吗”“最近忙啥”“粪送到地头了吗”“玉米装进罐笼了吗”，现在他只能害臊地低下头去。

桂梅说：“把你的桶搁前头吧，董老师。”

教书匠说：“啊啊，不了不了。”

桂梅说：“等会我去学校找你。”

教书匠连连摆手说：“别别，文华这几天在学校表现很好哩，有啥事你现在就说吧。”

桂梅皱皱眉头说：“倒也没啥事。”

六叔的水桶装满了水，他把机井的橡胶皮管递给桂梅，挑起扁担一闪一闪地走了。教书匠傻了。桂梅说快把你的捅提过来，他就把捅推到前头。桂梅轻跳一下，闪到一边。一股粗实的水柱从管口喷出来，跌在教书匠的铁皮桶中，差点儿把水桶掀翻。

教书匠的水桶很快满了，他挑起来说了声“谢谢”就溜了。桂梅还要给她的水桶打水，兜兜里绣着龙凤呈祥的花鞋垫没机会亲手送出去了，只能交给弟弟文华去跑路。

父亲喟叹一声，我看见他眼泪喷花。他喝醉了，面色红润，站起来伸出五个指头对着众人感慨地说道：“那段时间，一年三个月，她送了我七双鞋垫，她有情，我无义啊。”

故事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情节上来了。父亲说他用眼睛谈了一场人生最初的恋爱，所有的情感和爱慕都在那一叠儿纸片中，直到最后，桂梅托弟弟送来第七双鞋垫和他写给她的所有信，才知道人家是不想再和自己拖下去了。

父亲说，那时候他心里是有点儿恨的。可是，这个令他心弦崩断的感觉很快就被另外一件人生大事冲淡了。他接到县教育局的电话，说董富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来了，县上准备开表彰大会呢。

我们坐在帐篷里听得入神，连酒都忘记了喝。故事讲到这里，还远不是结局，因为父亲对桂梅的牵挂持续了三十年，这只是他记忆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教书匠很快就做好了入学的准备事宜，老父亲卖了年猪，凑了一百五十元盘缠，老母亲去泾川城网了铺盖，扯了六尺涤卡布料，请人做了一件干部服，四个口袋那种。家里出了大学生，整个高平塬上的人都在议论，不得了，不得了啊。但是，慢慢的，考上大学的兴奋和失恋的沮丧在他心里此消彼长，教书匠又重新跌入痛苦的感情深渊。又是九月，秋爽气凉，秋收在即，野草填补了麦茬地荒废的生机，玉米颗粒饱满，璎珞熟透，大棒子戳在外面。眼看开学的时间一天天逼近，教书匠烦躁得不得了，赌气说他不去兰州了，老父亲鞭杆一扬，说：“你狗日的还上天呀！”

终于等了个好机会。村子里有个雷公庙，八月初八的庙会日，到时候擂鼓唱戏，热闹得很。而且方圆数里的村子，年轻媳妇会在婆婆的授意下，偷偷挑着担担卖搅团、麻花、饸烙面、凉粉鱼鱼，全乡的人赶过来烧香拜佛，许愿打卦儿，这时候去，说不定能见到桂梅，混在逛庙会的人中间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前夜，教书匠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他要把在县城里戴大花受奖励的事情对桂梅好好讲一遍。他越想越兴奋，实在睡不着，爬起来上了几趟茅厕，又把出门的干部服套在身上试了两遍。如此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赶头趟班车，背着个“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上路了。包里有一本两砖头厚的《辞海》，是县教育局奖给他的。他要把它送给桂梅，说上一肚子的甜蜜话。

晓岚村离家四五十里路，班车要经过泾川县城。他换了两趟车，到了以前教书的小学没敢下去，怕别人看见说闲话。教书匠多坐了二三里路，才叫师傅停下车。庙会头一天，人很多，秦腔大戏也唱开了。教书匠不敢去村中心的小学，更不敢站在大涝池附近张望，他在雷公庙里烧了三株香，保佑他前程如意，又磕了三个头，许愿能顺利见到桂梅。之后他壮着胆在压井的小厦房前逗留了一圈，又到塬边的山圪塄里转了两趟。无聊极了。教书匠在一个凉粉担担前坐下来，要了一碗粉鱼鱼。小媳妇儿拿抹布抹一只黑瓷碗，招呼他：“呦，哪来的干部，可不敢把我卖鱼鱼的事儿告了公家。”教书匠头都不敢抬，把扦在上衣兜的英雄钢笔抽出来塞进挎包。小媳妇盛了一碗鱼鱼，又加了半勺，压低声音，媚着眼说：“看上谁家的女娃子了，一定是来瞅对象的，看你穿得这样新。”教书匠的脸又不争气地红了一大片，驳道：“你胡说啥着呢。”

也许是雷公庙里烧香磕头起了作用，这时候朝思暮想的秦桂梅真的出现了。他还是那样心疼（乖巧的意思），头发扎在脑后，蓝布衫衫，阔腿裤子，白底红面的新布鞋，脸比农村的女娃都白，不涂脂不抹粉，但有一股清香味儿，老远就被教书匠闻见了。教书匠扭过头，大胆望了一眼，桂梅也在看他，那眼珠子黑得像鸦羽，眼白亮得像蛋青，她在用眼睛说话：“哎，董老师，唉，教书匠，唉，你就不能好好说句站住立稳的像样话吗？”教书匠触电一般，缩回头，盯着碗里红辣辣的粉鱼鱼，把自己吃出了一身汗。

小媳妇儿“咯咯”笑，教书匠的脸更红了，他知道人家在笑他。那碗粉鱼鱼太扎实了，怎么也吃不完。他心慌意乱，如做了贼。看见桂梅坐在旁边的条凳上，教书匠给了小媳妇两角钱，掏出手绢，抹了嘴就跑。教书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他失望极了，昨夜想好的一肚子话呢，都被粉鱼鱼压得实腾腾的，一句都冒不出来。他跑到小学门口，庙会噪杂的说话声、鼓点声、戏乐声好似都被什么东西掩盖了，安安静静的，一只花肚子喜鹊扑棱棱跳到了路边的大榆树上。教书匠想，桂梅一定会跟过来的，一定会！

教书匠走到大涝池边，回头发现那个美得令他砰砰心跳的身影。秦桂梅确实跟着他来了，他们保持着两根电线杆子的距离（二十米）。两个人心里都有话，都想坐在一起诉衷肠，到了这个年纪，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难道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吗？桂梅与富贵，富贵与桂梅，一个要是存心耍二流子，不羞不臊，满嘴跑火车，那话儿都好说。要不换作另一个，扮个铁姑娘，泼辣勇敢，不管不顾，那事儿倒好办。但他们就是两个蔫牛粪蛋蛋，仿佛是拴在棍子两头的木偶，一个故意拖沓，另一个就慢下来，一个紧走两脚，另一个就疾步跟上。他们都等对方主动。最后，走到压井的小厦房旁，教书匠把《辞海》搁在他们曾经挑过水的砖柱下，他想桂梅一定看到了。他会写信给她。

教书匠又走了两根电线杆子的距离，走过沟圈，再回头，秦桂梅已经不见了。

父亲的眼泪流得止不住。起初，还有人打诨，问他干嘛不亲嘴，要不对不起人家桂梅，男欢女爱，干柴烈火，你俩咋就点不着呢。父亲声音颤抖起来。那天，教书匠站在自己工作了一年三个月的晓岚村，才发现那是秋日里少有的好天气。仿佛完成了人生的重大使命，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认定自己要离开了，身体轻盈，他解脱了。山洼里飘着紫色的雾气，天空是他从未认真看过的湛蓝，云骨朵儿仿佛撕乱的白棉，风吹过来，变成各种奇丽的动物，马儿在跑，兔儿在跳，鱼儿在游，鸟儿在飞，世间所有的美好呈现在眼前，这是他曾经的那个梦么，他的梦里将会有一个叫秦桂梅的姑娘。教书匠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升到高处，几座山梁，几道沟坎，都在山窝里汇集，消失。最好看的是青麦芃芃的田畴，还有秦桂梅家熟悉的大门楼子，如果他不离开这里，情愿做太阳底下一匹从容不迫啃食嫩草的白马。

借着酒劲和月光，父亲越讲越动情，人们都沉默了。他盘腿坐在帐篷里的竹板床上，像讲经说道的高僧，在昏暗中显出一尊佛的造型，大大的耳廓清晰而明朗。他说那是他人生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太年轻了，你想，一个即将出去见世面的大学生，穿着崭新的衣裳来见情人，送一本《辞海》，啥话不说就走了，这意思该有多丰富呀。在当年的教书匠看来，一切都还可以开始，一切都将从长计议，但在桂梅心里，他与她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后来她嫁给了同村的卡车司机柳万福。

有人咳嗽了两声。那个博物馆的人急急掐灭了烟头。

“你说的就是那个当年在县运输公司开东风卡车的老柳吗，河道乡晓岚村人，九八年企业改制，他下岗了，一直在家务果子。两个儿子，大的当兵出去好些年了，小的高中毕业在广东打工。”博物馆的人吃惊不小。他就属于前文所说的那种半生不熟的朋友，见面难得打一声招呼，大清早的经常听见他在楼下吵，喊人挪车，嘴里不干不净。

父亲说：“是的，是他，我太熟悉这个人的名字了。”

博物馆那人说：“哎呦，老董你还别说，老天爷都替你不平，他的腰在大地震中被拧断了。”

“是吗？”

“如果是柳万福就没错。不过——说出来你别难过啊，听说他女人也死了。大地震全县死了两个人，有一个就是柳万福的老婆，他只落了个重伤残疾。”

“她！？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世上，有人命大，有人命贱，炕塄上栽下来都能摔死人，别说这山摇地晃的大灾难了。四川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好几万哩！”

那一刻，曾经的教书匠——董富贵——我父亲，他的心是静止的，因为时间静止了，一切表情和动作都在瞬间僵死。但很快，父亲又活了过来，淡淡地说：“死了就死了吧，谁能不死呢。”他的眼泪重新流出来，于是，强拉起别人喝酒，自此不再说他和桂梅的事。

人死了，故事结束了，他的心也凉了。几个朋友见他难过，也都陪着，直到父亲酩酊大醉。

毫无疑问，这本是一个特别的叙旧之夜，但节外生枝的变故让简陋的酒局不欢而散。如果你是帐篷外那棵树上的一只鸟，就会看到，当朋友安慰了他好一阵子，然后一个个走开后，父亲伤心地捶击自己的额头，以及你会听到一个年逾半百的老人哭丧一般的嚎啕，在夜里，尤为悚然。最后他倒在母亲的怀里，这么多年，每当喝醉酒，都是母亲服侍他入睡，敷热毛巾，为他洗脚，在床下搁一个盛了水的盆子，方便他半夜呕吐。父亲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要把饱饱的泪水流进最亲的人怀里。他变得脆弱，不堪一击。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仰躺在竹板床上使劲地哭呀哭，向我母亲倾诉，说桂梅死了，死了就死了，当年他只是用眼睛谈了一年三个月的对象，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他以人格保证。他从不后悔和我母亲结婚，一切都是天意，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这一生和谁见面，和谁生儿育女。他只是觉得对不起桂梅，现在人死了，他的心也宽了。他感谢我母亲。

母亲的手不停摩挲着父亲亮亮的额头，好像在鼓励他说出这番话，方能好受一点。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昏昏睡去。母亲这才安慰似地说，老董啊，你是个好人，你现在都这样，当年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呢。你是个啥性情我还能不知道。那一夜，他们都释然了。

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打拳。之后到大云寺拜完佛，又去了趟瑶池沟，在回山顶上的王母宫，父亲待了整整一上午。他去忏悔心事，准备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秦桂梅。下山后，父亲没去临时安置的小帐篷，而是回了家。要知道，那时候地震预警还未解除，人心惶惶，街道上乱作一团，仿佛世界末日一般。余震极有可能发生，父亲把他关进书房，彻夜写作。我们只能远远看着小区楼上唯一亮灯的窗户，为父亲捏一把汗。我想，他一定是疯了！

第三天，父亲写出万字长文，题为《一个懦弱男人对已故情人的忏悔》。紧接着，当夜喝酒的朋友也开始动笔创作，也许是受到故事的感染，也许这压根就是世间难得的写作素材，父亲和桂梅仿佛古董一般的爱情让年轻一辈们深感费解，却又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力量，令人兴奋。于是，如同打开一座春秋大墓一样，一点一点发掘，让逝去的岁月重新焕发光芒。作家樊先生写的一部弦子腔剧本《哭桂梅》，几经奔走，很快搬上舞台，在全县引起轰动。也有写诗歌的，写小说的，桂梅的形象被拔高了，父亲的形象被放大了，他们有情有义，敢爱敢恨，最终冲破世俗藩篱，结为伉俪，走向了人生的新生活。这时候已距大地震过后半年之久。父亲对所有作品都坦然笑之，唯独对樊先生的《哭桂梅》提出意见，他说：“你们编得太过头啦，富贵和桂梅就是用眼睛瞅了个对象，其他的事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樊先生对父亲说：“文学作品，纯属虚构，切莫对号入座。”

父亲好似大病初愈，勉强笑笑。他本是当事者，却已非剧中人。

别人拿父亲的情感经历戏说演绎，全然不顾当事人的感受。只有我知道，那夜情况有变，他并未把故事讲完。在忏悔信中，我发现了重大隐情。他是一个重情守诺的人，他是一个善良友好的人，如果不曾心碎，如何能把与秦桂梅之间最后二十米的距离弄得天涯咫尺，萧郎陌路。他不光对秦桂梅好，他对所有人都好，包括后来我的母亲。当年父亲已是大云寺管理所的公家人了，母亲还是个毛纺厂的小学徒。相亲见面时，母亲仰慕父亲的身份，勇敢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将你爱吃的饭菜记在本本上，就像我们织毯子的口诀，一辈子为你做好吃的。”父亲被这话感动，决心娶她为妻。

有一个片段补充如下。

教书匠变成洋学生之后，曾给初恋人写信，十封八封的信像鸽子一样从省城飞回晓岚村，都被秦木匠截获了，偶有几封落在桂梅手里。但又能怎样，只能是一种更加巨大的疏离感使她承受了多余的痛苦。一切都过去了，如果有一句能站住立住的话也好啊，但是洋学生那会儿说过吗？没有！

到了暑假，洋学生回来找桂梅。说来蹊跷，半路上拦了一辆吉普车，结果车上坐的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余建明。余书记下乡途中，也乐意捎带一个在路边候车的斯文学生。洋学生第一次坐专车，人又不认识，就觉得该说点什么，便问：“您这是去哪呀？”余书记说：“河道乡。”洋学生说：“正好，我去晓岚村，顺路把我放下就行。”余书记说：“晓岚村呀，知道知道，那里有个雷神庙，灵光得很，整个塬上下雹子，就绕过了那一坨。老天爷长眼，如今的神仙都走后门呢。”

还没到晓岚村，车子就停下了。余书记见有人在回茬后的麦地里拉耱，很是奇怪。这时候，还不到节气。下一场雨，耱好的地被雨水一冲，再暴晒几日，皮面就干盔了。到了九月白露，种麦子，还得再重新拾掇一遍。农村里的把式没有这么干的。余书记站在路边喊：“老乡，老乡。”

一个女人和一头牛并在一起拉耱，绳子勒进女人的肩膀。耱上岔腿站了个大男人，挽起裤管，精赤双脚，手里握一根长鞭。他把耱驶到地头，要停下，嘴里“噢哦噢哦”叫着，扬起鞭子抽那头牛，结果鞭梢划在了女人身上。女人回头瞪男人，一双溜溜的黑眼珠子就映在了车窗后面的洋学生心里。

她——桂梅——唉唉——洋学生的脸火辣辣地疼。

牛歇人立。男人上来和余书记说话，敬烟。洋学生看清了那人的模样，黑瘦黑瘦的，腕子上带着明晃晃的表，扎人眼。洋学生还要去瞅一眼那个和牛一样出蛮力的女人，没错，就是桂梅。她背身坐在地垄上，倒鞋窠里的土，没穿袜子，同样精赤着脚，一点也不知道车里坐着教书匠。那天，洋学生不知是怎么回去的，晕晕乎乎，仿佛一位醉汉酒醒后看到了金黄闪闪的太阳。一个人走呀走，脑子里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和自己较劲。他想，换作是他，至少会让女人站在耱上，而当牛做马的也一定是他董富贵！到家已是日落时分，洋学生掮上扁担，吊两只铁桶，发疯似的往水缸里灌水。他要把力气用完，如果能把自己累死最好。老父亲看出情况不妙，问他咋了。他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挑水，把两口大缸灌得像两面明晃晃的镜子。然后，洋学生扔掉扁担，跑回厢房，用被子蒙住头，哭了整整一晚上。

洋学生那阵子的心情悲哀到了极点。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踏进晓岚村一步。但在三十年后，洋学生已经成为我的父亲，他要食言了。中国人讲恕道，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况且富贵与桂梅的故事，泾川城里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已经不再是现实中的人物，好比是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类似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父亲再也不用藏着掖着，欲说还休。即使他不说，自有人说。不光说，还唱还演，锣鼓家什，竹丝管弦，齐齐儿上。

父亲像脱掉壳子的蝉，轻松了。那是大地震过后一周年祭日，各行各业都在举行哀悼活动。父亲跟着一伙人去乡下搞防震宣传，经过河道乡晓岚村，他执意要进去看看。

父亲想起了秦桂梅，现在他终于有勇气去面对。桂梅是怎么死的？平展展的塬面，光堂堂的屋子，老天爷怎么唯独把她带走了。父亲执拗的劲儿上来后，没人能拦得住。再加上，那会儿虽然退居二线，但他毕竟是坐在台子上给大家讲过话的公家人。父亲光临晓岚村，受到了村干部的盛情欢迎，立刻有人认出来，他就是当年的教书匠。父亲抱拳作揖，三十年光阴流逝，感谢村人抬爱栽培。

人事代谢，许多人都老了，村党支部书记是秦六叔家的小儿子秦五魁。他为父亲设了一场酒。当年他跟文华同桌，是我父亲的学生。秦五魁说，董老师三十年回来一趟，村上一定要有所表示。当年的晓岚小学，学生们不成才难成器，反倒是教书先生考上了大学。大家哈哈笑着，眼看一场酒局在所难免，但父亲坚辞不受。原因是自从得知桂梅去世的消息后，他便滴酒不沾。多年习惯所致，光喝酒不说故事，心里寡得慌，还不如不喝。于是，他干脆戒了烟酒，一心研究佛经。

父亲真正的目的是去祭奠桂梅，即使她已不在人世，瞅一眼遗像也好。也许他们清楚父亲的用意，就带他来到了柳万福家，只当这是一次平常的入户检查。一排白墙灰瓦的小康屋，列队般整齐。水蓝色的钢皮大门，钉着六排三十六枚大铜钉。门栓是两个狮子头，嘴里衔着黄金环。秦五魁扣门，不见人来。又打电话，说人在家中。顷刻，院内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拉开大门套下的小单扇，一个人出来了。谁呀？妈吔，桂梅！

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桂梅还活着，脸刷的红起来。他是羞呀，臊呀，激动呀，高兴呀！他的表现又像二十岁的样子，心慌，局促，呼吸困难，浑身长了风疹一般。几十年前，教书匠站在大涝池边偷看秦木匠家的大门楼子，结果总让他失望。今天桂梅从大门里走出来了，穿过三十年时光，历经生死，狭路相逢。这一面相见，是多么不容易呀。他曾经有大好的机会拿起这份爱情，说一句硬邦邦的能站住立稳的像样话。可他没有。这世上，得到一个男人忠贞的承诺得有多困难？父亲这样的人，活该把一桩好姻缘蹉跎成半生的相思苦。隔着三十年的时光，他们一前一后，你情我愿，走在村里的机车路上，拉开两根电线杆子的距离。二十米，区区二十米，他们最终也没有把一句话的距离走成十八米、十五米、十米，甚至更短——不过我要庆幸，如果那天他们走到一起，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秦五魁问：“老柳家的，县上领导来检查，掌柜的没在吗？”

桂梅说：“沟圈地里锄二茬玉米呢，都进来吧。”她倏忽抬头看见我父亲。父亲的头发已秃顶，再也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教书匠。

……

秦五魁说：“老柳家的，来贵客了，快把门开大，敞亮些啊。”

作者简介：

尚元，本名尚天福，生于1983年1月，甘肃泾川人，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现居甘肃平凉。在《飞天》《海燕》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获甘肃省第七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甘肃省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